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儒家经典的结集历程

一 “经典”释义

《尔雅·释言》有云：“典，经也。”可见，“经”“典”二字可以互文见义。《说文》又云：“典，五帝之书也……庄都说，典，大册也。”这应该是“经”“典”二字互文的基础指意，即指重要的文献、典籍。不过追溯起来，“经”字原有丝织之名。其作为书名，最早见于《国语·吴语》的“挟经秉桴”。《墨子》则有〈经〉上、下篇，〈经说〉上、下篇。《庄子·天下》里面还曾提到“墨经”。《荀子·解蔽篇》引有“道经”，但不知道它是何时的产物。《韩非子》的《内储说》上、下和《外储说》左上、左下、右上、右下也有“经”和“说”，与《墨经》相类。但以上提到的“经”只是一种文字简单的提纲，而“说”则是对“经”作解释或用故事来作证和说明。这样看来，“经”之初起原不在儒家，也不像后来经学家以为的全是孔子所著，更不具有后来所谓永远不变的真理之意，而仅是上古时期众多典籍的一种通称。[1]古文“典”字从竹，其作为书名，乃可见于《易传·系辞下》：“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有：“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此外《后汉书·张衡列传》有云：“验之以事，合契若神。自书典所记，未之有也。”

至于“经”“典”，尤其是“经”，由上古时代典籍的通称一变而为具有特殊地位的部分典籍的专称，则需关注以下两个因素的影响：

首先，在历史演化中，部分典籍在思想教化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历史上，统治者曾以《诗》《书》《礼》《乐》四种典籍来培养贵族子弟，这四种典籍的地位也随之提高，并受到特殊尊崇。战国时期又把《周易》和《春秋》纳入，总称“六经”。如《庄子·天运》有云：“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六经”之名见于古代典籍者，以此最先。郭店竹简《六德》亦有“观诸《诗》《书》，则亦在矣；观诸《礼》《乐》，则亦在矣；观诸《易》《春秋》，则亦在矣”。与《庄子》说同，可互证。这样一来，起码可以说在战国时，已有明确的“六经”之说。那么当时的古人何以要在众多的典籍中确立“六经”的独特地位呢？对此《庄子·天下》有简要表述：“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史记·太史公自序》则云：“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义，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与此相类的说法还见于《礼记·经解》《史记·滑稽列传》。《汉书·艺文志》又把“六经”与“五常”合一，将六经与社会伦理相比附，其言曰：“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而易为之原。”正因为这六种典籍有如此特殊的重要作用，故被尊为“六经”，以示与普通典籍之分别。由此开始，“经”也逐渐由一般典籍之通称演变为部分地位高贵、最具权威性典籍的特称。起先只是儒家的几部经典称“经”，后来道、佛的重要典籍也称“经”，如凡佛所说就叫作“佛经”，道教则称《老子》为《道德经》，《庄子》为《南华真经》，《列子》为《冲虚至德真经》，继而逐渐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发展出一整套经部体系。在此基础上，“经”自然也就成为中国古代典籍的核心所在。

其次，“经”承载着中国古代思想中的核心理念“圣人观”，由此称“经”而与一般典籍相区别，此亦是“经”为中国古代典籍核心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认真体察一下中国古代典籍，我们可以发现其中内含着两个突出的理念，即“圣”与“王”。在古人眼里，“圣”与“王”都具有至上意义。不过它们之间既区别又联系：就区别言，“圣”的含义在于：“聪明睿智，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溥博如天，渊泉如渊。”（《礼记·中庸》）概括起来，说明“圣”须具有才具与德行两方面要求，是这两方面“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者，用《孟子》的话说，就是“规矩，方圆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孟子·离娄上》）。比较而言，“王”的含义则是明确落实于它的现实事功地位，这是二者间的直接区别。至于二者间的联系，古人以为“大德必得其位”（《礼记·中庸》），也就是说由圣而自然为王。对于这一点，《孟子》讲得尤其明白。《孟子》有“王霸之辩”，它指出“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孟子·公孙丑上》）、“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从而明确提出了由圣而王、贱霸尚王的思想。我们由此可以看出，古人是极为看重“圣”与“王”的，以二者为人生内外的理想标的，并以“圣”为“王”的基础。不过由于“王”需要落实于现实的事功之位，故除了圣的基础，还须关照一些外在时势条件。因此比较而言，圣比王更具普适性，因而也就成为中国古代思想中人们共同的生命理想标的。所以《尚书·胤征》云：“圣有谟训，明徵定保。”孔子也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第十六》）《孟子·尽心下》更是明确指出：“圣人，百世之师也。”即便是倡导自然无为的老庄，也拥有他们的圣人理想，如《老子》第二章讲：“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第二十二章云：“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庄子·逍遥游》则云：“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此一认识后历汉宋而不易，如汉代扬雄曾言道：“赫赫乎日之光，群目之用也；浑浑乎圣人之道，群心之用也。”（《法言·五百》）其用意在于指出广大疏通的圣人之道是人们心灵能有所知的依据。宋代张载则讲：“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子语录中》）而小程子在其《颜子所好何学论》中更是明确做出了“学以致圣人之道也”的答复。由此我们基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思想中那一脉相传的圣人理想。那么如何认识、把执这一“圣人理想”呢？这就需要认真体察圣人之视听言动，并以此为依皈。于是那些传载圣人视听言动、集中体现圣人思想的典籍便拥有了超越于其他典籍的特殊地位，并独立而称“经”。这亦促使“经”成为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核心。

综上所述，我们对于“经典”之本义及其后来成为中国文化典籍之核心或可有一粗略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