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苏湖熟，天下足”

一 宋元苏州经济之盛

唐代苏州地位的上升，为两宋时期江南经济取代中原地区奠定了基础。“宋代以后，基本经济地区从华北平原转移至稻米主产地的长江三角洲”[79]。中国经济重心从北方向南方转移的过程，即苏州商品货币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

江南作为与中央遥相对应的地方，其在经济上的重要性，与王朝为了维持边疆稳定之在政治军事上的重要颇为相关。这从客观上加强了中央王朝通过国家建制完成对江南的牢牢控制，非此不足以用兵于西北。[80]对于隋唐、两宋时苏州经济之地位，顾颉刚先生有评论道：“自隋炀开运河，苏州已趋繁荣。惟以唐代都长安，相去太远，联系不紧，故不能太盛。自钱镠国吴越，北宋都汴梁，南宋都杭州，物资之取给于苏州者日多，故末世遂驾唐而上之矣。”[81]

首先是水利设施的兴修。“国家大计，半在江南。苟不修水利，则田赋不登；田赋不登，则国用匮，所尝亟为谋求者，莫先于水者。”[82]五代吴越国时苏州“治水之迹，纵则有浦，横则有塘……能言者总二百六十余所”[83]。延至宋代，地方官员更加重视水利。景祐年间（1034—1038），范仲淹在常熟、昆山之间“力破浮议”,“亲至海浦，开浚五河”，用以排泄积潦，从而“为数州之利”[84]。经过长时间的开发，苏州的广阔平原变成了良田沃野，因此有“天下之利，莫大于水田；水田之美，无过于苏州”[85]之谓。不仅如此，凭借河湖纵横、地势低平之特点，“三十年间，昔之曰江、曰湖、曰草荡者，今皆田也”[86]，最著名者是五代至南宋时期形成的星罗棋布之圩田。圩田“旱则开闸，引江水之利，潦则闭闸，拒江水之害，旱潦不及，为农美利”[87]，是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和保障。

“盖吴利水稻，其丰穰，惟在水之节宣得其所。”[88]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占城稻开始在苏州种植。其抗旱力强，生长期短，“不择地而生”的特点，利于稻田面积之扩大和稻米产量的提升。约略此时，苏州农民已知晓早稻、晚稻的生长规律。“刈麦种禾，一岁再熟。稻有早晚，其名品甚繁，农民随其力之所及，择其土之所宜，以次种焉”[89]，稻麦轮作，“一岁两熟”[90]。占城稻在苏州落户后，相继培养出众多优良品种，如常熟县有粳米品种21个，糯稻品种8个，并且有5个品种又可区分为早晚两种[91]；而昆山县品种则多至33个[92]。无怪乎范成大由衷感叹：“谚曰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又曰 ‘苏湖熟，天下足’。湖故不逮苏，杭为会府，谚犹先苏后杭……则在唐时，苏之繁雄，故为浙右第一矣。”[93]元代末期，《吴门事类》首次给早、中、晚稻以确切的定义：“春分节后种、大暑节后刈者，为早稻；芒种节后及夏至节种，至白露节后刈者，为中稻；夏至节后十日内种，至寒露节后刈者，为晚稻；若过夏至后一十日，虽种不生矣。”[94]

由此可见，明以前之苏州已然成为古代中国最为繁盛的经济区，有明一代，苏州迅速成为重赋之地，有其深远的历史渊源。两宋时期，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完成，苏州成为国内最重要的粮食产地。苏轼曾谈及苏州所产稻米贸易的盛况，“本路唯苏、湖、常、秀等州出米浩瀚，常饱数路，漕输京师。自杭、睦以东衢、婺等州，谓之上乡，所产微薄，不了本土所食。里谚语云 ‘上乡熟，不抵下乡一锅粥’，盖全仰苏、秀等州商贩贩运，以足官私之用”。[95]显而易见，商品、商人、市场、交通是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核心所在，而这些要素，苏州堪称完备。此时的苏州，“舟航往来，北自京国，南达海徼，衣冠之所萃聚，食货之所丛集”[96]。

苏州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有以下四种情形。其一，农户多余粮食可以出售，“民计每岁种食之外，余米尽以贸易”[97]，即属此类。其二，有专为出售而种植的经济作物。太湖洞庭山“地占三乡，户率三千，环四十里……皆以树桑栀甘柚为常产”[98]，其“糊口之物，尽仰商贩”[99]。其三，货币税渐趋增多，促使农户将更多的农业产品投入市场。“虽复尽力耕种，所收之利或不足以了纳赋税，须至别作营求，乃至陪贴输官”[100]。其四，官府和买等政策，促使商人投机取利。崇宁四年（1105），尚书省札子载：“访问两浙路，每岁和预买䌷绢，并不行下出产州军计置，多是科于不系出产州军和买，致使客人规利，兴贩前去。”[101]

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使集市贸易逐渐形成规模，如吴县横金、吕山市场。绍兴三十一年（1161），米商张子颜资助宋朝军队，只从横金仓库一次性即提取储米二千五百石。吕山则以药材闻名遐迩，“凡山区海聚、殊方绝域金石草木之英，象犀龙麝之珍，鸡首豨苓牛溲马勃之贱，皆聚而有之”[102]。仅市场数量大幅增加，其市场形态亦趋向成熟。一些集市本是临时性交易点，最后发展成为常设市，如“民居辐辏，朝夕为市”[103]的半山桥。而昆山县则于每年四月举办“山神社会”,“它州负贩而来者，肩袂陆续”[104]，集贸市场渐渐具备了小城镇特色。

苏州“不是一级行政区的治所，政治因素的影响较小，其壮大的驱动力几乎完全来自于市场的发育”[105]。“吴郡，东至于海，北到于江，傍青龙、福山皆通海道”[106]，在历代开发之下，“田畴沃衍，生齿繁夥，则吴实巨擘焉……故岁一顺成，则粒米狼戾，四方取给，充然有余……织纴之功，苞苴之利，水浮陆转，无所不至。故其民不耕耨，而多富足，中家壮子，无不贾贩以游者。繇是商贾以吴为都会，五方毕至。”[107]就连稍远的闽粤之贾，亦“乘风航海，不以为险。故珍货远物，毕集于吴之市”[108]。随着市场的繁荣，苏州人口亦大量增加。“元丰三年，户十九万九千，口三十七万九千”[109]，这比唐朝后期约增加了一倍。

元代苏州是全国工商业中心，以“奢丽”闻名于世。宋末元初士人方回称元代“东南郡，苏、杭第一。杭设行省，南海百蛮之入贡者，南方数百郡之求仕者，与夫工技贸易之趋比者，今日杭而明日苏。天使之驰驿而来者，北方中原士大夫之仕于南者，东辽西域幽朔之浮淮越江者，今日苏而明日杭。是故苏为孔道，陆骑水舫，供给良难”[110]。元代昆山人朱德润曾云：“大江东南，甲郡惟吴。国赋岁夥，民生亦劬……商税榷酤，百役具将。”[111]徐显《稗史集传》亦称苏州“为东南都会，富庶甲于天下，其列肆大贾，皆靡衣甘食”[112]。

元代苏州除了依靠大运河沟通南北外，还可通过小河川连接太湖和长江，并可向海外出航。元代的太仓是国家贮藏谷物之所，政府曾在太仓设海运仓，而使苏州成为海运中心和腹地。[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