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路遥生平的细节考证和史料辨析

目前，路遥的生平传记有8本，第一本是航宇的《路遥在最后的日子》（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详细记录了路遥生命的最后历程。第二本是航宇的《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该书是航宇在前一本的基础上扩展而成，增加了大量有价值的细节。第三本是王西平、李星、李国平的《路遥评传》（太白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一次为读者勾勒了路遥奋斗的一生。第四本是海波的《我所认识的路遥》（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作者以路遥挚友的身份为读者呈现了具有生活气息的真实的路遥，为路遥的生平留存了鲜活的史料。2019年该书再版，更名为《人生路遥》（广东人民出版社），由北京师范大学赵勇教授作序。第五本是王拥军的《路遥新传》（中国商业出版社2015年版）。第六本是厚夫（梁向阳）的《路遥传——重新开启平凡的世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七本是王刚的《路遥年谱》（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6年版），第八本是张艳茜的《路遥传》（陕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路遥的生平研究，明显地滞后于路遥小说的出版、阅读和研究。

主张“重返八十年代”“理论减法，史料加法”的程光炜老师认为：“已经大量出版的现代作家的传记、年谱是否已经做到了客观，是否已没重要遗漏也许还很难说。”[26]尽管以上8本传记已经取得了较高成就，但是关于路遥生平的细节考证和史料辨析却还有很多的“未尽事宜”，有待于时间的澄清和有识之士的不断挖掘。几十年后当事者一一离开人世，后来者也许再也不会承担如此重任，即便有勇者和能者愿意担当，恐怕也会因为时间流逝、材料难集、任务艰巨，无法超越现有的文学史料。因此，以“史料考古”的方式，对作家的生平事迹做抢救性的发掘、整理、考证，这样的工作不是做得多而是太少。

一 路遥生平没有大的疑点和空白

写一部传记，有时远比创作一部小说要困难得多。大事件的框架和排列较为容易，而细节的真实则是一个费时费力却又无法回避的问题。有时，还要扩展到具体事件发生的时代背景。海波是路遥的好友，他关于路遥生平的考证，更具说服力；航宇陪伴了路遥最后的日子，他的详细记述是研究路遥弥留时光的第一手材料；厚夫的叙述有时会具体到车牌号和骨灰堂编号；张艳茜把路遥养母讨饭的同伴也写得有名有姓；王刚版也多次出现了详细到年月日的材料。几位作家也多次提及了路遥工资的具体数字，还有大量的时间、地名、人名、会议名称、活动名称等等，如此众多的各种细节，犹如一砖一瓦一针一线，细密地构建起了路遥真实而不凡的一生。读者感觉到，凡是与路遥有关的各种文献、材料、报道、叙述，直接的间接的，出版的未公开的，亲历的耳闻的，几本传记都有所采用。当我们读到这些传记背后的细节文字时，深切地感受到作家们为此而付出的心血。呈现给读者的，是几本“信史”，经得起时间考验。关于路遥的生平，已经没有大的疑点和空白。路遥生平史实的来源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已经公开出版的回忆文章和研究论文

回忆文章的作者有路遥的家人（如弟弟王天乐）、挚友（如曹谷溪、海波）、领导（如贺抒玉、董得理、王巨才）、文学同人、得到过路遥帮助或培养的文学晚辈（如张虹、刘路、朱鸿）等等。其中，文学同人的回忆文章最多，也最为详细。文学同人里有作家贾平凹、陈忠实、京夫、高建群、叶广芩、王安忆等等，也有文学评论家雷达、蔡葵、李星、白烨、李国平、张艳茜等等，以上回忆文章的作者人数加起来应有上百人。感谢上述回忆文章（或文集）的作者和编者，他们及时用文字记录了路遥的方方面面，为后世研究者留下了珍贵而全面的文献资料。因为这些作者和编者是路遥最为亲密的亲人或挚友，又在不同时期和路遥有过直接交往，因而他们的叙述是真实的、鲜活的。这些作者是作家和文学评论家身份，对于路遥生平和创作的洞察力强于一般读者，回忆的条理性和逻辑性很好，因而他们的文章成了几本传记最方便、最可信、最丰富、最鲜活的第一手材料。把这些文字中包括的各种信息糅合、肢解、重新组合、互相印证，路遥一生的轨迹就基本清晰了。但是各个版本的纪念集、回忆文集也存在着篇目重复、时间不准、互相抵牾的情况。

（二）传记作者亲身获得的第一手素材

几位传记作家绝大多数生活工作在陕西，因地缘、人缘的关系，更熟悉路遥生活的地理环境、人际关系、文学氛围，也更加了解路遥的心路历程和创作体验。比如，厚夫对路遥过继延川时父子俩步行路线的详细考察，张艳茜对路遥生活和工作的作协大院的细致描写，王刚对背景性材料特别是图片的挖掘，这些文字背后都蕴含着最真实的生活体验，仅凭文献到文献的转述和摘录是无法记述得那么详细和真实。张艳茜在作协院子里纳凉时，曾经听路遥讲述过早年过继的经历。路遥第一次离家出远门居然是离开亲生父母过继延川，路遥第一次穿新布鞋却伴随着磨合新鞋的疼痛，张艳茜感到“心痛”和“震颤”，由此想道：“路遥所走过的每一步，肯定都有着他七岁时任何人都无法体会的艰辛，他在踏上新的征程时，就如同穿上了那双崭新的布鞋，喜悦，同时也伴随着艰苦，但是路遥坚持了下来。”[27]

（三）传记作者采访获得的“田野材料”

“田野材料”，包括对传主生活环境的实地考察、当事人的采访口述、没有公开发表的书信和档案等等。“田野材料”不仅对文学史研究，对于文学创作和科学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路遥的亲人、朋友大都在世，传记创作的当下和传主生活的时空还不是特别久远，可以获得更丰富更细致的材料。路遥为创作《平凡的世界》读了100部世界名著，逐一翻阅了中央、陕西和延安10年来的报纸，之后深入煤矿、学校、乡村、城市深入生活，“他写小说，像新闻记者一样，重大事件必须亲自到现场感受”[28]。几位作家也从路遥身上得到了真传，他们在创作之前，做完资料准备之后，又花费了大量精力开展了调查、采访工作，这些田野材料的收集、积累、印证、剔除、排列等工作需要花费数年时间。因为与路遥的各种渊源，作家也更有条件展开对这些“田野材料”的收集和利用。厚夫为筹建路遥文学馆，曾经四处奔波收集与路遥有关的作品、书信、实物，他近年来对路遥书信的挖掘、对路遥小说《刷牙》的考证，为路遥研究贡献了新的史料。张艳茜充分调阅和利用了路遥档案，王刚有序排列了路遥生活和创作时代的背景性史料，这些“田野材料”是路遥传记创作中最为鲜活的材料。张艳茜生动记述了路遥在创作《人生》时香烟告急、甘泉县朋友集体为路遥找烟的始末，只有采访过当事人才她会有如此生动的描写。她在采访中见到了《平凡的世界》中安锁子的原型，这位矿工时年“已经快60岁”，还独家记述了路遥为体验打工生活和王天乐在工地上三天只挣50元的经历（张艳茜版第236页）。

以上传记没有回避路遥的一些缺点。比如，路遥的政治情结，路遥在婚姻中表现出较强的目的性，善于利用人际关系为创作和生活提供便利，路遥利用关系为弟弟找工作，路遥违背自然规律的作息习惯，路遥对待疾病的固执和回避态度，路遥为了生活曾经想卖牛仔裤，写过有偿的报告文学，路遥爱丢棉袄却从不丢书，路遥花费巨资维持抽烟、喝咖啡的爱好，路遥作为“公家人”常常接济生父养父两边的家庭，但为了创作在养父生病去世前后没有尽孝，等等。这些不夸大不贬低的事实记述，使得路遥在读者心中不仅是高居圣坛的作家形象，也还原了路遥在平凡世界中的真实形象。

二 路遥生平研究中的模糊之处

几本传记，特别是新近出版的厚夫版《路遥传》、张艳茜版《路遥传》和王刚的《路遥年谱》，都正面回应了路遥的“文化大革命”经历、感情经历以及之前不甚清晰的各种问题，但是关于这些经历的记述几本传记却各有出入，一些细节还有待考证，真实的路遥还远远没有“饱满”起来。在生活中，笔者发现普通读者对于路遥生平的认知是有偏差的，比如，有读者会突然问到“路遥夫人没良心”“路遥打死过人”这些无法回答的问题，现有的既定说法也许会被新的史料推翻或是纠偏。热爱路遥的研究者和读者们必须要下功夫考证，澄清一些不必要的误解和刻板印象。就目前研究现状，笔者认为路遥生平的模糊之处主要集中在“文化大革命”经历和亲密关系上。

（一）关于路遥的“文化大革命”经历

“文化大革命”经历一直是路遥本人的“痛点”，它影响了路遥的一生，也成就了路遥，使路遥对现实生活和文学创作有更为深刻的认识，并坚守自我文化立场而不跟风创作。路遥参军（因政审而失败）、上大学等重大的人生节点，都因为“文化大革命”当过学生造反派“红四野”领袖、牵涉“白振基命案”而受到影响。他本人在提及这段经历时，闪烁其词不愿详细提及。1985年4月路遥被选举为中国作协陕西分会副主席前，组织再次对他进行了政治考察，结论仍然是之前得出的“一般错误，不做处理”。几本传记对此都没有回避，而且有清晰地交代，使得传主这段不愿提及的经历被公众完整地知晓。之前，读者们通过各种回忆文章都知道路遥曾经当过县革委会副主任，因为文学才华和组织才能而成为当地的知名人物。路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青春快意，只存在于“文化大革命”开始、学生串联、文斗转为武斗的短暂时期（1966年夏至1968年冬），之后因为“三结合”（指由部队干部、革命领导干部、群众代表组成临时权力机构）的原因，路遥以群众身份被协商成县革委会副主任，其身份仍然是毕业的初中学生和农民，没有权力和待遇。当上革委会副主任仅仅三四个月之后（1968年9月5日至1968年冬，清涧路遥纪念馆表述为“一个月”，海波也表述为“一个多月后”），就因全国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被迫返乡。被借调回城之后不久就被口头宣布停职（1970年春），接下来是接二连三的政治审查和学习班，并没有像公众认为的那样，路遥因为这个身份和职务而出人头地。

因为这段经历原因复杂，之前的回忆文章多有涉及，但一直没有完整而清晰的记述。笔者了解路遥经历的大致事件，但其中各种小事件之间的前后关系、因果关系一直不甚清楚。比如，革职、失恋、返乡这三件事情之间的前后关系，很多回忆文章都把这三件事写成了同时发生的事件，说明路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打击后仍然热爱缪斯女神而坚持文学创作，这样讲也使得年轻路遥的故事更具有传奇性。笔者对此一直认识模糊没有找到答案。这个问题直到详细阅读、比对新近出版的三本传记（厚夫、张艳茜、王刚）之后才基本厘清，但是一些时间节点仍然有出入。根据厚夫的记载，事实如下：1968年9月，在中央连续发布文件要求停止武斗之后，路遥被协商成县革委会副主任。1968年冬返乡劳动后曾任马家店小学教师，并在家乡入党。1969年冬被选到城关公社“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县百货公司开展路线教育。在这期间，才认识初恋女友林虹（化名，厚夫和王刚称“林虹”，张艳茜称“林琼”），把招工指标让给林虹。1970年春被口头宣布停职，同时已经参加工作的林虹向路遥提出分手。据此，应是返乡在前（1968年冬），革职、失恋在后（1970年2月）。

由于路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经历的事件多，加之时间久远，有些细节的记述就不一致。关于路遥返乡劳动，再以农民的身份借调回到县城的时间，厚夫版的表述是：1968年冬返乡（厚夫版第56页）, 1969年冬被选到城关公社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厚夫版第59页）, 1970年春马志亭宣布免去路遥职务（厚夫版第62页）。王刚版表述基本与厚夫版一致。张艳茜版却与前两本传记不同。张艳茜版第108页这样记述：“1968年11月，作为延川县革委会副主任的王卫国，没有随这批学生回到农村”，路遥1969年冬天回到郭家沟（张艳茜版第99页），第105页再次提及路遥“1969年11月回到老家郭家沟务农”，与厚夫的记述差了整整一年。笔者认为厚夫版的考证更为合理。理由是，第一，作为同村人、“住家只有一河之隔”的刘凤梅明确提及路遥是1968年11月返乡劳动，刘凤梅的父亲刘俊宽路遥称为“干大”。她回忆：“1968年11月，我们一起返乡，这年冬天，生产队组织打坝，我们返乡学生都被组织在农田基建队中。”[29]第二，张艳茜版第70页叙述：“路遥在 ‘中国百货公司陕西省延川县公司’字样的稿纸上，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据此应该从侧面推断路遥1968年11月入党时，已经在延川县城开始了文艺宣传工作，或是当时还在马家店小学从教，但与该单位已经有了接触，才会使用该单位的稿纸。

关于路遥到《陕西文艺》做见习编辑的时间，张艳茜认为是“1974年的冬天，大学即将放寒假时” （张艳茜版第182页），到“1975年春天”返回（张艳茜版第184页）。王刚认为是1975年，没有具体时间。厚夫也记述为1974年冬（厚夫版第104页），但返回的时间是“1975年秋”，并说“路遥在《陕西文艺》前后大体实习了一年左右”（厚夫版第106页）。就此问题，笔者曾请教路遥的大学同学王志强，他肯定路遥在《陕西文艺》借调时长是“半年”“大二的时候”，据此，笔者认为张艳茜的记述更为准确。因为张艳茜版第185页有一张图片，上面书写着“延大中文系七三级赴榆实习分队留影1975.7.13”字样，说明路遥“1975年秋”之前早已结束了见习编辑的工作，在《陕西文艺》编辑部实习的时间不是一年。

（二）关于路遥的亲密关系

初恋的打击影响了路遥的一生，与林达的感情离异更使得奋进中的忧伤成为路遥的情感底色。路遥对两性感情的描写中总是感伤基调。路遥引用的叶赛宁的诗句最能代表他的内心世界：“不惋惜，不呼唤，我也不啼哭，金黄的落叶堆满我心间，我已经再不是青春少年。”穿越历史的风尘回望路遥，革职返乡、初恋失败这段人生的低谷使得年轻路遥重新审视人生，选择了文学之路，是一种人生的成长和历练。

路遥的情感历程和亲密关系一直语焉不详，公开发表的文献谈及甚少，其中有“为尊者讳”的原因，不愿说、不能说、不敢说。问题讨论的前提是把生平研究和作家的隐私区别开来，作为一个普通的人，作家以及与事件相关的当事人的隐私不能公之于众。然而一些重要的史实如果不由当事人讲述，恐怕永远无人知晓，我们的研究只能无限接近历史事实，而不能到达历史的真相。“作家家属不愿意看到历史真实性和全貌而横加阻拦，而治史的学者都想把真实的历史留给读者。治史的学者即使与作家家里关系再亲密再熟悉，交往频繁，都不能牵扯左右，而应该超越其上。”[30]

对路遥与林达的感情问题，大多数人持理性、客观和公正的态度，以包容之心来评价。有朋友指出了路遥的不足和应负的责任，王天乐就曾说：“天下女子就是找一个农民也不要找作家为丈夫”。但是，由于路遥影响太大，由于公众不知情的口口相传，普通公众的舆论还停留在对林达的批评和指责上，出现了偏向路遥的“一边倒”言论。张艳茜的观点笔者完全赞同：

路遥和林达的婚姻，无法简单地用一个谁对谁错的结论作出判决。这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发生的选择性错误。只能说，两个不该走在一起的人，在错误的年代，错误地相遇，并错误地结合在一起。但这又绝不是他们的错误，要追究，也该是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的错误。[31]

海波提及在路遥返乡劳动前，一位本地“典型陕北俊女子”曾向路遥表示爱意，但路遥拒绝了。路遥对于婚姻有一定的功利性，他曾和海波说道“还得找一个北京知青”，并反问海波“哪一个本地女子有能力供我上大学”。之后，路遥和初恋女友林虹相识。海波自述这位女士“长得小巧玲珑且能歌善舞，是个人见人爱的角色”。路遥把属于自己的招工名额让给了她，但这位女士在工作不久随即提出了分手。也有回忆文章称，是林虹的好朋友替她写信，向路遥提出分手的。我们推测她曾和路遥有过联系，这在程光炜近期发表的文章中有详细的文献梳理，此不赘述[32]。程光炜在此文提供了新的参考材料，路遥初恋女友在北京知青微信群中证实：“自己1971年春到铜川二号信箱当工人的招工指标，并非路遥让给她的。因为工厂招的是广播员，条件是普通话标准，而路遥说话时的陕北口音很重，不符合这个条件”。林达的好友邢仪回忆：“听说L离开延川后很快和路遥断了恋爱关系，原因是遭到了L的家长的强烈反对。”[33]对于林虹招工并随之提出分手的时间，王刚认为是1971年春（王刚版第75页），程光炜老师采信了王刚的说法。但是海波、厚夫、张艳茜三人的表述，还有下文中提到秦陇华的文章，都认为是1970年。笔者也是反复比对，仍然找不到确定的答案，这其中还有很大的考证空间，期待路遥的亲友和知情人能够让清晰的史实留存于后世。

2020年3月，微信公众号“铜川传媒网”发表了署名为“秦陇华”的题为《路遥与林红在铜川的恋爱真相》的回忆文章，为我们了解路遥这段感情提供了一些新的材料：铜川二号信箱是陕西省东风机械厂的代称，是20世纪60年代建设的军工企业。作者详细描述了该厂的环境、生产以及林红在该厂工作的情况，也详细记述了路遥曾两次来铜川二号信箱看望林红。在笔者涉及的文献中，首次看到了关于林红身世的表述：“这批新工中有一位女青年，身材不高，小圆脸，大眼睛，美丽干练，脸上洋溢着青春的阳光，显得特别引人瞩目。她叫林红，是北京知青，出生于印尼，父亲在国务院下属部门任职，家住在外交学院，参加工作时未满十八岁。她写得一笔好字，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入厂劳动锻炼不满一个月，就被选为厂政治部播音员。”“隔了几年，林红到铜川矿务局医院治牙痛。在治疗过程中，她相识了在医院实习的一位年轻军医，后来两人结为夫妻。20世纪70年代末，林红调离东风厂，回到了北京，在新华书店系统工作。”作者也提及了路遥和林红的招工问题：

对于这段往事，有的回忆文章写道，林红当工人体检不合格，被刷了下来，王卫国就把自己的招工指标让给了她。这个说法很流传，被广泛引用，为今后两人的情断分手，铺垫或渲染了浓重的悲剧色彩。但这个说法存在疑问，此时的王卫国是“延川县革委会副主任”，年轻气盛，心高气傲，他不会争取指标去工厂做工，离开熟悉的土地和事业的。

再说，东风厂是生产军品的保密单位，由省国防部门确定招工计划，工厂派劳资人员对地方推荐的人员进行严格的政审和外调。招工名额未经组织允许，是不可能随意转交给他人的。但另一种说法较为可信，林红父母通过驻厂军代表的关系，为林红要了一个“戴帽”招工指标。在手续办理过程中，作为男友的王卫国做了一些周旋协调的事情。

以上文字提供了丰富的研究史料，事实的框架与既往研究的记述基本吻合，但是一些细节是否属实，还需要进一步考证。

（三）关于路遥生平的其他问题

关于路遥早年过继的真实原因，海波有清晰的考辨。当时路遥过继是“自己的选择”“为此，他很可能作了积极的选择”。路遥主动作出这样的选择，很大的目的是为上学。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大伯家有奶奶健在，路遥小时候奶奶带过他，“这可以弥补他因离开父母而造成的感情缺口”[34]。从孙少安一家对奶奶的关心和孝顺中，我们能体会到路遥对奶奶的深厚感情。以往人们对路遥的贫穷苦难讲述较多，形成了作家的公众印象。海波与路遥从小学就是同学，有长达三十年的交情，他的考证较为可信。

关于路遥具体的出生日期，大多数的说法是1949年12月3日，厚夫考证是12月2日，但清涧县路遥文学馆展示的路遥的工作证上，路遥自己亲笔写的是“12月3日”，目前只能是两说并存。张艳茜记述路遥生母马芝兰一共生了10个孩子，活了7个，与厚夫记载不同。路遥的亲弟弟王天乐在《苦难是他永恒的伴侣》一文中也明确说自己的父亲“有五个儿子，三个女儿”。厚夫逐一列出了路遥的9个兄弟姐妹，并用路遥小弟“九娃”的称呼来印证路遥生母共有9个孩子。航宇在医院陪伴路遥时，路遥回忆：“母亲很善良而且是很有本事的一个女人，在极度贫困的日子里，拉扯大了他们兄妹9人。”[35]据此，笔者赞同厚夫的看法。

有些会议的名称表述也不一致。时光流逝，回忆者也只能记得一个大概的名称，且各人表述略有差异，除非查阅当时的档案，才会有准确的记录。

关于路遥与王天乐“兄弟失和”的情况，近年来才有文献公开提及。路遥和弟弟王天乐发生了怎样的矛盾和分歧？

2019年7月，航宇出版了新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李建军在该书提供信息的基础上发表文章，明确了路遥在生命后期的一两年内，确实与弟弟王天乐发生了矛盾。作者认为兄弟失和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他的这个弟弟瞒着自己，又借着自己的名义，跟别人伸手要钱。对路遥来讲，这样的事情，简直就是让人百口莫辩而又无地自容的耻辱。”[36]笔者考证明确：路遥在去北京领茅盾文学奖前，没有通过王天乐借款5000元，更没有“日他妈的文学”之类的国骂。

然而，邰科祥却对李建军的考证发起了质疑。他通过其他亲友回忆文字中的线索、陕北人的用语习惯考证认为，王天乐的讲述更为可信：

是王天乐本人最早公开了他们兄弟之间的这点“嫌隙”，我想，他之所以主动公开这件事，就说明这并非什么见不得人的龌龊，它只不过是路遥与他之间发生的一次严重的情感波折或短期的生活误会而已，并不能用“兄弟失和”四字来描述。因为专指的“兄弟失和”是代表两人永远不再往来，但是路遥与王天乐没有断交，他在去世前三天曾主动派九娃去铜川叫王天乐回来是航宇也没否定的事实。[37]

两位学者的考证都有理有据，只能等待时间的澄清。如果没有新的史料，这也许会成为路遥生平研究中的公案。我们也期盼路遥的亲属和知情者勇敢地讲出真相，给历史和读者一个交代。

关于路遥的书信总体数量少，有价值的书信则更少，面世的书信中，路遥写给他人的多，他人写给路遥的少，这些书信是否还有留存？笔者将在《路遥的书信研究》这一部分详细研究考证路遥的书信。

“历史认识的获得，往往都伴随着巨大的痛苦和牺牲，摸索、认识‘80年代文学’的过程同样也会如此。”[38]尽管路遥生平已有相当丰富的文献资料，并且出现了几本质量较高的作家传记，路遥的生平已经没有大的疑点和空白，但是仅仅限于资料的收集和陈述还远远不够，目前我们还应进一步深入研究这些历史事实之间的前因后果，以及由此而揭示的创作规律、时代特点、历史局限。比如，路遥能够由业余文艺创作者成长为职业编辑，路遥山花时代的“前编辑史”功不可没。而“山花现象”和“山花作家群”的发生、成长，“是20世纪70年代文艺政策调整的历史背景与延川几个文化人偶然对撞的产物，又是从20世纪40年代展开并一直延续到70年代的群众性革命文艺的特殊果实”[39]。这一系列的现象与史实中隐藏着更为复杂和深厚的历史背景，我们看到现象的同时，也要明了其中的来由。路遥成长为专业作家走向全国乃至全世界，与《延河》的编辑工作又密不可分，作家在这段编辑时光里，真正融入了陕西的主流文学创作团队，完成了与陕西第一代作家之间的代际传承，既有所继承（如路遥对柳青的高度认同和继承）又有所扬弃，“自觉地将自己的创作融入时代和时代共振共鸣”[40]，始终在社会的变革与个人思考中调整创作内容和表现方法。路遥在《人生》出版前后与王维玲合作密切，之后联系较少，是编辑因为时代转向不再看好作家，还是作者与编辑的理念发生了偏差，这其中是否能揭示出20世纪80年代后期文学环境所发生的转向？秦兆阳先生对路遥的肯定，并非出于偶然，而是有共同的文学理念和价值观念，个人经历也有相似性。相信经过大家的努力，一定会把路遥的生平和创作还原到历史时空背景下，真正做到“重返80年代”。

以上评论仅仅是笔者个人的看法，可能存在偏颇和错误之处。构建一幢文字大厦是一个复杂而系统的工作，而创作是“一个人的战争”，一砖一瓦，一章一节，来不得半点投机和逃避，特别是名人传记。每一个时间和地点，每一处的称谓和描述，都需要建立在事实考证的基础上。其中遭遇的艰辛、困难，也只有作者才能完全知晓，读者却可以畅快地享受劳动的果实而不需要耗费作家那么多的心血。路遥的创作如此，作家创作路遥传记也是如此。路遥作为当代作家，他的劳动值得我们尊敬和纪念，路遥传记的几位作家创作了风格不同、侧重不同、各有特色的路遥传记，他们的劳动也同样值得我们尊敬和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