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水经注》的成书及其对前代地记的征引和借鉴

第一节 郦道元撰著《水经注》的动因探析

郦道元（? —527），字善长，范阳郡涿县（今河北涿县）人。郦道元所撰《水经注》，不但是全面、系统的综合性地理著作，更以其绚烂文笔、清丽的语言，为中国山水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郦道元为什么会撰著这样一部著作？笔者认为，这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著述风气、北魏孝文帝改革时期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郦道元本人的学术抱负以及魏晋经济军事的需要等因素相关。

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著述风气的影响

撰著书籍是人类重要的社会文化活动。东汉造纸术发明以后，撰著编纂书籍越来越方便，同时也带来书籍传播的便利，西晋左思撰《三都赋》曾使洛阳纸贵即是证明。书写介质的变化推动了学术的发展，从事著述的人越来越多，尤其是史书著作逐渐丰富。先秦两汉，史书多由史官奉王命而作，创作的主动性、积极性受到制约。《左传》三不朽之说，立言也排在立德立功之后，所以那时一般士人的著作热情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另外，秦代私家藏书受到官府的限制，由此也带来了学术传播与交流的不便。待西汉“除挟书律”允许民间自由藏书后，情况有所改变，书籍进入社会，开始自由流通。这使得一些撰著者的才华和学识受到社会的赞许乃至崇拜，声名渐显。曹丕《典论·论文》云：“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曹丕所言，实际上代表了当时社会一般的学术撰著心理。众多的学者，开始以著书立说、扬名后世作为自己的人生价值追求，于是从事著述的热情与积极性被激发调动起来了。在这样的社会心理的影响之下，书籍的撰著和编纂，蔚然成风。晋代葛洪《抱朴子》说：“魏代以来，群文滋长，倍于往昔”，可见其时著述之繁盛。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渐趋发达，“一代之史，至数十家”。[1]与此相应，史注撰著兴盛，史注名家辈出，如宋裴骃《史记集解》、梁刘孝标《汉书注》、梁刘昭《后汉书注》、宋裴松之《三国志注》等。除了为正史作注，杂史注也很多，如晋孔晁《国语注》、晋郭璞《山海经注》等。这时的史注实际上具有史学研究的功用。魏晋以来，随着经学的衰微，个人的意识开始觉醒，史学和史注都显现出较强的撰著个性，私家的修史事业愈显发达，表现出显示才学的心理倾向。《颜氏家训》说“士大夫子弟皆以博涉为贵，不肯专儒”[2]，即表明时人崇尚博学多闻，由此形成了以文采、史识为境界的著述风气。

地理志是史学的一部分，所以《水经注》亦应被看作史注。“注”的字义和水有关，《说文解字》云：“注，灌也。”[3]意思是把水注入，通过水的流动使淤阻之处变得疏通，故“注”字有“通”的字义。郦道元撰著《水经注》，也有成一家之言的用意。

郦道元在《水经注》序中说：“昔《大禹记》著山海，周而不备；《地理志》其所录，简而不周；《尚书》《本纪》与《职方》俱略；都赋所述，裁不宣意；《水经》虽粗缀津绪，又阙旁通。所谓各言其志，而罕能备其宣导者矣。”[4]他对前代地理文献关于山川地理记载的粗疏漏缺，是不满意的，所以立志“布广前文”。同时由于历史的变迁和地貌地形的变化，史志舆图所载与实际出入很大：“但绵古芒昧，华戎代袭，郭邑空倾，川流戕改，殊名异目，世乃不同。川渠隐显，书图自负，或乱流而摄诡号，或直绝而生通称，在诸交奇，洄湍决澓，躔络枝烦，条贯系伙。《十二经》通，尚或难言，轻流细漾，固难辨究，正可自献径见之心，备陈舆徒之说。”[5]这种变迁和改易，是非常复杂的，不经过认真的梳理和考证难以说清。为此，郦道元以非凡的毅力，尽其所能地进行实地考察勘验。在《水经注》里读者经常可以看到郦道元亲临一线的身影。例如，卷三《河水》:“余以太和十八年，从高祖北巡，届于阴山之讲武台，台之东，有高祖《讲武碑》，碑文是中书郎高聪之辞也。”[6]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郦道元刚刚步入仕途的时候，他就留心金石文献，可见彼时已有志著述，开始为自己的著作搜集资料做准备了。又如卷二十二《洧水》:“又东径长社县故城北，郑之长葛邑也。《春秋》隐公五年，宋人伐郑，围长葛是也。后社树暴长，故曰长社，魏颖川郡治也。余以景明中出宰兹郡，于南城西侧，修立客馆。版筑既兴，于土下得一树根，甚壮大，疑是故社怪长暴茂者也。稽之故说，县无龙渊水名，盖出近世矣。”[7]宣武帝景明四年（503），郦道元出任颍川太守，乘公务之便，对此地进行考察，以比勘文献。明代学者黄省曾评价郦道元说：“故凡过历之皋维，夹并之坻岸，环闲之亭邮，跨俯之城陵，镇被之岩岭，回注之溪谷，滨枕之乡聚，耸映之台馆，建树之碑碣，沉沦之基落，靡不旁萃曲收，左摭右采。”[8]郦道元限于当时因为南北分立而不能足履南方是很遗憾的。但尽管如此，记述南方地理时，他也是非常认真的核验各种文献，如写到庐山时，他就征引了《山海经》、孙放《庐山赋》、慧远《庐山记》以及《豫章旧志》《豫章记》等典籍文献，对有关记载进行校考。而对于实在查找不到的资料，郦道元也只好“其所不知，盖阙如也”[9]。可见，郦道元是以严肃审慎的态度来对《水经注》进行撰著的。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能让自己的著作具有真实可靠的学术价值，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辛苦努力之下，成绩斐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因水以证地，即地以存古”，追述相关史实，纠正《水经》的谬误，计有四十卷三十四万余言。如郑德坤《水经注引得·序》所言：“夫自班志而后，《续汉书》之述水道，极为草率，若非道元矜奇炫博，后魏以前地理书，搜罗殆尽，沿波及斓，琐而不失之杂，则唐以前地理有不足之叹矣。”[10]《水经注》确实实现了对前代地理图籍的全面超越，自可成一家之言。

二 孝文帝改革对郦道元著书雄心的激发

陈桥驿在《郦道元评传》中这样说：“郦道元的大一统思想，显然有两个阶段。开始，他满怀信心，一个版图广大的帝国，将在北魏君主元宏手中出现。但是到后来，严酷的事实，使他不得不承认南北并存的天下大局。”[11]“但他并不是一个失败主义者，尽管事不可为，他把这种希望寄托于撰述，潜心写作，把他的全部爱国主义感情倾注在《水经注》这样一部巨著中。”[12]按陈先生的看法，郦道元是出于其爱国情结才撰著《水经注》的。陈先生说有一定的道理，但也还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

提到郦道元的“爱国”，就得从其家世说起。郦道元的曾祖郦绍先是在鲜卑慕容部所建立的后燕任濮阳太守，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南征时，他以郡迎降，北魏委任他为兖州监军。郦道元的祖父郦嵩，曾任北魏天水太守。郦道元的父亲郦范，更是深得明元帝、太武帝、献文帝诸帝的亲宠和任用。郦范也忠诚地为北魏朝廷尽力。他先是以文官起家，明元帝时就任东宫给事，应当在文化上、谋略上给当时做太子的太武帝拓跋焘以较大的影响和启发；后来是辅助慕容白曜平定三齐，为北魏立下了赫赫战功，最终也以武功两镇海岱，爵高位重。

郦道元在孝文帝太和年间开始任职于北魏朝廷。那时孝文帝正在厉行汉化改革。孝文帝认识到鲜卑族既已发展到特定的历史阶段，还要保持固有的生活方式，已不可能。所以他主张彻底汉化，在政治上，在社会风俗上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如改官制、禁胡服、禁鲜卑语，改鲜卑复姓等。而迁都洛阳，植根中土，更给当时的汉族士人以心理上的支持和安慰。太和十四年（490），高闾上书时即说：“臣闻居尊据极，允应明命者，莫不以中原为正统，神州为帝宅。”[13]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下，郦道元将北魏作为王朝正统，也就理所当然了。《水经注》中很少言及齐、梁年号，但孝文帝“太和”的年号在书中出现竟达三十多次。郦道元作为北魏朝廷的命官，对魏室也很忠诚。他在《水经注》中经常提到“皇魏”“大魏”“朝廷”“烈祖”“高祖”等，都无不含有敬意。为了表示对北魏王朝的敬意，他还特地把“广汉”全改作“广魏”[14]。通过这些用语，我们自可知郦道元为北魏之忠臣。

随着北魏自孝文帝汉化程度的逐步加深、封建化步伐的全面加快和其对汉族士人政策的转变，在政治上北魏政权得到了汉族士人的拥护和支持，从而协调了统治集团的内部关系；从经济上看，北魏政策的转变也奠定了北强南弱，最后由北方统一的基础。孝文帝是一个统一的雄主，经过他的汉化改革与迁都，南迁鲜卑与汉族的融合，使得汉民族重新开启了扩大弘张的机会。孝文帝在文化上的尊儒，使儒家封建观念和思想得到全面复兴，造成了“斯文郁然，比隆周汉”[15]的文化盛景，从而实现了与中原汉族在文化心理素质上的沟通。在这样的情势下，北强南弱已经成为定局，郦道元必以南为北所并而建立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作为心理归宿，当然，这个王朝还必须是汉化了的、继承了中原传统的儒家文化的王朝。

郦道元在以何家为正统的问题上是有一个尺度的，即是否符合汉民族的文化精神并以此为出发点而达成修明政治。郦道元实际上并没有把孝文帝之前的北魏即全面汉化前的北魏看作王朝正统。其主要原因是此前的北魏也还带着“世为抄暴”的野蛮民族的习性。《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六《宋纪八》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451）:“魏人凡破南兗、徐、兗、豫、青、冀六州，杀掠不可胜计，丁壮者即加斩截，婴儿贯于槊上，盘舞以为戏。所过郡县，赤地无余，春燕归，巢于林木。”其野蛮残酷之状，真是触目惊心。深受家族相传的汉家文化思想熏陶和培养的郦道元当然不愿意把这样一个未曾接受汉民族文化改造的残暴国家，奉为文化正宗。

但刘宋之末季，一代雄主孝文帝即位了，郦道元也在此时出生了。郦道元亲身经历了孝文帝推行的种种汉化措施，目睹了孝文帝实行彻底汉化的决心，亲自体验到了汉化政策变革旧俗所带来的显著效果。而与此相对比的是，南齐明帝屠戮宗亲，其继位者也凶狂乱杀，臣属人人自危，内乱大起，国运日危。赵翼《廿二史札记·江左世族无功臣》就列举了南朝世族诸多腐朽没落的史实。因此，郦道元在心理上选择了北魏作为刘宋以后的王朝正统的继承者。北魏定都洛阳后，政权的汉化已臻完成，拓跋鲜卑统治集团的政治文化素质已经得到更新，而且已经得到了当时北方汉族门阀的积极认同，北魏政权已经成为鲜卑和汉族统治者基于共同的心理素质而形成的政治实体。在当时许多汉族世家的眼中，北魏政权已经俨然是中原文化正统的继承者，郦道元也是如此。陈寅恪先生指出：“北朝胡汉之分，不在种族，而在文化，其事彰彰甚明，实为论史之关要”,“北朝汉人、胡人之分别，不论其血统，只视其所受教化为汉抑为胡而定”。[16]论文化，郦道元以汉民族文化为本位，论政治则为北魏王朝之忠臣，并力图以儒家思想来促进北魏政治的汉化进程，试图“用夏变夷”。

郦道元对孝文帝后的北魏朝是认同的，其本人也有用己之所学尽力于朝廷的愿望。他尤其希望用汉族传统的农耕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来改变鲜卑民族原有的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另外，游牧民族经常遇到严寒、干旱等自然灾害，殃及水草、牲畜，故逐渐对汉民族的农耕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产生向往。所以，无论是秦汉扩张，扬威于异域，还是魏晋南北朝，五胡乱华，其结果都促使游牧民族渐趋农业化。平城时代，拓跋鲜卑已开始由游牧向农耕过渡。按《魏书·古弼传》，拓跋焘时北魏就出现了“秋谷悬黄，麻菽布野”的农耕社会景象。这种景象随着孝文帝汉化改革进程的深入，在郦道元生活的时代又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郦道元希望以自己平生之所学，为促成王朝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彻底转变作些贡献。他撰著《水经注》是有强烈的事功心的，并非陈桥驿先生在《郦道元评传》中所说的因为感觉北魏统一已经“事不可为”才“把这种希望寄托于撰述，潜心写作”。

魏明帝正光年间（520—524），大约也就是郦道元撰著《水经注》的时候，北魏经济已经繁荣局面：“时惟全盛，户口之数，比夫晋太康，倍而余矣。”[17]《洛阳伽蓝记》说当时“百姓殷阜，年登俗乐，鳏寡不闻犬豕之食，茕独不见牛马之衣”。[18]北魏团结汉族士人的种种举措，也无疑对汉族士人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从而加强了北方胡汉统治者的联合。孝文帝时，南齐明帝曾让崔惠景给其在北魏的从兄崔僧渊写信，劝其改图。崔僧渊复书明确表示要继续留在北魏。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郦道元也一样，他把一统天下、再造两汉般的盛世的希望寄予了孝文帝以后的北魏，而不是南朝。北魏的衰落是在正光五年（525）六镇起义爆发之后，那时距孝昌三年（527）郦道元遇害仅两年了，彼时他或已经完成了《水经注》的撰写。

有学者在解释魏晋以来著述激增的原因的时候说：“作为一种精神的寄托和安慰，也作为一种思想上的逃避现实之方，许多士大夫在原有的最高政治理想无法实现、价值取向从兼济转向独善之际，将个人的志趣也调整到广泛的文化的方面，或精研玄理，清谈空无；或宗仰天师，流连释典；或史学，或文学；在这些领域里留下无数精美的精神凝结物。”[19]对于当时相当一部分士人来说，这种看法有其合理性。但郦道元不在此列。郦道元并非“发愤著书”，恰恰相反，他是看到了孝文帝汉化改革带来的天下一统的希望，思欲有所建树，才立志撰书的。

三 郦道元提高家族学术声望的心态

郦道元撰著《水经注》亦未尝不有自己的私心，即振作家声，为郦氏家族争得文化学术上的地位。这也与孝文帝分定姓族的汉化改革相关。所谓定姓族，就是以官爵的高下，定姓族的高下，据姓族的高下，定官品的高卑。[20]其实，孝文帝分定姓族的举措，包含隐秘幽微的政治企图。

首先是强化鲜卑部酋的特权。太和十九年孝文帝下诏，定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鲜卑，“勿充猥官，一同四姓”。孝文帝此举意在拉齐鲜卑贵族与崔、卢、郑、王等文化士族的政治社会地位，为鲜卑贵族向文化士族的转化开启门径，所以他专崇门品，未有拔才之诏。

其次是加强了对汉族世族大姓的笼络。《资治通鉴》称：“魏主雅重门族，以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四姓，衣冠所推，咸纳其女，以充后宫。”[21]孝文帝以政治联姻的方式，笼络汉族高门，提高他们的政治地位和家族声望。如范阳卢氏“一门三主”[22]，尤为时人称慕。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虽然孝文帝在不同姓第的人起家为官时，给予鲜卑八姓勋臣和汉族大姓以特殊的照顾和优渥的待遇，甚至只重姓族，不问才智，但也还是给一般士族留有一定的上升通道。《魏书·韩显宗传》记载了孝文帝曾召集韩显宗等人讨论选举问题：“显宗曰：‘陛下以物不可类，不应以贵承贵，以贱袭贱。’高祖曰：‘若有高明卓尔、才具隽出者，朕亦不拘此例。'”[23]孝文帝特别说明“若有高明卓尔、才具隽出者，朕亦不拘此例”，也给一般士族政治地位的上升留有空间。孝文帝分定姓族，姓高于族。唐长孺先生的研究表明，决定代人入姓与入族的唯一标准就是官爵。[24]日本学者川本芳昭认为，“汉族的情形也和胡族一样，设定……与姓族相当的甲、乙、丙、丁四姓的阶层”。[25]“四姓”，所指并非特定家族，而是指甲、乙、丙、丁四姓。《新唐书·柳冲传》载：“尚书、领护而上者为甲姓，九卿若方伯者为乙姓，散骑常侍、太中大夫者为丙姓，吏部正员郎为丁姓。凡得入者，谓之四姓。”[26]可见四姓完全由官品的高低来划分。也就是说，入族的官员，也可以随着官职的升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而达到入姓的标准。为此孝文帝为了建立官员的激励机制而设立考课制度，严于考课，一改古代“三载考绩，三考黜陟”的成法，实行三载一考、考即黜陟的办法。[27]另外，虽然定姓族是孝文帝时下诏进行的，但绝非孝文诏令一下，姓族就已经确定了。定姓族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持续的时间可能比较长。按《魏书·官氏志》：正光元年（520）“十二月，罢诸州中正，郡县定姓族，后复”。[28]这表明，直到孝明帝正光元年，定姓族的工作还在进行。综上，孝文帝实际上在实行定姓族方策时开了一个口子，即入族士人可以通过官爵的晋升，提高家族地位进而入姓。当然，这需要不止一代人的努力。但尽管如此，还是大大激发了一般入族士人的功业进取心。

郦氏家族，即属于一般入族士人。郦道元的先祖是汉初的郦食其和郦商，秦时郦氏居陈留郡北县高阳（今河南开封县东南），汉立，郦商因“有功食邑于涿，故自陈留徙涿（今河北涿县）”。至郦道元六世祖为乐浪府君者，始自涿之先贤乡，移至郦亭沟水北岸定居。郦道元是郦范之长子，故乡正是涿。《魏书》卷四十二《郦范传》:“郦范，字世则，小名记祖，范阳涿鹿人。” 《北史》卷二十七同。但按《魏书》卷一百六上《地形志》，范阳郡领七县，有涿县，并无涿鹿县。又《魏书》记卢玄、卢同、卢景裕、卢观诸人籍贯，均作“范阳涿人”，而不作“范阳涿鹿人”。看来，《魏书》《北史》将郦范、郦道元籍贯作“涿鹿”，乃是笔误。郦道元籍贯应作“涿”。郦氏与北魏高门四姓之一的范阳卢氏籍贯相同，均是范阳涿人（今河北涿县）[29]。

西晋末，衣冠之族多有南渡者，但郦氏家族安于故土，并未迁徙。当时留居中原故土的宗族多以坞壁亭障自保。在两晋之际的中原地区，由原晋朝官吏或中原士豪出面结成的坞壁亭障随处可见，仅伊洛地区，大的坞壁亭障就达十余个。亭，或曰乡亭，就是这种亭障式的建筑。郦道元的故乡以郦亭为名，大概也就是这种坞壁亭障。《水经注》卷十二《巨马河》说郦亭沟水“又西南，转历大利亭”，大利亭也当是和郦亭一样的亭障。同卷涿水、涞水附近，又有垣翰亭、阳亭、故乡亭、三女亭、楼亭、督亢亭、广阳亭等。这些亭障，当都有坞壁性质。郦氏在汉以封国相承，至魏晋应仍存有一定的势力影响。郦道元的六世祖既然官为乐浪府君，必然有一定的宗族势力，他迁徙于郦亭，很可能会借助宗族势力，建立宗族乡里组织，筑坞壁以定居。因此，郦氏家族属于北方士族，有一定的宗族聚居地。

在郦道元的家乡范阳，卢氏最为望族[30]，为北魏“四姓”之一。郦氏一族，虽然位望不如卢氏，但在范阳毕竟也是具有文化传统和势力的一个大宗族，所以也就自然成为北魏统治者“留心慰纳”的对象。孝文帝拓跋宏的确是一个雄才大略之主，他能做到用人不疑。郦范在青州任上时，镇将元伊利上表诬告郦范“造船市玉，与外贼交通”。孝文帝知道这是诬告，惩戒了元伊利，并下诏给郦范说：“卿身非功旧，位无重班，所以超迁显爵，任居方夏者，正以勤能致远。虽外无殊效，亦未有负时之愆……卿宜克循，绥辑边服，称朕意也。”[31]可见孝文帝对郦范还是能够放心地加以任用的。从郦绍效忠于北魏朝廷，到郦道元在北魏朝廷任职，郦氏家族已经仕宦于北魏近百年之久。这样一个世代官宦的家庭，不但在政治上为郦道元铺垫了发展道路，也为他研究学问提供了良好的客观环境和物质条件。

论及魏晋南北朝家族教育的特点时，钱穆说：“当时门第传统的共同理想，所期望于门第中人，上自贤父兄，下至佳子弟，不外两大要目：一则希望其能有孝友之内行，一则希望其能有经籍文史之修养。前一项之表现，则成为家风；后一项之表现，则成为文学。”[32]钱穆所言甚是。郦道元之家族即为典型北方士族。郦道元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文学、史学等方面的才干上，都与其以儒学传家的文化传统密切相关。郦道元宗崇儒学，家族的荣耀，不可能不对他产生诱惑。其父郦范因襄助进军三齐之功，官至平东将军青州刺史，晋为公爵，在受到重用的汉族士人中已经声名显赫。有了这样的政治铺垫，作为郦范长子的郦道元，自然会产生继往开来，振作家声的政治心态。所以他以审视天下的眼光撰著《水经注》，未尝不有提高家族的学术声望，为家族争得政治地位和文化影响的用意。

四 实用性目的：经济和军事的需要

郦道元撰《水经注》的实用性目的是很明显的。钱锺书《管锥编》:“古人屋宇、器物、碑帖之类，流传供观赏摩挲，原皆自具功能，非徒鉴析之资。人事代谢，制作递更，厥初因用而施艺，后遂用失而艺存。文学亦然，不须远举，即拾《升庵全集》同卷所称郦道元《水经注》为例也可。”[33]钱氏认为郦道元《水经注》是“用失而艺存”的典型例子。《水经注自序》：

《易》称：天以一生水。故气微于北方，而为物之先也。《玄中记》曰：天下之多者水也，浮天载地，高下无所不至，万物无所不润。及其气流届石，精薄肤寸，不崇朝而泽合灵宇者，神莫与并矣。是以达者不能测其渊冲而尽其鸿深也。[34]

可见，郦氏作《水经注》，是基于对水资源重要性的认识和理解。而水资源的重要性，尤其表现在生活和经济方面。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就已认识到水的重要性。如孟子就曾明确指出：“民非水火不生活”[35],《管子·禁藏》也指出：“食之所生，水与土也。”都认识到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与条件。因此，郦氏不满于《大禹记》《地理志》《尚书·本纪》《职方》《水经》等前人著作的简略不周，所以他才要“脉其枝流之吐纳，诊其沿路之所躔，访渎搜渠，缉而缀之”，对全国的水道山川作出详细周全的记述。

首先，北魏社会由游牧到农耕的经济转型，需要对水道水利情况进行充分的了解，是促使郦道元撰写《水经注》之一重要原因。

拓跋鲜卑原本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部族，直到北魏道武帝拓拔圭把都城从盛乐迁往平城，才开始从游牧过渡到农耕。游牧部族经常受到水旱、疬疫、禽兽之害，饱受流离之苦，其生产方式不如汉族农耕社会优越。费孝通说：“任何一个游牧民族只要进入平原，落入精耕细作的农业社会里，迟早就会服伏帖帖地主动地融入汉族之中。”[36]经过多年的过渡，到太武帝拓跋焘时，北魏已经呈现出了“秋谷悬黄，麻菽布野”[37]的农耕社会的图景了。孝文帝更加果敢地改革游牧习气，农业化程度更高。

郦道元撰写《水经注》一个实用性目的，是为农业经济和漕运水利提供借鉴。水是与农业生产最为直接相关的自然因素。清代学者任启运说：“五谷之性，无不藉水以滋，不特秫稻为然，即麻、黍、菽、麦宜燥，亦未有久旱而不槁者也。”[38]把水视为粮食生产的源泉与保证。清人慕天颜也在奏疏中说：“兴水利而后有农功，有农功而后裕国”，认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是国家富裕的根本保证。进一步说，河渠堤坝之于北魏经济的农业化转型，漕运之于王朝财政，更具有突出重要的意义。《魏书》卷一百一十《食货志》：

尚书崔休以为：刳木为舟，用兴上代；凿渠通运，利尽中古。是以漕挽河渭，留侯以为伟谈；方舟蜀汉，郦生称为口实。岂直张纯之奏，见美东都；陈勰之功，事高晋世。其为利益，所从来久矣。……请诸通水运之处，皆宜率同此式。纵复五百、三百里，车运水次，校计利饶，犹为不少。其钦所列州郡，如请兴造。东路诸州皆先通水运，今年租调，悉用舟楫。……高阳王雍，尚书仆射李崇等奏曰：运漕之利，今古攸同，舟车息耗，实相殊绝。钦之所列，关西而已，若域内同行，足为公私巨益。[39]

崔休、元雍、李崇诸人都充分认识到漕运的便利和修筑漕渠的重要。郦道元与诸人同僚，又与李崇交好，对此也应有同样的认识。《水经注》多写陂湖、堤、塘、堰、水门等治水工程，自有其用意。这些工程是农业社会的必要经济设施，具有灌溉、防洪、养殖、航运等方面的效益。据陈桥驿先生统计，《水经注》记载的陂湖就达二百七十余处之多[40]，除此外还有郑渠、都江堰、钱塘、邗溟沟、郁鱼池等多种水利工程。即使是“陂周二百余步”的圣女陂，郦氏记载也不遗余力，说明他对水利工程的重视程度。《水经注》卷二十四《汶水》“出泰山莱芜县原山，西南过其县南”注写莱芜谷：

又有少许山田，引灌之踪尚存。出谷有平邱，面山傍水，土人悉以种麦，云此邱不宜殖稷黍而宜麦，齐人相承以殖之，意谓麦邱所栖愚公谷也，何其深沈幽翳，可以托业怡生如此也！余时迳此，为之踟蹰，为之屡眷矣。[41]

正是麦邱“可以托业怡生”，才使郦道元“为之踟蹰，为之屡眷”。又如卷三十三《江水注》写都江堰的功用：“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沃野千里，世号陆海，谓之天府也。”[42]这些都足见郦道元对农业经济和水利设施的充分重视。这自是郦道元撰写《水经注》之一动因。清人刘献廷论水利说：“西北乃先王旧都，二千余年未闻仰给东南。何则？沟洫通，水利修也。自刘、石云扰，以讫金、元，千余年未知水利为何事，不为民利，乃为民害。故欲经理天下，必自西北水利始矣。西北水利，莫详于《水经》郦注。虽时移势易，十犹可得六七。郦氏略于东南，人以此少之。不知水道之当详，正在西北。”[43]并曾打算为《水经注》作疏证。着眼于为农业经济和漕运水利提供借鉴，刘献廷可谓郦善长之异代知音。

郦道元撰写《水经注》另一个实用性目的是：厘清水道山川形势，积累军事知识和战争经验。郦道元生于南北两朝对峙，战乱频仍的时代。郦道元曾于太和十八年（494）随从孝文帝北巡阴山，于孝昌元年（525）平定元法僧叛乱，于孝昌三年（527）参加过抵抗梁将陈庆之的战役。他深知地理形势对于战争胜负的重要作用，所以《水经注》中记载了历史上的大量战争和许多相关的军事地理内容，于军事之得失、地形之险易，多所属意。

由于北军不习水战，因而才有北魏拓拔焘在淮水战役中的惨败；萧梁还曾在淮水上修筑浮山堰，而使北魏军队在战争中吃亏[44]。相反，充分利用水利交通条件，则往往会成为有效的制胜之道。《水经注》中记述了许多以水制胜的战例，如智伯率引水灌晋阳[45]，郦寄攻赵引牛首拘水灌邯郸城[46]，曹操引漳水攻取邺城[47]，沂、泗灌城而擒吕布[48]等。再如卷二十六《潍水》“又北过高密县西”注：

昔韩信与楚将龙且，夹潍水而阵于此。信夜令为万余囊，盛沙以遏潍水，引军击且，伪退，且追北，信决水，水大至，且军半不得渡，遂斩龙且于是水。[49]

韩信决潍水斩龙且，是以水制胜的军事典范。看来充分利用地理形势，实可当兵百万。《水经注》多记水战，用意在此。北魏与南朝对峙，战场已经逼近淮水。实际上洛水、渭水、颍水、汴水、泗水、济水等水域附近也经常发生战争。北魏要想在将来成其统一之势，也必须跨过长江。这些都有赖于对于地理形势的充分把握和有效利用。《水经注》有意为当时或将来的战争收集相关的参考资料和战争经验。陈桥驿先生统计，《水经注》中记载的战争，不下三百次之多，并在其中记载了山岳、关隘、河川、渡口、桥梁、道路、聚落、仓储等兵要地理内容。[50]

三国分裂时期的历史形势与南北朝相似，所以《水经注》重点记述了三国时期的军事地理内容。其所记战争，从曹操与袁绍的官渡之战（包括相关的白马之战、乌巢之战）、曹操与孙刘联军的赤壁之战、曹操与马超韩遂的潼关之战、曹操与刘备的定军山之战和襄樊之战，到吴、蜀的彝陵之战，《水经注》无不述及，并作了许多地理形势交代或分析。此外，《水经注》还记载了许多当时发生过重大军事行动的城堡，如魏的易京城、武阳县城、邺城、陈仓城、沙城、沛县城、下邳县城，蜀的祁山城、南郑县城、阆阳城、永安城、江陵城，吴的故城洲、江夏城、夏口城等。还涉及许多军事要塞，如魏之积石原、五丈原、马冢、洛谷长城、渭桥、安风津、公路浦、邓塞、木兰塞，蜀之桥头、剑阁、定军山、兴势坂、江邮戍、阳关巴子梁、诸葛亮图垒、捍关，吴之长坂、江津戍、关羽濑等，突出其在部防、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51]

《水经注》卷五《河水》“又东过成皋县北，济水从北来注之”注：

（玉门）门东对临河，泽岸有土穴，魏攻宋司州刺史毛德祖于虎牢，战经二百日，不克。城唯一井，井深四十丈，山势峻峭，不容防捍，潜作地道取井。余顷因公至彼，故往寻之，其穴处犹存。[52]

这里记载的是北魏与宋的虎牢（今河南成皋县）之战。郦道元对宋将毛德祖凭孤井而坚守虎牢的事迹很是惊异，所以他才特地往寻故迹，以增加阅历和经验。

由上可见，从《水经注》记载的战争以及城堡和军事要塞等内容，也可以看出郦道元撰写《水经注》，是含有一些军事方面的用意。

总之，经济目的和军事用意，是《水经注》的实用性或功利性目的。这决定了郦道元为古籍作注时在内容方面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