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原释耒，漕吴而食”

一 唐人诗文中的苏州经济

隋唐是苏州所在江南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期。先是大运河的南北贯通，后是安史之乱前后的南北交融。唐代行政区域分为道、州和县，其中州按其政治、经济地位，分为府、辅、雄、望、紧、上、中、下八个等级。唐前期，“六雄十望”皆分布于北方。苏州虽不在此列，但因运河的沟通，逐渐成为京师长安的赋税供应地。“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37]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严重，随着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和持续开发，江南地区州郡等级陡然上升。《唐会要》卷七十载，大历十三年（778），因其赋税方面对国家财政的意义，苏州成为江南地区唯一的雄州。[38]“南方无论在经济、文化上虽较后起，而处处均与北方相埒，长江流域经济逐渐赶上黄河流域，造成南北对立的形势。”[39]

唐时苏州的经济地位，从众多唐人诗文中可见一斑。其繁荣兴盛、经济发达程度，首先体现于苏州所积聚的大量人口。唐僖宗时苏州人陆广微，记载苏州所辖区域已达143261户[40]，这从诗人吴融、皮日休之诗句亦可得到佐证。《全唐诗》卷六八七《风雨吟》曾言“姑苏碧瓦十万户，中有楼台与歌舞”；卷六一三《奉和鲁望早春雪中作吴体见寄》亦称“全吴缥瓦十万户，惟君与我如袁安”。

其次是农副业、手工业经济的发展。彼时苏州稻米产量不仅能够自给，而且可以运销边疆塞外，如杜甫诗曰“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41]。桑、麻等经济作物亦广为种植，陆龟蒙有诗咏桑麻，“四邻多是老农家，百树鸡桑半顷麻”[42]；又云“沟塍堕微溜，桑柘含疏烟。处处倚蚕箔，家家下渔筌”[43]。随着桑麻广布，丝织业进而得以广泛发展，并以丝、葛、丝绵、丝布、八蚕丝、朱绫、丝绢、绫绢等著称。[44]李贺诗“吴丝蜀桐张高秋，空白凝云颓不流”[45]，极言苏州丝织品质地之精美。苏颋文“吴越之缟，裁缝之袴。怀风纳凉，君子尚素”[46]，是说其声誉之隆。

丝织业之外，尚有编织、造船、酿酒、金属制造、食品加工、制盐诸业并盛。其中白角覃为编织业中的名品，其做工之精堪与镜湖鲛绡媲美。鲍溶《采葛行》诗云：“镜湖女儿嫁鲛人，鲛绡逼肖也不分。吴中角覃泛清水，摇曳胜被三素云。自兹夏荐无人惜，那敢更争龙手迹。蛮女将来海市头，卖与岭南穷估客。”[47]吴中角覃与镜湖鲛绡并称，压倒了蛮女所织之细葛。另外粮食产量和品种的增多，为酿酒业的发展提供了原料，其中糯米酿酒尤佳。时苏州刺史刘禹锡，曾以“酿酒糯米”相寄寓居洛阳的白居易，因此白氏赠诗曰“金屑醅浓吴米酿”[48]。另外，自古有“海盐之饶”称谓的苏州，其盐业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唐政府曾在吴、越、扬、楚四州置有盐廪数千，积盐二万余石[49]。杜甫诗曰“蜀麻久不来，吴盐拥荆门”[50]，说明苏州所产之盐，在唐代已作为重要的商品而行销各地。

唐代苏州经济的发展，还在于商品市场的发育。中叶以前主要实行坊市制度，此与当时商品交换不发达密切相关。这种制度规定城中的住宅区和贸易区分置，交易必须在市区内进行，并有严格的启闭制度。显然，坊市制度对商品交易有一定的限制，但不妨碍苏州交易市场的繁荣。从唐诗中可窥知苏州商品市场的情况。“欲辞南国去，重上北城看。复叠江山壮，平铺井邑宽。人稠过扬府，坊闹半长安”[51]，这是白居易对苏州坊市的描写。长安和扬州是唐朝最主要的商业都市，白诗从人口密度和集市喧闹程度的对比中，映衬出苏州的人口集聚和市场繁荣。中期以后，坊市制度逐渐衰落，先是店铺逐渐出现在城内空闲地，甚至街道两边；继而市的设置已冲破城的樊篱，在州县之所以外，如交通要道或津渡，产生了新的交换区域，如“草市”。“草市”之商品交易，非唯摆脱了空间的限制，更是不受时间的约束。请看杜荀鹤对苏州夜市的描绘：“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古宫闲地少，水港小桥多。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52];“去越从吴过，吴境与越连。有园多种橘，无水不生莲。夜市桥边火，春风寺外船”[53]，使人在闲适的生活气息中感受到浓郁的商业氛围。

彼时苏州的商业繁华，不仅体现在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还在于频繁的对外交流。苏州北部为江海围绕，黄泗浦港常有外国船只前来。日本遣唐使回国、鉴真东渡亦从苏州起航。常驻外商常经营粮食、丝绸等普通商品。[54]同时，苏州一带的商人，也经常往海外经商，“春夏时下番，秋冬时归国”。关于苏州经济在整个江南地区的地位，《吴郡志》称，“唐时苏之繁雄，固为浙右第一矣”[55]；苏州刺史元锡亦曾感叹，“东吴繁剧，首冠江淮”[56]。白居易诗亦极尽苏州繁华之能事，一曰“吴中好风景，风景无朝暮。晓色万家烟，秋声八月树。舟移管弦动，桥拥旌旗驻。改号齐云楼，重开武丘路。况当丰熟岁，好是欢游处。州民劝使君，且莫抛官去”[57]；二曰“江南旧游凡几处，就中最忆吴江隈。长洲苑绿柳万树，齐云楼春酒一杯。阊门晓严旗鼓出，皋桥夕闹船舫回。修蛾慢脸灯下醉，急管繁弦头上催”[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