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第一节 研究视角

明代中晚期是中国社会发生令人瞩目变化的时期，无论是国家与社会，还是政治、经济和文化，渐次出现了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递嬗和转型的端倪。尤其社会经济方面，前贤一些视点已敏锐捕捉到蕴含其中的实态或趋向。譬如明中期以后，中国“商业发展取得了一种全球化背景，超出前代的范围、规模”[1]，中国市场的转化是从16世纪，即明嘉靖、万历间开始的，在“16世纪已可看到市场经济的萌芽”[2]，并进一步提升为“现代化的因素或萌芽”[3]。中国全国市场的形成始于明代中期的1500年，因而1500—1840年这段时期成为中国的“近代早期”[4]。而且“16—18世纪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商品出口国，有数十种商品向海外输出……为世界各地商人所运销”[5]。又如明中叶之前中国的商品经济主要由赋税收入所产生的有效需求拉动，而自明中叶后则有了很大改变。[6]明代中国社会经济的转变，沿着白银货币化→市场扩大化→与世界连接的路径。[7]如果将视域聚焦于江南，则这一转变更为明显。从嘉靖时期直到崇祯年间，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中国经济从“广泛性增长”，向“斯密型增长”方式转变。[8]

晚明发生的社会经济转型，为今人研究明代赋役制度的运行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广阔的视域。以往对于明代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以赋役制度的讨论最为集中。在此领域，梁方仲先生凭借赋役黄册、鱼鳞图册、粮长制度、一条鞭法之研究，奠基于前，王毓铨、唐文基、栾成显诸先生开拓于后，加之日本学者清水泰次、山根幸夫、滨岛敦俊、森正夫诸君于20世纪30—80年代不遗余力的追索，似乎对明之赋税制度的研究已然穷尽，后学面对的将是难以突破的逼仄境地。其实不然，前人研究成果越多，讨论越充分，则为后学提供的借鉴越充足，后学在感到高山仰止的同时，可获得更多的安全感和充实感。近二十年来该领域新的研究成果不时涌现，即为明证。

万明先生是明代白银货币化理论的构建者，近年来，致力于明代赋役改革、财政转型之研究，尤其倾十年之功于明代财政典籍《万历会计录》的整理工作。笔者有幸参与了“明代《万历会计录》整理与研究”课题，并对山西田赋资料进行了个案研究。《万历会计录》乃明代中国国家财政账册，其价值不仅在于它是宋明《会计录》中，迄今唯一留存于世者，还由于其蕴含的丰富史料信息，包括田赋、边镇粮饷、内库供应、光禄寺供应、宗藩禄粮、屯田、盐法、茶法、钞关、杂课的具体收支及沿革情况，为今人探究明代财政体系的演变实态及其发展趋势，提供了丰富的原料。在整理过程中，笔者凭借账册中山西赋税资料及所列折银标准，结合其他政史资料，着重分析了万历时期山西省的财政结构，以及白银货币化程度。

通过整理与研究山西田赋资料，笔者首先认识到赋役征银之于财政转型的重要意义。财政是国家的命脉，田赋是传统社会财政的主要来源。从明初征米麦丝绢等实物，到部分用白银折纳，再到纳银代役直至役归于田、统一征银，是一个从实物税、人头税到货币税、财产税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是漫长的、艰难的，但也是不可阻挡的。其次，虽然万历时期山西布政司白银货币化程度并不高，白银货币尚未占据主要地位，但在中国北方这个“近边苦寒”、地狭人稠的省份，白银货币化因素亦在逐渐增多，程度在不断增强。也许有时缓慢，有时停滞，却与其他地区和整个国家的发展亦步亦趋，直至完成其役归于田的历史使命。

然而从全国范围来看，明代赋役改革从宣德初期，至万历时期，连绵一个半世纪，其肇始之地和推进之所，乃是以苏州府为中心的江南地区。与山西不同，苏州自唐宋以来，一直作为国家粮仓和商品集散之地而存在。作为重赋之地，前人多从整个江南的视域，解读为治理重赋、逋赋而进行的各种努力。鉴于前面分析，笔者倾向于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研究视角和研究内容的转换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