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超验主义：传统与超越

传统的超验主义思想是指19世纪30年代在美国新英格兰地区以康科德为中心兴起的一次重要的思想解放运动，被称为“新英格兰超验主义”或“美国超验主义”。美国超验主义既是哲学思潮，也是文学、文化和宗教运动。它在哲学上是康德式的唯心主义；在宗教上是后唯一神教（post-Unitarian）的自由思想；在文学上，体现为浪漫主义和个人主义。正如米勒（Perry Miller）所说：“超验主义是各种思想角逐和交锋的产物，超验主义运动是美国历史上最富有活力的文化启蒙运动之一。”[62]

19世纪初，随着美国社会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洛克的物质主义和休姆的怀疑论主宰着人们的意识形态，美国人由“上帝的人”变为“行动的人”，整个社会以物质利益为价值取向，道德标准遭到践踏。爱默生提出，宇宙是由自然和精神组成的，并指出，物质乃现象，精神才是更高的真实。这对当时沉迷于物质主义的人们来说，无异于当头棒喝。爱默生宣称，存在一种人可以超越经验和理性、通过直觉得以把握的理想的精神实体。他崇尚个人灵魂，主张人应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做自助、自主的人。他还倡扬精神高于物质，尊崇个人能力，主张用个人的活的灵魂取代理性，作为衡量一切的新尺度，号召人们与自然有机地融合，过一种田园生活，以对抗不断的工业化造成的物质主义、个性和人性的丧失以及人与自然的疏离。

作为美国思想、文化和文学传统，美国超验主义思想对美国文学产生的深远影响早已是不争的事实。就文学成就而言，爱默生、梭罗和惠特曼被视为超验主义最重要的代表。爱默生的文艺创作观、梭罗的自然书写和惠特曼的自由体诗歌均影响了之后的美国文学运动。布衣尔（Lawrence Buell）在探讨超验主义与现代主义在风格上的相似性时，写道：“新英格兰文学史作为美国的母体优越于其他地区，美国诗歌传统就是从这个母体上发展起来的，单从它预示了现代主义风格和形式主义对超验性的强烈要求而言，就可被视为是美国诗歌的精粹。”[63] 西蒙（Myron Simon）和帕森斯（Thornton H.Parsons）指出，超验主义有极强的渗透力，“不仅影响了其后互不关联的运动，如自然主义和新人文主义，也影响了诸如巴比特（Irving Babbit）和奥尼尔（Eugene O’Neill）这样的创作观念截然对立的作家”。[64] 马西森（F.O.Matthiessen）提出，超验主义和现代主义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爱默生对内在生活意义的拓展，将他与从霍桑经亨利·詹姆斯到普鲁斯特、从坡经由象征主义者到艾略特的现代艺术的主线联系了起来”。[65] 马西森高度评价了爱默生对美国文学的影响，他认为，爱默生通过创作检验了美国文学的发展潜力，“他是一头供他人挤奶的奶牛”。[66] 布鲁姆如是总结了爱默生对美国文学的影响：爱默生是美国文学不可回避的理论家，从他那个时代一直到今天，美国作家或者属于他的传统，或者属于与他相对立的反传统。在最近二十余年里，爱默生又卷土重来，埋葬了他的掘墓人，现在超验主义哲学对美国文学批评的影响力更胜于以往。[67]布鲁姆称爱默生为“美国文化氛围中的心灵，美国特色的诗歌、批评和实用主义后哲学的主要源泉”“纯洁权力的信仰者和道德法则的预言家”，并认为，由于爱默生的影响，美国文学（包括诗歌、批评和小说）区别于别国文学，爱默生过去是现在还是美国文学的主要影响者，爱默生传统即为美国文学传统。[68] 布鲁姆还预言，爱默生必将成为美国想象性文学和批评的精神指南，爱默生的个人至高无上的理论立场和智慧也是尼采、佩特、王尔德以及弗洛伊德等人的理论立场和智慧，个人主义永远都是想象性生活唯一的希望。[69]从美国思想史的角度来看，爱默生的重要性主要在于，他表征了新民族形成时期主张自己身份的努力和欲望，很多论者将爱默生看作美国本土哲学实用主义的先驱。波特（Joel Porte）认为，美国超验主义者不仅确立了他们自己在美国的地位，而且确立了在现代社会竞争激烈的自我意识中发出独特声音的美国身份。[70] 布鲁姆在《爱默生：美国宗教》（“Emerson：The American Religion”）一文中更是宣称，爱默生思想就是美国思想，爱默生思想的核心——自助——就是美国的宗教。[71] 美国重要的爱默生研究专家卡维尔（Stanley Cavell）则将爱默生与海德格尔及尼采联系起来，认为爱默生是一位哲学家式的作家，为形成中的美国创立了哲学，并称爱默生为“美国思想之父”，称爱默生的道德生活观为“爱默生式的完美主义”。[72] 鉴于超验主义对美国社会文化的持久影响，历史学家弗洛森海姆（O.B.Frothingham）说：“尽管超验主义运动是区域性的，持续时间较短，参加人数较少，却对美国思想和习俗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它影响了思想家，左右了政治家，指引了道德家，启发了慈善家，创造了改革家”。[73]

由于超验主义者作为一个团体，没有达成共识的行动纲领或信条，也没有构建逻辑严密的思想体系，超验主义运动又是发展变化的，包孕了复杂的哲学和宗教思想。因而，美国学者布衣尔说：“宣扬超验主义的影响比给它下定义要容易得多，这是因为这个运动并无严密的组织，它的界限模糊不清。”[74] 一般认为，超验主义思想含纳的观点有：人们依靠自己的直觉，而非逻辑推理，直接理解现实；宇宙是一个有机体，自然体现了精神，人们可以通过沉思默想领会宇宙中的一切，宗教是鲜活的，所有奇迹都是自然发生的；人具有神性，因此，人不需要救赎，道德观应该取代物质利益成为个人的行为准则；自我完善是完善社会的主要途径。

爱默生于1841 年在波士顿共济会教堂所做之演讲《超验主义者》（“The Transcendentalist”）中指出，人类作为思想者，始终分裂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个派别。唯物主义者以经验为基础进行思考和判断事物，而唯心主义者则注重意识，强调思想意志的力量、灵感、奇迹及个人文化。遂如是厘定超验主义为：“如今我们通常所称的超验主义，实际上是唯心主义，自它在1842 年诞生起，它就是一种唯心主义。”[75] 随后，爱默生又提出：“超验主义是信仰的狂欢或纵欲形式。”（198）爱默生坚持精神至上和自我中心主义，主张人应该依赖感官体会真理，对心灵做直觉的探索，拒绝外在权威，并将创作当作教谕工具，将布道变成一种艺术形式，美学和说教相结合。散见于爱默生的散文作品、演说词和诗歌中的超验主义思想可概述为：

第一，崇尚精神价值，贬低物质财富。爱默生提出，超灵是宇宙万物的集合体，它将人、自然和上帝统一起来。人可以自由地用心灵和直觉与上帝直接交流，与自然融为一体，从大自然中获得道德感。超灵在自然和人的灵魂中的在场，使人直接与上帝和自然界建立联系成为理解自我的途径。在爱默生看来，物质世界是现象，精神才是更高的真实。物质世界昭示着精神的存在，自然是精神的外衣、宗教的盟友。伦理精神深深地根植于大自然中，成为大自然存在的目的，每一种自然过程都是一篇道德箴言，道德法则存在于大自然的核心之中，是一切物质、联系和过程的精髓部分。[76] 换言之，大自然与人类心灵之间存在一种对应关系，自然是宇宙的缩影，包含宇宙的普遍法则和意义，人可以通过与大自然融为一体，洞悉正义与真理的绝对本质。因此，超验主义者对自然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诚挚的热爱，他们强烈地渴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对自然的热爱达到了宗教般的虔诚。在他们看来，人与自然是息息相关的，人只有在大自然中才能找回自我、获得新生，只有回归自然，在自然状态下观察自我和生活，才能使人洞察更高真实——精神世界。可以说，爱默生对精神的崇尚，对内在生活意义的拓展，对自然和个人力量歌颂，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探讨，向世人昭示了理想的生活方式——回归自然，简化生活，影响了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和反文化运动。

第二，反对权威，主张极端的个人主义。爱默生相信，人性本善，他强调人的独立思考、自助和道德上的自我完善。他认为，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上帝是善良仁慈的，那么人也是绝对善良的，恶只不过是善的缺席，作恶者的恶行必会反作用于自身。人只要自信自助，潜心修养，就一定能成为一个人“完整的”或“完全的”人。爱默生所推崇的“完整的人”或“思索的人”均以人的可完善性为哲学基础。他认为，所谓的“人”知识部分地存在于所有的个人之中，每个人都好比是从躯体上锯下来的一部分，从来都不是完整的人，只有在观察整个社会时，才能获得完整的人的印象。[77] 基于此，爱默生提出其个人主义思想：每个人都可以摆脱传统、政府、社会和宗教的影响，不断地反省检视自我，提高自我修养，保存并充分表达其内在良知良能，不断地完善自我，寻求内心的和谐与平静，从而找到属于他自己的“真实”。可见，自立是爱默生个人主义理论付诸实践的途径和体现。爱默生的个人主义后来直接影响到美国本土哲学——实用主义哲学的产生，詹姆斯和杜威都从爱默生的思想中找到了实用主义的萌芽。爱默生关于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主张，使得爱默生的作品在19世纪美国传诵一时，成为美国自由传统的一部分。事实上，超验主义对美国文化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之一，就是超验主义思想崇尚个人灵魂，这从理论上完成了美国从宗教向世俗的转变，从观念上实现了由以上帝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从依赖上帝到自我依赖的转变。正是在此意义上，布鲁姆认为，爱默生相信纯洁的力量，宣扬道德法则，创立了真正属于美国本土的宗教——自助宗教。[78] 将爱默生思想提升到宗教的地位，充分说明了爱默生对美国思想、文化、生活等方面的持久影响。

第三，爱默生强调作家的求实精神、创作灵感与文学的道德功能。依爱默生之见，艺术品是世界的抽象或撮要表现，是微缩的大自然的结晶或表现。[79] 作家能通过直觉和想象，超越现实获取灵感，使心灵与宇宙合一来获取知识，并反映到文学艺术中，因此，文学能在陶冶情操，推动道德和文化发展的同时，针砭时弊，警醒世人，指出现实世界的弊病。爱默生认为，作家应该依据自己的经历创作真实的作品，“能讲出、写出永不过时的东西的诀窍就是讲得真诚，写得真诚”，“谁在对自己写作，谁就对永恒的读者大众写作。只有你设法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时所得到的说法，才配公之于众”[80]。爱默生的这种见解可以从经典作品之所以能流芳百世，是因为它们重在表现永恒的人性这一事实得到印证。爱默生提出，每代人都应该有反映其历史时空的文学，美国文学应该产生于美国赖以立国的道德原则和普遍真理，具有揭示人类真实本性的潜力，而不是描摹或再现欧洲思想和生活。事实证明，凡是立足于其所处时代的社会文化，揭示普遍真理与人性，并有道德教诲的作品，都会成为经典，流传于世。在所有的作家中，爱默生首推诗人，并赋予诗人以牧师的职能，将审美与精神结合起来，将艺术家的创作视为宗教事业[81]，因为诗人能洞见事物之间的真正联系，从真实事物中看出理想的关联，让事物服从他的思想，用想象力和创造力表现他思绪的变化，使大自然完全服从于他的艺术表现，坚持心灵至上的原则，以美为目的，用其情思为大自然增添活力。爱默生还在神学院毕业班的演讲中称诗人为美德、智慧和力量的朋友，并在《论诗人》中指出，诗人是人类的代表和“完全的人”，因为诗人不同于常人，不会受困于感觉事实的桎梏中；只有那些懂得精神真理，并讲述精神真理的人才配称为“诗人”；真正的诗人是自由神，他们思想活跃，打破既定的信念，追求理想。[82]

以上所述超验主义思想不仅影响了美国的社会与文化，也对文学创作产生了持久的影响。这在索尔·贝娄的作品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贝娄虽然生活在后现代社会，却经常在作品中谈及爱默生、梭罗和惠特曼等超验主义者，并引用他们的作品，这表明贝娄的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美国文学传统（也即传统的超验主义思想）的影响。贝娄曾坦言，爱默生的超验主义思想影响了其文学创作。在谈及《赫索格》的创作情形时，贝娄说：“有两种张力贯穿20世纪：一者重申个人的重要性，一者认为个人微不足道。极权运动当然贬低个人的价值，努力表明个人从身体方面来讲是毫无价值的，可以被摧毁，很容易化为灰烬或肥皂泡，等等。当我想到这种事情时，自然会好奇地求助于爱默生这位美国自由主义哲学家，而这就是美国生活的希望。”[83]可见，贝娄和以布鲁姆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一样，将爱默生视为精神之父。但贝娄也清楚地认识到，传统意义上的超验主义思想并不能完全适用于现代社会，爱默生的自我至上的个人主义思想在现代社会里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在美国及所有的文明国度里，个人生活已经成为一种可耻的或屈辱的事情。人们认为自己是个傻瓜，个人卑微荒谬，个人的存在毫无意义。”[84] 在这种大背景下，贝娄试图探究个人的生存方式和个体生活的意义。从贝娄的作品可见，由于历史语境的差异性，贝娄对超验主义思想进行了扬弃，他在继承爱默生思想的同时，放弃了爱默生的个人主义思想中的自我至高无上的观点，使之能适于表现20世纪知识分子对自我的坚持、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和对伦理道德的坚守。作为犹太后裔，贝娄还将犹太文化中积极入世的思想因素融入超验主义，以消解爱默生不关注头脑以外的社会现实和梭罗极简主义的出世思想。因而，可以说，贝娄意义上的超验主义是一种超验主义转义下的新人文主义，即主张个人保持自我和独立，强调对精神层面的生活意义的追求和在有限的可能性中寻找个体的生存价值和尊严。这与白璧德等人倡导的新人文主义思想既有共同之处又有殊异。白璧德等人强调“适度”或“中庸”，而贝娄则更强调个人的独立主义，以及对精神生活的追求。

实际上，时代和社会背景的不同，决定了贝娄意义上的超验主义与传统的超验主义的根本差异，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按照爱默生的思想，人可以直接与上帝交流，自然是人与上帝交流从而进行道德完善、获得再生的场域。但在后世俗主义时代，达尔文的理论早已摧毁了西方人信仰的大厦，因此，贝娄笔下的主人公虽然偶尔也会向上帝祈祷，但在贝娄的小说中，上帝是隐蔽的或缺席的存在。由于上帝的缺席，这些主人公只能依靠自己，依赖其未成为社会人之前的善良本性自我救赎。贝娄坦言，在他所有作品中总有“一个原初的人”[85]。这个人不是经过教育、文化或历史环境塑造的社会人，而是先于文化和历史的，他拥有一些不变的、不能被灌输的、灵魂本身的东西。贝娄相信灵魂——现象流动背后的永恒的自我和人性——的存在，并对此直言不讳。他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中说：“‘存在着精神’，但这是禁忌。尽管几乎每个人都意识到它的存在，但几乎人人都对此保持缄默。”[86] 后来他在访谈中多次提到人有灵魂，人的精神独立于物质和环境。[87] 可见，贝娄所强调的个人是道德意义上的人，而非生物或物理学意义上的人。

其二，爱默生主张，个人是独立自主的，可自我完善的，并将个人抬升至神的地位，认为人活着不是为了取悦别人，而是在于自我实现，因而抗拒一切挟制人、剥削人的自由权利的权威。贝娄也肯定认识自我和独立自主（主要是精神独立）对现代人的重要性，但20世纪血腥的战争和屠杀使贝娄抛弃了个人全能（即至高无上之自我）的观点。然而，他也不认同普遍流行的一个观点：人的个性被抹杀。在他看来，20世纪居于中心地位的是，人类在混乱与默默无闻中决定究竟是坚持生存下去还是走向毁灭的问题。贝娄说，我们要轻装上阵，放弃教育、心理和政治观念等灌输给我们陈词滥调，作出独立判断，采取独立行动，在各种学说的废墟里，着意寻找我们的天赋，认识自我，弄清楚我们究竟信奉什么，而别人又究竟信奉些什么，使我们变得既简单又真实，以个性为武器，为做自己灵魂的主人而与非人化斗争。在一切探求中，个性既是手段，又是目的。[88] 可见，贝娄扬弃了爱默生的超验主义思想中的极端个人主义和人的神性的成分，但汲取了超验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对个体的独立自由和道德标准的强调，主张通过想象力和直觉来认识价值虚无的现实世界中个体存在的精神意义，赋予碎片化、混乱的个人生活以秩序。他认为在强大的外部世界里，依然存在着个人保持自我、保持善良本性及追求有意义的生活的可能性。因而，贝娄在创作中关注人的精神状况，关切人的精神需求。由于现代社会中，人们普遍崇尚物质，追求享乐，他将小说视为庇护精神的小屋，想通过小说创作在现实生活中找出人们内心深处并未失去联系的本质，以坚定人们对真理、和谐以及正义的希望。而这种本质就是人性或人的灵魂。由此，贝娄塑造了一系列有个性和同情心的受难者，让他们在与他人和社会的冲突与摩擦中，不断地认识自我，反思自我，为了保持精神独立和自然本性，为做自己灵魂的主人而与外界的非人化力量斗争。

其三，贝娄因梭罗能坚持在孤寂中与自然交流而赞美梭罗。在他看来，只有承认自己的弱点和孤独，才能深入到自己的内心世界。贝娄认同康拉德的艺术观，“艺术是给可视世界以最高公正的一种尝试：它试图在那个世界上、在事物中和现实生活中，找到基本的、持久的、本质的东西”。[89] 为了获得本质的东西，艺术家要深入到自己的内心深处，在这个孤寂的领域里找到感人的表达方式。[90] 但贝娄不认同梭罗的后继者克鲁亚克（Jack Kerouac）的离群索居，因为他认为“只有在群体中才能实现个人价值”。[91] 与超验主义者一样，贝娄在创作中将自然物体与人的心灵对应起来，赋予自然涤荡心灵、补充精神能量的作用。他笔下的主人公，如赫索格、洪堡、西特林、贝恩等，都会逃离令人窒息的城市生活，到令人神清气爽的乡野待一段时间。但他们并非消极遁世的隐逸派，他们逃离的目的是为了休养生息，以便能再次回归城市生活。显而易见，作为知识分子，贝娄倾向于褒扬自身文化资本的优势，不计物质享受，追求审美愉悦。

其四，贝娄认同爱默生文以载道的思想。贝娄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坚信，文学最根本、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提出道德问题，主张作家应该用想象力来表现美德。贝娄在《作家作为道德家》一文中指出，20世纪社会秩序如此混乱，作家“应该肩负起道德责任”“文学应该强化其道德教谕的功能”。[92] 他说，早在19世纪，爱默生就告诉人们应该为爱付出一切；梭罗则从自然事实中抽取出道德意义；惠特曼更是在《民主远景》中提出，牧师离去，神圣文学登场，民主诗人应该创造美国公民的原型和形象，肩负起最崇高的道德责任。然而，20世纪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却传播着别样的思想——人必须调和高尚原则与低俗现实。由于现代社会严重践踏了道德标准，文学要在道德危机中求生存，就必须加强道德说教的功能。[93] 这表明，超验主义思想中的道德审美观直接影响了贝娄的小说创作。贝娄也倡导，作家应该听从其内在的声音，在小说中记录自己内心对社会生活和时代的真实印象，而不是在文学陈规与文学传统框架内蹒跚而行。贝娄主张，作家们应该先体验，再创作，以个人经历赋予文学价值和力量。贝娄在创作中以乐观主义的态度来表现人性，以对抗知识分子和现代文学中的荒原和异化之声。“为了提高纯粹肯定的标准，人们不得不乐观到低能的程度，并在一片‘不，不’的深沉背景中，激动地大喊‘是的，是的’……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能成为的唯一东西，就是人性的东西。”[94] 因此，贝娄在创作时总是听从其内心深处的一个原始评论员，并为这个评论员发表评论清理场地。“我们大多数人都在内心深处有个原始的提词员或评论员，从我们小时候起，这个人就不断地给我们建议，告诉我们真正的世界是什么样子。”[95] 贝娄不断地探索、改变其创作风格就是为了能尽量靠近他心中的评论员，贝娄称这个原始的评论员或来自内心的声音为“灵魂”。可见，贝娄是个出色的道德理论家，其笔下的人物对现代社会中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哲理性沉思是他们人性的活水源头。“小说是关于非常滑稽、充满活力的人物，以及人物与人物之间、人物与美国大都市之间有趣的关系的。但人物都是这样的一些角色，他们最基本的兴趣是哲理化，而贝娄先生似乎觉得，这才是他们人性的真正源泉。”[96]

从上述可见，由于超验主义思想对贝娄的影响，在后现代主义作家纷纷对小说的创作形式和手法进行试验和探索的时期，贝娄却偏离了实验创新的创作主流，以启蒙思想为指导，坚持用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手法进行创作。但由于历史语境的差异性，贝娄小说中所传达的超验主义思想有其殊异性。

同时，贝娄的这种做法与他的创作主张有着莫大的联系。贝娄开始创作时，在西方社会，尤其是知识分子和作家中，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幻灭感——价值观断裂、理想破灭、道德沉沦、精神空虚，以及对西方文明的怀疑导致的悲观失望情绪还在蔓延。美国现代文化生活打碎了真实自我的意象和作家的权威，“荒原”和“异化”成为文化分析中的关键词，作家们接受了哲学家所宣扬的痛苦，嘲弄当代生活，他们继承了艾略特和乔伊斯挽歌式的语调，用他们从未体会过的绝望和可怕进行创作。贝娄拒绝这种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他主张作家应该依靠其对生活的亲身体验，在作品中表现人性美好的一面。自兰波和马拉美以降，作家们已经预言了文明的毁灭，但贝娄却对这种主流思想氛围抱持怀疑态度，对用小说阐释历史的做法进行诟病。“文明还在，预言并没有应验，小说家将艺术创作置于历史阐释之上是错误的。小说家最好应该信赖自己对生活的感受。”[97] 在他看来，这类作品对生活的描写缺乏深度，缺失了对人性的关切，而且，作家若用小说和剧本的创作来检验某种科学思想或哲学理论的话，他的作品就缺失了关于人性的内容。[98]

此外，贝娄对文化工业和艺术的通俗化持批评态度。他反对文化工业将文学贬为商品符号，等同于其他消费品，不认同美国的先锋派艺术家过于激进、阉割了文学并使情感低俗化的做法。贝娄对那些试图消除高雅艺术和通俗艺术之间的界限的作家也持批判态度，认为他们的做法令他们无法接近人性的内核。[99] 他悲叹美国人沉迷于“当下”，以当代享乐主义生活方式为荣，视爱默生、梭罗和德莱赛的传统为无用的过往，弃若敝履。[100] 由此，贝娄主张作家应该具有批判意识，肩负起道德教谕的责任。科塞（Lewis Coser）、雅各比（Russell Jacoby）和萨义德（Edward Said）等人均将社会批判性和道德情怀看作是知识分子的基本特质。但当今的知识分子却把自己的道德权威让渡给了阶级利益、民族主义、宗派观念。其结果是，作家们被强行拽入社会、政治行动和权力斗争的竞技场，从而偏废了文学的审美功能。[101] 贝娄认为，作家独立思考是发挥想象力的必要条件，过于依赖某种科学理论、哲学思想或意识形态，会令作家丧失其美学独立性。因此，贝娄宁愿从哲学家们那里获取自己的哲学。[102] 这种信念使得贝娄在创作中博采众家之长，加以变形后写入作品。基于此，贝娄用比较传统的文学创作方式来表现19世纪美国的启蒙思想，试图在以孤独、异化的荒原观为主调的文学创作背景中，恢复个人生活的内在秩序，在碎片上建构整体与和谐，展现出一幅崇尚精神和人性，顺应伦理道德、良心法则等理性原则的乌托邦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