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接受孟浩然写就的清醇的田园诗

除了山水诗歌之外，法式善集中的另一大类就是表现劳动和描写田园风光的诗，这类诗歌风格大抵“清醇”[14]，取法孟诗更多。《梧门诗话》卷四云：“余最爱孟襄阳诗，每诗寒夜挑灯读之至四鼓不倦。拟作十余章，愧弗肖。”法式善一生在京做官，老年告病住在内城地安门，偶去农村游览涉足，曾写下不少田园诗。《黄安舆孝廉过访出友渔斋家集欠赠并乞题驯鹿庄卷子信以新句集序图记皆老友郭君之笔感触成诗》云：“白云日渺漫，青草春芋眠。从古读书人，不敢忘耕田。”写出自己对田园风光的向往和对农事之乐的羡慕。《秋日田园杂咏同汪云壑作》云：“既不如农劳，又不及农拙。羡彼落体足，胜我争口舌。”农民的春种秋收虽然忙碌，但远胜过官场的倾轧争吵。“荷锄吾所愿，生平乏幽筑”（《蔬圃》）；“我有百亩田，远在北山北。性弗辨泰豆，地乃委荆棘。老仆买一牛，行将学稼墙。”（《吴谷人前辈斟定拙诗并许为序》）荷锄、筑房、置田、买牛，俨然一副躬耕稼穑的样子。从法式善的传记中可以获知他一生并没有真正去种过地，但素性淡泊的法式善厌倦官场应酬，向往大自然赐予农家的欢乐倒是真的。“绿蓑何处借，吾意欲躬耕”（《秋雨净业湖上》）这样的诗句在他的集中频频出现，当不是偶然。《题画》云：“我亦喜蓑笠，素心久已违。青山何处好，茅屋看人归。松叶带云绿，稻花含雨肥。田家有真乐，慎勿去荆扉。”茅屋看人归是世间最好的景致，田家的欢乐是最纯朴自然的真正欢乐，对法式善而言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他还有很多描写农家风光的五言断句也写得很美。“晚稻今已收，村居亦多暇。卧听田水流，直到前溪泻”（《稻田》），选取农民大忙已毕暂得休息这一特定时节，表现农家在收获以后，卧听田水汩汩而流的喜悦心情。读之可以想到孟浩然的“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可谓情景交融。“松花与梅花，落地香风碎。前村人未还，笛声在牛背。”《牛拘》这一首小诗简直可以说是一首牧童歌。松花和梅花在微风中轻扬散落，茂林掩映下牛背上牧童的笛声与花香盘旋萦绕，让人耳鼻一新。平易的语言表现出情景交融的诗境，这种诗境是经过艺术提炼后具有自然美感的诗境，是把味觉、听觉、视觉充分调动，构成的一幅恬淡幽美的田园风光图。这样的田园正是孟诗所长的滤去尘劳的清新田园，是《春晓》式的具有“自然素朴”[15]的美的诗歌。所以苦拟孟诗的法式善还是习得了孟襄阳真谛的。

孟浩然一生中曾两次入长安应试或求职，虽然他有着“归赏故园间”（《秋登张明府海亭》）、“予意在山水”（《听郑五愔弹琴》）的追求，但是“魏阙心恒在，金门诏不忘”（《自浔阳泛舟经明海》）也是他孜孜难以忘怀的。孟浩然求仕而不得的苦闷给他诗歌带来的变化就是终其一生也无法真正融入自然，感受自然的恬淡与平和，虽然他的诗因其语意的淡泊、语脉的流畅、词语的朴素而颇似陶渊明。法式善的苦闷是仕途不畅，或者说仕隐依违，这同样使得他的诗句中有陶影却无陶魂。艺术风格的追摹源于心灵中某些情愫的相通。殊徒而同归的心灵的苦闷，让法式善在追求陶公诗心的路上先看到了孟浩然的足迹，所以他从孟诗中得到了更多的启迪。

《大觉寺憩允云轩晚坐》云：

夕阳下西岭，丛木响阴壑。归云无定踪，随意卧山阁。暗泉咽危石，孤磬出秋箨。劳生亦已倦，得地思立脚。霜气上篱菊，风味足园藿。富贵岂不佳，达人安淡泊。

诚如徐复观所说：“在中国艺术活动中，人与自然的融合，常有意无意地，实以庄子的思想作其媒介。”而其作品的境界“便于不知不觉之中常与庄子的精神相凑泊”，甚至可以说，是“庄子精神的不期然而然的产品”[16]。法式善“达人安淡泊”的独好幽寂素淡的性情，个体化为与老庄朴素阴柔美学观有关的诗歌境界，而他的“随意卧山阁”的归隐情怀又在客观上提升了自己的人生态度。虚静在法式善，有处世和审美两方面的价值内涵，其审美态度正是人生态度的自然转换。中国古代的美学基础是伦理化的，审美实际上就是对物化了的自我人格的欣赏。王孟韦柳诸人正是通过山水田园诗来表现他们与自然和社会的审美关系，因而，我们从王孟韦柳诗中可以反观其人生态度和人格意蕴，也同样地可以从法式善的山水田园诗中领略其人生哲学的精义。

袁枚《随园诗话补遗》中有大段评论法式善诗歌的文字。“法时帆学士造诗龛，题云：‘情有不容已，语有不自知。天籁与人籁，感召而成诗。’又曰：‘见佛佛在心，说诗诗在口，何如两相忘，不置可与否。’余读之，以为深得诗家上乘之旨。旋读其《净业湖待月》云：‘缓步出柴门，天光隔桥滃。溪云没酒楼，林露滴茶笼。秋水忽无烟，红蓼一枝动。’又，‘抠衣踏藓花，满头压星斗。溪行忽有阻，偃蹇来醉叟。攘臂欲扶持，枕湖一僵柳’。此真天籁也。又，《读稚存诗奉柬》云：‘盗贼掠人财，尚且有刑辟。何况为通儒，腼颜攘载籍。两大景常新，四时境屡易。胶柱与刻舟，一生勤无益’。此笑人知人籁而不知天籁者。先生于诗教，功真大矣。《咏荷》云：‘出水香自存，临风影拂乱。’可以想其身分。又曰：‘野云荒店谁沽酒，疏雨小楼人卖花’。可以想其胸襟。”袁枚对法式善的评价可以看作是乾嘉诗坛的代表性观点。

法式善诗作追求的是王孟恬淡之意境，这种意境的构成源于其对意象的精心选择，法式善诗常用的意象有“梅”“鹤”“清”“静”“幽”之类，如“梅真清似我，鹤亦懒如人”（《樊学斋中作》）；“林深仙鹤导，潭静毒龙依”（《赠徐浣梧》）；“月隐万松顶，清光君早知”（《柬陶琴坞》）；“选石素琴张，泠泠写幽抱”（《唐子畏水亭午翠》）；“归来坐茅屋，默忆足幽趣”（《陆叔平溪山余霭》）；“老鹤孤舟守”（《八月廿四日樊学斋道人招同谢芗泉徐星伯游大觉寺过海甸别墅小憩》）等，“时帆开诗龛，供摩诘庐陵诸贤像以示瓣香所在。”所以时人认为“论时帆之诗而以为摩诘”[17]，因为法式善处于清王朝康乾盛世时代，当时弥漫诗坛的“神韵说”对其影响巨大，所以写作轻巧恬淡之诗既是诗人的个性所致，也是时代的特性所成。

法式善曾有诗句：“自古情至语，中必无色泽。”符葆森《国朝正雅集·寄心庵诗话》云：“时帆先生为诗得冲淡之旨，标萧廖之趣，创为诗龛，以禅为喻，所谓三昧之说，由此推出。”正是解人之语。法式善的诗学旨趣，从这句话中亦可见出。诗人一生在艺术上追摹王孟，追求清雅逸远之境。当然，他的某些诗，细味之下，较之王孟，少了点灵动，而多了些僵滞；少了点清远，而多了些苍茫；少了点温润，而多了些冷涩。特别是，具有程式化的缺憾。这种差异性，表现出他们的社会历史感、人生价值取向与艺术才能的差别，也从客观上反映了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盛唐和正走向封建没落的康乾盛世两个时代诗歌的不同特点：充满活力与日趋保守僵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