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语言诗学

第一节 研究框架的确立

如果要问：近年来我国文学语言研究的最大突破是什么？那应该这样回答：把文学语言本身作为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提出来进行研究。我们的语言学是奠基于这样一些经典论述之上的：“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1]；“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2]；“语言是工具、武器，人们利用它来互相交际、交流思想，达到互相了解”[3]……这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源于亚里士多德的论述，其实还仅仅是基于语言这种社会现象的基本功能所作的哲学概括，并非对于语言本身的性质和特点的理论说明。关于这一点，我国连语言学界亦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那就更难苛求文学理论界了。至于文学语言与普通语言之间的关系，文学语言本身具有什么样的特殊性等，这些年虽然进入了研究视野，但却并没有得到有效的突破。先前，我们一直说因为语言是表达思想的工具，而文学作为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文学语言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形象地反映社会生活的工具。这一陈陈相因地沿袭着的类比现在被打破了，文学语言不再仅仅是形式因素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文学研究也不再仅仅是在分析了主题思想、人物形象、结构方式、表现技巧之后，再稍稍提及一下文学语言，而是出现了一些专门论著和系列文章，文学语言被列入文学研究的榜单。

旧有的知识和见解，总是以某种现成的形式向人们提供着理解现象的某种习惯或理论，它力图把一切都变得“司空见惯”，使研究者轻信自己已完满地解释了一切，在思维惯性和研究惰性的支配下，总在前人划定的圈里打转，与新发现擦肩而过失之交臂而不自知，这才是科学认识发展的最大阻力。从这一点看，近年来的文学语言研究，已经从根本上突破了旧有理论的束缚，从各个方面、各个层次上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而众多问题的提出，正是该学科生命力旺盛的显著标志，亦暗示着该学科研究框架的确立。

语言在人类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使得关于语言的问题本身就成为有关人类的根本问题。文学语言研究，不可能脱离普通语言研究的理论基础；而普通语言研究的理论基础，其最主要的几块基石，竟只能建立在假说之上，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般坚如磐石。譬如语言与思维的关系，既有人认为语言在思维之前，也有人认为思维在语言之前，还有人认为语言与思维同步，而且各派都看似凿凿有据。再如语言与世界的关系，有种观点断定语言是任意性的产物，制定它的规则与制定任何游戏的规则并无两样，这种“约定俗成”性干脆利落地一刀砍断了语言与世界的内在联系；相反的观点则认为语言是世界的意象，语言结构与所涉实在的结构相似，故而语言才能告诉我们关于这个实在的情况；也有的人则认为前面两种观点都不足取，力图开辟第三条道路。至于语言能力与语言行为的关系、群体语言行为与个体语言行为的关系、语言与言语转换过程中的生理心理机制、编码过程和译码过程对大脑这个复杂的功能体系的依赖，以及与其他种种非语言因素的联系等，更是尚未找到客观有效的方法进行研究。这些尽管是普通语言学甚至只是各分支语言学的研究课题，但又实实在在地影响着文学语言研究的深入。它们构成了文学语言研究框架的基础理论。在这基础理论之上，则是关于文学语言特性问题的探讨。这是文学语言学本身的基本问题。也就是说，诗学的基本问题是：“话语何以能成为艺术作品？”

文学语言与普通语言的关系和文学语言与文学本质的关系，是同一问题的两个不同方面。关于文学语言与普通语言的关系，曾有许多人孜孜以求，希图从中划出一条分明的界线。目前国内有两种相对立的观点：一种认为文学语言与普通语言有本质区别，或者说认为这两者间是可以划出分明界限的；另一种观点则相反，认为文学语言只是普通语言的一种变体，或者说两者之间并无质的区别。对此问题的最早理论探索，国外早已有之。

俄国形式主义学派认为文学语言之所以成为文学语言就在于对正常语言的偏离。后来，连此派中最为杰出的理论家——布拉格学派的领袖人物雅各布逊，对此也持一种较为温和的态度。他的功能说认为任何信息都可以有六种不同的功能：指称的、交际的、情感的、意动的、元语言的和诗歌的，这六种功能又必然与任何交际活动都得有的六个因素相对应：语境、接触、说话者、受话者、代码和信息，当焦点集中于信息自身时，文本以诗歌功能为主，此一符号系统也就成为“文学的”“美学的”或“艺术的”。但并不因此而构成与其他类型文本间的绝对区分，因为事实上任何符号系统都兼具这六种功能，只不过其中某种功能表现得明显而其余功能较为隐蔽而已，它们根据各自的相对明显程度而构成一个等级系统，哪种功能占主导地位决定于哪种因素占支配等级，然而并不排斥其他功能也在低层等级上起较为隐蔽的作用。所以他认为，诗学是“语言学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4]。雷内·韦勒克作为雅各布逊在布拉格学派中的同行，在此问题上则持一种更为委婉的态度：“我们还必须认识到艺术与非艺术、文学与非文学的语言用法之间的区别是流动性的，没有绝对的界限。”[5]

至于文学语言与文学本质的关系，则是一个比文学语言与普通语言的关系更为复杂的问题。既然认为把语言作为文学的工具不合适，那么，认为只有语言才是文学的目的就正确吗？但这种比较倒有种方法论上的启示，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正是在这里找到关于文学本质的理论支点的。而今，这理论支点还在支撑着中国不少文论家的理论。什克洛夫斯基认为：“艺术是体验一件事物形成的手段；至于所完成的是什么在艺术中是不重要的。”[6]于是，文学也就成了语言的工艺学，“它的价值不取决于语言学以外的知识”。

问题显然不在于中国的文论家们把这结论推进了多少还是驳倒了多少，而是使我们的有着悠久的“文以载道”传统的批评，能用另一种眼光来打量文学，在“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之外，注意到那些“使文学成为文学的东西”，这无论对开阔的批评空间还是细密的创作笔触都是大有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