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研究对象及研究现状
一
作为从唐音到宋调的过渡，五代十国的诗歌得到了一些研究者的关注，而五代十国诗坛中最重要和最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则是南唐诗。有学者根据《崇文总目》《直斋书录解题》等书统计，唐末五代作家的诗文集总数为879卷，其中北方地区为234卷，南方各地总数为645卷，几占总数的四分之三，而吴和南唐诗文共计297卷，又占南方诗文总数的近一半，其中诗歌有两千多首，比整个北方地区多出八百多首，在五代十国中为第一位。[1]单从数量上来看，南唐诗已经不可忽视，从诗歌水准上看，南唐诗更是五代十国诗坛的翘楚。目前的研究虽然承认南唐诗超出于五代一般水准之上，值得关注，且注意到部分南唐诗人如徐铉、李中等人无论在五代十国诗坛还是宋初都有一定的影响，但这些研究基本还只是将南唐诗作为五代诗歌的一部分来看待，没有将南唐诗作为一个完整和独立的对象进行历时性的考察。同时，由于大多数研究者倾向于认为五代十国时期诗歌本身的成就并不是很高，因此主要是将其视为从唐诗向宋诗转型的一个中间形态来看待，连带地也对南唐诗的独立价值不够重视。实际上，南唐诗乃至整个南唐文化的成就不仅有独立研究的价值和必要，而且从其在宋代的影响来看也不可忽视。
以宋代文化的地域结构而言，南方文化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一特点在宋初已经显现出来。《容斋四笔》卷五“饶州风俗”条记载宋仁宗时已经有人指出：“古者江南不能与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后七闽、二浙与江之西东，冠带读书，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2]看到了唐宋之际南方文化崛起并占据了主导地位，尤其是南唐腹地江西，在宋代文化中占有突出地位，如果把这一变化仅仅归功于宋朝是不公正的，实际上江南文化的迅速发展和超过北方主要得益于杨吴、南唐对这一地区的统治和开发，宋代起初文化的发展其实是一定程度上的“南方化”或者称“南唐化”。
不过，南唐文化在宋初文化中的地位很特殊：既受到压抑，又被怀念和追慕。宋初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南唐：无论是从其三馆藏书大部分来自南唐来说，还是从南唐入宋的文士成为宋初学术保存，以及诗歌创作的中坚来说都是如此。原南唐入宋的文人也一直保留着一种文化上的优越感，如张洎出使中朝时将洛阳风景蔑称为“一堆灰”，而徐铉到北地却不肯御皮毛衣服，以致得冷疾而死。宋初的统治者往往对南唐文化表现出一种贬斥的态度：宋太祖称李煜为好一个翰林学士，太宗让李煜去参观三馆藏书，并告诉他其中多是南唐旧物等，其中表现出来的意味就值得仔细琢磨。其实这是一种文化相对后进地区靠武力征服了文化较先进地区以后表现出来的复杂心态。不过，在显现出贬斥和炫耀姿态的同时，宋朝也追慕和继承着南唐的文化。这印证了精致文化的吸引力终究是不可阻挡的，即使它不得不暂时屈服在武力之下。宋初文化中南唐影响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金陵图籍入汴、大批原南唐文士被朝廷任用，也体现在宋人审美趣味上的逐渐走向于南唐化——注重博学，多艺能，讲求精致清雅的文人趣味等，这些也正是后来宋代文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宋代文人渐趋一致表现出的对南唐文化的倾慕，也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这种趣味上与南唐的相合甚至认同。
因此，要深入理解宋代文化的形成，尤其理解宋初文学的面貌，就需要追溯到南唐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这个起点甚至应该一直上推到中唐以后，当时北方文士大量南迁并进入南方的幕府，这促进了南方尤其是江淮一带文化的发展，当然这也与当时南方经济地位的增长、城市的发展分不开；唐末的战乱再次使得许多文人退隐到南方相对僻静和安定的地区，此时江淮一带聚集起数个规模较大的诗人群体：宜春、九华地区和庐山都是如此，与此同时，以扬州为代表的城市中的文学却因为战乱几近消失，因此宜春、庐山等地退隐之士的文学就成为杨吴文学最初的起点。当杨吴基本稳定了江淮、江西一带，后来开创了南唐的李昪此时逐渐走上政治舞台，包括他的聚集图书、招延文士等措施，以及他本人对文艺的喜好，都对杨吴和南唐的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外，他对金陵城的建设和经营，使得东南地区的文学再次具有一个可以表现的舞台，金陵诗坛开始发展，新诗风的因素开始出现。
尽管李昪号称喜爱文艺，本人也有一些文艺才能，但他基本还是一种严正务实的政治家性格，他看重的文士也基本属于谋略型、实干型，如宋齐丘，而韩熙载、史虚白等具有纵横之气的文士并未得到其重用。李昪很可能是出于保据江淮这一立国策略的务实考虑，不赞同韩熙载等人立即北伐的主张；因此，韩熙载等人的浪漫纵横家气质最终被摒弃，而其长子李璟因耽于文艺也一直并非李昪心目中最理想的储位继承人。终李昪掌权时代，尽管其文治政策为后来南唐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文化措施主要限于招徕文士儒俊、设立学校以及保存图籍等，尚未有独创的、建设性的文化成果。南唐文化独特的精神尽管此时已经开始涵养，也要到南唐中主李璟时代才真正形成。
中主李璟即位后，注重文才，从前李昪时代对经义法律之士的重视不再被奉为圭臬。韩熙载在李璟即位之初就得到重用，来到国都金陵，尽管李璟并未采纳他北伐中原的政治主张，但李璟后来南征闽楚，至少表明他在对“天下一统”的浪漫想象上跟韩熙载如出一辙，其中不能说没有后者的影响。其他如史虚白、乔匡舜、徐锴等典型文士也在李璟时期或被召见或者授官，以作词著称的冯延巳更一度成为宰辅，更显示了李璟由于个性中极富文艺气质，因而更容易欣赏这些博学而多艺能的文士。李璟对人才的选择与李昪有很大差异，以文雅而不是以务实为先。虽然这一点间接导致了南唐的国基不稳，却也直接带来了南唐文艺的繁荣。
李璟在位时期，由于重用文士，后期又开科举，南唐的文治显露出相当的成效，好文风气所及，甚至刁彦能这样的武将也能作诗。相形之下，北方的武人一直相当跋扈，好文的风气不能得到很好的发展，譬如后唐秦王从荣之祸也跟从荣好与文士诗文唱和、武人觉得自己不受礼重有关。李璟时代，与北方相比，江南文化的优越已经十分明显：保大末年，后周派使者到南唐窥觇，假借的名义就是钞书；李璟本人对江南文化也十分自负，甚至认为自古江南文士就多于北方。这无不说明此时南唐对自己的文化深富自信，而这种自信是以多年文治的成效为根基的。
此时南唐的文化可以说有一种南朝化的趋势，即使李璟表现出的对功业——主要体现为斥大领土的向往，表面看来是因为以唐朝后裔自居、以中兴自任，实际却是对东晋那种名教自然合一人格模式的追慕。《钓矶立谈》记载：“保大中，查文徽、冯延鲁、陈觉等争为讨闽之役，冯延巳因侍宴为嫚言曰：先帝龊龊无大略，每日戢兵自喜。边垒偶杀一二百人，则必赍咨动色，竟日不怡，此殆田舍翁所为，不足以集大事也。今陛下暴师数万，流血于野，而俳优燕乐，不辍于前，真天下英雄主也。元宗颇颔其语。”[3]尤其典型地体现了李璟、冯延巳等人对以谢安为代表、兼具事功和风流的人格审美模式的倾慕。在外表风度上李璟也体现出南朝遗风：“元宗神彩精粹，词旨清畅，临朝之际，曲尽姿致。湖南尝遣廖法正将聘，既还，语人曰：‘汝未识东朝官家，其为人粹若琢玉，南岳真君恐未如也。’”[4]此外，在物质文化和精神生活中，南唐都渐渐发展出一种清雅精致的趣味，这种趣味也体现在南唐的诗歌中，如辞采温丽，很少中朝、西蜀、楚地诗歌中常见的浅俗、谐谑风气等。
中主时代南唐内部的党争和对闽楚的战争也在一些诗歌中有表现，这部分地改变了李昪时代的诗人主要限于表现一己穷通的狭小气局。同时，以金陵朝廷文士为中心的诗坛也对庐山诗人群产生了影响，使其对贾岛诗风的追慕渐渐淡化，苦寒诗风不再是主流；金陵成为南唐诗坛的重心。
李璟在位期间先是由于攻伐闽楚元气大伤，后来又在与后周的战事中节节败退，终致尽失江北之地，国势日蹙，南唐都城甚至一度迁到南昌以避北地之锋。终李璟一生，他对南唐国力的衰弱都无能为力，这种颓势在后主李煜时期自然更加不可遏制。史称后主李煜“嗣位之初，属保大军兴之后，国削势弱，帑藏空竭”，不过由于其“专以爱民为急，蠲赋息役，以裕民力，尊事中原，不惮卑屈，境内赖以少安者十有五年”。[5]尽管处于这样蹙迫的境地，南唐的文化却在这十五年间因为境内暂时的安定仍然继续发展。后主前期，曾力求致治，因而留心儒家文化，并曾著有《杂说》百篇，亲自阐述为政之要，但他在位的后期南唐文化潮流主要是朝着南朝化的倾向继续发展。李煜本人一方面醉心于生活的精致化、艺术化和审美化，另一方面试图从佛教寻求解脱，这在他的诗词创作中也多有体现。我们看到，李煜的这些表现显然并非个例，而是南唐士风的集中体现。
到中主末年，淮南、江西等地先后在杨吴、南唐的统治下已有半个多世纪，南唐文化已走向成熟，这种成熟又带来了对自身文化加以总结的要求，因此出现了不少鸿篇巨制。其中尤著者，如朱遵度所撰类书《群书丽藻》《鸿渐学记》竟各达一千卷之多；徐锴则编有《赋苑》二百卷，又撰有《古今国典》《方舆记》《岁时广记》等大型专书或类书，还有《说文解字韵谱》《说文解字系传》等数种小学类著作。这些文化学术成果对南唐文学尤其是南唐诗歌究竟有怎样的影响，还需要深入研究。单就狭义的诗而言，徐铉、徐锴都发表过自己对诗歌的看法，张洎也追溯了从张籍到唐末诗歌发展的线索。可以说，至此南唐诗人对自身诗学传统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和表述，这一点也值得我们注意和加以研究。
后主李煜在位末年，南唐在与宋的战争中处于明显劣势，并最终不可避免地彻底失败，这一过程中当时文士的心态和立场也发生了分化：一部分忧愤国是，甚至为此付出生命代价，如徐锴、潘佑；另一部分因无能为力而选择随波逐流，一些身为高级官僚的文士最终随后主一同出降，徐铉、张佖、张洎等人便是如此。他们或许不甘屈服，却又不得不屈服，但他们的屈服并非没有成果——南唐文化便主要凭借他们而进入宋朝，在宋代一直影响不绝。
二
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南唐诗是放在五代十国诗坛的整体背景下、被作为五代十国诗最重要的部分来研究的，这始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
郑振铎在《五代文学》[6]、《插图本中国文学史》[7]中论及五代十国诗坛，认为与词相比，诗的创作在这一阶段十分衰落，作者虽多，却没有产生伟大的诗人，但晚唐诸派竞鸣的盛况此时仍旧继续了下来。
杨荫深《五代文学》[8]则首次较为系统地探讨了五代诗歌。该书分国别胪述五代十国文学，认为五代文学衰落，十国文学则不乏灿烂，但这灿烂只是在词，诗坛虽然仍比较活跃，但诗格不高，已经不能与词争雄强。对于吴和南唐文学，主要采取列举重要诗人的方式。吴国列出的诗人主要有殷文圭、沈颜二人。对南唐文学，除了标举元宗父子及冯延巳的词作以外，指出南唐词人很少，仍以作诗的为多，较著名的诗人有韩熙载、李建勋、沈彬、孙鲂、廖凝、陈陶、陈贶、刘洞、江为、伍乔、左偃、李中、孟宾于、成彦雄、徐铉等人。对具体诗人诗作的评价多简洁概略，如认为韩熙载“其诗描写直率、无蕴藉之处”、沈彬诗“多悲愤慷慨之词”、廖凝诗“隽永耐味”。[9]该书主要延续的还是以往诗话及史料中对各个五代作家的评价，不过，作者对五代文学也有不少新见，比如在南唐词之外，也对南唐诗坛很重视。但就五代文学的研究来说，此书毕竟还处于草创阶段，对各国文学的论列都还比较粗浅，对具体作家的论述笔墨就更少，还谈不上对诗风、流派的辨析，因此，尽管南唐文学在书中所占相对比重不小，但深入的研究可以说尚未开始。
在沉寂了五十多年以后，到20世纪90年代，涉及南唐文学的论文和专著则逐渐增多。首先，就五代十国诗坛总体研究而言，重要的论文如：贺中复以《五代十国的温李、贾姚诗风》《论五代十国的宗白诗风》《五代十国诗坛概说》三篇文章较完整地勾勒了五代十国诗坛的主要面貌以及前后期诗风的演变，[10]其主要观点是五代分别存在着学温庭筠、李商隐，学贾岛、姚合与学白居易的三种诗风，其中，学温、李者重在学温，并走向清丽、通浅诗风；学贾、姚者由贾岛走向姚合，三种诗风中以宗白之风势力最大，学温、李与学贾、姚者最后都向其趋近。其中，《五代十国诗坛概说》一文侧重在对五代十国诗坛的整体研究，认为五代十国诗坛的特点之一是诗歌创作的群众性、普遍性，这导致了它的“俗”的特点；各种不同规模、不同组合方式的诗人群体也纷纷出现，使整个五代十国的诗坛形成多中心状态。在这个总体背景之下，该文进一步探讨了吴国和南唐诗坛，指出吴国诗坛形成较早，以杜荀鹤、郑谷为中心，其主体是迫于唐末丧乱退居乡里的吴地人，大多遵循先学姚、贾转为宗白的道路，以至于这两种诗风的融合，总体而言，复古倾向较重，另外，乐府创作较盛。南唐诗坛并非吴国诗坛的自然延续，而是由于南唐兴复儒学、重用儒士等一系列措施之后在文化界的必然产物，形成了李建勋、冯延巳和徐铉等为首的一批政界诗人群。之后，攻灭闽、楚的战争使得南唐诗坛势力范围有所扩大，孟宾于、廖凝等人加入其中。政界诗人群之外，南唐还以庐山国学为中心，形成了一个隐逸诗人群，包括陈贶、江为、夏宝松等人，李中则是隐逸诗人群与政界诗人群的中介。南唐诗坛主师古、祖风骚，虽也有学姚、贾一派，但主要是宗白并进而学习“元和体”，集中吟咏情性、表现忧患意识和吏隐情怀。具体创作中以俗为雅、缘情入妙、多理趣而少直斥，风格雅淡。
《论五代十国的宗白诗风》一文则集中探讨了五代十国普遍流行、超过学温李和效贾姚者而成为当时主导倾向的宗白诗风，其中多有对南唐诗的论述。该文以后唐灭亡、南唐开国为界，将五代十国的宗白诗风分为两期：前期承唐而后期启宋，前期宗白诗人倡导学习白居易诗的讽谏精神以反对唐末以来的浮靡诗风，并集中抒发乱离时代有志无时、怀才不遇的痛苦，进一步演绎白居易的平易作风和比兴传统。在诗体的创新上，以吴国诗人的贡献最大，尝试融合古今、改造诗体，提高古体和近体的表现力。以南唐开国为限断，后期宗白诗风发生了转型，力图纠正前期学温庭筠诗导致的轻艳以及学贾岛导致的僻涩等问题；南唐重文右儒的政治举措使得南唐形成了一个以上层重臣为核心的庞大宗白诗人群，其创作追求较之前期更多新变：（1）由主学白居易诗进而发展为师法整个“元和体”，尤其是元和古风，以求变革唐末以来风雅道丧的状况；（2）由前期宗白的学习其讽喻诗转为集中学习其闲适、感伤、杂律诗，但在闲适诗中也交织着对政事的关心；（3）由前期的宗白兼学杜甫转变为宗白而兼学李白。在这些新变的基础上，后期宗白诗风形成了几个重要特点：吟咏情性，集中揭示上层官僚的生活情趣；次韵唱酬之风流行，但仍以抒怀为主；率意而成，不刻意苦吟，近体畅达、古体也流易自然，寓说理于描绘；清淡典雅，以俗为雅、雅俗融合，思深理精。
贺中复的这三篇论文较细致地勾勒了五代十国诗坛的主要面貌以及前后期诗风的演变线索，将吴国和南唐诗坛的概况和流变也梳理得比较清楚，尤其是用政界诗人群和庐山诗人群两个诗人群体来划分南唐诗坛，显得结构明晰。在具体结论上，如认为南唐并非对吴诗坛的自然承续、南唐宗白诗风的前后变化等方面，也很有启发意义。
刘宁《唐宋之际诗歌演变研究》[11]一书关注的重点在于唐宋诗歌的转型过程及其成因，而以元白的“元和体”的影响为中心线索，在精神意趣以及艺术上贯串了从唐末到宋初诗歌转型过程的始终。就时段划分而言，该书将五代与唐末划为唐宋诗转型中的同一个大的阶段；按照不同地域特点，五代十国诗人被分成中朝、南唐、西蜀、楚国、闽地和吴越六个群体。具体到吴和南唐诗人群，该书首先指出就士人身份而言，与进入蜀国和闽国的多为中朝显贵相比，在唐末乱离中，进入吴国的士人则多为寒素出身，因此在诗歌风气上较多地继承了唐末寒素、隐逸及干谒诗人群的创作取向，诗人成分复杂、诗风也十分多样。南唐诗歌艺术的繁荣又与其诗人群体的构成方式有密切关系，它有一个庞大的朝士诗人群，同时还存在一个在野诗人群，庐山国学则成为二者间的纽带，并使得二者之间的诗风走向融合。南唐诗风对宋初诗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宋初诗人对南唐诗艺的汲取，尤其是取其秀丽的语言风格，使“元和体”的闲适意趣获得更有艺术魅力的表现，即使后来昆体的兴起，也是对南唐丽句的一种发展而不是否定。
另外，张兴武《五代作家的人格与诗格》[12]一书则主要从时代乱离对作家人格的影响上看待五代诗歌的主题、审美情趣等方面的特点。
从较微观角度对南唐诗人群体的构成和诗风演变做出钩稽辨析的有贾晋华《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体研究》[13]附编四《唐末五代庐山诗人群考论》，她将唐末五代先后聚集在庐山的二十多位诗人分为前后两个诗人群：唐末至五代前期的庐山诗人群包括修睦、齐己、李咸用、处默、栖隐、张凝、孙晟、陈沆、虚中、黄损和熊皦，共十一人，他们的五律主要学习贾岛，圆整凝练，对仗工整，文字省净，立意新颖，写景多清僻冷隽的佳句；并受到郑谷的直接影响，七律风格与之接近，杂糅大历诸子与白居易、许浑等人的诗风，以清丽字眼与浅切语言交织，形成清婉明白、浅切有致的诗风。后期庐山诗人群约当南唐时，包括陈贶、江为、刘洞、夏宝松、杨徽之、孟贯、伍乔、李中、刘钧、左偃、孟归唐、相里宗、史虚白、谭峭、许坚等人，其中大多数人曾入庐山国学学习，彼此因师生关系、同学关系和诗友关系相互联系在一起。在诗歌观念上他们较多地承袭庐山前辈诗人，将诗歌作为垂名工具，但他们更讲求师承；在创作上后期庐山诗人仍以贾岛为宗，诗歌内容多写山林之景，此外也出现了一些关注时事的诗；诗风上仍然承续了前期五言学贾岛、七言学郑谷的路子。这些诗人不少生活至宋初，直接导致了宋初晚唐体的盛行。贾晋华此文在对唐末以来庐山诗人群成员的史实考辨上用功颇多，其中相当一部分属于南唐诗人，这为厘清南唐诗坛成员的情况提供了较为可靠的材料。
该文将庐山诗人群主要按时间区分为先后两个相承续的群体，也为南唐诗风演变提供了参照。不过此文还只是对南唐庐山诗人群诗歌创作中的某些现象进行了描述，譬如注意到后期庐山诗人群讲求师传、部分作品较关注时事等现象，但对其背后的原因则尚未作更多追溯，另外，由于没有结合所附丽的整个南唐文化背景、只是孤立地看待庐山诗人群这个现象，该文的个别结论也仍有值得商榷之处，例如，该文认为后期庐山诗人群与前期诗人一样，主要将诗歌作为垂名的工具、单纯的癖好而不是出于抒情言志的感动或消遣娱乐的需要，也主要不是作为入仕的资格或社交的工具，这实际上是没有注意到庐山国学在南唐选拔人才方面的特殊地位和它对士子出仕的特殊作用。
涉及南唐有关诗人生平的考察则以胡适为早，他在1927年出版的《词选》的小传中有“张泌”条，指出《花间集》结集于940年、当时南唐刚建国，因此《花间集》中作者之一的张泌并非南唐后主时的张泌。[14]
朱玉龙《南唐张原泌、张泌、张佖实为一人考》[15]一文则找到新的材料，继续考索南唐诗人张佖的身世、籍贯问题。该文引用了《蔡襄集》卷40《光禄卿致仕张公（温之）墓志铭》，其中叙明：温之始祖讳简，广陵人。简生升，仕唐为滁州清流令，因家焉。升生约，官金吾卫。约生训，以勇谋事杨行密，为黄州刺史。训生璆、铸，铸字希颜，仍居清流；璆移居常州，生佖，右内史学士，太祖平金陵，从后主归京师，授赞善大夫，太宗朝，建言时务，评谳法令，多所施行，终给事中。佖子即墓主张温之。又引用《咸淳毗陵志》卷1“张训孙佖撰训行状”、卷18《张训传》“守常州刺史，今子孙皆家焉”，作为《墓志》的佐证。综合这些材料，该文指出：张佖祖籍广陵，中徙清流，自父辈移家常州。淮南为其祖籍；常州则是其今贯。而吴任臣《十国春秋》卷5中《张训传》中所云“训孙原佖”则可能出于传闻异词导致的误书。另外，该文还利用《续资治通鉴长编》对张佖入宋以后的行实有较详细的钩稽。
其他涉及南唐诗人生平研究的还有夏承焘《冯正中年谱》《南唐二主年谱》[16]，傅璇琮、贾晋华主编《唐五代文学编年史·五代卷》[17]，以及张兴武《南唐诗人李中和他的〈碧云集〉》[18]等。
以上对本书研究对象及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简要阐述。就研究方法而言，本书以历时性的观照为主，对杨吴和南唐诗进行分时段研究，其中又以南唐时期和宋初为重点；就研究对象的文学品种而言，侧重于诗，词在这一阶段的兴起并非本书的主要研究对象，但将作为背景来考虑。虽然本书以南唐诗为主要研究对象，但对南唐士风及文学艺术也作了一定整体考察，主要动机是为了厘清当时诗歌所生发的完整文化背景，因为南唐诗歌和这个背景密不可分。
[1] 统计数字据张兴武《五代作家的人格与诗格》，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2—75页。
[2] （宋）洪迈：《容斋随笔》，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665—666页。
[3] （宋）史□：《钓矶立谈》，虞云国、吴爱芬整理，朱易安、傅璇琮等主编《全宋笔记》第一编（四），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第226页。
[4] 《钓矶立谈》，《全宋笔记》第一编（四），第228页。
[5] （宋）陆游：《南唐书》卷3，《四部丛刊》本。
[6] 郑振铎：《五代文学》，《小说月报》第20卷第5号，1929年4月。
[7] 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8] 杨荫深：《五代文学》，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9] 杨荫深：《五代文学》，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37、39、41页。
[10] 贺中复：《五代十国的温李、贾姚诗风》，《阴山学刊》（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贺中复：《论五代十国的宗白诗风》，《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5期；贺中复：《五代十国诗坛概说》，《北京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
[11] 刘宁：《唐宋之际诗歌演变研究——以元白之元和体的创作影响为中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2] 张兴武：《五代作家的人格与诗格》，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13] 贾晋华：《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体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4] 胡适：《〈词选〉小传》张泌条，载《胡适文集》（5），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0页。
[15] 朱玉龙：《南唐张原泌、张泌、张佖实为一人考》，《安徽史学》2001年第1期，第69—70页。
[16] 夏承焘：《冯正中年谱》《南唐二主年谱》，并载《夏承焘集》第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17] 贾晋华、傅璇琮：《唐五代文学编年史·五代卷》，辽海出版社1998年版。
[18] 张兴武：《南唐诗人李中和他的〈碧云集〉》，《漳州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第13—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