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民初小说的“内源性”变革

根据马克思的“历史进化论”，民初小说的变革是传统小说中一些新因素的积累和发展而产生的进化，尤其是“小说”观念和小说地位的变化。小说向来地位卑下，不能登大雅之堂。东汉时，“小说”作为一种文体概念已经提出，但这种娱情的无根之谈不能列入雅正的四部。桓谭说：“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班固说：“小说家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汉书·艺文志》）[17]在他们看来，小说只是丛残小语、街谈巷语，只能治身理家，不能治国平天下，所以只是小道理，不是大道理。到明后期，中国小说观念已经大变，冯梦龙《喻世明言·叙》云：“史统散而小说兴。始乎周季，盛于唐，而浸淫于宋。韩非、列御寇诸人，小说之祖也。……迨开元以降，而文人之笔横矣。若通俗演义，不知何昉？按南宋供奉局，有说话人，如今说书之流。其文必通俗，其作者莫可考。”又云：“大抵唐人选言，入于文心；宋人通俗，谐于里耳。天下之文心少而里耳多，则小说之资于选言者少，而资于通俗者多。试今说话人当场描写，可喜可愕，可悲可涕，可歌可舞；再欲捉刀，再欲下拜，再欲决脰，再欲捐金。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虽小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噫！不通俗而能之乎？”[18]冯氏考察了中国小说演变的脉络，同时极力突出宋人小说的通俗特征，正是这种特征使小说感人“捷且深”。这种观念与清末梁启超倡导小说革命时的小说观念具有异曲同工之妙。1902年，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认为，人类之普通性嗜他书不如嗜小说，因为小说“浅而易解”“乐而多趣”。进一步说，小说具有熏、浸、刺、提这四种力，因而，小说成为新国新民之利器。经过小说界革命，小说一变而为“文学之最上乘”。昔日的“八股世界”遂一变而为“小说世界”。1906年，时人认为：“十年前之世界为八股世界，近则忽变为小说世界。盖昔之肆力于八股者，今则斗心角智，无不以小说家自命。于是小说之书日见其多，著小说之人日见其夥，略通虚字者无不握管而著小说。”[19]到民初，新小说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小说作品在出版界独占鳌头，无出其右者。1915年，梁启超指出：“试一流览书肆，其出版物，除教科书外，什九皆小说也。”[20]民初小说地位的这种变化，是“内源性”变革与“外源性”变革综合作用的结果，一方面体现出小说演变的内在理路，即小说逐渐通俗化和民众化；另一方面体现出时代思潮的巨大影响，即外来的小说至尊的观念的影响。

小说创作是民初市民作家最重要的文学成就，它既受到我国固有的小说传统的“内源性”影响，又受到晚清小说界革命的“外源性”影响，从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来看，更倾向于前者。甲午战争彻底摧毁了中国人的文化优越感，民初作家普遍产生文化困惑。“到甲午以后，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产生了幻灭感，接纳外来文化的时候又有一种种族障碍。”[21]民初作家就是在这种矛盾的心情下从事文学创作，其作品充满矛盾困境，这种矛盾表现在民初小说的正统性及其若干变异。所谓“正统性”是指民初小说的思想内容与传统的观念密切相关，正如《小说新报》第一任编辑主任李定夷所言的“理归正则”。李氏在《小说新报·发刊词三》中说：“慨夫齐谐诡诞，不厕四库之庋；郢说荒唐，群訾十洲之记。谈狐谈鬼，神话难稽；诲盗诲淫，邪辞可耻。一曲春灯之扇，百回野叟之言，在作者虽游戏逢场，而议者等排优误世。驯至卑雅调于幺弦，抑丽辞为簉弄，徒见滥筋末季，语出非伦；不知嚆矢先声，理归正则。”[22]而“变异”是指对传统观念的若干突破。民初作家传承了传统又有所改造，其长篇小说表现出这种正统性与及其变异。《小说新报》连载了48部长篇小说，最主要的是言情小说与社会小说，言情小说关涉恋爱婚姻，作品既表达了不废传统夫妇之道的观点，又表达了渴望婚姻相对自由的观念；社会小说既表达了希望社会健康发展，官与民各得其所，不能随意逾越的传统观念，同时又猛力抨击官场的腐败，极力暴露社会各种丑恶现象甚至种种黑幕，以促进社会进步。这是言情小说与社会小说的正统性及其变异。

从艺术上来看，民初小说的“内源性”变革是基于传统小说艺术的。长篇小说叙事艺术的承续与新变比较突出，如“说书人”充当小说的叙述者的全知叙事、第一人称“限制叙事”的新变、叙事结构与叙事时间的新变等。短篇小说的艺术承续与新变也比较突出，如情节的淡化与模式化、小说的抒情性、小说的艺术真实性等。人物形象的塑造表现出新的特点，如长篇小说的“戏拟”形象，如戏拟的“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等形象；短篇小说的理念式人物形象、重气质轻相貌的人物形象、挣扎于专制与自由之间的女性人物形象等十分明显，这些形象源于传统，又试图突破传统。小说语言也发生巨大变化，不管长篇小说还是短篇小说，大多以浅近文言为主，辅以白话，使作品具有古色古香的传统氛围。还有古诗词的大量使用，格言与警句的借用，典故的化用等，使作品富有传统文化内涵。这是民初小说语言的正统性及其变异。

总之，我们试图以马克思的“历史进化论”、韦伯的个性文化论、塔尔科特·帕森斯等人的结构功能论为理论基础，以钱穆和余英时等人的“内在理路”为基本方法，以《小说新报》为依托，探讨凸显“小传统”的民初文学的内源性变革。鉴于问题的复杂性，我们努力强调民初旧派文学的内源性变革，同时也充分肯定其外源性变革，以及这两种变革所产生的综合作用，由此构筑本书的整体设计框架。基于《小说新报》的文学实践以及以《小说新报》为代表的民初旧派文学存在新旧文学体系并存的格局，我们既突出“小说正宗”，又强调“传统诗文”，并兼顾属于新的文学体系的新演剧（即早期话剧）以及属于传统文学体系的讲唱文学、新传奇、谐隐文学和传统文学批评文体。前三章突出小说正宗，第一章为《小说新报》与民初长篇小说的正统性及其变革。第二章为《小说新报》与民初短篇小说的正统性及其变革。第三章为《小说新报》与民初小说艺术的内源性变革。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在《小说新报》中占据半壁江山，处于主导地位。第四章为《小说新报》与传统诗文之延续。第五章为《小说新报》与民初讲唱文学及其传统。第六章为《小说新报》与传奇戏曲的变革。第七章为《小说新报》与我国的谐隐文学传统。第八章为《小说新报》与传统文学批评文体及其新变。《小说新报》所载的传统诗词、散文与骈文、讲唱文学、新传奇与新演剧、游戏文章与笑话等谐隐文学以及话体文学批评（如诗话、词话、小说话等）各自的体量无法与小说体量抗衡，但其总体量在《小说新报》中也占据半壁江山。此外，我们也关注以《小说新报》为代表的民初旧派文学，面对日益强盛的五四新文学所进行的自我调适，这是符合帕森斯的结构功能理论的适应理论的。从变革的内在理路来看，《小说新报》的改良是旧派文学走向末路的表现，其改良是救弊之举，而这种改良又是对外界的回应，即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实时反映。为此设立第九章《小说新报》之改良与民初旧派文学之调适。这九章的设立，尽量避免先验的影响，立足于《小说新报》的文学实践，力求客观公允，力求探讨转型过程中的古与今、中与西、新与旧、雅与俗、文言与白话、功利与审美等之间的互动与演变，以及价值追求与艺术追求的变化规律。

民初文学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在文学史上应有自己的历史地位。樊骏先生在论述鸳鸯蝴蝶派文学时指出：“在中国文学从传统向现代的历史性转换中，比之‘五四’新文学，它在好几个方面（比如文学的平民化、世俗化、文学作品的商品化等），倒是个先行者。从这个意义上说，把它称作‘前现代（化）文学’、‘前新文学’，也不为过，至少是得风气之先，在新文学之前作过一些探索，取得若干成就，起了无可替代的历史作用。这是鸳蝴派在近现代文学史上的主要建树和历史地位。”[23]这是从民初文学本位观出发对民初文学所进行的文学史定位，不愧为文学史家的真知灼见。然而，民初文学也存在严重流弊，这种流弊源于民初作家自身。朱自清先生在《现代生活的学术价值》一文中认为，中国人习惯于“回顾”，习惯于“梦想过去”，“过去有过去的价值，并非全不值得回顾，有时还有回顾的必要”，但他们只是抱残守缺地依靠着若干种传统，渴望返回古代的黄金世界，则并不可取。“他们绝不在传统外去找事实……永远在错路上走，他们将永不认识过去的真价值。他们一心贯注的过去，尚且不能了了，他们鄙夷不屑的现在自然更是茫然。于是他们失去了自己，只麻木地一切按着传统而行，直到被传统压得不能喘气而死。”[24]这段话用在民初作家的身上再恰当不过了。民初作家满脑子充斥的是传统知识，只可容纳十分有限的新知识，他们过于因袭传统，沿袭有余而创新不足。正因如此，民初文学表现出鲜明的“内源性”变革，表现出对文学“小传统”的延续，就显得顺理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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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尹保云：《对西欧现代化的“内源性”的反思》，《史学月刊》2006年第7期，第58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75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10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33页。

[5] [英]弗兰克·帕金：《马克斯·韦伯》，刘东、谢维和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页。

[6] 张健吾：《塔尔科特·帕森斯》，《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82年第3期，第53页。

[7]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8页。

[8] 陈平原：《陈平原小说史论集》上册，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71—472页。

[9] [美]罗伯特·雷德菲尔德：《农民社会与文化》，王莹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95页。

[10] 吴平、邱明一编：《周作人民俗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305—306页。

[11] 郑振铎：《文学论争集·导言》，刘运峰：《1917—1927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1—42页。

[12] 刘纳：《嬗变——辛亥革命时期至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32页。

[13] 朱自清：《朱自清文集》，当代世界出版社2010年版，第111—112页。

[14] 徐德明、李真：《朱自清传》，团结出版社1999年版，第103页。

[15]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页。

[16] 余英时：《内在超越之路》，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471页。

[17] 转引自石昌渝《“小说”界说》，《文学遗产》1994年第1期，第85页。

[18] （明）冯梦龙：《喻世明言·叙》，《喻世明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19] 寅半生：《小说闲评·叙》，《游戏世界》1906年第1期。

[20] 梁启超：《告小说家》，《中华小说界》1915年第2卷第1期，第511页。

[21] 杨义：《杨义文存》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9页。

[22] 李定夷：《小说新报·发刊词三》，《小说新报》1915年第1年第1期。

[23] 樊骏：《能否换个角度来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第2期，第12页。

[24] 徐德明、李真：《朱自清传》，团结出版社1999年版，第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