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中叶以前我国蔗糖业生产概论

我国甘蔗的种植和制糖历史悠久，但以16世纪中叶（即明代中叶）为时间界限，制约糖业发展的因素是不同的，即16世纪中叶后，甘蔗种植和糖业经济的发展受市场因素制约较多，而16世纪中叶以前我国甘蔗种植业的发展和制糖业技术的发展密不可分，糖业技术的发展制约着甘蔗种植业的发展。所以本文依据制糖技术发展的特点，将16世纪中叶以前我国的糖业发展史分为“粗糖期”“沙糖期”“糖霜期”三个重要发展阶段，并且对糖业[1]发展的这三个不同阶段的情形作一些粗浅探讨。

一 粗糖期

这一时期相当于我国的周代至唐代初期。此时的糖业制作，基本上为粗加工，人们的消费以这些粗糖为主，所以笔者将这个时期糖业发展期称为“粗糖期”。

（一）粗糖产品的食用

粗糖期的产品较少，甘蔗的使用以榨浆取汁为主要目的的这一状态持续了很长一段时期。其后便有了一些很粗的甘蔗加工产品，如蔗汁、石蜜、蔗饴等粗糖，粗糖期人们对甘蔗和糖产品的制作和食用方法比较简单，主要有以下几种。

1.榨汁取浆

我国是种植甘蔗最早的国家之一，有的学者认为我国植蔗时间约自东周时期的公元前766年—公元前750年便开始，[2]但最早记载蔗浆被利用的是屈原的《楚辞·招魂赋》，其中有“胹鳖炮羔，有柘浆些”[3]。这里的“柘”，经季羡林先生等学者考证是“甘蔗”的意思，[4]“柘浆”即甘蔗浆。我们知道屈原为战国时楚国人，从这句话的意思中可知，在战国时期我国长江中下游一带，甘蔗已经有所种植和被榨取蔗汁饮用，成为贵族宴席上的饮品。自此以后，我国的文献记载中，甘蔗榨汁饮用的记载日渐增多：《汉书》中载有“百味旨酒布兰生，泰尊柘浆析朝酲”[5]。说的就是用蔗浆解酒的事。公元3世纪后，晋时的张载在《失题诗》中，形象地叙述了晋时江南地区人们用蔗榨浆解渴的情形：“江南都蔗，酿液丰沛……渴者所思，铭之裳带。”[6]由此可知，原始的榨汁取浆，在唐以前我国长江流域、江南一带已经较多被人们所普遍利用。

2.甘蔗的生啖

在唐代前，甘蔗的生啖是比较常见的食法。3世纪时，曹丕与奋威将军邓展曾以甘蔗为武器，在宴席上君臣论剑，说明三国时期甘蔗常在宴会上作为水果生啖。[7]4世纪时，我国南方和长江流域的人们，在祭祀祖先时“冬祀用甘蔗”“孟春祠用甘蔗”[8]，说明此时有甘蔗生啖的风俗。东晋大画家顾恺之自尾至头的食蔗渐入佳境之法，一直流传至今，并且成为佳话。[9]

3.制饴食用

古代所谓的糖饴，就是将榨取的糖汁，采用日晒或用火煎熬的办法，使糖汁变稠，这种变稠的糖液叫“糖饴”。糖饴在汉代和三国时，作为高级的食品，比较多地被南方贵族食用，或被作为贡品进献。《三国志》一书中，记载了孙亮识破太监投鼠屎于蔗饴中，进献给皇上，以陷害藏吏的故事，[10]里面涉及蔗饴。可见，当时的蔗饴是皇家的珍品。

4.石蜜的食用

石蜜并不是蜂蜜的产品，而是古代人们利用甘蔗浆制作的一种蔗糖粗加工产品。古代石蜜，是将蔗浆采用“煎而曝之的办法”，使水分降低到10%以下，再进行冷却，蔗饴固化后，便得到褐红色的原始糖块，但它并不是后来的结晶糖。这种原始的糖块，古人称之为“石蜜”[11]。早在汉代的文献中，便有关于石蜜的记载。西汉时，“交趾有甘蔗，围数寸，长丈余，颇似竹，断而食之，甚甘。榨取汁，曝数时成饴，入口消释，彼人谓之石蜜”[12]。东汉的杨孚对石蜜的制作，作了进一步的描述，“甘蔗远近皆有，交趾所产甘蔗特醇好……榨取汁如饴饧，名之曰糖，益复珍也。又煎而曝之，既凝，如冰，破如博棋，食之，入口消释，彼人谓之‘石蜜’者也”[13]。西晋永兴年间嵇含在《南方草木状》中，也对甘蔗和石蜜，作了几乎相同于西汉和东汉时的记载。[14]西汉时，交趾是“汉武帝所置十三刺史部之一。辖境相当今广西、广东的大部，和越南的北部、中部”[15]。东汉时，交趾改称交州，一直到两晋时期辖境大致不变。南北朝时，来我国翻译佛经的伽跋陀罗，在他的《病善见律毗婆沙》中，对广州出产石蜜的具体情况作了如下的记载：“广州土境有黑石蜜，是甘蔗糖，坚强如石，是名石蜜。”[16]由此可见，在西汉至东晋时，我国的广西、广东和越南的北部和中部，已经出产了石蜜，直到南北朝时，石蜜仍然是我国南方受欢迎的甘蔗粗加工产品之一。

5.沙糖

唐代前所说的沙糖，“实际上它仍然是干固的粗制红糖，即与石蜜基本上是一类的糖”[17]，至于为什么称为“沙糖”，季羡林和李治寰先生均对之作了考证，得出的结论大致相同：东汉时从古印度引进的这种团状的粗制糖，很容易被打碎变成沙状粉末，因而以形取名，称之为“沙糖”。[18]汉代张衡在《七辨》中指出“沙糖石蜜，远国贡储”[19]，这表明至少在东汉时，这种进贡的沙糖已经开始被食用。南北朝时，广州地区已经能生产这种沙糖了：“甘蔗……广州一种数年生，皆大如竹，长丈余，取汁以为沙糖，甚益人。”[20]由此可见，这个时期，甘蔗的产品完全是一种粗加工的产品。

（二）粗糖期糖业生产的特点

与人们对粗糖消费相适应，这个时期的糖业生产，具有如下特点。

1.甘蔗的种植和粗糖的制作以地区自给性消费生产为主

唐初以前，由于科学技术和交通条件的限制，甘蔗的储存和糖制品的运输十分困难。我们知道，甘蔗在收获后，要很快处理，否则很快会变质。如果用作榨汁，这种蔗汁只能随榨随吃，不能存放，否则蔗汁就会变质。粗糖制品，如石蜜等，虽然是原始的固体粗糖，但其也有10%以下的水分，况且石蜜不是结晶糖，[21]很容易回潮变湿，变坏，不易保存。所以，在唐初以前的文献中，我们很少发现甘蔗及其制品的外销出售情况，甘蔗的种植和粗糖制品的加工，基本上是本地区自给性的生产。当然，文献中有粗糖制品，如石蜜的进贡情况，但作为贡品的粗糖是地方的稀有物品，并不是商品。所以，粗糖时期的甘蔗种植和粗糖的制作以地区自给性消费生产为主。

2.甘蔗的种植和粗糖的制作范围比较广泛

由于制糖工艺落后和交通的不便，糖的成品不易保存与流通，糖的制作是为了自我消费，甘蔗种植业表现出种植规模小，就近消费性等特点，糖业经济的价值没有体现出来。所以，甘蔗的种植和粗糖的制作范围比较广泛。从文献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唐初以前，甘蔗的种植和粗糖的利用，从岭南的广西、广东到江南的广大地区，长江流域的中下游的两湖地区，延伸到黄河流域的河南一带均有所涉及。

3.南方的甘蔗种植比北方要普遍

公元1世纪所著的《神异经》中便有“南方荒岛之内有甘蔗林……促多节密，甜如蜜”的记载[22]。虽然对这条史料的考证史学界目前尚存异议，但为魏晋南北朝以前人所记，这点学界的看法是一致的。据《宋书·张畅传》载：元嘉二十七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因战争长途奔袭，导致疲乏，很想食甘蔗和饮酒，遣使向南朝宋孝武帝求取，宋孝武帝“遣人答曰：知行路多乏，今付酒二器，甘蔗百挺。”[23]可见，起码到南北朝时，我国的南方已经出现了大片甘蔗的种植情形，而在北方，甘蔗则尚为稀有之物。从上面的例子我们可以了解到，北方的诸侯王为了能吃上甘蔗，会郑重其事地遣使致书向南求取。糖的品种方面，在文献记载中，南方有石蜜和沙糖的制品，而北方是不曾有此记载的，说明南方种植的甘蔗较多，且用于制糖，北方种植较少，且基本上当作水果生啖。总之，粗糖期的这种甘蔗生产的分散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落后的制糖工艺造成的，但甘蔗种植以南方偏多所形成的这种特点，为我国今后糖业的发展奠定了基本框架。

二 沙糖期

唐朝至南宋时期，从公元7世纪唐初，最迟至南宋初年，以王灼对糖霜技术进行总结，成书于公元12世纪的《糖霜谱》作为标志止，约500多年的时间。

这个时期，糖的制品在原有的基础上，出现了新的品种，那就是沙糖。由于沙糖的出现与制作最能代表这个时期的糖业生产力水平，所以笔者将这个时期的糖业生产期称为“沙糖期”。

（一）沙糖的定义

如上所述，唐初以前，我国便有“沙糖”一词，但唐初以后所说的“沙糖”与以前所指的“沙糖”，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所以，我们必须对沙糖的来源、沙糖的制作过程作些考证，才能将唐初的“沙糖”与以后所说的“沙糖”作比较，从而得出沙糖的定义。

季羡林先生对唐朝制糖技术进行考证后，认为：唐朝的沙糖制法在唐太宗贞观年间从印度传入[24]，并且在《白糖问题》一文中再次强调了沙糖从印度传入的这个观点。[25]季先生的观点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同。

关于沙糖的制作情况，20世纪末，在我国的敦煌，发现了唐代一张有关印度制糖法的残卷，经季羡林先生考证后，得出的勘校释文为：

西天五印度出三般甘蔗：一般苗长八尺，造沙糖多不妙；第二，较一、二尺矩，造好沙糖及造最上煞割令；第三般亦好。初造之时取甘蔗茎，弃去梢叶，五寸截短，着大木臼，牛拽，于瓮中承取，将于十五个铛中煎。旋泻一铛，著箸，拶出汁，置少许灰。冷定，打。若断者熟也，便成沙糖；又折不熟，又煎。[26]

从上文中我们可以看出，唐初引入印度的这种制糖法，与以前相比有三点是先进的：一是在选蔗造糖时，要选择适合制糖的优良品种；二是所得到的糖为结晶糖；三是在糖的结晶过程中，灰的使用和投放时间的把握方面比较科学，即糖水在“冷定”前，投入适量的“灰”（草木灰或石灰）使糖更好地结晶，从而造成较好的糖，这是比较符合现代科学原理的。“根据现代的科学制糖法，可知，灰对沙糖的质量和生产率至关重要。蔗汁中除蔗糖和水外，还有许多成分，虽然含量不算很大，但对造沙糖极为不利，如各种有机酸，会促进蔗糖水解生成还原糖，尤其在煎熬蔗汁时，这种情况更为严重。而这些还原糖，在搁置蔗汁的过程中，不仅自身不能结晶并生成糖蜜（我国古代称为糖油），而且还妨碍蔗糖的结晶”[27]，“所以用灰来中和、沉淀这些游离酸，对古代糖业技术是个极大的改进。而且石灰的加入还可使某些有机非糖分、无机盐、泥沙悬浮物沉积或沉淀下来，既可改善蔗汁的味道，又可使蔗汁的粘度减小，色泽变清亮，这都有利于蔗糖的析出和质量”[28]。由此可知，唐朝的糖与以往不同点在于：制糖的时候加入了灰，并且得到了结晶的糖，与以前比这是其进步的明显标志。

有的学者认为，唐时已经出现了白糖，并引用邹和尚教民造白糖的记载为证，[29]甚至认为：“唐代宗大历年间熬制白糖的方法也很普及。”[30]在唐代医书中也出现了“白糖”一词的记载，如孙思邈《千金方》中，就有关于白糖入药的记载。

那么，是否在唐代便有了白糖了呢？回答是否定的。据季羡林先生考证：“唐代出现的‘白糖’只不过是质量比较好，比较白的沙糖而已，但也可以说明，经过结晶制作的沙糖，质量非常高。”[31]可见，这一时期糖业制作技术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上面我们已经对沙糖的传入和制作过程作了考证，据此，我们可以总结出沙糖的定义：从公元7世纪唐初开始，我国古代人民运用印度传入的制糖方法制造的一种散沙状结晶体的红糖。这种结晶糖的结构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具有不易潮解、耐储存、体轻质小、利于运输、易于制作、色白质量好等特点。

（二）沙糖期糖业生产的特点

沙糖的出现，是我国糖业生产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件事。沙糖的出现使糖的储存和运输变得相对容易，甘蔗的种植与糖业的生产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表现在以下一些特点上。

1.甘蔗的种植地区相对集中

唐代的文献资料显示，甘蔗的种植主要分布在以下地区。一是西南地区：西南地区的绵州、梓州、成都等地区不仅是重要的甘蔗种植地区，而且也是唐代重要的制糖中心。二是江南：唐代文人李欣在《送山阴姚丞携妓任兼寄苏少府》一文中，诗句“加餐共爱鲈鱼肥，醒酒仍怜甘蔗熟”说的就是江浙地区文人用甘蔗醒酒之事，[32]《新唐书·地理志》也有温州永嘉郡的蔗是当时地方著名的贡品的相关记载。[33]这些史料均反映了江南是当时较为重要的甘蔗种植地区。三是长江中下游地区：长江流域的襄州襄阳郡，经济作物方面的土贡有柑、蔗、芋、姜，[34]甘蔗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贡品之一。四是岭南：唐代陕西名医王焘在其《外史秘要》医方中，记载岭南人有食生甘蔗以消火之习俗。[35]除此之外，在史料上很少见到涉及黄河流域种植甘蔗的情形。从此，我们可以推断出甘蔗的种植已经从粗糖时期的黄河流域，收缩到仅为长江以南进行种植了。

2.糖业生产基地较少

沙糖期，甘蔗的种植虽然在长江以南均有所分布，但是史料中涉及糖业的制作主要在江东与西南。据唐代医书记载，沙糖的产地为“蜀地、西戎、江东并有之，甘蔗汁煎成，紫色”[36]。从唐代医书我们可知，沙糖的制作主要在我国的西南和江南一带，但江南（即史籍所指的江东）产沙糖除了医书有所记载外，史料中并没有太多的佐证。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沙糖期江东虽产糖，但产量与产糖的范围仍然较少。沙糖期，沙糖的制作中心在西南，这方面的史料记载较多：如唐人所著《千金翼方》卷一有“益州出沙糖”，唐代王焘在其《外史秘要》卷三十一中，也载有“剑南道益州出沙糖”等事实。除此之外，《新唐书·地理志》中，记载西南地区成都府的蜀郡、梓州的梓潼郡、绵州的巴西郡均以蔗糖或甘蔗作为当地的土贡。[37]这都说明了沙糖期的糖业生产中心在西南地区。除了江南与西南有产糖记载外，长江流域与岭南地区是否产糖，笔者很少见到有关史料记载，虽然我们不能否定这些地区存在糖的生产现象，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即使存在一定规模的糖业生产，也以当地区域性消费为主，并没有形成供应其他地方消费的糖业生产基地。由此可以看出，沙糖期较大规模的糖业生产仅在西南。即使是这样，其意义也是较为重要的，即从沙糖期开始，我国的糖业生产出现了糖产区与用糖区分离的情形，这种情形对糖业的消费是一种积极的促进现象，而这种现象又反过来促进糖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

3.糖业生产以沙糖居多，使用上以医用为主

唐代至南宋初期的蔗糖产量较少，对民众来说是稀有的物品。这个时期的文献很少记载民众生活用糖的情况，文献记载中民众用糖最多的是医书，如在上所述的医书以及其他医书中，我们都可以发现大量用沙糖或为沙糖中较好品种的“白糖”治病的医方。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时期沙糖是糖业生产中生产最多的品种，民众在糖的使用上以治病为主。

三 糖霜期

（一）糖霜的定义

“糖霜”一词的出现，最初见于北宋苏轼和黄庭坚的诗，苏轼在《送金山乡僧归蜀开堂》中写道：“涪江与中冷，共此一味水。冰盘存琥珀，何似糖霜美。”黄庭坚在《答梓州雍熙长老寄糖霜谱》中写道：“远寄蔗霜知有味，胜于崔子水中盐。正宗扫地从谁说，我舌尤能及鼻尖。”[38]这两首诗是最早提到糖霜的文献，并且说的都是在四川关于赠糖霜的事。从中我们得知，最迟应在北宋年间，糖霜便在四川出现了。但糖霜的利用和制作尚不太普及，直至南宋王灼于绍兴年间（1131—1161）写成《糖霜谱》后，糖霜的制作方法才得以广泛传播，糖霜的利用才得以扩大。在宋人周密所撰《武林旧事》中，多次记载有民间使用糖霜的情况。可见，制糖史发展到了以糖霜的制作技术为代表的时代。至明代嘉靖年间，白糖的发明和使用推广后，制糖技术发展到了另一个以白糖制作技术为代表的高峰。所以，糖霜期应为从南宋绍兴年间至明代嘉靖年间（1522—1566），约400多年的历史。

王灼在《糖霜谱》中记载，宋代的四川遂宁、广东番禺等地，开始生产糖霜。宋代糖霜制作的情况是：将榨出的糖水，煮至“六七分熟”，装入瓮“歇三日”后，再煮至“九分熟，稠如饴”，在“稠如饴”的糖水瓮中插入竹片，由其自然结晶而生长成糖霜。制作糖霜的关键在于糖水的熬制，经过二次蒸煮的糖水才能最大限度地排除水分，制造出合格的糖霜。在糖水的熬制上处理不好，会出现“不能成霜”的情况，这时糖户只好将成瓮的糖水卖给人家制粗糖。由此可见，糖霜制作技术比沙糖更复杂。制好的糖霜储存十分方便，用“干大小麦铺瓮底，麦上安竹篼，密排笋皮，盛贮绵絮，复篼，簸箕覆瓮”，即可以“寄远”[39]。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所谓“糖霜”，是指运用源于北宋，经南宋王灼在《糖霜谱》中总结出的制糖技术制作的，具有脱水结晶特点的糖。这种糖是在瓮装煎稠的糖水中，插入竹片，自然结晶生长而成的细如沙的霜样结晶糖，这种糖具有脱水结晶，质轻干燥，不易变质，耐储存等特点。

（二）糖霜期糖业生产的特点

糖霜期糖业生产与前期相比，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1.形成了较多与较大规模的糖业生产基地

糖霜的生产在南宋绍兴年间后，很快在全国得到推广。福唐（今福州）、四明（今宁波）、番禺（今广州）、广汉、遂宁，成为全国著名的糖霜产地。四川遂宁涪江流域一带形成了较大规模的糖业生产基地，出现了专门种蔗榨糖为利的“糖霜户”，当时遂宁涪江流域一带的情形是“山前后为蔗田者十之四，糖霜户十之三”[40]。制糖技术的突破，有力地推动了甘蔗种植的发展，在福建的仙游县出现了“蔗粮争地”的情况，以至于当地的官员认为“仙游县田耗于蔗糖”，“岁运于淮浙者，不知其几千万坛，蔗之妨田固矣”[41]，请求禁蔗还田。宋代甘蔗的种植在我国的南方更加普遍，地区包括“江苏、浙江、江西、四川、湖南、湖北、云南、广东、福建”等省。[42]元代糖的产量比宋代尚要多，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曾述及南宋境内皆产糖，并记载有：“福州出产很多的糖，其量之多，几使人不可相信……尤溪城，那里出产极多量的糖，大可汗朝廷里所消费的糖，大都是由这里取得的。”[43]“甘蔗等原生长在长江流域或长江流域以南的农作物，逐渐向华北平原扩展”[44]，糖业生产与前代相比出现了较大的发展。

2.蔗糖的产量比前代有了较大的增长

由于糖业生产出现了较快的增长态势，蔗糖的生产比前代有了较大的增长，我们可以通过宋元时期民众对食糖的消费量的增加看出这一点。

第一，民众的食糖用量上升，用糖的品种更丰富。宋元时糖的食用量，比唐以前有所上升，用途也更为广泛。在一些产糖区，糖制品已经开始广泛地用于食品的制作。宋末元初周密撰的《武林旧事》中记载宋末元初杭州市肆用糖情况如下：

卷三 浴佛：用糖水浸佛像，以示敬佛。

　　 端午：糖品有糖霜、韵果、糖蜜、巧粽等，极其精巧。

　　 重九：民间用糖霜，以糖制菊花糕。

卷六 作坊：糖蜜枣儿，诸般糖。

此外，书中所涉及市面上常卖的糖食有：糖叶子、糖果子、糖丝线、泽州饴、十般糖、糖脆梅、花花糖、糖豌豆、乌梅糖、玉柱糖、乳糖狮子、诸色糖蜜煎。粥：糖豆粥、糖粥。糕：糖糕、蒸糖糕、生糖糕、蜂糖糕。[45]

从宋元文献记载的用糖情形看，糖被比较广泛地用于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而这些地区的饮食嗜好本来就偏甜，加上本地又是产糖区，用糖偏多是不足为奇的，并不能代表全国的普遍现象。在非产糖区和广大的北方，糖仍然是稀有得只有达官贵人甚至只有皇家才有的珍品。《元史·廉希宪传》中记载了元顺帝时，忠奸臣之间围绕糖的有关故事，很能说明元代糖还是弥足珍贵的：

希宪尝有疾，帝遣医三人诊视。医言须用沙糖作饮。时最难得，家人求于外。阿合马与之二斤，且致密意，希宪却之曰“使此物果能活人，吾终不以奸人所与求活也。”帝闻而遣赐之[46]。

即使如此，宋元的文献记载民众用糖比以前增多仍是不争的事实。

第二，对糖的药用价值比前代有更为正确的认识。糖于药用，季羡林先生总结了宋元的时候出现了两个明显的特点：“第一，唐代《本草》和医书中，蔗和糖等药用例子最多，宋代次之，元代又次之。第二，在唐代，甚至在宋代，一些用蔗和糖等来治的病，到了元代，蔗和糖都不见了。”[47]原因是什么？季先生没有进一步做解释。

宋元时代，糖业经济比前代有所发展是学者们公认的事实，而蔗糖的食用比前代更为广泛，也为学者们所认同。这就是说，宋元时代用糖比前代更广泛，糖的获取也比前代更为方便，但为什么其在医药上的使用反而少了呢？甚至在唐代以前使用糖的地方，到了宋元反而不用了，比如用沙糖治眼病，在唐代是很普遍的，而在宋元时代使用得比较少。显然，这并不单是缺糖的问题，虽然糖在全国各地使用并不普及，但作为医药用糖，在产糖区和达官之家还是能保障的。所以唯一能解释的是，宋元时代对糖的药用价值比前代有了更为正确的认识，知道糖在什么时候该用，什么时候不该用。元人所撰的《世医得效方》中有用沙糖来解砒毒和巴豆毒的记载：“卷十：解砒毒方。又方：蓝饮子，解砒毒及巴豆毒，用蓝根、沙糖，二味相和，擂水服之，或更入薄荷汁尤妙。”[48]这在以前是没有的，在医学上是个新的发展。宋元人用糖在饮食上也总结出“食物相克”的经验，认为“鲫鱼不可与糖同食，虾不可与糖同食，葵菜不可与糖同食，竹笋不可与糖同食”[49]。这都说明蔗糖经过人们长期的食用和医用，在比前期更为频繁地对糖的接触与使用的基础上，得出了较为正确的医学用糖方式，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糖霜期糖业生产比前期有所增长的事实。

总之，在16世纪中叶以前，我国的制糖业经历了三个重要的发展时期，即粗糖期、沙糖期和糖霜期，这三个重要的历史时期，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甘蔗种植业的发展，也在不同的层面对社会民众生活产生影响，进而促进蔗糖消费的不断增长，为以后的糖业发展奠定了物质、技术和民众消费基础。

（原载《中国农史》200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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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为了便于行文的叙述和顺畅，如果没有作特别说明，以下文章中所说的“糖”与“糖业”均为“蔗糖”与“蔗糖业”，是为说明。

[2] 周可涌：《甘蔗栽培学》，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3页。

[3] 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08页。

[4] 季羡林：《中华蔗糖史》，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第97页；《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作物卷》（上），中国农业出版社1991年版，第178页。

[5] 班固撰：《汉书·礼乐志》卷22，中华书局1974年版。

[6] 陈梦雷等：《古今图书集成》卷113《博物丛编·甘蔗部·甘蔗选句》。

[7] 陈梦雷等：《古今图书集成》卷113《博物丛编·甘蔗部·甘蔗纪事》。

[8] 李昉等：《太平御览》卷974，中华书局影印本，1960年版。

[9] 房玄龄等：《晋书》卷92《列传》第62，中华书局1974年版。

[10] 陈寿：《三国志》卷48《三嗣主传》。

[11] 赵匡华、周嘉华：《中国科学技术史·化学卷》，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02页。

[12] 《南中八郡志》，转引自季羡林《中华蔗糖史》，第39页。

[13] 贾思勰：《齐民要术·甘蔗》卷10，《四库全书·子部》第730册。

[14] 嵇含：《南方草木状》卷上，《四库全书·史部》第589册。

[15] 舒新城主编：《辞海》地理分册，“交趾”条，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版，第98页。

[16] 转引自季羡林《古代印度沙糖的制造和使用》，《历史研究》1984年第1期。

[17] 赵匡华、周嘉华：《中国科学技术史·化学卷》，第603页。

[18] 季羡林：《古代印度沙糖的制造和使用》，《历史研究》1984年第1期；季羡林：《一张有关印度制糖法传入中国的敦煌残卷》，《历史研究》1982年第1期；李治寰：《中国食糖史略》，农业出版社1990年版，第116—118页。

[19] 李昉等：《太平御览》卷852《饮食部》第10，《四库全书·集部》第4册。

[20] 陶弘景：《本草经集注·甘蔗》，见（唐）苏敬《新修本草》尚志钧辑校本，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447页。

[21] 赵匡华、周嘉华：《中国科学技术史·化学卷》，第602页。

[22] 东方朔：《神异经》，中华书局1991年版。

[23] 沈约：《宋书》卷59《列传》第19《张畅传》，中华书局1997年版。

[24] 季羡林：《一张有关印度制糖法传入中国的敦煌残卷》，《历史研究》1982年第1期。

[25] 季羡林：《白糖问题》，《历史研究》1995年第1期。

[26] 季羡林：《一张有关印度制糖法传入中国的敦煌残卷》，《历史研究》1982年第1期。

[27] 曹元宇：《中国化学史话》，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79年版，第219页。

[28] [荷]霍尼编：《制糖工艺学原理》，陈树功等译，转引自赵匡华、周嘉华《中国科学技术史·化学卷》，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06页。

[29] 唐启宇：《中国作物栽培史稿》，农业出版社1980年版，第556页。

[30] 周可涌：《甘蔗栽培学》，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6页。

[31] 季羡林：《白糖问题》，《历史研究》1995年第1期。

[32] 彭定求、沈三曾等编校：《全唐诗》卷133，第4册，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358页。

[33] 欧阳修等：《新唐书》卷41《地理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063页。

[34] 欧阳修等：《新唐书》卷40《地理志》，第1030页。

[35] 王焘：《外史秘要》卷31，《四库全书·子部》第737册《医家类》。

[36] 分别见苏敬恭《新修本草》，孙思邈《千金翼方》卷1，《四库全书·子部》第735册《医家类》。

[37] 分别见欧阳修等《新唐书》卷42《地理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079、1088、1089页。

[38] 陈梦雷等：《古今图书集成》卷310《经济丛编·食货典·糖部》，第85128页。

[39] 王灼：《糖霜谱》第4、第5，《四库全书·子部》第844册。

[40] 王灼：《糖霜谱》第3，《四库全书·子部》第844册。

[41] 方大琮：《铁庵方公文集》卷21，《乡守项寺丞博文书》，《四库全书本·别集》第1178册。

[42] 季羡林：《中华蔗糖史》，第171页。

[43] [意]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游记》，陈开俊译，第81章“武干市”，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190—191页。

[44] 季羡林：《中华蔗糖史》，第235页。

[45] 周密：《武林旧事》，《四库全书·史部》第590册。

[46] 脱脱等：《宋史》卷126，中华书局1977年版。

[47] 季羡林：《中华蔗糖史》，第199页。

[48] 危亦林：《世医得效方》卷10，《四库全书·子部》第746册。

[49] 忽思慧：《饮膳正要》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