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贬谪文学研究的意义

由于贬谪是中国古代士人的一种普遍遭遇，而这种遭遇对文学上的影响巨大，因此贬谪文学研究具有独特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贬谪是中国古代士人的普遍遭遇

惩罚，本是针对那些不法之徒的，但是在古代中国，除了那些罪有应得者之外，贬谪这种惩罚更是常常落在那些忠正耿直的士大夫头上。尚永亮先生将他们被贬的原因分为四类：“志大才高，因小人的谗毁而被贬，屈原、贾谊可为代表；革新弊政，因斗争失败而被贬，柳宗元、刘禹锡可为代表；直言进谏，因触怒龙颜而被贬，阳城、韩愈等即是；党争激烈，因本派失利而被贬，其代表人物可推李德裕、苏轼。”[2]贬谪这种对士人的惩处方式在中国古代社会是如此普遍，主要是由中国古代专制制度的根本特征和中国古代士人的独特品质决定的，更确切地说，是“道统”与“政统”的依附与抗衡产生的必然结果。

从中国封建君主专制的体制来看，君主享有独裁地位，整个官僚体制都处于他的统治之下，君王的权力至高无上不可触犯。君王的意愿和话语是所谓的“金科玉律”，几乎具备法律的效力。他们手中掌握着对臣下生杀予夺的大权，更不要说“贬谪”这样罚不及死的惩处。当然，君主为了巩固统治，延长世系，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也希望把天下治理得富强安定，为此，他们必须依靠士人为他们出谋划策，打理事务，于是历代君王都会招揽贤才能士，给予他们爵位、官职和俸禄。但是一方面，君王权力的过大，自然会产生不合理的滥用，其出于一己的喜好与倦恶，即便只是一念之间，也有可能对一个士人终生的命运产生无法逆转的影响；另一方面，真正能够从内心深处认识到维护社会正义、维护民众利益与维护皇室长远利益相一致的君王并不多，而能够从情感、性格、道德上自觉地约束、规范自己，能够诚心实意地接受批评并纠正自己错误的君王则更为罕见。虽然从表面上来看，宰相、中书等制度也确实能够对君权产生一定的制约力，但这种制约力非常有限，当宰相、中书等机构当中亦产生意见分歧乃至权力斗争的时候，最为重要的、决定性的力量仍然在君王手中。这一点，我们审视宋代党争中随着君王的更换而导致党争局面的反复这一现象时可以清楚地看到。另外，专制制度同时滋生权力的腐败，一些善于谄媚君王、取巧钻营的小人往往能够打着君主的旗号挟私报复，忠良之士打击迫害，尤其是当这些小人爬上高位把持朝政的时候，更容易形成政治上的黑暗。这也是大量贬谪者被“谗毁”的原因。

再看中国古代士人的群体品质和现实出路。儒家先师对于“士”的品质的期许和建构，深刻影响了士大夫刚直不阿、忠正耿直的性格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对社会民生的深厚关怀。这种“志于道”的精神，在士人阶层兴起的先秦时期，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现实中都与“政统”有抗衡的可能性，这是由当时天下分崩的特殊历史境遇所决定的，由于君主并非唯一，士人完全有择主的条件，在“双向选择”的情况下，礼遇士人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但在大一统政权之下天下仅此一家，别无旁主，“道统”便不得不臣服于“政统”。而儒家“学而优则仕”所体现的积极参政的精神，又使士人们在学业已成之后除了做官别无出路，所谓“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特别是唐宋两朝，科举制度给了大批平民知识分子以做官的机会和希望的同时，也给了他们在现实中和精神上的巨大枷锁。因为这种“卖与帝王家”，是无法讨价还价的“卖”。而当年孔子所提倡的“志于道”的理想，孟子的傲骨和浩然正气，在一代代士人之间依然传承着。在“道”与“势”的冲突中，“士人”依然实践着“以身殉道”，这种“殉道”，正是以“贬谪”为主要的表现方式留在历史当中。

（二）贬谪对中国古代文学有深刻影响

贬谪对中国古代文学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有着深刻的影响，由此贬谪文学也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从“量”的方面来看，作为中国古代士人普遍性命运之一的贬谪，必然会导致文学史上贬谪文人和贬谪文学作品的大量出现。司马迁曾说：“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此语说明人生的种种困厄对于伟大作品的催生作用，但其中，“失明”“殡脚”较为罕见；“迁蜀”“囚秦”则需特殊的历史境况；“拘”而作文者，殆非寻常之人；“厄”而著述者，又太过泛泛。唯有“放逐”即“贬谪”，乃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于仕途中最为常见之困厄，也是对文学的催生作用最强的一大因素。其原因，可归结为以下两点。

其一，文人贬谪后，政治前途上的挫败之感和生活条件上的困苦情形，自然会让他们心怀郁结，诉诸文学是他们发泄心灵愁绪、表现自我情怀的最好方式。元稹在贬谪中便说其将“全盛之气，注射语言”[3]。刘禹锡说：“悲斯叹，叹斯愤，愤必有泄，故见乎词。”[4]柳宗元说：“时时举首，长吟哀歌，舒泄幽郁。”[5]正说明了文人在贬谪中的内心欲求。这在文学理论上也有一条明晰的线索，从屈原的“发愤以抒情”，到司马迁所说的“发愤之所为作”，到唐代韩愈的“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到宋代欧阳修的“诗穷而后工”，都表现出这一点，而其中欧阳修的阐述最为详尽：“盖遭时之士，功烈显于朝廷，名誉光于竹帛，故其常视文章为末事，而又有不暇与不能者焉。至于矢志之人，穷苦隐约，苦心危虑，而极于精思，与其有所感激发愤，惟无所施于事者，皆一寓于文辞，故曰穷者之言易工也。如唐之刘、柳无称于事业，而姚宋不见于文章。”[6]

其二，贬谪使士人从“立德、立功”转向对“立言”的关注。“三立”是儒家所倡导的人生追求的三个层次，立德最上，立功其次，立言最次。[7]在贬谪之前，士人虽也关注立言，但更注重的是完善自身道德的“立德”和建立外在功业的“立功”，也正因此，“姚宋不见于文章”。然而在贬谪之后，由于被冠以“贪鄙”“讪谤”等罪名，“立德”已经遭到了质疑，而“立功”的理想，更是因为被剥夺了资格而化为泡影，剩下的唯有立言。儒家是讲究进取的，“三立”正是个人将自身投之于社会进而影响社会的三种表现方式。即便是在贬谪当中，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士人亦在内心深处有着这样的追求。“立言”尽管是儒家所倡导的人生追求之最末端，亦表现出间接参与社会之精神。同时，早在魏晋时期人们便已经认识到文学对于延长精神生命的重要作用，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对于贬谪文人来说，他们在文学上的创作，不仅仅是为了一般意义上的流传后世，而是自身的行为、信念在当世受到质疑的情况下，为自身辩白，寻求后世知己的希求。

从“质”的方面来看，《沧浪诗话》指出：“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8]足见贬谪对于文学作品质量上的提高作用。我们可从作品的题材广度和情感深度两个方面分析。

首先，贬谪使文学题材发生了由窄变宽的变化。一方面，文人们遭遇贬谪后，往往由政治权力的中心被驱逐至荒僻瘴疠之地，边陲大漠、湖湘海南，到处留下了贬谪文人的足迹，这会让他们的生活环境和眼界发生深刻的变化；另一方面，遭遇贬谪的文人，其生活方式和社会角色都发生了改变，导致其人生阅历也相应增加。于是吊古伤今、自然山水、民风民俗、民生疾苦等需要人生阅历和空间游历的题材便会相应地出现在贬谪文人的笔下。如唐代张说罢相后“既谪岳州，而诗益凄婉，人谓得江山之助云。”（《新唐书·张说传》）张九龄贬谪后“自内职牧始安，有瘴疠之叹，自退相守荆州，有拘囚之思。托讽禽鸟，寄辞草树，郁然与骚人同风。”（《旧唐书·张九龄传》）柳宗元“既摧窜逐，涉履蛮瘴，崎岖埋厄，蕴骚人之郁悼，写情叙事，动必以文。为骚文十数篇，览之者为之凄恻。”（《旧唐书·柳宗元传》）而刘禹锡作于湖湘及蜀地的诗词，无论在展现社会生活的广度上还是深度上，均较其此前之作有很大的拓展。唐宋词中贬谪使词体题材发生的变化更为明显，这将在正文第五章中论及。

其次，贬谪使文人们在情感上发生了由假而真，由浅而深的变化。在生命沉沦的苦痛中，贬谪文人们开始深切地思考人的命运、生存价值等问题，将这些情感和思索发而为文时，他们已经全然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而是注入了全部的真性情、真感慨。《清波杂志》卷四《逐客》条有：“放臣逐客，一旦弃置远外，其忧悲憔悴之叹，发于诗什，特为酸楚，极有不能自遣者。”[9]对于文学创作来说，这种真情和深情显得尤其重要，用自身生命谱写出来的文学作品，必然有着格外令人感动、震撼的效果。虽然那些非贬谪文学同样也能够让人感受到作者的情感，但相比之下显然不及贬谪文人笔下的那些表现人生苦难和在这种苦难中挣扎、抗争的作品那样厚重深刻。在某些贬谪者如白居易、苏轼等人的笔下，常常有着平静淡泊、从容不迫的情调，似乎看不到那份挣扎和抗争，但正如尚永亮先生所说：“作为自我拯救的努力，超越本身就是一种不甘屈服的抗争形式。”[10]并且，最终的平静和从容，正表现了他们经历了苦难的挣扎后对命运的胜利，而这应该是更加让我们感动、敬佩的精神。

（三）贬谪文学研究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贬谪对中国古代士人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遭遇，同时又对中国古代文学产生了如此深刻的影响，贬谪文学研究的意义正建立于此。正如蒋长栋先生所说：“选择贬谪文学研究作为研究课题，不仅是找到了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一个尚未认真开掘的巨矿，而且是找到了一个含金量甚高的富矿。”[11]具体来说，以贬谪作为视角来考察个体作家，是孟子所说的“知人论世”的深化，将会使我们对这类作家作品的面貌有着更加全面的把握；以贬谪作为视角来考察文学史，会对文学史上的一些现象和规律产生更加明晰的认识。此外，贬谪这一现象与中国古代社会的内部党争、民族战争以及文化、学术、思想潮流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以贬谪为视角，将牵动与之相关的许多研究领域，从而使文学研究走出狭隘的以文论文的小巷，进入一个更加宽广的视域当中。

贬谪文学研究除了学术上的价值之外，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贬谪是中国古代专制社会中特有的现象，它是与专制独裁的统治相伴而生的，哪里有独裁，哪里就会有类似贬谪的命运。而随着专制体制的逐步瓦解，贬谪这种现象也就渐渐消失。如近现代中国社会中，许多知识分子或从事教育事业，或从事报业出版，或兴办民族企业，他们脱离了对统治阶级的依附而具有了自食其力的谋生手段，在精神上也摆脱了皇权的束缚，更加自由独立。然而，新中国成立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在各种政治运动中，大批知识分子或被流放，或被降职，或被开除公职，出现了与中国古代社会中的贬谪相类似的现象。这距离我们不到半个世纪的惨痛历史，不能不让我们深刻反省。新时期以来，中国日渐走上了民主化建设的道路。回顾中国古代社会士人贬谪的历史，会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民主建设对中国之重要性所在。具有良好的民主意识，为完善民主体制做出自己的积极努力，应该是每一个现代中国公民所应有的思想和行动。

其次，尽管贬谪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已经一去不复返，但中国古代士人的优秀品质应当传承于今天的知识分子身上。孔子所说的“志于道”在现代社会，就应当表现在对于社会正义的追求，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对祖国利益的维护，对自身修养的坚持，以及在权贵面前的自尊自重。鲁迅曾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12]在中国古代，尚且有如许优秀的士大夫不顾个人生死追求理想和正义，用他们的苦难祭奠了中国五千年文明，今天的知识分子又怎能谄媚求荣，背信弃义，损人利己，面对社会上的不平缄默不语？正如王岳川先生所说：“在我看来，所谓知识分子指这样一类人：他们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并在人格上达到自我觉醒，以求知为目的，不断创造、传播、使用文化，忧国忧民，对社会发展极具责任心，对现实社会不断加以反省批判，以自己的良知作为社会的良心和评判社会事物进步或退步的标准。”[13]回顾中国古代社会士人的贬谪，正是要今天的知识分子唤起“社会的良心”。

最后，尽管今天的社会中已经没有贬谪这一现象，但人生的挫折和痛苦在任何时代都无法避免。在这个节奏匆忙、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中，很多人的心理处于“亚健康”状态。而中国古代士人在贬谪中所表现出的精神品质，可以成为我们在面临人生挫折时的一剂良药。尚永亮先生将中国古代士人面对贬谪时的态度分为执着型和超越型两种。执着型沉浸在苦难当中一蹶不振，甚至以自戕作为最后的了断；超越型则能够以旷达乐观的态度正视人生的苦难，得到心理的平衡。执着型虽能够得到后世的敬重、景仰，但未免太过激烈，刚而易折，无益于现实的人生；超越型虽然能够乐保天年，但却容易滑入圆滑混世一途。在批判地继承古人的精神遗产时，我们既要执着于理想，又要超越于苦难，面对大是大非时要坚持正义，面对个人利益得失时则要看得开，懂得放手。对贬谪文学的阅读和研究，正会使人们在感性的话语中不知不觉受到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