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星洲日报》及其文艺副刊的样本意义

那么为何选择《星洲日报》文艺副刊作为进入马华文学研究的样本？

其一，创刊于1929年的《星洲日报》在马华社会具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星洲日报》曾经两次停刊，第一次是1942—1945年日军南侵新马沦陷；第二次是1987年华人社会反对政府派遣不谙华文的教师担任华文小学高职的行动，最终演变成为华巫两族之间的矛盾，华人和马来人陆续发起大游行，10月27日马哈蒂尔政府以种族关系紧张为理由，援引《内部安全法》，展开大逮捕和查封报章的“茅草行动”（Operasi Lalang）。政府指责《星洲日报》刊登煽动种族仇恨、危害社会安宁的文字，内政部吊销出版准证，《星洲日报》10月29日停止出版。经华人社会多方努力，1988年4月8日复刊。复刊后，《星洲日报》如凤凰涅槃，发行量节节上升，1991年9月17日，国际著名市场调查公司法朗斯蒙集团公布的大马印刷媒体市场调查显示，星洲拥有69.4万名读者，意味《星洲日报》已经领先其他华文报，成为马来西亚第一大报[13]，也是东南亚行销量最大的华文日报。根据独立的两大国际报业调查机构ABC市场调查公司和尼尔逊公司的报告，2003年7月至2004年6月期间，《星洲日报》日销量为34万多份，读者人数达百万人左右（这不包括东马的发行和读者数字）。《南洋商报》有大约14万份的日销量以及数十万读者，其销量在马来西亚华文报纸中居第四位。[14]长期从事东南亚华文传媒研究的彭伟步在马来西亚进行田野调查期间，曾采取随机非抽样的方法在一些集会和各种讲座向公众作过一项读者调查，在是否阅读华文报纸的习惯调查中，选择经常阅读的读者占89.8%；在了解读者经常选择哪一份报纸时，大多数的读者都选择了《星洲日报》，在读者收入调查这一项，中等收入者（月收入在1500—4000零吉）占83.1%[15]；与此同时，根据《星洲日报》作过的一次调查数据显示，从读者的教育程度来看，阅读副刊的读者教育水平大多在大专以上，达到77%。[16]这表明《星洲日报》在马来西亚读者中的广泛影响力，同时副刊读者文化层次偏高。

其二，《星洲日报》长年务实地推动文化教育活动，努力不懈地提倡华文文学写作。作为最大的华文日报，《星洲日报》义不容辞地肩挑商品与媒体的双重责任，扮演了一个深具人文意义的儒商角色。[17]《星洲日报》的办报理念是“正义至上 情在人间”。前者表现为秉持客观、中立、负责任的精神，以公信力成为“深具影响力的人民喉舌”；后者表现在关怀社会，传承和发扬民族文化。“茅草行动”后《星洲日报》复刊号申述一贯的办报方针即包括“启迪民智、推广教育、发扬文化”。[18]除了辟出不同层次副刊倡导读书文化，为文学助势外，《星洲日报》每年主办数以百计的文化、文学和教育活动，特别是《星洲日报》于1990年始创办花踪文学奖，以空前的版面、头条新闻的气势和奥斯卡颁奖典礼的方式，加上高额奖金的巨大诱因，鼓动起马华本地作家的创作欲望。花踪文学奖每两年一次定期举行，至2013年已举办12届，在亚洲华人圈颇具影响。

其三，作为“小产业”的马华文学，习称“两报一刊”的《星洲日报》《南洋商报》和《蕉风》杂志是马华文学的主要空间分布形态[19]，作家、副刊编辑与读者之间形成互动，有效地参与了文学空间的建构，从而形塑文坛生态，重构文学秩序；由于马华文坛向来有“隔报论事”“隔版过招”的“习惯”[20]，故而往往其中某一家的马华文学议题，在另外一家也有或多或少的呼应，文学议题的互涉性和相互参照性类于文本的互文性。故而马华文艺潮流的趋势动向，马华作家的关怀面向等，基本上可通过《星洲日报》文艺副刊见其大端。

如果说“马华文学的发言权力掌握在报纸的文艺版、报馆的文学奖，以及各种选集的编纂等”[21]，那么主办花踪文学奖的《星洲日报》及文艺副刊便是观察马华文学的最权威的媒介之一。

尽管新世纪以来电子媒体日益冲击平面纸媒，但2011年2月，英国媒体研究者艾蒙拜仁（Eamonn Byrne）发表研究报告说：“在电子媒体蓬勃发展之际，我却说，平面媒体仍将主导你不远的将来。”根据尼尔森广告总开支调查报告，2010年马来西亚的广告总开支是马币76.6亿，其中报纸广告收入是马币38.9亿，占总收入的一半以上。互联网的广告收入仅占0.7%，即马币500万。另一方面，马来西亚的报纸仍能维持固定的销路。例如，2011年《星洲日报》的发行量增到42万，环比增长了0.3%。[22]这亦表明，在网络时代，作为平面纸媒的《星洲日报》的文艺副刊仍然极具典型的样本意义。

其四，从大陆的马华文学研究的学术进程来看，一直困扰马中关系的马来亚共产党问题，随着大马、泰国及马共三方于1989年12月签署《合艾和平协议》，马共走出马泰边境丛林放下武器得到解决，1990年9月大马政府废除了对中国大陆人员自由互访的禁令，两国民间关系解冻。翌年，马华文学开始流入中国学界，主要是通过作协组团访华[23]，团员赠书这条管道。中国学界早期以这些赠书为研究马华文学的文本，难免出现以偏概全的现象，而这一点也常为马华文学研究本土学者所诟病。进入2000年代以来，随着与马来西亚学术交流的渐次频密，图书电商运营的发展，中国大陆华文文学学科构建的完善，马华文学研究中以偏概全现象有很大改善，但对马华文学一次性文献把握的不足，仍然制约着研究。从具有文学原生态面目的文学副刊进入马华文学研究，对于大陆马华文学研究因异域地理区隔、文化和生活方式差异等而造成的文学史料和在地经验的缺乏具有一定的弥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