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耶“取鲛鱼”简与秦统一初期的文化建构
李斯 李笔戎
近年公布的里耶秦简中，有一枚公文简的内容较为独特，或可称为“取鲛鱼简”。与一般官文书不同的是，该简文主要反映的行政过程是迁陵县向其下辖乡（启陵乡）征询某类特殊水产品，以及启陵乡守对此事的回复。迄今为止，类似的文书在秦汉简牍中似尚不多见，因而颇有探讨的必要。这条珍贵的秦代行政记录，不仅反映出当时人们对某些特殊物种与水产品分类的认知程度，而且可能与秦王朝的重大政治事件有密切关系。对其相关问题进行探讨，或许将有助于增进秦汉政治文化与秦汉水生物种分布的认识。
一 简文内容及其所反映的问题
为方便起见，我们先将此简文移录如下，再作解释和论述。
卅五年八月丁巳朔己未启陵乡守狐敢言之廷下令书曰取鲛鱼与┙
山今盧鱼献之问津吏徒莫智·问智此鱼者具署┙
物外以书言·问之启陵乡吏黔首官徒莫智敢言之·户（正）
曹（8-769正）
八月□□□邮人□以来ノ□发 □手（背）（8-769背）[101]
简文分正、背两面，主要内容都集中于正面。有的字原未释出，陈伟、何有祖等先生在《里耶秦简校释》（下文简称《校释》）中予以补释，并作了标点和校释。据此，简文正面内容整理后标点如下：
卅五年八月丁巳朔己未，启陵乡守狐敢言之：廷下令书曰取鲛鱼与山今盧（鲈）鱼献之，问津吏、徒莫智（知）。·问智（知）此鱼者具署物色，以书言。·问之启陵乡吏、黔首、官徒，莫智。敢言之。户[102]
其中“物色”原释作“物外”，当从《校释》改释作“物色”。简文中的“物色”，可以理解为“鲛鱼与山今盧鱼”的具体形状及其特殊表征。众所周知，“敢言之”是秦汉行政运作中上行文书的惯用套语。实际上，该简文应是启陵乡守“狐”对“廷下令书”的回复，而“廷下令书”的主要内容应即“取鲛鱼与山今盧鱼献之”，但因“问津吏、徒莫智”，故上级官府进一步要求“问智此鱼者具署物色”，并以公文形式上报。
简文背面字迹虽漫漶不清，但依稀可见“八月”、“邮人□以来”、“狐手”等字样——由此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这份公文是通过“邮人”这一特殊方式来传送的。而根据张家山汉简的相关规定，汉代“邮人”传递的一般是比较紧急而重要的官文书。如《二年律令·行书律》:“令邮人行制书、急书，复，勿令为它事。……书不急，擅以邮行，罚金二两。……书不当以邮行者，为送告县道，以次传行之。……诸狱辟书五百里以上，及郡县官相付受财物当校计者书，皆以邮行。”[103]所谓“制书”,《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二十六年群臣议“帝号”之言：“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集解》引蔡邕曰：“制书，帝者制度之命也，其文曰‘制’。”[104]《汉书·高后纪》也提到汉惠帝崩，太后“临朝称制”，颜师古注：“天子之言，一曰制书，二曰诏书。制书者，谓为制度之命也。非皇后所得称。今吕太后临朝行天子事，断决万机，故称制诏。”[105]由此可知，汉代“邮人”传递的官文书中，又以“制书”最为尊贵，因其来源为“天子之言”。故《二年律令·行书律》特别提出，承担此类特殊任务的“邮人”，可以享受相应优待。而对于“书不急”却“擅以邮行”的情况，也作出了明确的处罚规定。有学者通过对里耶秦简相关“邮人”简文的研究，推测秦代的情况也大概如此，并认为“除一些紧急必须交邮人专办的文书之外，多数文书是由下级吏员、一般民众，甚至隶臣妾递送的”。[106]对此，王子今先生也指出：“可见当时的邮传制度，主要是为传递紧急文书和重要信息服务的。”[107]从已经公布的里耶秦简来看，以“邮人”传递的文书总数相对较少，可能与这一传递方式的特殊用途和重要程度有关。
那么，这样一份看起来似乎并不十分紧急的官文书，为何会通过“邮人”的特殊方式予以传递？其原因可能与所“献”之物是呈献给皇帝的贡品有关。简文开头所谓“卅五年”，应即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其时秦始皇已经基本完成统一大业，并已开始使用作为最高统治者专属称谓的“皇帝”名号。《里耶秦简（壹）》有数处关于地方“献”物的简文，其呈献对象应为秦始皇本人。例如，在排序上紧邻“取鲛鱼”简，编号为8—768的简文提到“四时献”（部分释文参考《校释》，下同）：
卅三年六月庚子朔丁未迁陵守丞有敢言之守府下┙四时献者上
吏缺式曰放式上今牒书应┙书者一牒上敢言之（正）
六月乙巳旦守府即行 履手（背）（8-768）[108]
从简文内容推断，所谓以“四时献者上”当为“守府”下达的行政命令，其最终的呈献对象，当然也不可能仅止于“守府”。先秦时期就已存在以四时献物供奉君王的制度，如《史记·苏秦列传》载苏秦说楚威王之言：“臣闻治之其未乱也，为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后忧之，则无及已。故愿大王蚤孰计之。大王诚能听臣，臣请令山东之国奉四时之献，以承大王之明诏，委社稷，奉宗庙，练士厉兵，在大王之所用之。”[109]由此推知，能够令“山东之国奉四时之献”的，只可能是平息战乱、完成统一的新帝王，而这一伟业，也确实在秦始皇执政期间得以实现。简8-768与简8-769不仅编号相近，而且文意相关，或许可以为我们理解“四时献者”与“取鲛鱼与山今盧鱼献之”两者之间的联系提供更多线索。
与地方“献”物有关的，还有同出于第八层简牍的简8-1022，明确提到“献冬瓜干魿鱼”。[110]值得注意的是，另有一处提到“献鸟”的简文：
廿八年七月戊戌朔乙巳启陵乡赵敢言之令=启陵捕献鸟眀渠┙
雌一以鸟及书属尉史文令输文不肎受即发鸟送书削去┙其名以
予小史适=弗敢受即詈适┕已有道船中出操栮以走□□□谒┙
詈赵谒上狱治当论=敢言之令史上见其詈赵（正）
七月乙巳启陵乡赵敢言之恐前书不到写上敢言之ノ贝手。
七月己未水下八刻□□□以来ノ敬手 贝手（背）（8-1562）[111]
所谓“献鸟”，可能也有较为悠久的传统。《礼记·曲礼》:“献鸟者佛其首，蓄鸟者则弗佛也。”依据注者的解释，其中“佛”当作“拂”，因鸟喙能伤人，故“献鸟者”需“拂其首”,“蓄鸟者”则无此必要了。先秦时已存在诸侯向天子“贡献”鸟兽的制度，且有专人负责管理进贡的鸟兽。例如，《周礼·夏官》有“射鸟氏”，又有“罗氏”，后者具体职掌为：“掌罗乌鸟。蜡，则作罗襦。中春，罗春鸟，献鸠以养国老，行羽物。”[112]此外还有“掌蓄”，其具体职掌为：“掌养鸟而阜蕃教扰之。祭祀，其卵鸟。岁时贡鸟物，共膳献之鸟。”[113]而关于掌管鸟兽之“罗氏”,《礼记·郊特牲》则作“大罗氏”，述其职掌为：“天子之掌鸟兽者也，诸侯贡属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114]《周礼》中有关“罗氏”以“岁时贡鸟物”的具体职掌，或与前引简文以“四时献者”存在一定联系。而细察简文可知，某些特殊水产与鸟类，应在“四时献者”范围之内。
耐人寻味的是，简文所谓“捕献鸟”，虽是地方吏员奉上峰之命的行政行为，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却发生了在公文中将直接责任人“削去其名”的特殊情况，其背后的动机与深层原因还值得进一步研究。
此外，《里耶秦简（壹）》还有一些与“献”有关的简文，例如：
下临沅请定献枳枸程=已（8-855）
□守绕出以为献（8-933）
□县所献而不（8-954）
献泰迁陵守丞陵□为为
为为为（背）（8-1438）[115]
上述简文除8-1438有较大可能是习字简，其余简的内容应当也与地方“献”物的制度及其实行情况有关。其中，《校释》认为简8-933可与简8-891和简8-2204缀合，则所“献”之物为：“锦缯一丈五尺八吋。”[116]从目前公布的《里耶秦简（壹）》来看，所有关于“献”的简牍都出于第八层，且存在编号相邻、文意密切相关的简例，恐怕并不仅仅是偶然。
二 “鲛鱼”与“蛟龙”
关于简文中的“鲛鱼”，早期文献中存在一些不同解释。而对相关内容的考察，又与“取鲛鱼”简的性质及文书具体意图的判定直接相关。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明确指出“鲛”为“海鱼”。《说文解字》:“鲛：海鱼，皮可饰刀口，从鱼，交声。”段玉裁注：“今所谓沙鱼，所谓沙鱼皮也。许有魦字，云从沙省，盖即此鱼。”[117]段注提到《说文》另收有“魦”字，应与“鲛”同义，即后世通常所说的“沙鱼”或“鲨鱼”。因其皮质坚韧，可以用于武器装备的制造。《史记·礼书》:“楚人鲛革犀兕，所以为甲，坚如金石。”[118]除此之外，《史记·礼书》又提到“鲛鱼皮”的装饰功能：“天子大路越席，所以养体也；……寝兕持虎，鲛韅弥龙，所以养威也。”《史记集解》引徐广曰：“鲛鱼皮可以饰服器，音交。韅者，当马腋之革，音呼见反。”《史记索隐》也说：“鲛韅者，以鲛鱼皮饰韅。韅，马腹带也。”[119]由“鲛鱼皮”可用于天子乘舆的装饰来看，可能在秦汉时期开始即被视为较为珍稀的鱼种。据唐代《通典·食货六》记载，当时临海郡、永嘉郡、漳浦郡和潮阳郡均有鲛鱼皮上贡，有学者据此指出，后世“鲛鱼皮”的加工技术在东海和南海领域已较为成熟。[120]
古代文献中也记载了“鲛鱼”在药用等方面的价值。五代韩保升云：“鲛鱼皮：‘主蛊气，蛊疰方用之，即装刀靶鱼皮也。'《唐本注》:‘出南海，形似鳖，无脚而有尾。'《蜀本图经》云：‘鲛鱼，圆广尺余，尾长尺许，惟无足，背皮粗错。'”[121]而后世关于“鲛鱼”食用价值的继续开发，亦见于李时珍《本草纲目》:“有二种，皆不类鳖，南人通谓之沙鱼，大而长喙如锯者曰胡沙，性善而肉美。小而皮粗者曰白沙，肉强而有小毒，彼人皆盐作脩脯，其皮刮治去沙，剪作脍为食，品美味，食益人，其皮可饰刀靶。”[122]《校释》提到里耶秦简8-1705有“干鲈鱼”,《后汉书·方术列传》记载了在当时被视为珍馐水产的“松江鲈鱼”[123]，这两种“鲈鱼”的共同点应当主要在于其食用价值。
由于尚未见到与“取鲛鱼”简内容相关的简文，我们尚不能完全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即简文所谓要求地方“取鲛鱼与山今盧鱼献之”的行政命令，可能包含有考察其食用价值及其他特殊用途的考虑。但细察简文，有“问津吏、徒莫智（知）”等语。所谓“津吏”，秦汉史籍或称“津史”，应是负责管理津渡的官员。从出土汉简数据看，“津关”往往连称，史籍亦多见。因此，王子今先生认为“津吏”之职能似与“关吏”同，主要是检查、控制出入经过津渡的人员，维护津渡通行秩序。[124]由此推想，“津吏”因其职责所在，应当对其管辖区域范围内的水产物种知识具备一定的了解。如果简文提到的“鲛鱼”与“山今盧鱼”均属一般的食用鱼类，似乎很难理解为何当地“津吏”会对此一无所知，甚至闻所未闻。
关于简文中的“鲛鱼”,《校释》称为“一种大鱼”，并引《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方士徐巿之言：“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鲛鱼所苦，故不得至，愿请善射与俱，见则以连弩射之。”《校释》又引《淮南子·说山训》高诱注：“鱼二千斤为鲛。”这确实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秦始皇最后一次“出游天下”时，亲自入海射杀“巨鱼”的历史表演。其直接动机，竟是为了寻求“不死”之“仙药”。“取鲛鱼”简提到的“卅五年”，应即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当时已经基本完成统一大业的秦始皇，其兴趣开始转向求仙与长生。而大约在此时，一批以“富贵”为主要人生追求的海上“方士”逐渐聚集在始皇身边，怂恿其寻求“不死之药”，事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方士徐巿等入海求神药，数岁不得，费多，恐谴，乃诈曰：“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鲛鱼所苦，故不得至，愿请善射与俱，见则以连弩射之。”始皇梦与海神战，如人状。问占梦，博士曰：“水神不可见，以大鱼蛟龙为候。今上祷祠备谨，而有此恶神，当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赍捕巨鱼具，而自以连弩候大鱼出射之。自琅邪北至荣成山，弗见。至之罘，见巨鱼，射杀一鱼。遂并海西。[125]
在“方士”与“博士”的描述中，“大鲛鱼”被称为阻碍求仙活动的海中“恶神”，其中自有神秘主义的观念影响。但细察上下文，方士徐巿等人口中的“常为大鲛鱼所苦”，在占梦博士的描述中却变成了“以大鱼蛟龙为候”。这似乎在提示我们：“鲛鱼”与“蛟龙”之间，是否存在一定联系？
《说文》:“蛟，龙属，无脚曰蛟。从虫，交声。池鱼满三千六百，蛟来为之长，能率鱼而飞。置笱水中，即蛟去。”有《说文》研究者认为“按蛟或作鲛。然鲛者鱼名，其字不相代也”。[126]但据前引《史记·秦始皇本纪》可知，“鲛”与“蛟”当为一物，或说至少是颇为近似的物种。
在先秦两汉文献中，还可以找到不少“鲛”与“蛟”互通的例子。如《后汉书·郑太传》提到“孟贲之勇”，李贤注引《说苑》曰：“孟贲水行不避鲛龙，陆行不避虎狼，发怒吐气，声响动天。”[127]此处提到“水行不避鲛龙”，在更早的文献中多作“水行不避蛟龙”。如《庄子·秋水》:“夫水行不避蛟龙者，渔父之勇也；陆行不避兕虎者，猎夫之勇也。”[128]传世本《说苑》似无此句，但据《说苑佚文辑补》，此处则作“水行不避蛟龙”。[129]由此可知，“鲛龙”即是“蛟龙”。
然而，历代也有学者并不认同此说，并主张“蛟”与“鲛”判然有别。例如《汉书·司马相如传上》:“其中则有神龟蛟鼍，毒冒鳖鼋。”注引张揖曰：“蛟状鱼身而蛇尾，皮有珠。鼍似蜥蜴而大，身有甲，皮可作鼓。毒冒似觜蠵，甲有文。鼋似鳖而大。”师古曰：“张说蛟者，乃是鲛鱼，非蛟龙之蛟也。”[130]似乎在颜师古看来，此处“鲛鱼”与“蛟龙”或系两物。但在《汉书·司马相如传下》提到“勇期贲育”时，颜师古又说：“孟贲，古之勇士也，水行不避蛟龙，陆行不避豺狼，发怒吐气，声响动天。”[131]是亦以“鲛龙”为“蛟龙”之一名。相同的例证还见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史记正义》也作“水行不避蛟龙”。[132]可见在唐人看来，“鲛”与“蛟”当为一物，且两字在行文中可互通，已是较为普遍接受的观点。故唐人著作中也明确提到：“鲛鱼，今作蛟。”[133]可视为汉唐文献中相关例证的典型代表。
一般来说，“蛟”在传统文化中留存的多为兴风作浪、危害人间的妖物形象。有学者考察蛟的灾害形象，指出其危害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残害人及家畜；其二是兴风作浪，引发水灾。”[134]因此，为避免蛟之为害，古人多有“伐蛟”之举。例如，《吕氏春秋》高诱这样解释《礼记·月令》“季夏，命渔师伐蛟”中的“伐蛟”二字：“蛟有鳞甲，能害人，难得，故言‘伐’也。”[135]魏晋时期在长江中下游流域广泛流传的“周处除三害”故事，也可视为“伐蛟”传统的延续，事见《晋书·周处传》：
周处，字子隐，义兴阳羡人也。父鲂，吴鄱阳太守。处少孤，未弱冠，膂力绝人，好驰骋田猎，不修细行，纵情肆欲，州曲患之。处自知为人所恶，乃慨然有改励之志，谓父老曰：“今时和岁丰，何苦而不乐耶？”父老叹曰：“三害未除，何乐之有！”处曰：“何谓也？”答曰：“南山白额猛兽，长桥下蛟，并子为三矣。”处曰：“若此为患，吾能除之。”父老曰：“子若除之，则一郡之大庆，非徒去害而已。”处乃入山射杀猛兽，因投水搏蛟，蛟或沉或浮，行数十里，而处与之俱，经三日三夜，人谓死，皆相庆贺。[136]
《世说新语·自新》亦载此事。时人以周处与蛟、虎并称为“三害”，不仅强调其危害之大，且更彰显其“自新”之难能可贵。
先秦古籍又可见“射鲛”故事。如《公孙龙子·迹府》:“龙闻楚王张繁弱之弓，载忘归之矢，以射蛟兕于云梦之圃，而丧其弓。”[137]古代帝王的“射蛟”风习，至汉武帝时尚有留存。《汉书·武帝纪》:“（元封）五年冬，行南巡狩，至于盛唐，望祀虞舜于九嶷。登灊天柱山，自寻阳浮江，亲射蛟江中，获之。”[138]关于此处的“蛟”，颜师古注：“许慎云‘蛟，龙属也’。郭璞说其状云似蛇而四脚，细颈，颈有白婴，大者数围，卵生，子如一二斛瓮，能吞人也。”从“蛟”的生活习性与体貌特征来看，可能其原型即来源于在我国长江流域都有较广泛分布的鳄鱼。
由此推想，秦始皇与汉武帝射杀的“巨鱼”，实为兴风作浪的水中“恶神”——蛟。所谓“鲛鱼”，其实就是“蛟鱼”。
三 秦皇汉武“射鲛”故事的文化象征
史籍所见秦皇汉武“射蛟”故事，不但是古代帝王“射蛟”风习的延续，而且暗含执政合法性宣传的政治文化象征意义。前引汉武帝“射蛟”史事，是其在元封年间举行封禅仪式的环节之一，这显然并非出行途中临时起意，而是有意安排的结果。所谓“封禅”的意义，《汉书·武帝纪》注引孟康说：“王者功成治定，告成功于天。”[139]如果仔细考察汉武帝在位期间完成的各项事业，可以发现绝大多数都完成于元封年间以前。因此，此时的汉武帝有理由认为自己已经“功成治定”，应当“告成功于天”了。正如田余庆先生所说：“元封是一个具有特定意义的年号，它是以举行封禅典礼而得名的。”[140]这与秦始皇在完成统一大业后，多次“出游天下”，并在途中“立石刻，颂秦德，明得意”等一系列行为颇有相似之处。[141]
然而，尽管汉武帝在元封年间已经基本完成了历史赋予他的使命，但也应当看到，元封年间已经出现了较大的社会险象。如《汉书·石庆传》:“元封四年，关东流民二百万口，无名数者四十万，公卿议欲请徙流民于边以適之。”[142]因此，汉武帝在元封年间的“射蛟”与“封禅”等一系列政治表演，还不能简单等同于统治初期的执政合法性宣传，而更是出于“转变政策”等现实需要而作出的稳固统治之举。
王子今先生指出，秦始皇基于大一统初期的帝国文化建构考虑，为其执政合法性宣传作出过一定程度的努力。[143]如果从所谓“受命”之说来考察秦汉政治文化，或许还可以找到一些例证。例如，《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记“欲求周鼎泗水”之事：“始皇还，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风，几不得渡。上问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对曰：‘闻之，尧女，舜之妻，而葬此。’于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树，赭其山。”[144]作为正统皇权象征意义的“周鼎”，其对于秦始皇的政治吸引力是不言而喻的。而从秦始皇在巡游途中求鼎不得，随即便前往湘江流域的出游路线来看，似乎也存在继续寻找所谓“受命”证据的可能性。“取鲛鱼”简所留存的秦代行政记录，可能也与秦始皇的相关政治实践有一定联系。
关于“取鲛鱼”简提到的“山今盧鱼”,《校释》认为“应是鲈鱼的一种”，但我们由此仍无法对两者之间的联系进行更为透彻的说明。值得注意的是，秦汉文献中曾有湘江流域出现“大鱼”的记载。贾谊《新书·修政语上》曾提及黄帝“入江内取绿图”，注引《艺文类聚》卷十一引《河图挺佐辅》:“黄帝乃祓斋七日，至于翠妫之川，大鲈鱼折溜而至，五色毕具。鱼泛白图，兰叶朱文，以受黄帝，名曰录图。”而注释者以为贾文之“江”即沩水，“其源在今湖南宁乡县，注入湘江”。[145]纬书中多见黄帝受“大鲈鱼”所献“录图”的传说，自有其神秘主义色彩。而在后世一些文献中，“大鲈鱼”也作“大鲈”或“大鱼”。尽管纬书相关记载的年代要稍晚于秦，但也有学者认为，类似的说法可能在秦汉时期或更早就已经出现。如《易图明辨》卷一：“按《隋志》云‘济南伏生之传，唯刘向父子所著《五行传》是其本法。’歆以《洛书》为文字，盖亦本伏生。伏生尝为秦博士，习闻古训，《洛书》即九畴，必三代以来相传之学，非臆说也。”[146]类似的记载可能都有着更早的史料来源。
关于汉武帝“射蛟”的具体地点，可能也与湘江流域的水产分布有关。《汉书·武帝纪》载武帝元封五年冬“行南巡狩，至于盛唐，望祀虞舜于九嶷”。文颖曰：“案《地理志》不得，疑当在庐江左右，县名也。”韦昭曰：“在南郡。”师古曰：“韦说是也。”九嶷即在今湖南零陵境内。而《武帝纪》又说“登灊天柱山，自寻阳浮江，亲射蛟江中，获之。”应劭曰：“灊，音若潜。南岳霍山在灊。灊，县名，属庐江。”文颖曰：“天柱山在灊县南，有祠。灊音岑。”师古曰：“灊，音与潜同。应说是。”[147]关于秦皇汉武“射蛟”处的地望，年代稍晚的《水经注·湘水》又有这样的说法：“湖中有君山、编山，君山有石穴，潜通吴之包山，郭景纯所谓巴陵地道者也。是山，湘君之所游处，故曰君山矣。昔秦始皇遭风于此，而问其故博士。曰：湘君出入则多风。秦王乃赭其山。汉武帝亦登之，射蛟于是山。”[148]秦皇汉武“射蛟”具体地点及其巡游路线的一致性，值得相关研究者留意。而“射蛟”等历史表演与执政合法性宣传，可能存在较为密切的内在联系。
如果再考虑到秦尚“水德”的政治含义，似乎不应忽视所谓“大鲈鱼”授命黄帝传说与“射蛟”记载的政治文化象征意义。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历史系；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