二 谢灵运诗歌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研究概况

无论谢灵运其人抑或作品，都是非常值得关注和研究的对象。从历朝品评谢灵运的诗论、诗选一直到近代学者对谢灵运作品的选注、研究，谢灵运一直是众人关注的焦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发展，谢灵运开始进入西方人的文化视野。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是谢灵运诗歌在英语世界译介及研究的起步阶段。20世纪70年代至21 世纪初是谢灵运诗歌接受的发展期，这一阶段推出了众多不同角度、不同类型的研究成果，显示出谢灵运在英语世界的接受正处于持续发展的阶段。如今，谢灵运研究正朝着纵深方面发展，西方学者不断寻求着新的探索领域。

在这跨度达三十年的起步阶段过程中，有三位值得关注的人物：汉学家马瑞志（Richard B.Mather）、汉学家傅乐山（J.D.Frodsham）和学者弗朗西斯·韦斯特布鲁克（Francis Westbrook）。马瑞志是英语世界中较早研究谢灵运山水诗作与佛教思想的西方学者，他于1958年发表在《亚洲研究》（Journal of Asian Studies）期刊上的论文《5世纪诗人谢灵运的山水佛教思想》（The Landscape Buddhism of the Fifth Century Poet Hsieh Ling-yun）[21]，率先提出了“山水佛教思想”（Landscape Buddhism）这一术语，就佛教思想与谢灵运其人及其创作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独辟蹊径的探讨，其文中也涉及谢灵运作品的零星译文。在马瑞志的影响下，谢灵运以“佛教诗人”的形象进入了西方汉学家的研究视野。

对谢灵运诗歌进行系统的、较为全面的译介始于汉学家傅乐山。1967年傅乐山关于谢灵运的著作《潺潺溪流：中国山水诗人谢灵运（康乐公）的生平与创作》（The Murmuring Stream：The Life and Works of the Chinese Nature Poet Hsieh Ling-yün（385—433），Duke of K’ang-Lo）（Two Volumes）[22] 在马来亚大学出版，在其著作中，傅乐山对谢灵运的生平思想及诗歌创作作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对谢灵运的诗歌进行了系统的、较为全面的翻译。自此，谢灵运开始以其“山水诗人”形象全面进入西方人的研究视野，成为继陶渊明之后的另一位颇受关注的南朝诗人。

弗朗西斯·韦斯特布鲁克是英语世界第一位对谢灵运诗歌进行全面阐释的美国学者，在其博士论文《谢灵运抒情诗及〈山居赋〉中的山水描写》（Landscape Description in the Lyric Poetry and“Fuh on Dwelling in the Mountains”of Shieh Ling-yunn）[23] 中，他在西方诗学的背景下，采用文本细读的方式，对诗歌文本进行了详尽的阐释，并对谢诗在英语世界的接受现状作了概述。他指出，尽管存在着惯有的批评及无端的忽视，但是最近几十年[24]西方学界开始对谢灵运有所关注，这与黄节、叶笑雪，以及法国汉学家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正是他们的努力，使得谢诗得以在英语世界流传。黄节的《谢灵运诗注》文言文注本和叶笑雪的《谢灵运诗选》白话文注本均为西方学者提供了参考。戴密微在“langue et littérature chinoises”[25] 一文中就谢诗的版本作了说明。韦斯特布鲁克也对谢灵运在西方汉学界的接受前景作了适当预测，他认为戴密微1970年发表在《通报》（T’oung Pao）上的一篇有关傅乐山《潺潺溪流：中国山水诗人谢灵运（康乐公）的生平与创作》的评论文章无疑有助于引起西方汉学界对谢灵运更多的关注，由此确立了谢灵运在西方汉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韦斯特布鲁克认为，“在西方汉学界关于谢灵运的重要研究成果出现之际，像戴密微这样的知名学者对谢灵运在中国文学史上应有地位作出如此评价，是谢灵运批评前景的一个可喜征兆”[26]。此外，韦斯特布鲁克指出，作为中国第一位描写自然形貌的山水诗人，中国文学批评史诸家将其简单定义为“山水诗人”，然而谢灵运不只是简单描摹自然，而是将己之深情注入其中，实现了山水与自我生命的交融升华。

马瑞志、傅乐山和韦斯特布鲁克三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奠定了英语世界谢灵运诗歌译介及研究的基础。在三位学者的引领下，20 世纪70年代之后，谢灵运其人其诗在英语世界的影响不断扩大，研究谢灵运的西方学者逐渐增多，在译介和研究方面成果卓著。

就谢灵运诗歌的翻译而言，美国汉学家、翻译家戴维·亨顿（David Hinton）编译的《谢灵运的山水诗》（The Mountain Poems of Hsieh Ling-yun）[27] 是除傅乐山、韦斯特布鲁克译本之外的另一个较为完整的译本，亨顿共译山水诗16首。

英语世界关于谢灵运诗歌的英译，还散见于西方汉学家的诗歌选集及研究著作。辑录谢诗的诗集如：柳无忌（Liu Wu-chi）、罗郁正（Irving Yucheng Lo）合编的《葵晔集》（Sunflower Splendor：Three Thousand Years of Chinese Poetry）[28]、傅汉思（Hans H.Frankel）的著作《梅花与宫闱佳丽》（The Flowering Plum and the Palace Lady：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Poetry）[29]、伯顿·沃森（Burton Watson）编译的《哥伦比亚中国诗选：从早期到13世纪》（The Columbia Book of Chinese Poetry—From Early Times to the Thirteenth Century）[30]、梅维恒（Victor H.Mair）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古典文学选集》（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31]、叶维廉（Yip Wai-lim）的著作《汉诗英华》（Chinese Poetry：An Anthology of Major Modes and Genres）[32]、蔡宗齐（Zong-qi Cai）编撰的《中国诗歌选集》（How to Read Chinese Poetry：A Guided Anthology）[33]。

一些学术论文及专著中也涉及谢诗的零星英译，田晓菲（Tian Xi aofei）的专著《神游——早期中古时代与十九世纪中国的行旅写作》（Vi-sionary Journeys：Trauel Writings from Early Medieual and Nineteenth-Century）[34] 及孙康宜（Kang-l Sun Chang）的专著《抒情与描写——六朝诗歌概论》（Six Dynasties Poetry）[35] 中都有少量诗作的译文。尽管谢灵运诗歌译介的力度还远远不够，但由此可见西方学者对谢灵运的关注在逐渐增加。

就谢灵运诗歌的研究而言，自20 世纪70年代以来，处于西方文化语境之下的西方汉学家，从不同角度出发，对谢灵运作了不同程度的研究，谢灵运的研究成为继陶渊明之后西方汉学研究的又一重镇。西方学者对谢灵运的接受研究主要表现在谢灵运生平思想与诗歌创作、谢灵运诗歌主题思想及谢灵运诗歌艺术特色三个方面。其代表性研究成果如下：

对谢灵运思想与诗歌创作的研究成果主要以陈伟强（Timothy Wai Keung Chan）的研究为代表。他在其著作《对“岁暮”的思考——中古早期诗歌表现中的生死观》（Considering the End：Mortality in Early Medieual Chinese Poetic Representation）[36] 的第五章“谢灵运与‘悟’”（Xie Lingyun on Awakening）中，就佛教思想中的“顿悟”思想与谢灵运诗歌创作的关系作了探讨。

对谢灵运诗歌主题思想的研究，除韦斯特布鲁克的研究之外，伯顿·沃森在著作《中国抒情诗——2 世纪到12 世纪的古诗史》（Chinese Lyri-cism：Shih Poetry from the Second to the Twelfth Century）[37] 中的“隐逸诗歌”（The Poetry Reclusion）这一章节中简要论及了谢灵运的隐逸情怀。

对谢灵运诗歌艺术特色的研究成绩主要体现在以下学者的研究成果中：孙康宜的专著《抒情与描写——六朝诗歌概论》用“一种新的描写模式”（a new descriptive mode）来定义谢灵运山水诗的写作风格；田菱（Wendy Swartz）的论文《风景阅读与书写——谢灵运的〈易经〉运用》[38] 探讨了《易经》的典故引文与诗人当前处境及山水诗结构的关系；田菱的另一篇论文《谢灵运诗歌的“自然”》（Naturalness in Xie Lingyun’s Poetic Works）[39] 探讨了谢诗语言的“自然”；田晓菲的专著《神游——早期中古时代与十九世纪中国的行旅写作》从“自我”与“他者”的角度对谢灵运诗歌的审美特点作了详尽的分析；黄泽昌（音译，Harrison Tse-Chang Huang）的博士论文《短行、庄园和居高临下的审视——谢灵运的山水诗》（Excursion，Estates，and the Kingly Gaze：The Landscape Poetry of Xie Lingyun）[40] 对谢灵运山水诗的游览视角进行了探讨；赛琳娜·安·谢里登（Selinda Ann Sheidan）的博士论文《六朝诗歌的语词与风格的研究——以谢灵运和谢朓的词语频度研究为例》（Vocabulary and Style in Six Dynasties Poetry：A Frequency Study of Hsieh Ling-yun and Hsieh T’iao）[41] 运用统计词频的方法，对谢灵运诗歌风格作了实证研究。

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西方学者在谢灵运诗歌译介和研究方面取得的进展，弥补了英语世界汉学研究中的谢灵运接受研究的空白，由此拉开了谢灵运诗歌“西游”的序幕。随着几代汉学家研究成果在英语世界影响的深入，加之谢灵运在英语世界的影响也不断扩大，更多的西方学者加入了谢灵运作品翻译、研究的行列，谢灵运也因此成为国外汉学界的研究热点。

英语世界对谢灵运的接受有着以下几个原因：其一，谢灵运于20 世纪50年代在西方被接受顺应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汉学研究蓬勃发展的这一时代潮流。谢灵运作为中国诗歌史上举足重轻的诗人，其开创的山水诗派，在中国诗歌史上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因而谢灵运研究成为西方汉学研究不可缺少的一环。其二，对谢灵运独特的诗人形象及其丰富的学术思想的个案研究具有代表性，有助于西方汉学界深入到对中国古代文人的士大夫形象气质的整体研究，而且谢灵运鲜明的个性更符合西方人的审美。生安锋、白军芳的《孙康宜教授访谈录》中，孙康宜说到，与抒情的陶诗相比，美国学生更倾向于现实的谢诗。因为谢诗真实，充满了命运与现实的抗争，更能激起西方读者的共鸣[42]。其三，谢灵运的山水诗充满了对自然形象的各种描绘，表达了诗人钟情于山水，或寄怀于山水的情致。英语世界也有着酷爱山水、描绘山水的文学传统。英语世界蜚声文坛的自然诗人华兹华斯、柯尔律治笔下的诗歌中也充满了对自然的诗意的描绘，表现出对自然强烈而真挚的情感。尽管谢灵运和西方的自然诗人有着诸多差别，但东西方热爱山水的共同传统使得谢灵运颇受西方汉学家的青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