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 国外研究现状及趋势

鲍德温公开声明，他遭受的打击源于三个方面：黑人，长相丑陋，同性恋。这自然不可避免地在他的作品中得以艺术化的再现。同时，鲍德温传奇般的宗教经历和黑人音乐的比喻渲染，使得美国学界的批评主要瞄准了其作品中的种族政治、同性恋、音乐和宗教的艺术表现。

美国的鲍德温研究可谓异彩纷呈，因资料庞杂，要做全面的观照，困难可想而知，因此，对国外成果的综述难免有疏漏之憾。评论界对鲍德温及其文学成就各抒己见，但普遍认为鲍德温是美国文学历史长河中不可或缺的一位重量级作家。因其散文的布道口吻和振聋发聩的激情以及他在民权运动中的积极响应，鲍德温被称为“黑人耶利米”，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代言人。他与理查德·赖特的分歧被视为沽名钓誉、忘恩负义之举，成为史上“文学弑父”的典型。鲍德温的确因此引起了更多关注，其实认为他出于一己之利而以怨报德之评判没有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出发，故不能捕捉到内在的深层动因，未免武断肤浅，有失客观公允。

国外有关鲍德温的研究成果就研究范畴而言，大致有三种情形。首先，从生平、言论和思想对鲍德温及其作品的总体研究，如Daniel Quentin Miller主编的《再论詹姆斯·鲍德温：未曾见之事》（2000）；其次，就一部或多部作品作分别、具体的个案研究，如Trudier Harris主编的《〈向苍天呼吁〉 新论》（1996）；最后，将之与其他作家的对比研究，如Lovalerie King与Lynn Orilla Scott主编的《詹姆斯·鲍德温与托尼·莫里森对比研究》（2009）。相较于其他黑人作家，有关鲍德温的比较研究在数量上无出其右者。总体而言，这些研究主要侧重于其主题思想和叙事特点。前者如Dorothy H.Lee的文章《苦难之桥》（1983），后者如Sydney Onyeberechi的文章《论 〈下一次将是烈火〉 中的直白讽刺》（1990）。就批评方法而言，当属后殖民主义，如Brian Norman的文章《詹姆斯·鲍德温在 〈比尔街情仇〉 中与美帝国主义的交锋》（2007）；女性主义，如Trudier Harris之著作《詹姆斯·鲍德温小说中的黑人女性》（1985）；文化研究，如Gerald Byron Johnson的博士学位论文《鲍德温雌雄同体的布鲁斯：黑人音乐、雌雄同体与詹姆斯·鲍德温的小说》（1993）；存在主义，如 Elizabeth Roosevelt Moore的博士学位论文《理查德·赖特、拉尔夫·艾立森与詹姆斯·鲍德温作品中的存在主义》（2001）和性批评等。[14]

众所周知，鲍德温在浓厚的宗教氛围中长大，做过三年童子布道者。因此，他深谙钦定版《圣经》，基督教思想的影响根深蒂固。后因不满教会的腐败退出教坛，但宗教意识潜移默化，渗透其创作的自觉，“上帝救我”成了意蕴别样的口头禅。然而学界鲜有持续关注宗教对其生活与创作之影响者，将批评的触角深入与鲍德温关系甚密的“五旬节”教派的学者更是罕见。鲍德温在文集《下一次将是烈火》（1963）中酣畅淋漓、一针见血地对基督教会发起猛攻，其宗教观也因之立刻明朗化。学界评论也随之深入、客观。第一部小说《向苍天呼吁》（1953）问世之初，以Richard K.Barksdale和Caroline Bloomfield为代表的评论家将其视为以约翰·格莱姆斯的皈依之路为线索，意在强调格莱姆斯一家通过基督教会实现自救的决心。而Granville Hicks虽注意到小说中的宗教暴力，但依然认为宣扬基督教的正能量是小说的主旋律。即使在《乔万尼的房间》（1956）和《另一个国家》（1962）相继出版后，对鲍德温小说中宗教主题的批评，正面积极的姿态仍是大势所趋。这与此前文学评论界对《向苍天呼吁》之宗教情怀的肯定基调所造成的思维定式密不可分。《下一次将是烈火》将鲍德温对基督教会的义愤填膺公之于众后，评论界开始重新审视鲍德温的小说，剥去鲍德温虔诚温和的面具，看到了他对基督教“更激进、否定”的一面，呈现出一位“愤怒的社会抗议者”。[15]例如Garry Willis和John Lash从《下一次将是烈火》《向苍天呼吁》《乔万尼的房间》和《另一个国家》中洞察到鲍德温对基督徒和基督教会的鞭挞。Stanley Macebuh认为，与其说《向苍天呼吁》是肯定基督教的救赎，不如说是对基督教会的反驳声讨。至此，《下一次将是烈火》成为评判鲍德温宗教观的转折点，学界不再简单停留于作品表面的宗教意象而妄下断言，将鲍德温视为虔诚的基督认同者。批评的视角逐步深入，洞察幽微，相对客观地还原鲍德温宗教观。

Michael Lynch是当代关注鲍德温神学思想的仅有几位评论家当中颇值一提的一位。他反复指出，尽管鲍德温作品中的《圣经》典故、宗教象征和宗教主题比比皆是，遗憾的是，学界除了浮光掠影地提及其作品中相关意象所表现出的基督教内容外，对他的宗教或神学思想却未曾做过系统的研究。[16]美国学界就此争论的焦点是鲍德温是否为宗教作家。对于外界公认的身份——同性恋、黑人、国外流亡者、社会活动家——鲍德温都不屑一顾，始终以“见证者”自居。Gayle Pemberton认为，这个词本质上是宗教性的。[17]言外之意，Gayle认为，鲍德温是以“见证者”向世人宣告了其宗教性。其实，在公开场合，鲍德温也表明了自己的宗教立场。在跟人类学家Margaret Mead的交谈中，鲍德温不但承认宗教总是令其神魂颠倒，而且不反对Mead称为基督徒。

据统计，在诸多详细研究鲍德温的论著中，仅有两本视其为宗教作家。[18]此外，认同鲍德温宗教写作的人亦不在少数。Sondra O' Neale认为鲍德温是将黑人与基督教的关系作为一个重要主题进行探讨的最后一位黑人作家。[19]Mani Sinha 博士认为鲍德温乃不折不扣的“宗教狂热者”。[20]詹姆斯·康贝尔认为，尽管鲍德温“离开了教会，但教会却从来没有离开过他”。[21]这是对鲍德温与基督教藕断丝连，“斩不断，理还乱”之错综纠结关系的简约而真实的概括。其实，鲍德温虽然离开了教会，但他心里始终有一座“隐形的”教堂，他一直在默默地与上帝对话，将神的话语创造性地改写，贯穿到其文学创作中，以另类的方式传递着“福音”。

Douglas Field认为鲍德温的宗教思想是一贯的。他的前两部作品，小说《向苍天呼吁》（1953）和戏剧《阿门角》（1954）以基督教为背景，明显延续了美国黑人文学的叙事传统。然而，即使在《未见之事的证据》这样的“世俗”文本中鲍德温对宗教的痴迷依然可见。[22]在《五旬节派与爵士乐：追踪鲍德温之宗教思想》一文中Douglas比较客观深入地探讨了鲍德温的宗教思想，将鲍德温的宗教思想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是这一领域的新成果。Douglas注意到了鲍德温对基督教会的否定与鞭挞，将鲍德温的宗教背景追溯到五旬节派，探讨了爵士乐与宗教的关系，认为鲍德温的宗教是以爱为基本原则的“新教”（new religion）。[23]这种建立在理解彼此苦难基础之上的爱（而不是上帝），才是获得拯救的源泉。

Derek Cyril Bowe的博士学位论文《去见上帝：詹姆斯·鲍德温在小说与戏剧中与教会的争执》（1998）从鲍德温的宗教生涯入手，以作品时间顺序将六部长篇和两部戏剧按主题归类，从身份、爱与性等方面探讨了鲍德温宗教思想的变迁与反复。Fontella White的博士学位论文《詹姆斯·鲍德温的“圣经”》（2009）指出，在鲍德温看来，苦难，尤其是精神上的创伤是确立美国黑人社会身份的必经之路，是彼此沟通协调的关键，[24]并强调了磨难在黑人经历与《圣经》互文中的桥梁作用。鲍德温的“圣经”之核心思想乃是“罪”“受难”和“毁灭”，而布鲁斯音乐则是表现这些宗教主题的重要介质。Clarence E.Hardy 的专著《詹姆斯·鲍德温的上帝：性、希望与黑人神圣文化的危机》（2003）将鲍德温的宗教观置于黑人神圣文化的背景下，结合鲍德温自身的生命原则，探讨鲍德温与黑人教会的复杂关系，是目前较为深入地研究鲍德温宗教思想的力作。

鲍德温就像一个多面体。有人肯定了其宗教的一面，也有人关注的焦点不在于此，即淡化甚至否认了他的宗教情愫。Harold Broom认为鲍德温属于“后基督教作家”，他的先知立场与其说是宗教性的，倒不如说是审美性的。[25]黑人宗教对其语言节奏显而易见的影响往往被简单地视为他的文体风格而已。Cornel West虽没有否认鲍德温的宗教道德，但更愿意从美学层面关注鲍德温的语言形式。[26]鉴于鲍德温在《下一次将是烈火》和《告诉我火车开走多久了》中对教会的虚伪和政治上的不作为进行了无情攻击，Melvin Dixon 指出，鲍德温已弃教从文，以小说与散文取代布道，由虔诚的信徒摇身变为尖酸刻薄的怀疑论者。[27]Craig Werner认为，面对种族压迫，鲍德温后期的作品摒弃了纯粹精神的处事方式，转而强调社会行动的功效。[28]凡此种种说明，学界注意到了鲍德温作品中的世俗化倾向，但往往停留在现象表面。Douglas则作了深入的挖掘，认为鲍德温虽然对基督教的批评一直都没有停止过，但其作品中的精神升华却是一以贯之的重心。这种灵魂上的超越不是发生于教堂之内，而是在教堂之外朋友或情人之间在欣赏音乐或做爱的过程中实现的。这看似荒诞的异端行为却被赋予了神圣的色彩。换言之，此世俗化实为鲍德温宗教思想在现实语境中的延伸与升华，是对基督教教义所做的实用主义改写。

总之，美国学界对鲍德温宗教思想的研究，成果载体既有期刊文章，更不乏博士学位论文和专著。要么是对单部作品的个案研究，[29]要么是对多部代表作品的集中研究，探讨其内在的传承与超越，[30]也有将其小说、散文和戏剧全部纳入批评视野的宏大叙事研究。[31]

大多数学者意识到了鲍德温与宗教的一贯联系却未能作深入的探讨，仅仅停留在宗教对鲍德温生活与创作的影响这一层面，对于全面客观地展示鲍德温的宗教思想，都表现出或多或少的缺憾。有的聚焦于作品中的《圣经》意象，挖掘其叙事结构，探讨的只是作品与《圣经》的互文关系。[32]有的着眼于鲍德温对基督教的攻击，将其简单定位为怀疑论者，扣上叛教的罪名，[33]虽然捕捉到了作品表面的世俗化倾向大肆渲染，却忽略了其对宗教虚伪与狂热的修正和超越，由此陷入肤浅的泥沼而不能捕捉到鲍德温宗教思想的独特性。同时，学界也往往把鲍德温作品中的布鲁斯音乐跟福音音乐的交替视为宗教世俗化的表征。[34]

多数研究往往局限于其长篇和戏剧，而将相关散文和诸多优秀的短篇挡在门外。这对于把握鲍德温宗教思想内在的一贯禀性不能不说是一个漏洞。然而，即使能填补这一空白者也不尽如人意。一方面，没能将所谓的“世俗化”小说囊括在内；另一方面，缺乏系统性和高度的抽象与概括性，只是分别探讨了其散文、长篇、短篇和戏剧中的宗教意蕴而不能打破体裁的局限，从中缕述作者宗教思想的特征和表现。

由是观之，鲍德温宗教思想研究依旧是一个有意义的话题，仍有很大的挖掘空间：即使在鲍德温土生土长的美国，学界也没有还原出他与基督教关系的真实面目，未曾挖掘出鲍德温与基督教关系的特殊性。恰如Van Heusen 的博士学位论文《詹姆斯·鲍德温作品之宗教意蕴》（1980）所言，鲍德温的宗教心路历程是不争的事实，然而要充分地体现这一经历却绝非易事，不是简单的三言两语能够奏效的。鲍德温的宗教经历深邃神秘，但并非不可言传，是倾其毕生精力所孜孜以求的“启示录”。是故，用“虔诚”与“背叛”这类非此即彼的绝对标签来标识鲍德温的宗教伦理实乃苍白乏力，难中肯綮，未免有失公允，不乏顾此失彼之憾。

美国学界可能因为身处基督教文化的氛围内而丧失了对鲍德温作品中宗教情怀的敏感性，对于散见于其中的宗教意象采取了想当然的态度。相反，由于对种族政治的敏感性，[35]毋宁说对非裔作品的思维定式，评论界往往聚焦于作品中的意识形态问题而忽略了鲍德温文学之真正的灵魂所在，即错综复杂的宗教纠结。这显然无法将鲍德温的宗教世界淋漓尽致地由幕后推向前台，也就不能从根本上呈现其人其作的“全景图”。

二 国内研究现状及趋势

国内黑人文学的译介始于20世纪30年代，关注的焦点是种族政治关系。[36]托尼·莫里森于199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不但在西方读者和评论界引起轰动，国内的关注也随之升温，与之相关的专著、论文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研究逐步深入。黑人文学研究的内容、视角和方法均随之表现出多样化的特征，[37]已呈蔚为大观之势。不过，国内学界对黑人男性作家的研究远不及对以艾丽斯·沃克、尼尔·赫斯顿和托尼·莫里森为代表的黑人女性作家的研究。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女性研究理论和研究范式的体系化”。[38]相较于莫里森研究的热闹情景，对莫里森的精神生活和文学创作产生过的重要影响的鲍德温，国内的关注确实显现得有些稀疏冷清。

国内关于鲍德温的研究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即始于作家人生暮年，远远滞后于国外。国人初识詹姆士·鲍德温缘于董鼎山先生刊发于《读书》杂志上的《美国黑人作家的出版近况》（1981）一文。在雨后春笋般的黑人新秀中，鲍德温被视为黑人民权运动的“非正式代言人”,[39]是最能有力地表达黑人潜意识的出色代表。他在60年代名噪一时，荣登大雅之堂得益于如火如荼的民权运动，乃时势造英雄的结果。由此鲍德温便以政治文学家的身份被定格于中国读者的印象中，而他的宗教情怀和艺术追求则抛于脑后。其次是吴冰教授刊登在《外国文学》上的《詹姆士·鲍德温》（1985），对其人生和创作进行了较为全面客观的评介，乃国内迄今所能读到的比较系统地介绍鲍德温的最早文献。

截至目前，鲍德温的长篇小说仅有三部译成中文，分别是《向苍天呼吁》（霁虹、宏前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比尔街情仇》（苗正民、刘维萍译，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和《另一个国家》（张和龙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众多短篇中，只有《在荒野上》（郭凤高译）和《生命的较量》（谭惠娟、詹春花译）全文发表在《外国文学》1984年第12期和2007年第3期。另外，《酸奶里的一只苍蝇》（节选）（佳宁译）发表于《中国翻译》1989年第4期。而其戏剧、散文和诗歌至今未有中译本问世。

鲍德温研究的升温始见于21世纪初，以其为题材的期刊文章、硕士学位论文与日俱增，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也呈多元化趋势。截至目前，国内收集到的相关期刊文章40余篇，硕士学位论文20余篇，与之相关的博士学位论文仅有4篇，其中以其为题材的博士学位论文3篇（包括中国台湾的一篇），以宗教为视角的博士学位论文仍为空白（2014）。相较于国外研究，国内的相关成果乃沧海一粟。就研究对象而言，往往仅聚焦于其第一部小说《向苍天呼吁》，从研究视角对身份探寻、父子关系、女性主义、文化批评、后殖民主义、生态主义等进行了探讨。其中，陈世丹的《〈向苍天呼吁〉：走向一种生态社会》（《山东外语教学》2011年第4期）从社会生态学的角度作了新的解读，此乃将生态主义引入黑人文学研究的鼻祖，开国内黑人文学生态研究之先河；焦小婷与吴倩倩的《〈向苍天呼吁〉中的狂欢化特质阐释》（《外国语文》2013年第1期）从狂欢诗学的视角对其进行观照，揭示黑人渴望人格尊严与种族平等的生命诉求。另外，罗虹与张兵三的《试论鲍德温 〈比尔街情仇〉 的后人道主义价值观》（《武汉纺织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则在后人道主义的视域内探讨了当代黑人的价值取向。俞睿的《詹姆士·鲍德温的跨空间写作》（《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从空间理论的视角审视鲍德温的“边缘”身份，强调了跨空间写作对其从自我、种族和文化层面进行身份认同的特殊意义。这些都是国内鲍德温研究的新进展，标志着国内黑人文学研究范围的横向拓展和研究方法逐步向纵深发展的新动向。

国内有关鲍德温文学的宗教思想研究，主要表现在以下四方面。

第一，对鲍德温“爱”之思想的多角度探讨。余小玲（2010）以《向苍天呼吁》为例，聚焦于鲍德温爱的潜在力量，认为鲍德温立足黑人的文化传统，摆脱种族羁绊，把爱作为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桥梁。毛燕安（2005）从鲍德温性爱观对《另一个国家》进行文化解读，指出求同存异，勇于担当的爱乃是救赎的终极力量。彭秀峰（2004）认为，鲍德温的《向苍天呼吁》《另一个国家》和《乔万尼的房间》三部长篇表明基督教所宣扬的爱是引领其一生的精神旗帜，是人类共同的文化家园，消融了人与人之间的壁垒与孤独。以上研究均认识到了鲍德温所宣扬的爱之终极价值，却未论及这种主张的时代局限性，同时爱之宗教渊源的认知有待深入。

第二，从父子关系的角度观照鲍德温的宗教思想。李鸿雁（2008）以《向苍天呼吁》《阿门角》和《假如比尔街能够说话》为例，对鲍德温作品中的父亲形象进行分析归类，探讨了文本与《圣经》间的互文关系，认为各类父亲形象的塑造抒发了鲍德温内心对父爱的渴求。但从作品中父亲形象与《圣经》原型的对应中不难看出有附会之嫌。另外，李鸿雁（2006）提出，戏剧《阿门角》是对鲍德温在《向苍天呼吁》中开始的宗教批判的延续，通过塑造一个虽不完美但富有激情与爱心的父亲形象来表达对自己与已故继父之间紧张关系的遗憾，以及对继父的谅解。衡学民（2008）则以《向苍天呼吁》为蓝本，通过分析畸形的父子关系探讨了主人公约翰在宗教压迫之下的身份建构。

第三，从身份构建的角度，剖析宗教“结构”与“解构”的两面性。焦洪亮的硕士学位论文《〈向苍天呼吁〉 中宗教象征体现的心理状态》（2004）聚焦于小说中大量的《圣经》隐喻和基督教仪式，揭示宗教象征主义在主人公人格独立过程中的作用。吴杰文在《从基督教的原罪观试论〈向苍天呼吁〉 中的罪感意识》（2009）一文中，通过《向苍天呼吁》中几个典型人物，透析了原罪观带来的罪感意识，揭示了罪感意识所导致的人性扭曲和人格分裂，指出罪感意识乃是身份认同和解决种族关系的内在障碍。与之相关的还有许玉军的硕士学位论文《宗教世界里的身份诉求：〈向苍天呼吁〉 的宗教解读》（2007）。该研究认为小说主人公约翰·格莱姆斯对上帝神圣的向往和敬畏与世俗快乐的吸引之间形成的对立加重了其皈依基督教的痛苦体验，从而推广到整个美国黑人社会在宗教世界中的信仰困惑以及身份诉求的危机。

第四，关注鲍德温宗教思想的世俗化倾向。国内部分学者认为鲍德温宗教情感的真实面目是一个波浪式的动态过程，世俗化倾向比较明显。宓芬芳和谭惠娟在《没有宗教的宗教——论詹姆斯·鲍德温对宗教的解构与回归》（2012）一文中指出，鲍德温的宗教纠葛经历了从信仰到背叛再到回归的过程，其宗教观与德里达的“没有宗教的宗教”有异曲同工之妙。认为鲍德温对上帝爱恨交加的矛盾情感，是由其社会历史背景、个人心理发展，以及20世纪美国黑人文学走出自然主义抗议文学窠臼、走向以黑人文化为基础的新型现代黑人文学的发展趋势所决定的。该研究将鲍德温的宗教思想与文学思潮联系在一起，相较于同类研究显得更有深度。

俞睿在《从“上帝”之爱到“人间”之爱——论鲍德温作品中的宗教观》（2010）一文中，分析了鲍德温小说中的宗教元素和鲍德温由上帝之爱向人间之爱的转变及其意义，认为鲍德温的宗教观并不囿于宗教所倡导的盲目的赎罪之心，而是以冷静和宽容的人间之爱对抗美国的种族仇恨，使非裔美国人真正摆脱内心的困惑，更有尊严地融入美国社会。李鸿雁在《圣徒的觉醒——鲍德温的戏剧 〈阿门角〉 主题浅析》（2006）一文中指出，鲍德温的戏剧《阿门角》将反宗教意识与爱两大主题完美地结合起来，把摒弃宗教、珍惜关爱作为该剧的主旋律。剧中的艺术家充满爱心、富于社会责任感和抗争精神，对同胞怀有浓厚的人文关怀。李丽程的硕士学位论文《教堂之外：论詹姆斯·鲍德温小说中的世俗化倾向》（2008）认为鲍德温小说中存在一种世俗化倾向，作者意欲否认世俗与神圣的二元对立，力图在世俗世界中实现基督教精神。宓芬芳的硕士学位论文《黑人宗教、性神话、音乐——詹姆斯·鲍德温文学作品研究》（2008）揭示了鲍德温怎样通过文学创作来批判黑人教堂里丑恶的上帝形象，并且追求理想博爱的民间上帝，认为鲍德温心目中的那个理想的、慈爱的、公平的上帝不在黑人教堂，而在家庭的亲情、情人的性爱和团体的关爱中。

综上所述，国内学界透过个别的文献作品，意识到了鲍德温浓浓的宗教情怀，从不同的角度做了相应的探究，但目前的研究还不能对鲍德温的宗教文学思想给出一个相对客观全面的回应，缺乏对其作品的整体把握，不免有以偏概全、管窥蠡测之憾。尽管鲍德温的宗教思想是贯穿始终的主要线索，但就此所做的研究却不在多数，以宗教为参照将其长篇、戏剧、文集和代表性短篇纳入叙事范围的系统研究尚未有先例。此即本课题的努力方向。

由是观之，以宗教的视角观照鲍德温的散文、戏剧、小说以及诗歌，同时兼顾黑人音乐在主题表达中的渲染作用，乃是客观真实地反映其宗教伦理思想之务实有效的途径，避免了顾此失彼的遗憾。同时以宗教为主线勾画出的鲍德温文学思想全景图，对于全面了解黑人文化思想不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