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献综述

中国自古以来以农立国，赋税征收亦以实物税为主，兼度人而税，亲身供役一以贯之。唐宋以降，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完成，以苏州为代表的江南地区成为国家的赋税中心。有明一代，苏州在全国的经济地位更加彰显。洪武二十六年（1393），苏州府秋粮米实征数达2746990石，占全国总计的11.11%。[46]一府之税粮，超过浙江、江西、湖广任一大省的赋税总额。明中后期，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苏州成为历次赋役改革的肇始之地。因而对明代苏州赋税制度的研究，亦为历代学者所重视，比如苏州官田和重赋问题，周忱巡抚江南时的赋役改革。然以贯通性古代财政史、赋税史而论，所涉明代苏州赋税部分可谓只鳞片爪。如陈登原先生之《中国田赋史》[47]，论及官田之赋特重时曰：“苏松田赋之重，具详《日知录》卷十。”[48]又如吴兆莘先生的《中国税制史》[49]，仅简要提及“苏州为全国苛税地之一极重者”,“一州七县，税粮二百三万八十石”[50]，以及苏州浒墅钞关万历初年钞关税征收额。[51]基于上述缘由，对类似通史性赋税著作关于苏州赋税的论说，在此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