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按习惯的说法，中国的西南地区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中国西南”相当于今天的四川省、重庆市、云南省、贵州省，而广义的“中国西南”则还包含西藏和广西两个民族自治区。方国瑜先生从历史学的角度提出：“西南地区的范围，即在云南全省，又四川省大渡河以南，贵州省贵阳以西，这是自汉至元代我国的一个重要政治区域——西汉为西南夷，魏晋为南中，南朝为宁州，唐为云南安抚司，沿到元代为云南行省——各时期疆界虽有出入，而大体相同。”[1]当然，由于四川、云南、贵州分别与西藏、广西相邻，故在具体的研究中对西藏、广西也有涉及。在本书中，选取广义的西南地区作为研究地域。

我国西南地区自古就是世界上不同种源、不同族源、多民族荟萃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西南地区除汉族外，还居住有壮族、彝族、苗族、瑶族、回族、藏族、白族、哈尼族、土家族、傣族、傈僳族、拉祜族、佤族、纳西族、羌族、景颇族、布依族、侗族、水族、仡佬族、布朗族、毛南族、普米族、怒族、独龙族、阿昌族、德昂族、基诺族、蒙古族等三十多个少数民族，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的格局。不同历史文化、不同社会经济发展背景、不同语言文字、不同习俗的民族聚集生活在同一地域的不同海拔、不同生态环境中，以不同的方式适应和改造自然。

他们创造的灿烂原始文化、农耕文化等民族文化，对中华民族大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延续千年之久的丝绸之路、茶马古道、博南古道等，形成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沟通了西南地区与国内外的经济文化交流，使西南地区成为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经济文化的交融地带。在漫长的社会生产实践中，西南少数民族形成了独特的民族经济文化，成为我国经济文化中很有特色的一个部分。

西南地区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历史悠久，典籍丰富，文献产生与发展源远流长。历史上，一些少数民族创造并使用过自己的文字，如藏文、彝文、傣文、纳西文、方块白文、古壮字等。他们用各种少数民族文字撰写和用汉文著述、翻译的各种载体形式的民族文献资源，可谓琳琅满目，博大精深。从现已发现的古籍文献遗存来看，有藏文古籍60万函，彝文古籍万余种，傣文古籍数万种，古壮字文献数万种，纳西族的《东巴经》2万余册。就西南地区的云南省而言，现已初步查明有各民族古籍达10万余册（卷）。散存于民间的尚有彝族古籍18000册（卷），傣族古籍23000册（卷），纳西族古籍4000多册（卷），藏族古籍8000多册（卷），瑶族古籍3000多册（卷），壮族古籍800多册（卷），白族古籍100多册（卷）。这些卷帙浩繁的少数民族古籍，是各少数民族在新中国成立以前的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内容包括历史、政治、经济、哲学、法律、军事、文学、艺术、宗教、天文、历算、地理、医药、语言文字、生产技术等，它们都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经济类古籍是少数民族古籍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产生与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即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从少到多，从低级向高级的规律发展。经济古籍文献与其他文献一样，也是随着文字及其载体的产生而产生，随着它的发展而发展。

反映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经济活动的古籍文献最早起源于何时，由于历史久远，资料有限，无法确切考证。但据目前的文献遗存证明，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经济文献的产生具有悠久历史。在没有创造出记录语言的符号文字前，各民族先民需要把重要的经济活动和互相共同认可的事情记下来，于是出现了简单地以物记事的方法，即结绳记事、刻木记事、图画记事等方法。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述了傣族刻木记录经济活动的情况：“彼等无字母，亦无文字，斯亦不足为异。土人缔约，取一木杖，或方或圆，中分为二，各刻划二、三符记于上，每方各执一片，负债人偿还债务后则将债权人手中所执之半收回。”其他少数民族如瑶族、佤族、基诺族、景颇族、普米族等，在新中国成立前，特别是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时期，也产生形成了大量刻木、结绳、图画记事的经济文献。西南少数民族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经济活动很活跃，许多少数民族都以本民族文字形成了反映各个民族土官、贵族、僧侣和群众经济活动的文献史料，在留存至今的各个时期的史志、博物志、方志、笔记、契约和有关经济专书中，都详略不等地记载了西南少数民族经济活动状况，为我们研究西南地区古代少数民族经济文化提供了宝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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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略例》，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