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改革开放以来迄今，会党史研究已然成为社会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对于会党与传统文化的关系研究，却显得非常薄弱。雷冬文同志的专著《儒家文化与近代会党》试图在此方面有所贡献，是既具历史价值又有现实意义同时也有一定难度的探索，学科的交叉性明显。作者通过查阅和收集大量的档案文献、地方史志和近代报纸杂志等资料，对从晚清至民国时期会党与儒家文化之间的关系作了深入考察和系统梳理，其学术价值要之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是深化了中国近代会党史的研究。目前，学术界对会党组织亚文化的研究很不够，对儒家文化和会党组织亚文化的影响问题更是着力甚少。该著以儒家道德规范对近代会党的影响为视角，深入探析近代会党组织亚文化，从而深化了对近代会党的认识。

二是有助于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的研究。该著透过秘密会党这一微观视角，了解和认识到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对民间社会及普通民众所具有的强大影响力，并揭示出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不仅在民间社会得到了传承，而且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还会被民间社会适当地加以利用与改造，以之作为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手段。

该著共分为五章：第一章探讨了儒家家庭规范伦理与近代会党组织规范之间的关系，主要从四个方面展开讨论：一是儒家兄弟伦理对会党“悌道”规范的影响；二是儒家父子伦理对近代会党“孝道”规范的影响；三是儒家夫妻伦理对会党婚姻生活规范的影响；四是儒家家庭道德规范在会党规范体系中的异化问题。

第二章探讨了儒家义利观对近代会党义气观的影响。该章主要从社会关系的角度，具体探讨近代会党义气观的内涵，来展现儒家重义轻利的道德规范对会党处理义利关系的影响，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讨论：一是回溯清前期会党义气观的发展。二是具体分析会党对内部成员的“扶贫济困”之义，具体内容包括：（1）近代会党组织内部有关“扶贫济困”的规范及对规范的践行；（2）从内、外两个层面，探讨近代会党“扶贫济困”义气观的作用。三是论述近代会党对外部民众的“劫富济贫”之义，具体内容包括：（1）详细阐述近代会党根据儒家“以义制利”之原则，在掠取组织外的生存与发展资料时，注意“以义制利”，区分贫富，尽量做到只掠夺富人，而不抢掠穷人财物，并能救济贫民；（2）分析近代会党“以义制利”原则的偏颇之处。四是探讨近代会党“舍生取义”之义，具体内容包括：（1）会党对“舍生取义”原则的贯彻，体现为为组织成员或为会党组织本身而自我牺牲的层面；（2）会党对“舍生取义”原则的贯彻，还突出体现为在民族危难关头，会党能出于民族大义，勇敢地为民族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和组织利益。

第三章研究会党的忠君观。该章着重探讨儒家忠君观对近代会党忠君观的影响，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述：一是近代会党忠君观产生的社会根源，主要从四个层面展开论述：（1）通俗文艺作品的影响；（2）清廷大力宣扬儒家孝道观和程朱理学；（3）会党对关帝的信仰，以及清廷对关帝信仰的控制；（4）清廷实施忠君教育的其他措施，包括对立有战功的将士予以奖励、建立昭忠祠和贤良祠、为功臣建专祠等。二是阐述近代会党忠君观的践行，主要讨论三个问题：（1）近代会党忠君观的践行；（2）清廷对会党政策的演变，清廷对近代会党忠君行为的奖励；（3）清廷对近代会党招抚的原因。三是探讨近代会党“反清复明”的原因及本质，具体内容包括：（1）先秦儒家的忠君理论对会党“反清复明”宗旨的影响；（2）儒家“华夷之辨”的狭隘民族主义思想对会党“反清复明”宗旨的影响；（3）会党具有“反清复明”的传统。

第四章主要讨论咸同之际的会党在建立政权后如何遵循儒家的民本思想，积极推行所谓的“德治”来赢得民心、巩固政权的问题。具体从四个方面展开论述：一是近代会党政权如何以德安民，具体内容包括：（1）近代会党政权“以德安民”的具体举措；（2）近代会党政权对“以德安民”举措的贯彻情况。二是近代会党政权如何以德养民，具体内容包括：（1）会党政权对民众粮食问题的解决；（2）会党政权的其他养民举措。三是近代会党政权“德治”效果评价，具体内容包括：（1）论述近代会党政权“德治”效果；（2）探析近代会党政权“德治”的残缺。

第五章探讨了儒家民本思想和“仁爱”规范与近代会党的组织性质之间的关系。该章主要以近代洪门为例，从儒家“仁爱”和“民本”思想出发，从三个方面来探讨儒家道德规范对近代洪门宗旨和组织目标的影响：一是论述近代洪门的组织宗旨，具体内容包括：（1）清前期洪门的组织宗旨；（2）近代洪门的组织宗旨。二是解说近代洪门的互助，具体内容包括：（1）儒家“仁亲以为宝”精神与近代洪门组织对内外交往的规定；（2）儒家“亲属不分财”精神与近代洪门组织对内部交往的规定。三是阐释近代洪门的组织性质何以会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

该著在继承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一定的学术创新：一是学术思想的创新。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的研究，学术界基本是从主流文化的视角来进行探讨，由此得出的结论多反映的是主流社会或上层社会对核心价值观的认知与接受程度。该著主要从会党亚文化的视角，来探讨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被民间社会认知与接受的程度，从地方的角度来阐述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内涵及其变化，特别是注重阐述民间社会或地方是如何信守与传承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并使之在新的时代发挥重要的现实作用，表明“儒家文化的不安定层面”其实也有相对稳定的文化传承与精神特质。

二是集史的研究、内涵研究、流派研究于一体，使古代道德规范和近代会党问题的研究更为立体、丰满和系统。扩展了研究时段，将古代道德规范和近代会党问题的研究融为一体。以近代会党问题为切入点，历史地考察了中国古代道德规范对近代会党的影响，以及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中国道德规范教育的特色。二者的结合，使该著的研究既具强烈的时代气息，又不失史学本质与功能。

三是对学术界持续已久的关于洪门组织性质的争论，跳出了学术界现有的政治斗争的视角和社会生活的视角，而是从儒家文化的视角来分析洪门的性质。

不过，该书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是有些史料尚需要进一步发掘收集，如近代会党政权的有关资料就比较少，尤其是它们所采取的建政制度与措施等方面的资料。二是某些问题尚需进一步深入研究，如儒家道德规范在近代会党组织中的异化问题，近代会党的组织性质何以会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三是由于该著每一章都是独立成篇，难免有少数史料前后重复。

期待雷冬文同志不断努力进取，获得更大的学术成就。是为序。

周秋光

2019年3月5日于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