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对民歌、民间文艺的重视与研究

秉承延安革命文艺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民歌仍然在文艺理论研究中占有重要位置，加上研究条件的改善，马恩等经典作家与民歌关系的研究也有了很大的进展。1958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则短文《马克思搜集民歌》，该文介绍道：世界上有许多鉴赏民歌特点和自然美的人，我们伟大的革命导师卡尔·马克思就是民间诗歌创作的最卓越的鉴赏家之一。他在上大学时，就已经在搜集、研究、选择各族民歌中的优秀作品。他把许多民歌手抄在一本纪念册中，并在纪念册中注明：“这些民歌是我从德国（全国各种方言）、西班牙、希腊、拉脱维亚、拉普兰、爱沙尼亚、阿尔巴尼亚等民歌选集中摘录下来的。”1839年，他还把这本纪念册赠给了自己的未婚妻燕妮·维斯特法琳，作为向她表达爱情的重要礼物。该文指出，马克思搜集民歌的事例，正是我们今天的好榜样。我国民歌非常丰富，各地近来已经陆续收编成小册子，今后还应该更普遍地、更多地创造民歌，搜集民歌，编印民歌。

1958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刊行的“文学小丛书”里有《马克思、恩格斯收集的民歌》一书，该书收录各国民歌26首，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情诗，第二、三部分主要是政治色彩比较浓厚的民歌。《人民日报》1959年2月19日以《经典作家和民歌》为题，报道了这本小册子。《长江日报》《新民晚报》也分别以《一面心灵和历史的镜子——介绍“马克思、恩格斯收集的民歌”》[23]《革命导师重视民歌热爱民歌——“马克思、恩格斯收集的民歌”出版》[24]等为题介绍了这本小册子。另外，《译文》1958年12月号发表了由曹葆华翻译的《马克思、恩格斯论革命民歌和政治诗》一文，文章辑译了马恩多篇关于诗歌的论述片断、通信或文章，其中包括《古丹麦民歌》《过去的革命诗歌》《宪章派的诗歌》《比尔·杜滂的歌子》《织工歌》《工人运动的英雄形象约翰—菲力浦·比克尔》《反对路易·波拿巴的讽刺民歌》等民歌作品。而恩格斯《德国的民间故事书》也在《民间文学》1961年1月号上，由曹葆华、孟复生译出发表。在该文中恩格斯发表了他对于德国民间故事传说的基本看法。他认为，“如果能公正地要求民间故事书的一般特点是具有丰富的诗的内容、极有风趣的机智、十分纯洁的心地，而德国民间故事书还应该具有健康的、正直的德国精神——即在各个时代都是一样的品质，——那末除此之外，我们还有权利要求民间故事书应该符合自己的时代，否则它就不成其民间故事书了”。恩格斯通过对多个民间故事的分析印证了自己的这一看法。另外，这一时期，恩格斯的《爱尔兰歌谣集序言札记》也由锡诚、昌仪从俄文版《马恩全集》中选出翻译发表。[25]

《马克思、恩格斯收集的民歌》《德国的民间故事书》等的面市发表，引起了文艺理论界的广泛讨论。马昌仪、刘锡诚《读马克思收集的几首民歌》一文，分析了马克思收集的几首情诗，并认为，“这些民间文学作品不仅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读物，更重要的使我们了解到：马克思不仅是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而且是一位民间文艺的热情鉴赏家”[26]。刘锡诚《马克思赞赏的一首工人歌谣》则介绍了《织工歌》的情况以及马克思对该诗的赞赏，认为“它反对私有制社会”，是“一个勇敢的战斗的呼声”。[27]胡双宝《恩格斯早期的文学活动》主要介绍了恩格斯早年的诗歌创作情况，并认为恩格斯后来对于美学与艺术的见解与看法与他的文学实践活动是分不开的。[28]江绍原《恩格斯论德国民间传说中的英雄龙鳞胜和》[29]一文，针对《民间文学》1961年1月号已经发表的由曹葆华、孟复生合译的恩格斯的重要文章《德国的民间故事书》而写，对译文中主人公名字的译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觉得主人公的名字应该是“胜和”而不是“吉格弗里德”，文章介绍了多段关于胜和的传奇故事。马昌仪的《研究被压迫民族民间文学的形成的珍贵文献——读恩格斯〈爱尔兰歌谣集序言札记〉》分析了恩格斯对爱尔兰人民反对英格兰压迫的赞颂与同情，并因为这些歌颂“为独立而战的爱尔兰首领的功勋”的民歌最能体现出爱尔兰的民族的、反英格兰的战斗传统，而把它提到了第一位。文章认为，恩格斯关怀爱尔兰民歌歌手，关怀着爱尔兰民族的命运。这是恩格斯为全世界所有被压迫民族留下的一笔宝贵的遗产。[30]

“文化大革命”十年，理论界对马克思、恩格斯民歌的研究没什么进展。“文化大革命”后，随着人们对“文化大革命”时期概念化、模式化的文艺创作思想的反思，这时期对人的真情实感的描写得到文艺界的重视，研究马克思搜集的民歌与爱情诗，还原一个有情有义、有血有肉的导师形象，对于打破过去轻视人的感情的“文化大革命”思维很有好处，因此这一阶段，马克思与情歌、人性等问题再次受到理论界的研究与关注。虽然以今天的目光来看，一些分析研究还显得比较肤浅，但结合历史语境去感受和思考，那些难以压抑的激情仍让我们震撼。这里举几个例子予以说明。沙波在《马克思与情歌》一文中认为，把马克思的名字与情歌联系起来，在“四人帮”横行时，是“大逆不道”的。

然而，今天，我们要理直气壮地把马克思与情歌联系起来。文章叙述了马克思与未婚妻燕妮·冯·威斯特华伦为爱情而抗争，以及马克思为了表达爱情而辛勤搜集民歌（主要是情歌）献给燕妮的事情。文章写道：“回顾这些史实，丝毫不会损伤马克思的光辉形象，相反，却恰恰证明了马克思不是超乎凡尘的偶像，而是有血有肉、情深谊长的伟人！”[31]许桂燊也在《情深意挚的心曲 奔往理想的乐意——读马克思的三首爱情诗》中通过分析马克思给燕妮的爱情诗得出结论：做革命人，诗人要投入到火热的斗争中，从现实土壤中汲取人民丰富的情感，加以提炼，化为意境宏远、情深意挚的诗章。[32]王堡在《歌短情深——读马克思收集的罗马尼亚民歌〈鸽子〉》中则具体分析了《鸽子》这首民歌在描写爱情方面的热烈和真诚，认为其思想内容是热诚的、健康的、向上的，艺术风格是质朴的、单纯的、晶莹的。[33]李晖《奇特的爱情花环——读马克思搜集的爱情民歌》一文比较全面地分析了马克思所搜集的爱情民歌的思想主题，并将其分为以下几类：对于忠贞爱情的热烈歌颂，对于追求物质享受爱情的辛辣讽刺，对于社会丑类踩踏爱情的鞭挞，对于失去青春与爱情悲哀的深切同情等。[34]1982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出版，书中收录了马克思青年时期的诗歌创作，为此赖耀光《浅谈马克思青年时代的诗歌创作》一文就马克思与诗歌的相关情况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与说明。文章既谈了马克思诗歌的搜集、翻译和出版的情况，又谈到马克思的诗歌是他早年生活的产物，同时还分析了马克思诗歌的主要内容以及马克思青年时代的诗歌创作情况。[35]1983年3月9日的《福建日报》赖耀光还以《马克思抒情诗的艺术特色》为题分析了马克思抒情诗的艺术成就。另外，钟文的《马克思和诗歌》一文论述了马克思与诗歌、诗人的种种缘分，马克思对诗的喜爱、对诗人的评价等，该文以一定的理论高度所进行的分析论述，展示了马克思与诗歌密不可分的一道美丽的风景。[36]

应该说，马克思、恩格斯与民歌、民间文艺的关系只是他们文艺思想中极其微小的一部分，这里将其拿出来进行一番梳理，旨在展现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文艺研究现实。对于民歌的热爱与研究在中国红色文艺的历史上，是一段不可抹灭的重要的历史时期。时至21世纪的今天，当“唱红歌”已经成为时下人们追捧的一种文艺盛象之时，我们似乎就更有理由关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这些贡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