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魏晋南北朝地理著作的文学化渐进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地记中的山水景物描写

魏晋南北朝时期地记中，有很多已经呈现出浓厚的文学色彩。在这些地记作品中，山水景物往往成为作者描写的兴趣点，甚至出现了一批以山水命名的地记，如罗含《湘中山水记》、刘澄之《永初山川记》、袁山松《宜都山川记》等。

比较具有文学色彩的地记作品，即以郦道元《水经注》有所征引的篇目来看就很多，如汉末辛氏《三秦记》、魏晋佚名《上党记》、佚名《汉中记》、西晋潘岳《关中记》、东晋罗含《湘中记》、袁山松《宜都山川记》、庾仲雍《湘州记》、伏琛《三齐略记》、晏谟《齐地记》、环济《吴记》、裴渊《广州记》、刘欣期《交州记》、陆翙《邺中记》、江敞《陈留志》、习凿齿《襄阳记》、袁休明《巴蜀志》、伏滔《北征记》、戴延之《西征记》等，南朝宋盛弘之《荆州记》、谢灵运《永嘉记》、史筌《武昌记》、雷次宗《豫章记》、邓德明《南康记》、张僧监《寻阳记》、孔灵符《会稽记》、郑缉之《东阳记》、刘道真《钱唐记》、王韶之《始兴记》、沈怀远《南越志》、郭仲产《秦州记》、段国《沙州记》、任预《益州记》、郭缘生《述征记》、伍缉之《从征记》等，南朝齐刘澄之《永初山川记》等，共四十余部。除《水经注》所征引的文献之外，魏晋南北朝地记中文学性较强的地记尚有晋张玄之《吴兴山墟名》、顾微《广州记》等，南朝宋山谦之《丹阳记》《吴兴记》和《南徐州记》、刘损《京口记》、孙诜《临海记》、吴穆之《义兴记》、荀伯之《临川记》等，南朝齐刘澄之《豫州记》和《梁州记》、黄闵《沅陵记》和《武陵记》，南朝梁鲍至《南雍州记》、顾野王《舆地志》、萧子开《建安记》、佚名《新安记》，等等。

魏晋南北朝地记中的山水景物描写，大多篇幅短小而精练，但对山水景物的刻画已经能够显现出浓郁的文学气息。

一 山水形象，真切优美

魏晋南北朝时期，特别是晋宋之际，“情必极貌以写物”[1]的文学趋势，也影响到了地记作家。他们运用多种文学手段描摹刻画山水景物，勾画出很多真切优美的山水形象。

（一）大笔勾勒与细部刻画

魏晋南北朝地记作家已经注意通过不同的视角变化来状绘山形水态：有时着眼于整体性，大笔勾勒；有时则注意细笔刻画，把山水最本质的形态状貌鲜明而又逼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从而既凸显了山水的个性特点，又增强了描写的真实感。

大笔勾勒的，如罗含《湘中记》写衡山：“遥望衡山如阵云，沿湘千里，九向九背，乃不复见。”[2]黄闵《武陵记》写丹陂湖：“有湖名为丹陂，周围数百顷，青波澄映，洲屿相望。”[3]这些记述，把读者置于一个广阔的空间内，大多给人以苍茫辽远之感。大笔勾勒的手法，易于读者对山水进行整体性的把握。

细笔刻画者，则如袁山松《宜都记》:“佷山县方山上有灵祠，祠中有特生一竹，擅美高危。其杪下垂，忽有尘秽，起风动竹，拂荡如扫。”[4]孔灵符《会稽记》:“余姚县南百里，有太平山，山形似伞。四角各生一种木，木不杂糅。三阳之辰，华卉代发。”[5]其例甚多。

（二）绘色摹声，塑造形象

地记作家也很注重通过不同色彩的描绘，以及声音的摹写等来塑造山水形象。描写山水色彩的，如盛弘之《荆州记》:“筑阳县有墨山，山石悉如墨。”[6]袁山松《宜都记》:“郡西北陆行四十里有丹山，山间时有赤气，笼盖林岭如丹色，因以名山。”[7]沈怀远《南越志》:“陵庐城中有井，半清半黄。黄者甜滑，宜作粥，色如金，似灰汁，甚芬馨。”[8]萧子开《建安记》:“武夷山，高五百仞，岩石悉红紫二色，望之若朝霞。”[9]

摹写山水声音的，如史筌《武昌记》:“武昌有龙山，欲阴雨，上有声如吹角。”[10]王韶之《始兴记》:“县下流有石室，内有悬石，扣之，声若磬，响十余里。”[11]张僧监《寻阳记》:“赤山下有石穴，有人取钟乳者，经宿不知所穷，水恒流出，深处浮乃得过，数里，辄见有光明，闻里有声若霹雳。此人遽出，竟无以测远近，有仙鼠扑火。”[12]

地记作家通过色彩的描绘和声音的摹写，把山水景物的形状与色彩、自然界的声响等具体地描写出来，引发读者通过自身的生活经验来把握描写对象，使人有身临其境的感受。

（三）静态描写和动态描写

魏晋南北朝地记作家在描写山水形象时，有时是描写山水景物的静态之美，例如，罗含《湘中记》:“湘水至清，虽深五六丈，见底了了然，石子如摴蒲矣，五色鲜明。白沙如霜雪，赤岸如朝霞。”[13]写山的则如郭缘生《述征记》:“华山有二岑，直上数千仞；自下小岑迭秀，迄于岭表，有如削成。”[14]孔晔《会稽记》:“四明山，高峰轶云，连岫蔽日。”[15]呈现的是静态美景。

有时则着力描写山水景物的动态美，在景色变幻中呈现出山水形象的个性特点，如罗含《湘中记》写衡山：“山有锦石，斐然成文。衡山有悬泉滴沥，声泠泠如弦；有鹤回翔其上，如舞。”[16]山谦之《南徐州记》写京江：“京江，《禹贡》九江也。阔漫三十里，通望大壑。常以春秋朔望，辄有大涛，声势骇壮，极为奇观。涛至江北赤岸，尤更迅猛。”[17]孔灵符《会稽记》:“赤城山土色皆赤。岩岫连沓，状似云霞，悬溜千仞，谓之瀑布，飞流洒散，冬夏不竭。”[18]

二 山水意境，自然清新

山水之美是人在和大自然复杂的交往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山水审美反映出人类在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山水本是人类赖以取资的生命家园，人类在与山水进行有利的物质和能量交换时，必然使人生发愉悦的精神感受，此即人们对山水产生“娱目悦形”之美的缘由。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欣赏山水的风气逐渐深入，地记作家便从关注山水外在的形象之美，逐渐转移到山水所蕴含的更深一层的审美境界中，即“逸情畅神”之美。

“山水”作为一个词语最早出现于《三国志·魏书·贾诩传》:“吴蜀虽蕞尔小国，依阻山水。刘备有雄才，诸葛能治国，孙权识虚实，陆逊见兵势。据险守要，泛舟江湖，皆难卒谋也。”此处所谓“山水”主要是指以山和水作为主要构成要素的自然环境。这是“山水”一词的基本含义。到晋宋之际，“山水”一词不但有环境意义，更增添了美学内涵，体现出山水审美意识的萌生和发展。因此，“自然山水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在中国约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19]。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魏晋南北朝地记作家自觉地走向山林，走向江河，把自己融入自然山水之中，感受生命的律动，并以优美的文笔塑造出富有诗情画意的山水意境。东晋地记作家袁山松在他的《宜都山川记》中有一段精彩的记述：

常闻峡中水疾，书记及口传悉以临惧相戒，曾无称有山水之美也。及余来践跻此境，既至欣然，始信耳闻之不如亲见矣。其叠崿秀峰，奇构异形，固难以辞叙。林木萧森，离离蔚蔚，乃在霞气之表。仰瞩俯映，弥习弥佳，流连信宿，不觉忘返。目所履历，未尝有也。既自欣得此奇观，山水有灵，亦当惊知己于千古矣。[20]

这是袁山松对自己山水审美经验的真实记录，明确地提出了山水“知己观”。

这种山水“知己观”的鉴赏方式，类似于卡尔松所说的：“由于将环境看成诸多生物体、感官以及空间的一个没有隙缝的整体，那种参与模式召唤我们沉浸到自然环境中，试图消除诸多传统，譬如主体和客体试图在最终尽可能地缩短我们自身与自然的距离。简而言之，审美经验是鉴赏者在鉴赏对象中的一种全身心的投入。”[21]这样的鉴赏方式，使得其中的山水描绘具有一种意境上的美感。正如宗白华所言：“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山水虚灵化了，也情致化了。”[22]

以审美的视野沟通身体与外在的自然世界，这多少与玄学的兴盛有一定关联。诚如宗白华《美学散步》所说：“晋人以虚灵的胸襟、玄学的意味体会自然，乃能表里澄澈，一片空明，建立最高的晶莹的美的意境。”[23]如“《舆地志》云：山阴南湖萦带郊郭，白水翠岩，互相映发，若镜若图。故王逸少云：山阴路上行，如在镜中游。”再如，盛弘之《荆州记》写青溪水：“稠木傍生，凌空交合，危楼倾崖，恒有落势，风泉传响于青林之下，岩猿流声于白云之上，游者常若目不周玩，情不给赏。是以林徒栖托，云客宅心，泉侧多结道士精庐焉。”[24]这也是一段非常具有意境美的描绘，呈现的是一幅情景交融的、富有意境美感的艺术画面。山水的宁静幽美与隐者对峻洁人格和优美心灵的追求是和谐统一的，所以山水也就成为士人心灵理想的栖居地。

总之，有些优秀的晋宋地记作品，已经能够通过将自己的审美体验融于山水记述，从而构造出幽美的山水意境了。地记作家向山水而行的情感体验与山川美景相融合，营造出独特的艺术境界，引发读者的想象，并使读者在思想感情上受到感染，产生共鸣。

三 写景叙事，相得益彰

某些魏晋南北朝地记作家，在状写山水景物时，有时是把自己置身于所要描写的对象之中，通过游踪来介绍变化中的山水景物，即“移步换景”。这样，不但以散点透视方式表现了时空交接的空间形态，而且身在山水中的作者的行动轨迹，也得以在叙述中展现。例如，《水经注》引佚名《汉中记》的一段描写：

自西城涉黄金峭、寒泉岭、阳都坂，峻崿百重，绝壁万寻，既造其峰，谓已逾崧岱，复瞻前岭，又倍过之。言陟羊肠，超烟云之际，顾看向涂，杳然有不测之险。山丰野牛野羊腾岩越岭，驰走若飞，触突树木，十围皆倒。山殚艮阻，地穷坎势矣。[25]

这段记述中的景色，极具“雄壮”之美。在这里，作者是以一种身体的经验方式来书写的，从“既造其峰”“复瞻前岭”“顾看向涂”等明显展示身体位移的词语可以看出，作者要展示给读者的，不是固定不变的空间，而是随着身体位置的变化而不断拓展延伸的空间。随着作者的脚步，景色也变得愈为奇险，前面“峻崿百重，绝壁万寻”的描写，则成为后文“又倍过之”的奇险之景的铺垫之笔了。写景叙事，相得益彰。

魏晋南北朝地记中，山水景物的描绘往往与历史文化名人的踪迹及其故事结合在一起写，使得这些山水风光散发出浓郁的人文气息。如鲍至《南雍州记》:“望楚山，凡三名，一名马鞍山，一名灾山。宋元嘉中，武陵王骏为刺史，屡登涉焉，以望见都城，改为望楚山。后遂龙飞为孝武帝。所望之处，时人号为凤岭。高处有三墩，是刘宏、山简等九日宴赏之所。”[26]此介绍望楚山得名由来，辅以刘骏、刘宏、山简等事迹，使人读后大有“江山留胜迹”的感受。又如，罗含《湘中记》:“贾谊宅中有一井，谊所穿，极小而深，上敛下大，其状如壶。旁有一局脚石床，容一人坐，形流古制，相承云谊所坐。”[27]普通一井，平常石床，因为汉代文学家贾谊的缘故而显得身价倍增。再如，袁山松《宜都山川记》:“父老传言，（屈）原既流放，忽然暂归，乡人喜悦，因名曰归乡。”[28]此记归乡得名之由来，虽未必可信，但既然传说与屈原有关联，便足以引发后人思古之幽情。

魏晋南北朝地记中，还有很多山水景物记述是和传说故事结合在一起的。如郭仲产《南壅州记》写武当山：“武当山广三四百里，山高隆峻，若博山香炉，苕亭峻极，干霄出雾。学道者常百数，相继不绝。若有于此山学者，心有隆替，辄为百兽所逐。”[29]先写武当山的广远高峻，再引征一则于此山学道者的传说，为武当山添加神秘色彩。又如，郑缉之《东阳记》:“（太末）县龙丘山有九石，特秀林表，色丹白，远望尽如莲花。龙丘苌隐居于此，因以为名。其峰际复有岩穴。外如窗牖，中有石林。岩前有一桃树，其实甚甘，非山中自有，莫知谁植。”[30]也是先写丘山九石之美，再写龙丘苌隐居之事以增添人文气息，后面关于岩穴和岩前桃树的描写，则是典型的细部描写，结尾“非山中自有，莫知谁植”更是引人遐想，这显然是作者有意渲染此山之灵气与岩穴之神秘。再如，盛弘之《荆州记》:“宜都佷山县有山，山有风穴，口大数尺，名为风井。夏则风出，冬则风入。樵人有冬过者，置笠穴口，风吸之，经月还，涉长阳溪而得其笠。则知溪穴潜通。”[31]描写一山有风穴，为显其地理之神奇，特地穿插了一个樵人经穴失笠而复得于溪的传说故事，以说明溪穴潜通的奇特地理，以虚写实，相映成趣。复如，史筌《武昌记》:“城北有冈，高数丈，名为凤阙，其处显敞胜阙，以望川泽，多所远瞻。吴黄龙元年，有凤集此冈，故谓之凤阙。凤阙南十里，有金牛冈。古老相传云，有金牛出此冈。冈今半崩，坑深数丈，牛践冈边，遗迹尚存。”[32]这里介绍凤阙和金牛冈，也是各以传说印证，增加描写对象的人文美。既有实景描写，又有故事传闻，趣味良多。

四 妙用修辞，比喻生动

魏晋南北朝一些优秀的地记作品，很注意修辞的使用。为了更形象地刻画山水的特点，山水地记摹山状水多用比喻。兹举数例。

罗含《湘中记》写湘水：“湘水之出于阳朔，则觞为之舟；至洞庭，日月若出入于其中也。”[33]以夸张式的比喻写出了湘水由窄小而变化到阔大的情况，对湘水的特征进行描绘和渲染，使其形象生动，具体可感。通过“觞为之舟”“日月若出入于其中”的奇妙比喻，引发读者联想和想象，给人留下了极为鲜明深刻的印象。

袁山松《宜都记》以俯瞰的视角描写西陵峡：“对西陵南岸有山，其峰孤秀，人自山南上至顶，俯临大江如萦带，视舟船如凫雁。”[34]“俯临大江如萦带，视舟船如凫雁”，用“江如萦带”写山之高峻，以江船之小来衬江山的辽阔，这是“以微小显阔大”的比衬手法。取喻之精妙，与明代张岱《湖心亭看雪》“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的描写略相仿佛。同时，“大江如萦带”把江水之蜿蜒缥缈的特点描绘出来，“舟船如凫雁”把水天一色的浩淼之状现于目前。

盛弘之《荆州记》:“修竹亭西一峰迥然，西映落月，远而望之，全如画扇。”[35]“全如画扇”的比喻，即是把山水自然审美和山水艺术审美联系起来了。作者把山水看成了一幅留有空白的写意画，笔墨之外，别有意趣。“山水自然审美是身体以视听知觉构成的空间性审美活动，而山水艺术审美则是主体以视听知觉构成的对象性审美活动”[36]，二者存在差别。但“画扇”的比喻，似画留白，意境尽出，使得“峰映落月”的自然美景在空间层次上得到丰富和拓展，使审美对象得到当下超越，从而提升了读者的审美体验。虽云记山水，终是活丹青。

还有两则写瀑布的比喻也很好。盛弘之《荆州记》写衡山芙蓉峰：“衡山有三峰……一曰芙蓉，上有泉水飞流，如舒一幅白练。”[37]孙诜《临海记》写白鹤山：“山上有池，泉水悬溜，远望如倒挂白鹤，因名挂鹤泉。”[38]前一则把飞流清泉比作“白练”，就像展开一幅练用舒展的白色绸缎，贴切生动，极富形象美感。后一则“如倒挂白鹤”既写出了瀑布的形状特点，又巧妙地交代了“挂鹤泉”得名之由来，使瀑布飘动的姿态呼之欲出。

地记中比喻等修辞手法的运用，不但易于使读者迅速把握其所描绘的山水景物的特征，而且使地记作品的语言文采斐然，趣味横生，富有很强的感染力。

五 句式选用，骈散结合

一些优秀的晋宋地记作家，记述语言体现出骈散结合的语言风格，从而增强了文字可感性和可读性，使记述既有形象性，又有节奏感。地记一般是以散文为主，但有时亦兼取骈文之长。

盛弘之《荆州记》在这方面很有代表性。例如，盛弘之《荆州记》写柳云：“缘城堤边，悉植细柳，绿条散风，清阴交陌。”[39]全以四字句组合而成，“绿条散风，清阴交陌”是明显的骈句，三言两语，动静结合地写出了绿柳柔媚的风姿。盛弘之《荆州记》写九疑山：“九疑山盘基数郡之界，连峰接岫，竞秀争高；含霞卷雾，分天隔日。”[40]句式整齐，铿锵有力，把九疑山的壮美胜境展示给读者。盛弘之《荆州记》中还有较多的记述，是整体性的文句以散句为主，中间夹杂骈句写景状物。如盛弘之《荆州记》写雁塞的得名由来，云：“雁塞北接梁州汶阳郡，其间东西岭，属天无际，云飞风翥，望崖回翼。惟一处为下，朔雁达塞，矫翼裁度，故名雁塞，同于雁门也。”[41]“云飞风翥，望崖回翼” “朔雁达塞，矫翼裁度”都是很整齐的对仗句，音韵和谐，如诗如画。明代学者杨慎《升庵集·论文》“诸家地理”条评价《荆州记》说：“地志诸家，予独爱常璩《华阳国志》，次之则盛弘之《荆州记》。《荆州记》载鹿门事云：庞德公居汉之阴，司马德操宅州之阳，望衡对宇，欢情自接。泛舟褰裳，率尔休畅。记沮水幽胜云：稠木傍生，凌空交合，危楼倾崖，恒有落势，风泉传响于青林之下，岩猿流声于白云之上，游者常若目不周玩，情不给赏。若此二段读之，使人神游八极，信奇笔也。”[42]杨升庵所喜爱的这两段文字，正是盛弘之《荆州记》中骈散结合，相得益彰的典范文字。作者寓骈句于散句之中，使文字读来错落有致，洒脱自然，从而收到了“使人神游八极”的奇妙效果，精彩传神。

王韶之《始兴记》中也颇多骈句。如：“郡东有玉山，草木滋茂，泉石澄彻。”[43]“草木” “泉石”对举辉映，暗示了玉山的得名由来，正所谓“山蕴玉而生辉，水怀珠而川媚”。再如，《始兴记》记述栖霞楼与罗公洲的一段文字：“始兴城西百余步，有栖霞楼，临川王营置，清暑游焉，罗君章居之，因名为罗公洲。楼下洲上，果竹交荫，长杨傍映，高梧前疏，虽即城隍，趣同丘壑。”[44]四字相对，对仗工整，声律铿锵，富于美感。

黄闵《沅陵记》和《武陵记》在运用骈句方面，也颇擅胜场。如《沅陵记》云：“两岸素山，崖石如披雪，寒松如插翠。”[45]句式两两相对，构成完整的骈句。再如《武陵记》:“有绿罗山，侧岩垂水悬萝。百里许，得明月池，碧潭镜澈，百尺见底。素岸若雪，松如插翠。流风叩阿，有丝桐之韵。”[46]也是完整的骈文片段，声调和谐，含蓄典雅。

此外，在行文中穿插骈句的地记还有很多。如习凿齿《襄阳记》:“襄阳，本楚之下邑。桓溪带其西，观山亘其南。”[47]又如《荆州图副》曰：“桐柏山，《禹贡》所谓导淮自桐柏者也。其山则云峰秀峙，林惟椅柏，潜润吐溜，伏流数里。”[48]中间都夹有整齐或对仗的骈句，音韵和谐，如诗如画。

地记之用骈语，明显受到当时流行的骈俪文风影响。胡适《白话文学史》讲到南朝文章骈化的情况时说：“六朝的文学可说是一切文体都受了辞赋的笼罩，都骈俪化了。论议文也成了辞赋体，纪叙文（除了少数史家）也用了骈俪文。抒情诗也用骈偶，记事与议论的诗也用骈偶，甚至描写风景也用骈偶。故这个时代，可说是一切韵文与散文的骈偶化的时代。”[49]诚如斯言，在骈俪文风盛行的晋宋文风影响下，当时的地记作家也自觉或不自觉地把骈俪文字运用到自己的作品中来了。但是他们比较高明的是，在作品中并非如后来的骈文一味追求华丽辞藻，流于形式而疏离内容，而是把骈体结构巧妙自然地融入散体叙事之中，使文字读起来错落有致，语句铿锵，富有节奏感和韵律美。总之，此类文字在写景上显出了极高超的水平。

六 援引证说，穿插诗赋歌谣

有一些魏晋南北朝地记作品，除了正面描写山水景物突出其主要特征之外，还引入人物对于描写对象的评价，以为援引证说。例如，西凉段龟龙《凉州记》曰：“契吴山，在县北七十里，赫连勃勃北游契吴而叹曰：美哉斯阜，临广泽而带清海。吾行地多矣，自岭已北，大河以南，未有若斯之壮丽矣！”[50]赫连勃勃是十六国时期胡夏的建立者，一生南征北战，纵横驰骋，所见壮丽美景自然很多。连他都如此惊叹的契吴山，又该是何等壮观！又如顾野王《舆地志》:“南湖在城南百许步，东西二十里，南北数里，萦带郊郭，连属峰岫，白水翠岩，互相映发，若鉴若图，故王逸少云：从山阴路上行，如在鉴中游。”[51]这里写的南湖，即浙江绍兴的镜湖，除了对其“萦带郊郭，连属峰岫，白水翠岩，互相映发，若鉴若图”的美景进行正面的描摹之外，特意引入王羲之的评价以为证说补充。这也可能是鉴湖（镜湖）的得名由来吧。面对山水美景，游览之人发出的种种感叹，正是对自然审美“发现”的由衷赞赏，也使读者可以体味到其所呈现的精彩与真实。

地记作家在作品中穿插文人的诗赋，亦不乏其例。如盛弘之《荆州记》:“江津东十馀里，有中夏洲，洲之首，江之汜也。故屈原云：经夏首而西浮。又二十余里有涌口，所谓阎遨游涌而逸。二水之间，谓之夏洲，首尾七百里。”[52]在介绍中夏洲和涌口时，叙述中穿插了屈原《哀郢》中的诗句，无疑增添了文学色彩。又如盛弘之《荆州记》写襄阳城：“襄阳城西南有徐元直宅，其西北八里方山，山北际河水，山下有王仲宣宅。故东阿王诔云：振冠南岳，濯缨清川。”[53]引入曹植《王仲宣诔》，说明王粲故居的地理位置。再如佚名《荆州图副》写麦城：“故老相传是楚昭王所筑。王仲宣常登其东隅，故其赋云：挟清漳之通津，倚曲沮之长洲。关公为吕蒙所败，还至当阳，保此城诈降而遁。”[54]“挟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长洲”是王粲（字仲宣）《登楼赋》中的文句，作者为了增加麦城的人文历史气息，特意加入了王粲登楼作赋以及关羽诈降的事迹。

有时，地记作家甚至可以完整地把一首诗文歌赋引入作品中来。如盛弘之《荆州记》:“陆凯与范晔相善，自江南寄梅花一枝诣长安与晔，并赠晔诗曰：折花（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55]陆凯赠范晔这首诗，是一首情谊深厚，表情真挚而含蓄的小诗，赖《荆州记》的记载得以保存流传。又如，黄闵也完整地记录了土人所作的《绿罗山歌》[56]，为绿罗山增添了许多文学意趣。

地记作家除了征引诗文辞赋之外，也把很多民俗歌谣纳入自己的作品中来。如史筌《武昌记》:“大帝筑城於江夏，以程普为太守，遂欲都鄂州，改为武昌郡。其民谣曰：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归建业死，不向武昌居。由是徙都建业。”[57]这则记述不但记载了孙权迁都建业（南京）的情况，还留下了一则有趣的民谣。又如，袁山松《宜都山川记》曰：“峡中猿鸣至清，诸山谷传其响，泠泠不绝。行者歌之曰：巴东三峡猿鸣悲，猿鸣三声泪沾衣。”[58]再如，盛弘之《荆州记》:“宜都西陵峡中，有黄牛山。江湍纡回，途经信宿，犹望见之。行者语曰：朝发黄牛，暮宿黄牛，三日三暮，黄牛如故。”[59]以上两则都插入了关于三峡的民谣，因其贴近生活，所以显得更加生动活泼，更加本色自然。

魏晋南北朝地记中穿插的这些诗文辞赋歌谣，如同颗颗珍珠镶嵌于在平凡的叙事中，为地记增添了浓郁的文学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