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逃离欧洲专制暴政的“避难所”

在启蒙运动时代，绝大多数学者把自己的研究与解决现实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坐在书斋中做纯粹学问的人不是很多。雷纳尔对美洲历史与现状的研究，现实关怀更为突出，旨在把美洲作为一面镜子，映照出在专制主义主导下欧洲大国殖民扩张的非人道性以及给大西洋两岸大陆带来的巨大灾难，以此唤醒欧洲人长期被麻醉的思想意识，自觉地抵制统治他们的君主专制政体，以一种能够给大众带来幸福的新政体取而代之。这是雷纳尔设计《哲学与政治史》撰写主旨时所考虑的一个带有全局性的问题，力图将之作为一根主线通贯全书，多少有点为与专制相对立政体的横空而出大造“声势”之意。阅读这部多卷本的著述，对专制暴政的强烈谴责体现在行文之中，让读者明显地感受到专制与自由的对立以及前者对后者的剥夺。一些学者认为，这部著作“试图提供一种全新的殖民地意识形态，对旧制度进行强有力的共和主义批评”。[35]此言甚是。正是由于对专制暴政的激烈讨伐，雷纳尔不能见容于皇宫王室，遭到法国官方的迫害，不得不流亡国外，以免遭到不测。《哲学与政治史》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出版之后，很快在欧洲学界掀起波澜，叫好之声鹊起，但在“法国遭禁，列入禁书，撕为碎片烧掉”。遭禁的主要原因在于其内容“对政府不敬，亵渎神灵，打算煽动起反抗政府的权威，颠覆公民政府的基本原则”。[36]在雷纳尔看来，君主专制统治差不多与暴政画等号，暴政的主要表现是统治者拥有无限的权力，被统治者遭受残忍的压榨，持不同政见者面对着肆无忌惮的迫害，他们享有的人身自由遭到无情的剥夺。在专制制度之下，欧洲“王室通常必会利用可耻的阴谋和腐败资源，求助于可憎的压迫和暴虐手段，国家总是与君主协商。王室的权力是无限的，没有得到法律的批准；人民虽然常常不愿意受到约束，但他们的自由得不到任何保证。这个便引发了持续不断的猜忌、恐惧和争斗。政府的全部注意力不是针对国家的福利，而是寻求奴役人民的方法”。[37]那些不愿意屈从专制暴政淫威的人们，为了获得自由不得不离开母国，寻找适应自己发展的新环境。从雷纳尔的观察来看，大概只有新大陆的北美地区能够接纳这些在专制暴政之下遭受压迫和迫害的穷苦之人或富有道义的理想之人，为他们提供所谓的“避难所”。尤其是美国革命爆发和成功之后，对那些受到专制制度迫害的人来说，这个新国家作为他们实现自己理想之“避难所”的意义便更为突出了。

政治体制涉及在治理国家上权力资源如何分配的问题，在专制体制之下，权力掌握在没有对之有任何限制或制衡的一国之君手中，大到社会秩序好坏，小到百姓生活优差，与君主如何把行使权力导向何种方向有很大的关系。在欧洲中世纪时期，君主的权力虽然有时受到教会权力的制约，但世俗权力基本上掌握在君主或完全听从君主之命的官员手中。权力是国家机器运行时一种能够带来实际利益的最大资源，如果不能受到有效制约的话，极有可能会导致掌握权力者把公共资源据为己有，以侵犯广大民众的切身利益来满足王公贵族等少数特权阶层的物质欲望和奢侈享乐。因此，对那些深受专制体制伤害的人来说，起而推翻这种体制是解决问题的根本，要是公开对抗的条件不成熟，那么只有远走他乡，在没有专制主义的土壤上寻求有利于个人发展的空间。用雷纳尔的话来说，欧洲“大多数国家弥漫着不宽容的专制精神，迫使无数的受害者在大片荒芜的土地上寻求避难所”。只有美洲才存在着尚未人迹罕至的“荒芜土地”，这些“逃避暴政迫害的人越洋过海，放弃了返回母国的全部希望，把自己永远地依附于这个地区，因为它既为他们提供了避难所，还为他们提供了舒适安逸的生存条件”。[38]雷纳尔的“这一地区”显然是指英属北美殖民地或在这些殖民地上建立的美利坚合众国。对雷纳尔本人来说，他打心底不愿意本国的民众外流，因为在他生活的时代，人口多寡是衡量国家强弱的主要指标之一，要是人口流出过多，势必会影响经济发展，谈何国家繁荣强大。雷纳尔把人口外流归因于专制暴政，用他的话来说，“暴政和迫害正在毁灭欧洲的人口”。[39]当受到专制迫害或不满专制统治的欧洲人登上船只，驶向一望无际的茫茫海洋时，雷纳尔心里默默地为他们祈祷，冀望这些背井离乡的人们能够顺利抵达大洋彼岸，在陌生的土地上扎下根，实现自己的梦想。他在《哲学与政治史》第17篇结尾处写道：“无论我的同胞之生存距离我有多么的遥远，他们的幸福从来不为我漠视：但我觉得自己深受热切之关心的感动，以支持那些被迷信或暴君驱赶离开本土的人。我很同情他们的遭遇。当他们登上船只时，我仰望苍穹。我的声音与风浪波涛汹涌的翻滚声合二为一，船只在乘风破浪中将携带着他们抵达海洋的彼岸；我反复地大声喊叫，让他们顺利发展！让他们在即将定居的荒无人烟地区寻找到平等的幸福，甚或优越于我们的生活；如果他们将在那里建立一个帝国，让他们使自己及其后代免遭他们已经感受到的灾难之伤害。”[40]雷纳尔这段充满深情的语言既包含着他对欧洲专制主义的痛恨情绪，又把大洋彼岸的北美地区成为这些移居者的“避难”之所以跃然纸上，反映出他本人对那片从未踏上的土地寄托实现其终生追求之理想的希望。在英属北美13个殖民地变为美利坚合众国之后，雷纳尔所抱的这种希望便更为强烈了。

北美成为受压迫者的“避难所”是针对欧洲专制暴政而言的，专制主义是对人之本性的压抑，而对自由平等的追求一直伴随着与专制暴政的殊死搏斗，此消彼长。在雷纳尔看来，英属北美13个殖民地弥漫着“自由”的氛围，固然有着自身的原因，但与英国也有很大的关系。他在第14篇开首写道，在现代历史上，英格兰是出现很多重大政治现象的国家。正是在英国，人们可以看到自由与专制进行最为激烈斗争的场面，两者虽互有胜负，但最终“自由”占据了上风，导致宪法的产生。正是英国拥有了宪法，法律才能“保护个人的尊严，保护个人自由，保护思想自由；换言之，法律使个人成为公民”。这种局面显然是“自由”对专制的胜利，然而英国“尚未向世界展示这一伟大的场面，其在美洲群岛的殖民地便率先开始了”。[41]雷纳尔这里把北美“自由”的根源追溯到英国宪法，言下之意，英国栽种的自由之树在北美地区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启蒙时期一些思想家把自然环境与国情民风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在孟德斯鸠所著的《论法的精神》中明确体现出来。雷纳尔同样持这种倾向，如他谈到立法目的时强调“所有法律就其本质而言应该旨在社会的幸福，实现这一伟大目标的手段完全取决于自然禀赋。也就是说，气候，即天气和土壤，对立法者来说是首要遵循的规则”。[42]北美地区浓厚的自由精神同样受自然环境的影响，用雷纳尔的话来说，北美地区民众“居住的土地肯定在他们身上保持一种有利于自由思想产生的情绪。他们散居在一望无际的大陆，自由散漫乃为他们的本性。他们四周为岩石、群山以及尚未开发的辽阔平原，在成片森林的边缘，一切依然展现出荒凉野性，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让人回想起对人的奴役或残暴，他们似乎从自然物中获得了自由与独立的经验”。[43]这种人口散居的自然环境，再加上相关立法对人享受之权利的保护，几乎不可能产生类似欧洲的专制主义或暴政。雷纳尔对此写到，英属北美殖民地居民“很清楚他们祖先为这种权利付出的代价。他们居住的这块土地必须形成有利于这些思想的态度”。在这片广袤无垠的土地上，“丝毫不存在奴隶制或专制者的痕迹”。[44]说北美地区不存在奴隶制显然不符合事实，其实雷纳尔并没有否认奴隶的存在。按照他提供的数字，英属北美13个殖民地拥有人口近300万名，其中包括约4万名黑人。[45]在这些黑人中，处于奴隶地位的肯定占绝大多数。雷纳尔痛恨奴隶制，将之视为殖民主义给新大陆带来的邪恶之一。然而，为了强化北美是受压迫者“避难所”的意义，他甚至对这一地区的奴隶生活进行粉饰美化，声称“不可否认的是，与西印度群岛的奴隶相比”，北美地区的奴隶“饭食不错，衣着整洁，很少受到虐待，劳动负担也不是很重。法律更为有效地保护了他们，他们很少成为可憎暴君的残忍或反复无常的牺牲品”。[46]雷纳尔把北美地区看作受压迫者逃离专制暴政的“避难所”，显然意在强调这一地区充满自由平等的氛围为他们提供了充分发展的空间，很大程度上有抨击与自由相对立的专制主义之含义在内。从这个意义上讲，雷纳尔对北美地区自由环境的称赞，多少有点“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味道，与撰写《哲学与政治史》谴责欧洲专制暴政的主旨是相一致的。

在北美地区这个专制暴政的“避难所”，自由不只是意味着法律对民众享受之权利的保护，而且随着一代代追求自由的移民在这里安营扎寨，繁衍后代，这种理念早已渗透到当地居民的生活之中，成为彰显与欧洲社会区别开来的一种文化传统。在雷纳尔的眼中，这是吸引欧洲受压迫者或迫害者来到北美地区的主要诱因。美利坚人或美国人的生活方式究竟如何，从雷纳尔的描述来看，他显然是以古典共和国的传统作为参照的，受孟德斯鸠的影响比较大。在考察北美地区居民的生活时，雷纳尔在书中使用了“自由”“美德”“平等”和“节俭”等词汇，而这些词汇亦为孟德斯鸠的著述中所常见。[47]安萨特由此认为，《哲学与政治史》一书把“美国看作是平等和简朴的理想过去之重塑”，雷纳尔等的“美国形象反映出孟德斯鸠的经验主义及其著名论断的影响，即美德构成了共和政府的原则，民主精神构成了对平等和节俭的热爱”。[48]雷纳尔没有孟德斯鸠的理论高度，只是试图通过对美利坚人或美国人的生活方式的描述来高扬古典共和精神在这个地区的再现与重振。古典美德最大的克星是奢侈与腐败，一旦后者弥漫于人们的生活之中，那也就意味着弘扬自由的政治体制走到历史的尽头。北美地区不存在产生腐败的土壤，社会亦无奢靡的风气，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移民及其后裔十分珍视来之不易的“自由”，通过自己的努力以保持这块土地的“纯洁”或不受到腐败的“玷污”。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们“几乎都致力于农业、商业和有用的劳作，通过简朴的生活方式提高和加强了智力。他们迄今为止离富裕尚远，犹如尚未摆脱贫困一样，但他们不可能堕落于过度的奢侈或过多的欲望。尤其是在这个国家，享受自由的人能够使自由得以维护，能够表明自己有决心维护一种似乎是对所有其他权利可靠保障的世代相传之权利。这便是美国人的决心”。[49]美国革命和建国那一代人竭力想保持古典美德来使这个新国家采用的共和制长治久安，通过宣扬节俭的生活把欧洲的腐败抵挡在疆域之外，很大程度上是要让自由的旗帜在这块土地上永久飘扬，给全世界受压迫者和迫害者提供一个“向往之地”。从这个意义上讲，雷纳尔关于北美地区为受压迫者“避难所”的观点从正面树立了美利坚人或美国人的高大形象，此时要是再谈他们的身体机能发生了“退化”，那无异于自找麻烦，难免陷入遭受抨击的尴尬之境了。

雷纳尔是启蒙时期研究美洲问题的专家，他对美洲的描述游弋于想象与事实之间，对欧洲人形成不切合实情的美洲观产生了很大影响，遭到独立后的很多美国政治精英和学者的批评，但对雷纳尔关于美国的看法却不乏称赞者。约翰·克雷弗克是从法国移居到宾夕法尼亚的归化移民。美国革命成功之后，他为了帮助欧洲人对这个新国家及其公民有所了解，遂于1782年出版了《一个美国农夫的信札》。克雷弗克以信札的形式讲述了美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以及美国人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的特性。克雷弗克在序言中写到，他撰写的这本书是献给雷纳尔神父的，称赞雷纳尔揭示了美国的真正本质，将之说成是“自由的安全地带，未来国家的摇篮以及贫苦欧洲人的避难所”。[50]克雷弗克很清楚欧洲人对这个新国家存在很多误解和偏见，他对雷纳尔表现出莫大的钦佩，主要在于这位著名人士能够准确地理解美国存在的本质及其意义，在当时欧洲不了解这个新国家的大环境下做到这一点实属不易。雷纳尔对美国这种看法，显然与他对英属北美13个殖民地的称赞是一脉相承的，反映出一个与专制主义为敌的自由主义者对这个新国家怀抱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