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物资转输的路线与转输物资的种类

一 物资转输路线

（一）北宋淮南地区物资转输路线

北宋淮南地区物资转输可分成陆运、漕运、漕陆混合三种类型，漕运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种，我们以漕运为中心进行论述，漕运路线按照运输河流重要程度可分成三种。

从各州县先运输到运河区（运河区包括泗、楚、扬、真四个州），然后从运河区通过扬楚运河和汴河输送到京师是第一种漕运路线。从具体路线来看，单个淮南州军到运河区各有一条路线。因为淮南地区有十多个州，所以就有十多条路线。到了运河区后，再集中上供京师，这样从州的物资上供来看，虽然有十多条上供京师的路线，但是均可视作同一种类型的路线。这种类型路线承载着淮南地区大部分的上供物资。史载：“兴国初，始漕江淮粟四五百万至汴。至道间，杨允恭漕六百万石，自此岁增广焉。”[2]又有“（薛奎）……安抚河北，称旨，改尚书户部员外郎、淮南转运使、江淮制置使。开扬州河，废其三堰，以便漕船，岁以八百万石食京师，其后罕及其多”[3]。这种路线不仅承担淮南地区各州军主要物资的上供，还担负着东南其他各路的物资转输，是北宋王朝的生命线。就淮南地区来看，主要是沿江和内陆地区的州军走这一种路线。淮南地区转输于京师的物资，并不全部存贮于开封，小部分送达开封附近的各县。如：“年额上供米六百二十万石，内四百八十五万石赴阙，一百三十五万石南京畿送纳。淮南一百五十万石，一百二十五万石赴阙，二十万石咸平、尉氏，五万石太康。”[4]

光、寿州上供中央的路线可视为第二种漕运路线。光、寿州上供中央的物资是不经过汴河输送的，有关这一地区的漕运，史料记载：“……道闵水自新郑与蔡水合，贯京师，南历陈、颍，达寿春，以通淮右舟楫。”[5]“……光、寿诸州之粟帛，自石塘惠民河沿流而至，置催纲领之。”[6]“广济第一仓，受颍、寿诸州所运，谓之南河，亦曰外河。”[7]可见蔡水、闵水也是淮南部分地区物资转输中央的通道之一。不过光、寿州漕运均在汴河漕运系统之外。

一些小河流也承担了相应的物资转输任务。如：“绍兴十九年（1149）三月二十六日，前知和州徐嘉问言：‘和州城下古河一道，自含山县发源，东入州城，流归大江，自经兵火，沙砾堙塞，舟楫不通。每岁起发上供及诸司纲运，遵陆二十五里始至江次，计一岁装纲约用八千余工，雇募夫役不无骚扰……’”[8]这条史料虽然记载的是绍兴十九年的事件，但反映的却是北宋时期该河流的物资转输。淮南地区从这种小河流装船运输进入大江亦当不仅如此，因此也可以视为第三种漕运路线。

（二）南宋淮南地区物资转输路线

南宋时淮南地区成为宋金边界地区，南宋和金的边界，在淮水、大散关、秦岭一线，这条线以南分布有南宋三大战区，其中淮南地区隶属于江淮战区，相比其他两个战区的沿边区域，淮南显得较为特殊。北宋时代，淮南的经济要比京西和利州更为发达，到了南宋，淮南虽然也和以上两个区域一样都成为沿边地区，但是和平时期却较之为长。不过这种地区一旦军事吃紧，却最容易率先受到冲击，战前进行的建设都会被战火毁伤。北宋时代，淮南地区上供物资最主要的是粮食，每年150万石[9]，在整个东南六路中处于重要的地位。斯波义信认为因南宋淮南地区战火，朝廷免除了150万石粮食的上供任务，在他的大作《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所列图表中不再填入淮南在南宋时期的上供额[10]。同时他在书中还认为：“南宋因淮南路成为战场而变成非上供地外，由于局势混乱，中央、地方的征税能力下降，以70%的实征额作为目标。”[11]斯波义信的观点很容易造成一个误解：南宋淮南地区不再提供上供物资了。汪圣铎的《两宋财政史》在论及南宋旧的上供额不能完成，需要确立新的上供额时，也说“《系年要录》和《朝野杂记》未载淮南数，北宋时淮南为发运司、转般仓所在地，南宋时淮南为宋与金对峙的前沿”[12]。至于淮南在南宋是否提供上供物资，提供到什么程度，汪先生说得比较隐晦。并且过去的学者研究淮南地区的经济，多数考察的是两淮盐区的事例[13]，相关史料中也说商总领到任，发送淮上大军物资数年之内增加将近十倍[14]。这些研究都让读者们认为淮南除了商人运淮南盐到东南六路销售的带有政治军事色彩的商业元素和淮上为赡军大量输入粮食的军事元素外，值得研究的财政元素并不多见。并且有学者认为淮南盐是重要的淮南出产。不过，笔者以为，南宋淮南的盐商出钱取得盐钞时，已将钱缴纳于榷货务，但是否可将此钱视作上供是需要辨析的。又如《宋史》中说南宋为运输物资至淮上，疏浚运河的事例[15]。这些都侧面说明两淮与两大总领所的关系，但这些史料并不说明两淮本身和其他路分一样的上供功能。那么两淮本身是否负担上供物资之责任呢？查阅相关史料发现，不但1160年之前淮南地区继续上供，即便是1160年之后，淮南地区也依旧存在上供。我们为什么选择1160年作为研究淮南上供的分水岭？因为1160年之前，虽然淮南遭受战乱，但基本沿用北宋末年以来的办法，只是在战争期间减免，战争间歇时期继续上供。到1160年之后，南宋大体稳定了自己在江南的统治，针对上供就规定了较为稳定的法令[16]。淮南粮食的上供也就是在这一时段予以免除的。但是，虽然南宋政府将淮南的150万石粮食上供额免除，并不代表淮南地区也不再上供其他物资，如南宋之绍兴三十一年（1161）八月二十六日，户部言：“淮东路上供钱七万八千二百九十一贯文；淮西路上供钱二十四万三千一百一十九贯文。”[17]据汪圣铎先生统计，当时两淮之上供钱合起达到南宋全国上供钱之1/5左右，不可谓不多。[18]“隆兴二年（1164）三月十七日，诏泰州上供等钱三分蠲免一分。”[19]《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说：“淮东天申、大礼四万九百五十，淮西天申、大礼三千七百（匹绸）。”[20]可见绍兴三十年南宋政府下文规定各地的上供额度后，淮南地区虽然不再上供粮食，但是其他物资的上供却并没有因此中断。

南宋时期漕运路线也可按照运输路线的重要程度分成若干类型。

第一种，淮南地区的南部是大江。到了南宋，大江在漕运中越发显现出它的重要性来，故通过大江进行漕运可视作第一种路线。前引史料“绍兴十九年（1149）三月二十六日，前知和州徐嘉问言：‘和州城下古河一道，自含山县发源，东入州城，流归大江，自经兵火，沙砾堙塞，舟楫不通。每岁起发上供及诸司纲运，遵陆二十五里始至江次，计一岁装纲约用八千余工，雇募夫役不无骚扰……’”[21]这条史料，虽然没有直接指明大江的作用，但是却指出纲运至江边，那么很显然是通过大江运输的。除本区的运输外，其他经过本区的漕运船也是经过大江直达临安和下卸地。“至嘉定间，臣僚又言：‘国家驻跸钱塘，纲运粮饷，仰给诸道，所系不轻。水运之程，自大江而下至镇江则入闸，经行运河，如履平地，川、广巨舰，直抵都城，盖甚便也。’”[22]可见南宋时大江在漕运中的重要性。只是这时的大江未必输载的都是淮南的上供物资。

运河区域至下卸处和淮水沿岸州军经运河至于总领所或者指定之下卸处是第二种漕运路线。如：“乾道三年（1167）十二月十八日，高邮军驻扎御前武绛军都统制兼知高邮军陈敏言：‘粮纲交卸无欠，其人船合自卸所径便发回……’”[23]。“乾道八年（1172）三月十三日，提举淮南东路常平茶盐等事、措置两淮官田徐子寅言：‘检照乾道七年十一月四日指挥，措置行使铁钱画一，内一项：两淮诸州军依准近降指挥，应起发上供等钱，并以七分见钱、三分会子解发。今来沿淮州军见使铁钱并会子则难以发纳。今欲将沿淮州军合发纳钱，许令解发会子，所有自余近里州军，且令依所降指挥分数解纳见钱、会子，候将来普用铁钱日，别行条具申请。诏集边州军并用交、会，近里州军以钱、会中半起发’”[24]。淮南有楚、滁、濠、庐、扬、光州、盱眙、高邮军等。如：“隆兴二年（1164）十二月十六日，德音：‘楚、滁、濠、庐、光州、盱眙、光化军管内并扬……高邮军……纲运往别处州县收藏或回易兴贩不曾遗失者，候德音到，限十日经所在首纳，并与免罪，如限满不首及首纳不尽，令监司守臣究治，开具奏闻，重寘于法’”[25]。总领所是中央派出机构[26]，在此，我们可将其视作中央机构的一部分。故南宋时期淮南各州输纳于淮东、淮西总领所[27]，我们均可视作上供中央。

二 漕运的主要物资

淮南地区的漕运数量虽多，但物资种类并不庞杂。只是南宋和北宋淮南地区的物资种类有所变化。

（一）北宋淮南地区漕运的主要物资

北宋时期，淮南地区漕运的主要物资有粮食、盐、茶和矾。

粮食是北宋淮南地区漕运的主要物资之一。北宋时代，淮南地区逐步成为粮仓，同时粮食的上供数量也逐年增加，北宋本区最早的粮食上供记载出现在开宝五年（972），这年十月，“运江、淮米十万石至京师，皆汴、蔡两河公私船所载也”[28]。不过这十万石米并非全部来自淮南地区，其中还包括江南地区的出产，史载“先是，每岁运江、淮米四百万斛以给京师，率用官钱僦牵船役夫，颇为劳扰”[29]。淳化四年东南六路漕运上供米额大致就在600万石[30]，而淮南则是150万石，沈括记载130万石[31]，与《宋会要辑稿》记载有出入，本书采用《宋会要辑稿》记载。以后大致保持这一数字。粮食是北宋本区提供给中央的最主要物资。

盐在北宋淮南地区漕运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北宋时代，产盐的地区有很多，其中主要产盐地有山西的解盐、两淮的淮盐、两浙的浙盐、广东的广盐、四川的井盐、福建的海盐等，其中最主要的是前两处，北宋时本区盐产量虽不如解池盐产量高，但在全国也属于高产地区。

茶是淮南地区上供中央的重要物资。史载：“岁课作茶输租，余则官悉市之。……又民岁输税愿折茶者，谓之折税茶。”[32]茶业生产集中于淮南地区的西部，特别是大别山区。“真宗景德元年（1004）四月，令京茶库今后纳纲运，将一色号茶、年代一例者，别库收掌……，淮……茶，则归茶库。”[33]可见茶也是上供的重要物资之一。

矾在北宋是本区重要产出。“唐开成三年以矾山为州县，五代以来复务置官吏，宋因之……鬻造入官市散卖，无为军白矾每斤价六十钱，绿矾七十钱，后听民自鬻，官置场售之。皇祐以后，岁售缗钱三万三千一百，治平中，发运使领之。元丰元年，定鬻矾州郡，无为军岁课一百五十万斤，用本钱万八千缗。”[34]

（二）南宋淮南地区漕运的主要物资

南宋时期，淮南地区漕运的主要物资有盐和钱。

盐成为南宋淮南地区漕运的重要物资。淮南盐的地位，戴裔煊就认为：“南宋国用之资于盐，甚为显著，随在皆有可见……大率淮南路入纳，岁得一千四五百万贯，浙东西岁收七八百万贯……可知南渡以后，维持国用，尤其是供应军需，即注意及于盐课，且特别重视淮浙产区。”[35]同时他又认为：“至南宋绍兴末，以淮浙一隅计之，岁收一千三百四十万。一隅之收入，已过于唐天下之数矣。是以南宋以半壁山河，能支一百五十年，虽无北定中原之力，而偏安之局，尚可维持……”[36]至于作为财政来源的盐利，漆侠先生也说：“在南宋盐利收入中，淮东盐场占最重要的地位。”[37]“乾道元年（1167）十二月十八日，臣僚言：‘淮南岁额一千二百余万缗，承、楚支发才十之二，而通、泰最为浩瀚，今承、楚小扰，于通、泰诸场固自无害者……望下提举司权于真州置仓，将通、泰盐纲就彼出卸。诏令周淙、向均同共措置起置。’”[38]很显然，此处是提举司代行职能，各盐纲在中央指定之下卸地点下卸。所以这条史料表明的就是淮南各产盐州向中央的输纳。又有“乾道七年（1171）十一月十五日，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并权户部侍郎王佐等言：‘……今欲乞将淮南俞召虎具到积盐内先次取拨三万袋起赴行在……窃虑舟数稍多，难于照管。欲每一千袋作一纲，周而复始，便于摺运。所是管押使臣、兵级，令淮东提举司差拨，候盐到，如临安府都监仓库眼盛贮不尽，欲权于丰储仓空闲敖内时暂安顿，并令都监仓官吏受纳管认。’从之”[39]。可见南宋淮南盐也运到杭州，这也属于淮南盐往中央输纳。南宋时代，盐之买卖多由商贾介入，官榷已不如北宋那样普遍。宋室南渡，原本占据全国盐产区重要地位的解盐，被金人占据。而广盐、四川井盐之产量又极其有限，故原本在全国就占有很大比例的淮盐，就不得不增加产量以弥补不足。根据漆侠先生统计，认为淮盐产量较北宋时期有比较大的增长，大约增长了50多万石，[40]不过，淮盐在全国的占有率却下降了。究其原因，一是浙盐产量大增，从北宋的50万石涨到198万石；二是淮南盐本身的增长时常受到战争之影响。如：“论广盐不可榷，淮盐不可弃。祖宗时解安尤有池，今为盗区。川陕尤有井，今为敌境。所恃者惟淮，而淮之盐，今又荡为腥血之场。嗟夫！国家三百年，生聚之民饮食者在此，蓄养士卒俸给者在此。军需、和籴亦立赖焉。一旦尽弃之敌，无一人能为国家办，而乃仰给于一隅之广。其何以为经久之谋乎！”[41]淮盐与浙盐结合，远销南宋除福、广外的地区。然而我们也可看到，淮盐产量也随着战争与和平两个阶段而呈下降和上升相交替的趋势。建炎初，盐场受战争影响被破坏殆尽，停户或逃逸或死亡，战后政府采取种种措施方才使盐场生产逐步走上正轨。一旦再遇战争，这种状况再次产生。因此产量上下波动也就不足为奇了。

钱是南宋时期淮南地区另外一种上供物资。钱能成为上供的主要物资是和南宋时期本区之具体情况相关。众所周知，南宋时本区的军事防御作用上升，物资输纳多不便，除必要之物资外（如盐），折钱上纳是一个切合时情的办法。如：“同日（绍兴十六年七月二十六日）（1146），权发遣舒州汪希旦言：‘本州认发上供米麦，缘地居山僻，艰于行运。欲乞权依市直折纳价钱起发，内愿纳本色者听。’从之。”[42]而部分州县也在上供时将各色钱依朝廷指挥发运。如：

……至乾道六年，分上供钱绵、进奉天申节银、大丰银绢等，并经总制等窠名钱承降指挥，以三分为率起发，存留二分应付本州同系省支遣。其余银、物、斛斗随税色放免，所有乾道七年分合发前项上供诸色窠名钱物、斛斗，若是全行起发，委是桩办不前，兼管属江都、泰兴人户今年所种稻麦，各是虫伤，旱涝及遭疫死耕牛稍多。若自乾道七年夏料为头起理人户二税，委是难以输纳，切恐未称朝廷宽恤之意。望许令本州且依递年体例，将合发上供钱、进奉圣节银等土贡物色、坊场等钱，以三分为率，蠲免二分。仍旧起发一分外，其余合发年额上供米麦等钱，乞赐全令展免，应付本州同系省支遣，及二税亦乞放免三二年。庶几少宽民力，使荒残州郡，少可枝梧。[43]

本区钱之上供数量大致是多少？如南宋之绍兴三十一年（1161）八月二十六日，户部言：“淮东路上供钱七万八千二百九十一贯文；淮西路上供钱二十四万三千一百一十九贯文。”[44]据汪圣铎先生统计，当时两淮之上供钱合起来达到南宋全国上供钱1/5左右，不可谓不多。[45]又如：“绍兴二十六年（1156）八月十二日，诏滁州合起上供钱权以六分为额起发。以本路转运司言：本州上供已发八万……”[46]淮南的上供钱在绍兴三十一年（1161）达到最高峰，占全国上供钱1/5左右，[47]然而并非整个淮南地区在任何时候都有这样的数据。特别在遭受战争之时，不仅上供物资数量下降很快，同时减免上供钱数量也大为增加。如：“隆兴二年（1164）三月十七日，诏泰州上供等钱三分蠲免一分。”[48]

从上供的走向来看，这些从淮上州军发运过来的米斛和上供钱，最终还是流回淮上使用，从流转过程来看，显然是绕了一个圈子。如将物资直接存留淮上，节省水脚费用岂不更好？但朝廷并没有这样做，朝廷之所以将淮上物资集中输送于总领所或其指定位置，显然是为了统一调配淮上物资，以备军需，因此不惜耗费运力，来由淮东总领所和淮西总领所集中发送淮上物资。当然，发送的物资仅靠淮上来源是远远不够的，主要的来源还是江西、江东和两浙。如：

（绍兴三十年春正月）（1160）癸卯，户部奏科拨诸路上供米斛：……建康府大军岁用米五十五万余石，系于吉、抚、饶州、建昌军科拨；镇江府大军岁用米六十万石，系于洪、江、池、宣、太平州、临江、兴国、南康、广德军科拨；行在合用米一百一十二万石，就用两浙米外，系于建康府、太平、宣州科拨；其宣州见屯殿前司牧马一岁约用米，并折纳马料共三万石，系于本州科拨；并令逐路转运司收桩起发。[49]

这些大军的驻扎地点不仅限于建康府和镇江府，南宋中前期，驻扎淮南的大军戍守于庐州、楚州、通州、泰州等地，如韩世忠就曾驻兵楚州，淮东总领所最初的设置于楚州，郦琼叛变前他掌控的四万人马也以庐州为大本营。岳飞在绍兴初为通泰镇抚使，驻军通州和泰州一带，这都说明南宋前期淮上大军的驻扎情况。到了后期，南宋在防江防淮策略博弈之后，沿江的大军北进驻守，庐州、楚州、六合、天长、濠州、寿州等淮南州军也都成为大军驻扎地点。这些军队也都隶属于建康府大军和镇江府大军序列。

淮东总领所岁费为钱七百万缗，米七十万石，而诸郡及盐司所输之缗多衍期者。每月五十八万缗，内浙盐司三十万，平江、镇江府及常州共十五万，江西九郡共十三万。[50]

淮东、淮西两总领所的钱，来源于江西、浙西、淮上。因而，淮南上供钱的一大部分再次回到淮上使用。这些回到淮上的钱，一部分充作月钱发给淮上军士使用，另一部分作为和籴军粮的本钱。为了供应淮上大军，南宋政府积极开浚运河，保障运河的畅通。“（乾道）七年（1171）二月，诏令淮南漕臣，自洪泽至龟山浅涩之处，如法开撩。”[51]战时，水上运输兴盛，“嘉定兵兴，扬、楚间转输不绝，濠、庐、安丰舟楫之通亦便矣……”[52]

淮上军用钱的下卸地点一般集中于南宋淮上大军的驻扎地点。南宋中前期，刘光世和韩世忠的大军驻扎淮上，韩世忠有兵三万驻扎楚州，刘光世有兵五万，庐州是其大本营之一。南宋中期，淮上除了屯驻大军，又新设不同军种，在楚州设立武锋军，扬州设立强勇军，淮东设立神劲军，到了南宋后期，淮东在扬州、真州、盱眙军、楚州、滁州、泰州、高邮军等地驻扎有大军。淮西在庐州、和州、无为军、濠州、安丰军、光州、黄州等地驻扎军队[53]。其中，扬州、真州、盱眙军、楚州、高邮军、和州、无为军、濠州、安丰军等地皆可通过运河和淮水、大江运输军用物资。

统一调配淮上军费供应的是淮西总领所和淮东总领所，调配军费外，淮南还设置有若干铸钱监，如朝廷在舒州、黄州和蕲州设置铸钱监，铸造铁钱，其中舒州同安监岁铸二十五万缗，蕲州蕲春监岁铸十五万缗，后期，淮南铁钱铸造量达到六十万缗[54]。官方规定铁钱不许过江使用，而淮南本地人口有限，每年铸造铁钱仅限于淮上流通，这就使得淮南上供钱在数量大增的基础上日渐有贬值的趋势。

粮食依然是本区域上供物资形式之一。只不过数量非常有限，且大多存在于1160年之前。南宋时代，本区由于军事防御职能上升，同时又受兵火影响，粮食生产多受冲击，但不可否认，粮食依然在上供物资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如绍兴二十三年（1153）六月五日，户部、司农寺上奏请求将江东西、荆湖南北、淮南路诸州军今后起发米斛纲运至下卸处，再差募文武官、校副尉押送，完毕之后，依现行酬赏。如果所有押送行为结束，按照法令进行赏赐[55]。除此以外，淮南所需粮食还来自江南东西路诸郡。如：“庆元五年（1199）八月十六日，淮西总领曾言：‘本路诸郡大军纲运，乞量地里近远，今后解发，悉要如期，令部押等人明具起离月日，或在路风涛之阻，明于所在批凿行程，本所置籍揭帖，以为稽考。’”[56]淮西总领所大军纲运来源除了淮上，还有洪、江、池、宣、太平州、临江、兴国、南康、广德军等。临安接纳来自淮南的粮食也有记载：“然本州（杭州）所赖淮南等处客米到来。”[57]

（三）上供物资的结构变化原因探讨

北宋时期，茶、盐、粮食是淮南地区主要上供物资，呈现三强并进的格局。到南宋时期，淮南地区则盐、钱成为主要产出，1160年前粮食也算是主要上供物资。茶的位置被钱取代。

1.北宋时期上供钱非主要上供种类的原因

（1）交引的贬值

北宋时期，为了吸引粮商运输粮食到陕西沿边助军，政府在以茶引、盐引换取商人的粮食时，采取虚估之法，即以低于交引原价支给商人。如：“令商旅入粟，近塞而算请钱货于京师，入粟拜爵。守之以信，则输者必多。边储不丰，州郡禁兵本非供役，乃就粮外郡耳，今不为战斗用，乃使之共力役，缓急戍守。”[58]政府为了吸引商人更多地往西北运粮，只得不断降低价格支给茶引、盐引。这就使得交引价格不断下跌。交引贬值使商人可以较少的支出换取更多的交引数量。商人获利巨大，不过淮南产茶量却是有限的，这样大部分净利都被商人获得。这是上供钱没有成为上供物资主要部分的原因之一。虽然如此，不过在北宋初年，淮南的上供茶钱一度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年上供钱达到100万[59]，到了北宋中期，情况就很不乐观了，史载：“计置司首考茶法利害，奏言：‘十三场茶，岁课缗钱五十万，天禧五年才及缗钱二十三万。每券直钱十万，鬻之，售钱五万五千，总为缗钱实十三万，除九万缗为本钱，岁才得息钱三万余缗，而官吏廪给不与焉。是则虚数虽多，实用殊寡。’”[60]“如鬻舒州罗源场茶，斤售钱五十有六，其本二十有五，官不复给，但使商人输息钱三十有一而已。”[61]

（2）官榷的废除，贴射法的实施

北宋前期，政府为掌握淮南盐、茶等巨利，实行官榷制度。先是政府给本区园户、盐户本钱，盐户、园户生产盐茶后全部卖给政府，在这种官榷制度下，盐、茶质量下降很快，因为官府注重的是盐、茶数量，忽视了质量。这样，盐、茶销路很是不畅，结果造成大量积压[62]。苏轼就对此颇有微词[63]。为了改善这种局面，政府改革茶法，如：“因请罢三税，行贴射之法。其法以十三场茶买卖本息并计其数，罢官给本钱，使商人与园户自相交易，一切定为中估，而官收其息。”[64]政府收取息钱，是为贴射法，而贴射法使得政府不得不将很大一部分利润转移给商人，而这样做就使得政府获得的利益减少，因之使得上供钱减少。

2.南宋时期上供钱成为主要转输物资的原因

（1）地方上供物资折钱上纳的便利

南宋时本区情况特殊，朝廷经常大幅度减免本区赋税与物资之上供，也允许本区以各种物资折成钱或者交、会上纳。这样物资折成钞和钱在运输上较为方便。如：“同日（绍兴十六年七月二十六日）（1146），权发遣舒州汪希旦言：‘本州认发上供米麦，缘地居山僻，艰于行运。欲乞权依市直折纳价钱起发，内愿纳本色者听。’从之。”[65]1160年之后甚至一度以直接发送会子来处理上供。如：“乾道八年（1172）三月十三日，提举淮南东路常平茶盐等事、措置两淮官田徐子寅言：‘检照乾道七年十一月四日指挥，措置行使铁钱画一内一项：两淮诸州军依准近降指挥，应起发上供等钱，并以七分见钱、三分会子解发。今来沿淮州军见使铁钱并会子则难以发纳。今欲将沿淮州军合发纳钱，许令解发会子，所有自余近里州军，且令依所降指挥分数解纳见钱、会子，候将来普用铁钱日，别行条具申请。诏极边州军并用交、会，近里州军以钱、会中半起发。’”[66]

（2）茶盐产区遭受战争影响

漆侠先生认为：在北宋时期，茶、盐一直都是淮南地区上供中央的重要物资，如茶曾一度达到年800多万斤。[67]不过在南宋茶业衰落得很厉害，有记载的年产量不过2万多斤。[68]盐业虽然不像茶业衰落之快，不过在宋初和中后期战争期间也呈现非常不稳定的状态。政府又实行由商人在榷货务交纳现钱取得盐引至盐产区取盐的办法，这样，使榷盐收入折钱上纳。南宋时期淮南战火频仍，人口死亡迁徙者众多，而农业生产要求有固定生活的居民，人口不定居下来，农业生产很难得到提升。淮南人口因战火死亡者众多，金军火烧扬州城，存留者才几千人[69]。接着，王德撤军时，一把火把真州烧毁。因此，上供物资中不再包括粮食也是可以理解的，人口锐减、农田荒芜都是不再以粮食为主上供的重要原因。

（3）本区设置的铸钱监之作用

北宋时期，本区仅在熙宁年间设有同安监，专门铸钱。到了南宋，本区除了同安外，又先后在蕲州设置铸钱监，关于其铸钱数额，“同安、蕲春两监十年间共铸钱四百万贯”[70]。《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也说两淮铸钱数量，“……舒州同安监岁二十五万缗，蕲州蕲春监十五万缗”[71]。钱监铸造了大量的铁钱，必定也有部分钱再回到淮上使用，这为上供钱提供了较为充分的来源。

（4）粮食留在本地，可以就近供给淮上大军

淮南实施军屯、民屯，直接供应淮上大军。有关淮上的军屯、民屯，日本学者梅原郁的《南宋淮南の土地制度試探：營田、屯田を中心に》有过较为详细的探讨[72]。《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六中也说韩世忠在淮东屯田，又派官员往淮东淮西措置屯田，后诸多屯田变为营田[73]。这些屯田和营田的成果，对缓解南宋淮南大军的军粮供应紧张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