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唐文人贬谪与中唐贬谪词的创作

一 贬谪词的开山之作——刘长卿的《谪仙怨》

贬谪题材在词中的出现以中唐刘长卿为最早。刘长卿在诗歌上曾自诩为“五言长城”，但其词作数量却很少，刘长卿在曾昭岷等编著的《全唐五代词》中只有一首《谪仙怨》流传于今，但这首《谪仙怨》却在贬谪词的历史上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窦弘余《广谪仙怨》前小序记载，《谪仙怨》曲调源自唐玄宗所作的笛曲。当时正值安史之乱，车驾幸蜀，经马嵬驿时因六军不发而赐死杨贵妃，行至骆谷，玄宗登高下马，望秦川而遥拜宗庙，“呜咽流涕，左右皆泣……遂索长笛，吹于曲，曲成，潸然流涕，伫立久之”。此曲便是《谪仙怨》，“其音怨切，诸曲莫比”[1]。刘长卿用这个词调表现自己的贬谪感慨，无论从音乐的悲怨情调还是从词牌名称上来看都是非常恰当的。《谪仙怨》词如下：

晴川落日初低，惆怅孤舟解携。

鸟去平芜远近，人随流水东西。

白云千里万里，明月前溪后溪。

独恨长沙谪去，江潭春草萋萋。

刘长卿在《旧唐书》与《新唐书》中皆无传记。元代辛文房《唐才子传》中说：“（刘长卿）于开元二十一年徐征榜及第。至德中，历监察御史，以检校祠部员外郎出为转运使判官，知淮西岳鄂转运留后，观察史吴仲孺诬奏，非罪系姑苏狱。久之，贬潘州南巴尉。会有为辩之者，量移睦州司马。终随州刺史。”[2]贬潘州南巴尉，后量移为睦州司马，似乎可合作一次贬谪，然而唐代高仲武在《中兴间气集》中说：“长卿有吏干，刚而犯上，两遭迁谪，皆自取之。”则刘长卿应该有两次贬谪经历。今人杨世明所著《刘长卿集编年校注》即考订为两次贬谪，一次是在唐肃宗乾元二年刘长卿摄海盐县令时，受诬下长州狱，之后贬谪为潘州南巴尉。这次贬谪所为何事？刘长卿在《罪所留系寄张十四》一诗中提到“冶长空得罪，夷甫岂言钱”，在《罪所留系，每夜闻长州军笛声》中又说：“白日浮云闭不开，黄沙谁问冶长猜。”《论语·公冶长》云：“子曰：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疏云：“于时冶长以枉滥被系。”[3]长卿引此，当然旨在说明自己也是被冤枉的；夷甫即王衍，《世说新语·规箴》载：“王夷甫雅尚玄远，尝嫉其妇贪浊，口未尝言‘钱’字，妇欲试之，令婢以钱绕床，不得行，夷甫晨起，见钱阖行，呼婢曰：‘举却阿睹物。’”[4]他援用此典，似乎是为自己辩解不曾于钱货有不清之处，反言之，很可能有人以贪赃为名陷害他。第二次是在唐代宗大历九年，刘长卿在淮西岳鄂转运留后任上，“吴仲孺欲截留输送京师钱粮，长卿不与，吴仲孺诬其犯赃二十万贯。朝廷遣监察御史苗伾就推，贬长卿为睦州司马”[5]。吴仲孺时任岳鄂观察使，为郭子仪的女婿，得罪这样一个有权势的人，无怪刘长卿因之遭贬。这次贬谪同样为钱粮事，也许正是因此有些资料便将两次贬谪混为一谈。不过我们可以看出，刘长卿无论是贬潘州南巴尉还是贬睦州司马，都是因“刚而犯上”所致，《唐才子传》认为“长卿清才冠世，颇凌浮俗，性刚，多忤权门。”[6]独孤及在《送长州刘少府贬南巴使牒留洪州序》中说：“曩子之尉是邦也，傲其迹而峻其政，能使纲不紊，吏不欺。夫迹傲则合不苟，政峻则物忤，故绩未书而谤及之，臧仓之徒得骋其媒孽，子于是竟谪为巴尉。”[7]这种刚傲不阿，不取媚于权幸的性格在中国古代诸多蒙冤被贬的文人中，是相当具有典型性的。

《谪仙怨》一词作于他第二次贬谪为睦州司马之后。词作表现了他再次贬谪后惆怅、幽怨的心情：在一个晴朗春日的黄昏，词人独自一人乘坐小船离开江岸，又一次开始了贬谪的路途。他抬眼望去，一片平坦碧绿的原野之上，鸟儿自由自在远远近近地飞翔，而自己却身不由己，随着无情的流水四处漂泊（贬南巴尉后十余年间，刘禹锡足迹遍布江西、杭州、越州、淮南、长安、扬州、润州、鄂州）。遥岑远目，自己已经像天边的白云一样漂泊了千里万里，而在今宵明月光照之下，即将来到浙西贬所睦州。此刻他想到了汉代被贬到长沙的贾谊，这位令人佩服的才子在贬所抑郁而亡之后，江水依旧奔流，江边的春草依旧萋萋如翠，词人心中不禁涌起无边的惆怅之情。

俞陛云先生在《唐五代两宋词选释》中曾评道：“‘白云千里’，怅君门之远隔；‘流水东西’，感谪宦之无依，犹之昌黎南去，拥风雪于蓝关；白傅东来，泣琵琶于浔浦，同此感也。”[8]韩愈潮州之贬、白居易江州之贬，对他们的人生来说不啻晴天霹雳，但从刘长卿的词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情感仅是惆怅和幽怨，没有激愤与不平，这大概是因为当时刘长卿已经年近六十，而且加上第一次贬谪岭南的基础，对人生的沧桑变化和世间的人情反复早已司空见惯，所以剩下的只是淡淡的感慨和哀愁罢了。

二 悲怆、反思与自信——刘禹锡的贬谪词

考之《旧唐书》卷一六○《刘禹锡传》，刘禹锡在唐顺宗永贞年间参与王叔文领导的永贞革新，由于此次革新触动了宦官、藩镇甚至当时还是太子的宪宗的利益，很快便在反对势力的联合打击下失败。刘禹锡坐贬连州刺史，“朝议谓王叔文之党或自员外郎出为刺史，贬之太轻”，在前往贬所的途中，又加贬为朗州司马。他居朗州整整十年后方被召还，但很快又因为一首诗“语涉讥刺，执政不悦，复出为播州刺史”。播州，即今天贵州遵义市，在唐朝属于西南边鄙，路途险恶，人迹罕至。当时刘禹锡上有年迈老母，如跟随前往必将死于路途。在御史中丞裴度的一再求情之下，宪宗皇帝改授禹锡为连州刺史，此后又历任夔州、和州刺史，十余年后方又回到京师。正如刘禹锡在《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一诗中所说：“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刘禹锡生性耿直激切，《新唐书》卷九三本传中说其“恃才而废，褊心不能无怨望”。《旧唐书》亦云其“终以恃才褊心，不得久处朝列”。“褊心”意为心胸狭小，由此我们也能看出他对自己的贬谪始终有着愤恨不平。他在《谒枉山会禅师》一诗中这样说：“我本山东人，平生多感慨。”这份“感慨”，不仅表现在他大量的诗歌文赋当中，同时也在他的词作中有体现，如在任夔州刺史期间仿屈原《九歌》而作的《竹枝九首》中，就有四首表达了自己的贬谪之感：

白帝城头春草生，白盐山下蜀江青。

南人上来歌一曲，北人莫上动乡情。

城西门前滟滪堆，年年波浪不能摧。

懊恼人心不如石，少时东去复西来。

瞿塘嘈嘈十二滩，此中道路古来难。

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

巫峡苍苍烟雨时，清猿啼在最高枝。

个里愁人肠自断，由来不是此声悲。

第一首表现了自己作为贬谪于南方的“北人”内心的思乡之情。词人以茂密的春草和清冽的蜀江起兴，对于“南人”来说，如此风景饱含乡土气息，温暖有如亲人；而对于“北人”来说，则充满了异乡情调，虽信美而非吾土。因此，当“南人”引吭高歌，深情缱绻之时，作为“北人”的自己却低首徘徊，乡愁缭乱。第二首和第三首反映出词人在贬谪之后对世态人心所作的思索。前者以“石”作比，“滟滪堆”，在夔州西南长江中。《太平寰宇记》卷一四八中说：“滟滪堆，周回二十丈，在州西南二百步蜀江中心，瞿塘峡口。冬水浅，屹然露百余尺。夏水涨，没数十丈，其状如马，舟人不敢进……谚曰：‘滟滪大如蹼，瞿塘不可触；滟滪大如马，瞿塘不可下；滟滪大如鳖，瞿塘行舟绝；滟滪大如龟，瞿塘不可窥。’”[9]长江三峡之瞿塘峡，从古到今多少年都因滟滪堆这片巨石而风险浪恶，长江年复一年的波涛都无法将之摧毁，可见石性之坚，“万物皆流，金石独止”，与此相比，人心却是那么善改易变，深险难测！第三首则以水作比，《太平寰宇记》中说：“瞿塘峡在州东一里……连崖千丈，奔流电激，舟人为之恐惧。”但瞿塘峡水流之险恶，是因两岸悬崖陡立，江面狭窄，加上滟滪巨石横拦江中所致，乃地势使之然也，与此相比，人心却更加不可捉摸，“平地起波澜”，岂非无事生非、无中生有之谓乎！孟棨《本事诗·事感》曾记有：“刘尚书禹锡自屯田员外左迁朗州司马，凡十年始征还，方春，作《赠看花诸君子》诗曰：‘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其诗一出，传于都下。有嫉其名者，白于执政，又诬其有怨愤。他日见时宰，与坐，慰问甚厚。既辞，即曰：‘近有新诗，未免为累，奈何？’不数日，出为连州刺史。”[10]十年的朗州贬谪生活已经让词人尝尽生命沉沦的艰辛，此刻刚被征还旋即因一首诗中“莫须有”的讥刺而再遭废弃，刘禹锡的心中怎么不感慨万千。在《谢门下武相公启》中他悲怆地说：“某一坐飞语，废锢十年。昨蒙征还，重罹不幸。诏命始下，周章失图。吞声咋舌，显白无路。”[11]联系此事，更可见刘禹锡在这两首小词当中所寓感慨之深。第四首词是借巫峡猿猴之哀啼表达自己贬谪后内心的悲怆。《水经注·江水》云：“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12]《世说新语·黜免》中亦有关于猿啼的记载：“桓公入蜀，至三峡中，部伍中有得猿子者，其母缘岸哀号，行百余里不去，遂跳上船，至即便绝。破视其腹中，肠皆寸寸断。”[13]可见巫峡猿啼委实凄厉哀绝，然而词人却说自己悲愁肠断并不是听到巫峡猿猴的哀鸣，而是另有原因。刘禹锡曾在《谪九年赋》中表达自己久谪边鄙而无召还之望的悲哀和困惑：“伊我之谪，至于数极。长沙之悲，三倍其期……稽天道与人纪，咸一偾而一起，去无久而不还，棼无久而不理。何吾道之一穷兮，贯九年而犹尔？”[14]在《上中书李相公启》中又有时光流逝老大无成的痛心：“呜呼！以不驻之光阴，抱无涯之忧悔。当可封之至理，为永废之穷人！闻弦尚惊，危心不定。垂耳斯久，长鸣孔悲。”[15]那么，词人在前往贬所经过巫峡时心里那份悲怆，就可想而知了。不过，刘禹锡内心虽然对贬谪有着沉痛的悲伤，对世态人心充满怀疑，但却依然坚定自己的立场，认为自己的清白终有一天会昭雪于世，《浪淘沙》一词便体现了这份坚定和自信：

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寒沙始到金。

词作充满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奋争精神：奸邪小人的谗言尽管像滔天巨浪一样试图淹没、摧毁正义和忠贞，悲苦漂泊的“迁客”虽然暂时如沙石一般沉埋于水底，然而词人坚信，是真金总会有被慧眼识认的一天，就把那千淘万漉、千锤百炼的苦难过程当成对自己的考验吧。

三 “病使君”与“重富贵”的感慨——白居易的贬谪词

与刘禹锡沉沦二十多年的贬谪生涯相比，白居易遭受贬谪的时间并没有那么长，但对于他来说，却是人生的一次大转折。元和十年七月，宰相武元衡因为力主兴兵讨淮西而被藩镇“盗杀”，白居易第一个上疏，“以为书籍以来，未有此事，国辱臣死，其此时也！”[16]请急捕贼以洗刷朝廷之耻。然而有人却认为，白居易当时身为太子左赞善大夫，属于“宫官”，不应当先于谏官言事，即所谓“越职言事”，“会有素恶居易者，掎摭居易，言浮华无行，其母因看花堕井而死，而居易作《赏花》及《新井》诗，甚伤名教，不宜置彼周行。执政方恶其言事，奏贬为江表刺史。诏出，中书舍人王涯上疏论之，言居易所犯状迹，不宜治郡，追诏授江州司马”（《旧唐书》卷一六六《白居易传》）。然而，堂堂大唐宰相居然被藩镇所派出的杀手惨杀于京都长安的大街上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发生之时，“越职言事”根本算不得什么罪过，只能说明白居易维护国家安定和中央权威的急切心理而已，退一步讲，这次“越职言事”就算是一个过错，也罪不至贬，何况贬至遥远偏僻之江州做一个小小司马。至于那几首“有伤名教”的诗篇，更是莫名其妙，白居易贬谪的真正原因是在此之前由于自己的直言极谏而得罪了权要、宦官甚至君主。

早在元和初年，白居易就因为创作讽喻诗而引起了许多权臣的反感。正如他在《与元九书》中所说，“凡闻仆《贺雨诗》，众口籍籍，以为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大率如此，不可遍举。不相与者，号为沽誉，号为诋讦，号为讪谤”[17]。元和四年白居易频频论奏反对宦官吐突承璀领兵征讨王承宗，则又直接与宪宗最得意的宦官结下了仇怨，同时也惹怒了宪宗。他当时切谏：“军国权柄，动关于治乱；朝廷制度，出自于祖宗；陛下宁忍徇下之情，而自隳法制？从人之欲，而自损圣明？何不思于一时之间，而取笑于万代之后？”[18]《新唐书》卷一百十九《白居易传》中载：“后对殿中，论执强鲠，帝未谕，辄进曰：‘陛下误矣。’帝变色，罢，谓李绛曰：‘是子我自拔擢，乃敢尔，我叵堪此，必斥之！’绛曰：‘陛下启言者路，故群臣敢论得失。若黜之，是钳其口，使自为谋，非所以发扬盛德也。’”此次虽然由李绛的劝阻而免于被斥，但显然已经留下了祸根。元和五年，元稹因触怒权贵而再次获贬，白居易三上表章，极言贬元稹之不当：“元稹守官正直，人所共知。自授御史以来，举奏不避权贵，故权要挟恨，宦官忌惮，方镇切齿；今无罪被贬，即是杜绝言路，即是偏袒宦官，即是方便方镇。”[19]三上表章无疑又一次加剧了得罪宦官、权要的程度，因此，元和十年白居易因“越职言事”被贬江州是必然的。

白居易的江州之贬持续了四年，元和十三年冬，白居易量移忠州任忠州刺史。忠州，即今天重庆忠县，在唐朝属于山南东道，距离长安二千多里。忠州城在长江北岸，居民沿山势筑室而居，街道非常狭窄逼仄。诗人杜甫在唐代宗永泰元年路过忠州时，曾有诗记之：“忠州三峡内，井邑聚云根；小市常争米，孤城早闭门。空看过客泪，莫觅主人恩。淹泊仍愁虎，深居赖独园。”（《题忠州所居龙兴寺院壁》）因为有老虎时常出没，所以常常天色很早就得把城门关上，其荒凉的境况可想而知。因此，白居易此番任忠州刺史虽属于“量移”，但环境同样恶劣。忠州距离刘禹锡贬所夔州不远，同为巴蜀之地。白居易亦以当地民歌《竹枝》为调，作词四首以寄寓自己的贬谪之感。词曰：

瞿塘峡口烟水低，白帝城头月向西。

唱到竹枝声咽处，寒猿闲鸟一时啼。

竹枝苦怨怨何人，夜尽山空歇又闻。

蛮儿巴女齐声唱，怨杀江南病使君。

巴东船舫上巴西，波面风声雨脚齐。

水蓼冷花红簌簌，江蓠湿叶碧凄凄。

江畔谁家唱竹枝，前声断咽后声迟。

怪来调苦缘词苦，多是通州司马诗。

“声咽”“怨杀”“凄凄”“调苦”“词苦”，这一系列词语让四首词充满悲凉凄怨的情调，表现了词人经三峡入忠州时的艰险不易，在忠州任上对前途的渺茫无测，以及对自己多病之身的自怜。第四首词中，“通州司马”指白居易的好友元稹。当时元稹正离通州赴虢州长史任，途中与白居易相遇。《旧唐书·白居易传》中有载：“十三年冬，量移忠州刺史。自浔阳浮江上峡。十四年三月，元稹会居易于峡口，停舟夷陵三日。时季弟行简从行，三人于峡州西二十里黄牛峡口石洞中，置酒赋诗，恋恋不能诀。”[20]此番不期而遇，对白居易来说可谓悲喜交加。元白二人同为元和时期政坛新秀，都曾怀着许身报国的热情积极参与政治与文化上的批判、改良与重建，此刻却落得“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可悲境遇。“怪来调苦缘词苦，多是通州司马诗。”今传元稹所作诗篇中并没有《竹枝词》，或许是当地百姓将元稹的一些诗歌直接唱入竹枝词的调中，又或许，白居易这里只是借通州司马之“调苦”来表现自己的“词苦”，二人在贬谪中的体会，想来相差不多。

此外，白居易还有《浪淘沙》词九首，其中两首亦明显寓有贬谪之意：

青草湖中万里程，黄梅雨里一人行。

愁见滩头夜泊处，风翻暗浪打船声。

随波逐浪到天涯，迁客西还有几家。

却到帝都重富贵，请君莫忘浪淘沙。

考之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注》，《浪淘沙》大约作于大和二年（828）至开成三年（838）居洛阳时期。[21]第一首是回想贬谪途中的艰险，特别是元和十三年冬从江州到忠州走水路的那一段。白居易在《初入三峡有感》中写道：“上有万仞山，下有千丈水。苍苍两崖间，阔狭容一苇。瞿塘呀直泻，滟滪屹中峙。未夜黑岩昏，无风白浪起。大石如刀剑，小石如牙齿。一步不可行，况千三百里（自峡州至忠州，滩险相继，凡一千三百里）。苒蒻竹篾稔，欹危楫师趾。一跌无完舟，吾生系于此。常闻仗忠信，蛮貊可行矣。自古飘沉人，岂尽非君子？况吾时与命，蹇舛不足恃。长恐不才身，复作无名死。”《浪淘沙》词中“愁见滩头夜泊处，风翻暗浪打船声”显然暗寓自己在贬谪途中的感触。第二首词则表现了词人结束贬谪生涯回到洛阳之后的感想。白居易觉得自己还算幸运，因为那些“随波逐浪到天涯”的“迁客”们像他那样最后能够“西还”者并不多。而他又告诫自己，虽然重新得到了富贵安宁的生活，但不要忘了贬谪时期的苦闷。这也正表现了白居易经历了贬谪之后思想上发生的重大变化，以贬谪为戒，他由兼济天下变为独善其身，由谏诤于朝变为中隐于朝了。

以上我们分析了刘长卿、刘禹锡和白居易的贬谪词创作，这些词数量虽然很少，但由于中唐时期文人词刚刚兴起，词作总体数量也并不多，因此，贬谪词所占的比例还是相当大的，值得我们重视。首先，在文人词兴起之初，贬谪题材的出现具有重要的开拓意义。虽然晚唐五代词体创作走上了描写花柳闺情的狭窄道路，但在北宋却作为一个重要题材被重新捡起，并取得了巨大成就。其次，这些贬谪词都是真情实感，以我手写我心的抒情之作，并不是“男子而作闺音”式的虚情假意、逢场作戏。词作者都是当时举世公认的大诗人，从一定程度上说这些词受到诗歌的影响非常大。在贬谪词又一次兴盛的北宋，“诗化”也成为词体创作的一个倾向，这在中唐贬谪词中可以找到源头。最后，中唐贬谪词的情感以悲伤、悲怆为主，但其中也有坚定和达观，这些情感在北宋贬谪词中都可以找到继承，尤其是苏轼的贬谪词，将刘禹锡的坚定自信和白居易的闲隐自得融为一体，使贬谪词在思想深度上达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成为世人经历人生挫折时的精神良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