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第5辑·2015）
- 卜宪群 王建朗 张顺洪主编
- 23276字
- 2025-04-28 11:42:38
理论方法论探讨
马克思超越“西方中心论”的历史和逻辑[1]
叶险明
一 从一个在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失语的重大问题谈起
从世界范围看，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马克思学说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学理上所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主要还不是来自各种形态的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而是来自原西方“新左派”（或“新左翼”）的某些代表人物的理论学说。如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安德烈·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的“整体论的、普遍的、全球性的世界历史”观，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深受阿布－卢格霍德（Janet Abu-Lughod）《在欧洲霸权之前：1250—1350年间的世界体系》一书的启发，并在一定程度上借助“现代世界体系”的分析框架，弗兰克提出了所谓的“整体论的、普遍的、全球性的世界历史”观。这种世界历史观在弗兰克1998年出版的个人代表作《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的东方》中得到比较集中的体现。应当承认，弗兰克的“整体论的、普遍的、全球性的世界历史”观的确包含一些合理因素，它对人们重新审视世界历史特别是近现代世界历史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但问题是：在其上述代表作中，弗兰克将马克思学说认定为典型的“西方中心论”代表之一，对其进行了一以贯之的批判，似乎不做这样的批判就不足以构建起“整体论的、普遍的、全球性的世界历史”观。
弗兰克把马克思学说视为典型的“西方中心论”的主要论据有三：一是在马克思看来，东方国家自古以来就是专制主义的；[2]二是马克思认为“在整个亚洲，生产力始终是‘传统的、落后的、停滞的’，如果不是‘西方’及其资本主义的入侵把亚洲唤醒，亚洲会永远沉睡”；[3]三是马克思持有“欧洲独特论”，在他的视野中，资本主义只在欧洲内部才能产生。[4]基于这三个主要论据，弗兰克断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只是马克思“西方中心论”的“神话”，这种“神话”构成了工业革命以来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逻辑框架，并被滥用到东方世界。它配合了“工业革命的来临以及欧洲开始在亚洲推行的殖民主义的活动，促成了欧洲思想的转变，结果，即使没有‘虚构’全部历史，也至少发明了一种以欧洲为首和在欧洲保护下的普遍主义”。[5]“‘东方’——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版本是，基本上在‘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术语下争论同样的问题。这种争论甚至比西方的争论更徒劳无益，因为它陷入了对‘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和‘社会主义’等概念无休止的争论。……他们在无休止争论时会掩饰这些概念，使之适合现实。于是就发明了各种变体和组合，如‘半封建的’、‘前资本主义的’、 ‘非资本主义的’、 ‘后资本主义的’。”这些概念迫使“马克思主义者、 ‘新马克思主义者’和依附理论学者辩论‘资本主义’究竟是不是‘必经之路’”，[6]“因此，最好是彻底抛弃‘资本主义’这个死结”。“不仅是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探讨，而且关于‘资本主义’的存在情况和意义的探讨也是如此。因此最好是把它抛到脑后，而去探讨世界历史的真实情况。”[7]所以，在弗兰克看来，不仅马克思的学说，而且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是“西方中心论”。众所周知，对资本主义的科学批判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理论著述活动的主体和主线，“历史辩证法”（即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就蕴含在其中。因此，把资本主义视为“西方中心主义神话”，也就是在逻辑上对马克思学说以及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性的彻底否定。
《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的东方》获得1999年世界历史学会图书奖的头奖，在国际学界引起了较大反响，当然，这种反响也包括对其批评。沃勒斯坦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主要代表人物，他把弗兰克的“整体论的、普遍的、全球性的世界历史”观斥之为“反西方中心论的西方中心论”。2000年该书在我国翻译出版，同样也引起了较大反响。但值得注意的是，迄今为止，这种反响只是主要出现在历史学特别是世界史领域，[8]而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界，除了个别赞誉和“口号”似的不痛不痒的零星回应外，迄今依然“静悄悄”。也就是说，面对弗兰克“整体论的、普遍的、全球性的世界历史”观从本质上对马克思学说和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彻底否定，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在整体上一直“缄默不语”。
在笔者看来，造成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上述尴尬状态的原因或许有四：首先，弗兰克对“西方中心论”在形式上的否定（虽然这种否定也有其合理之处），往往使不少人易于在情感上忽略或包容了他在其中对马克思学说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彻底否定。所谓“在形式上的否定”是指：拒斥了“西方中心论”的某些话语成分，[9]而没有真正拒斥“西方中心论”的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见本文第二部分）。其次，弗兰克对马克思学说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颠覆”主要不是基于政治立场上的“颠覆”，而是基于话语表述形式上的“颠覆”，而且，他把包括马克思学说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所有相关著名西方学者的学说混为一谈，都称为“西方中心论”，故而就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他对马克思学说和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合法性挑战的严峻性。再次，弗兰克是在构建所谓“整体论的、普遍的、全球性的世界历史”观的旗号下“颠覆”马克思学说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时，其中一直夹杂着对东方特别是对中国在1800年以前世界历史中所起作用的赞誉，[10]以及对它在2l世纪以后的世界历史发展中将要起的作用的一些不切合实际的推崇，这就使带有浓厚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结的人对弗兰克的挑战视而不见。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对弗兰克把马克思学说视为典型的“西方中心论”的主要论据，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目前还难以从正面提出科学的分析和反证。之所以如此，与缺乏对马克思批判“西方中心论”过程的阶段性和其逻辑前提的认识，以及对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和资本主义理论的一些重要论断理解上的偏差，有直接的关系。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在整体上尚未有应对挑战的足够思想准备，应该从学理上正面回应弗兰克对马克思学说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挑战。近年来，我们一直强调要加强对马克思学说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及其科学性的研究，但如果我们连弗兰克的上述挑战都应对不了，那么我们对马克思学说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相关研究就的确涉嫌“自说自话”了。
笔者认为，可以把弗兰克提出的认定马克思学说是典型的“西方中心论”的三个主要论据，置换为两个学术问题：在马克思那里有“东方社会停滞”等词语表述是否证明马克思就是“西方中心论”；马克思是否把资本主义仅仅视为西欧社会的“特产”。笔者在这里并不打算专门评论所谓的“整体论的、普遍的、全球性的世界历史”观，而是想就上述这两个方面的学术问题，以及目前我国学界对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和资本主义理论的一些重要论断的误解，从正面展开对马克思超越“西方中心论”的历史和逻辑的探讨。[11]
罗伯特·布伦纳曾就关于资本主义起源和发展问题的研究说过一段值得我们回味的话：“资本主义是怎样兴起的，它为什么出现在世界某些地区而不是其他地区，在这些问题上各种矛盾的解释明显已经超越纯粹的历史研究的兴趣。它们影响到对今日世界范围内阶级斗争定位的评估、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解释以及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概念问题。更进一步，这些争论涉及一系列的理论问题，比如历史决定论的性质、经济学与政治学的关系以及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基础的有效性等问题。”[12]如果将罗伯特·布伦纳这段话转化为笔者的语境，那就是：本文所提出并要探讨和阐释的问题，其意义和涉及的范围远远超出了对马克思相关思想的“技术”上的甄别，在方法论上直接关涉对马克思学说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合法性基础的正确认识。
二 “西方中心论”的三层含义与马克思对“东方停滞”说的超越
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弗兰克的理论在客观上为我们重新认识马克思学说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即从马克思超越“西方中心论”的历史和逻辑的视域，来把握马克思学说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及科学性。为了叙述的方便，笔者认为，可把“马克思超越‘西方中心论’的历史和逻辑”分为两个相互联系的部分加以考察：一是基于对“西方中心论”层次的科学分析，昭示马克思彻底摆脱具有“西方中心论”成分的历史叙述材料的影响、超越“东方停滞”说的过程；二是基于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论的把握，揭示马克思把对资本主义的一般与特殊及其相互关系的科学认识由西欧推及整个世界、彻底批判“欧洲独特”说的过程。这两个过程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交织在一起的。这里考察第一个方面的问题。
从文化上看，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其学说创立和发展的时代，也是“西方中心论”在西方社会的思想文化观念中开始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时代，因此，马克思学说的创立和发展必然离不开马克思对“西方中心论”的科学批判。[13]可以说，对“西方中心论”的科学批判，在逻辑上贯穿于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的理论著述活动的始终。关于马克思创立自己学说时期如何科学批判“西方中心论”的问题，笔者在有关文章中已做了详尽的阐释，故不赘述。[14]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在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的一生著述活动中，对“西方中心论”的科学批判是一个阶段性的复杂过程。而要全面、正确地认识和把握马克思科学批判“西方中心论”的过程，就必须对“西方中心论”的层次加以科学分析。这是全面、正确地认识和把握马克思科学批判“西方中心论”过程的逻辑前提。不清楚这一点，不仅会把马克思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简单化，而且也会在整体上曲解马克思的学说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实际上，弗兰克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代表。
迄今为止，作为一种术语的“西方中心论”在国内外学界使用得比较混乱，不同的学者，出于不同的目的、价值理念甚至政治立场，对“西方中心论”有不同的理解和界定，故这一术语或多或少有被滥用的倾向。这显然不利于对“西方中心论”的科学认识和批判，当然也不利于对马克思科学批判“西方中心论”过程的正确认识。一般说来，“西方中心论”有三个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层次。一是种族主义意义上的“西方中心论”。宽泛地讲，种族主义是这样一种信仰和观念，即“它相信政治的和社会的结论都能够从‘人类划分为在生物学上有差异的许多种族’这个观念中推导出来。可见，种族主义理论得以建立的基础假定有两个：第一，在世界各民族中存在着根本性的基因或种类差异——种族差异是有意义的；第二，这些基因分化，反映在文化、智力和（或）道德差异中，就有着政治的和社会的重要性。种族主义在政治上主张实行种族隔离政策（如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在理论原则上，则鼓吹血统优越论或血统卑劣论（如亚利安主义或反犹太主义）。”[15]当然，严格地说，“西方中心论”并不等于种族主义，但它又与种族主义有“扯不清”的联系。如“西方中心论”的早期主要代表人物孔德就把作为其历史研究对象的“人类的精华或先锋队”视为“白色种族的大部分，即欧洲诸民族”。笔者正是据此而提出“种族主义意义上的‘西方中心论’”这一概念的。种族主义意义上的“西方中心论”是最原始的“西方中心论”。不过，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种族主义也有“野蛮”与“温和”之分。笔者所说的“温和”的种族主义也称“新种族主义”。“新种族主义”不提人种的优劣和种族奴役，而是强调种族文化的优劣，把对非西方文化的歧视编码到对其的描述中，制造和崇尚话语及符号暴力。在当代，在种族主义意义的“西方中心论”中，“新种族主义”意义上的“西方中心论”占主导地位。
二是政治立场和价值观念意义上的“西方中心论”。这种意义上的“西方中心论”一般不再简单提及种族文化的优劣，虽然其基本原则中蕴含着对“新种族主义”所强调的种族文化差异的认可。政治立场和价值观念意义上的“西方中心论”，其主旨在于直接为欧美或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统治和扩张的合理性及永恒性做论证。它把西方视为现代世界的本源和现代世界进步的引领者，认为世界文明的意义与价值都必须由欧洲或西方界定，因为，西方是世界文明的主动创造者。在世界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只有西方具有发出行动的能力，世界其他地区只能做出反应（即世界其他民族亦步亦趋地追随西方社会发展的轨迹）。所以，西方承担着向世界传播由其所创造出来的文明的责任，故它自然就一直处于世界历史的中心，而世界其他民族国家和地区则一直处于边缘或外围。如果说，世界其他民族国家和地区也能有所发展的话，那么，这种发展也只能是西方文明在世界上的扩展。
三是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意义上的“西方中心论”。这种意义上的“西方中心论”是一种在思维的习惯性范式和长期的文化偏见积淀的基础上形成的思维定式和话语环境，与自觉不自觉地接受或认可这种思维范式和话语系统影响的人的政治立场和价值观念无直接的关系。其主要特征是：以“东方停滞”说和“欧洲独特”说为两大支撑点，把历史上的进步和落后绝对化。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意义上的“西方中心论”，比种族主义意义上的“西方中心论”以及政治立场和价值观念意义上的“西方中心论”的影响都要大得多。之所以如此，就在于这种意义上的“西方中心论”更容易渗透到人们的文化和情感中。在西方和东方的知识界，许多知识分子反对种族主义意义上的“西方中心论”以及政治立场和价值观念意义上的“西方中心论”，却难以摆脱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意义上的“西方中心论”的束缚，其主要表现是：他们或用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意义上的“西方中心论”，来反对种族主义意义上的以及政治立场和价值观念意义上的“西方中心论”；或在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意义上的“西方中心论”的框架中，反对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意义上的“西方中心论”。
这里有必要提及的是：“西方中心论”的某些词语和其所论及的一些问题以及人们暂时受具有“西方中心论”成分的历史叙述材料的影响，[16]与第三种意义上的“西方中心论”是有区别的。这两者不能相提并论。抑或说，不能把前者简单地称为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意义上的“西方中心论”。笔者认为，正确把握马克思对“西方中心论”的科学批判过程，必须以对“西方中心论”的三个层次及其相互关系的辨析为前提，否则，就会把“西方中心论”泛化。实际上，“西方中心论”只是一种文化形态。从社会认识论角度看，它是对近现代世界历史演变发展的一种扭曲的反映，其影响范围主要限于东西方知识界和文化界，故它不等于也不可能等于现实的世界历史及其演变发展。同时，即便对它在东西方知识界和文化界的影响也要做具体分析，不能把其对东西方知识界和文化界的影响也一概视为“西方中心论”本身，正如不能把马克思学说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现代西方学界的影响一概视为马克思学说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一样。这既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现实的历史。
毋庸置疑，马克思在初步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不仅在方法论上深刻批判了第一、第二种意义上的“西方中心论”，[17]而且也在逻辑上涉及对第三种意义上的“西方中心论”批判。[18]这是由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本性和马克思人类彻底解放的旨趣所致。不过，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从方法论上看，在这个时期，马克思虽然在逻辑上涉及对第三种意义上的“西方中心论”进行科学批判，但由于种种可以理解的原因，他还尚未最终完成对这种意义上的“西方中心论”的科学批判。笔者认为，马克思在 19世纪70年代以前有时在关于印度和中国看法的一些词语表述，[19]就是他尚未最终完成对第三种意义上的“西方中心论”批判的主要表现。然而，我们对这方面问题的正确认识的获得，是不能脱离对马克思批判“西方中心论”过程的阶段性的考察的，否则，就会陷入误区，得出模糊的、不科学的结论。马克思没有最终完成对第三种意义上的“西方中心论”的批判，并不等于他的相关思想就是第三种意义上的“西方中心论”。
对马克思来说，要彻底摆脱具有“西方中心论”成分的历史叙述材料的影响，至少要有两个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即对东方国家社会历史发展的第一手资料的直接把握，以及全面展开对人类学新成果的研究。而历史唯物主义的初步创立和仅在逻辑上涉及对第三种意义上的“西方中心论”
的科学批判，是不能替代马克思这方面的缺憾的。在19世纪50年代初期以前，马克思主要是通过一些中世纪西方传教士和旅行者关于东方的著述、18世纪法德启蒙学者关于东方国家的著述、18世纪法国重农学派关于东方国家的著述，以及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家特别是黑格尔关于东方国家的著述，来了解东方社会的；而在19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末期，马克思除了受詹姆斯·穆勒、理查·琼斯以及法国医生和旅行家弗朗斯瓦·贝尔尼埃等人的相关著述的影响外，还受英国官方和外交官员所提供的相关材料的影响。虽然，上述这些著述和相关历史叙述材料也有其合理之处，对马克思认识东方国家的某些特点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但其中也有相当的部分含有“西方中心论”的成分。这就使当时尚未直接把握关于东方国家社会历史发展的第一手历史资料，同时也尚未全面展开对人类学新成果研究的马克思，自然会在描述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东西方关系的过程中，对“西方中心论”的某些词语或词语表述（不是“西方中心论”的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有时加以“有条件地使用”。笔者之所以这样认为，其具体缘由如下。
第一，马克思将“西方中心论”的某些词语纳入了他当时所特有的话语系统，其主要目的之一是构建和发展他的理论学说。例如，19世纪70年代以前，处于西欧资本主义上升期的马克思在批判性地汲取西斯蒙第等人的危机理论合理成分的基础上，开始构建和发展自己的危机理论，以揭示资本逻辑发展在全球范围内所表现的规律性。此时，他自然把东方国家的落后方面作为主要考察对象，否则，就不可能解释不少东方国家何以被西方资本主义殖民地化以及他们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的地位和作用。与西方国家工业革命以来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相比较，东方国家当时的社会状况的确也凸显其进步缓慢、整体上的相对落后。如何描述这种“相对落后”呢？对于当时马克思来说，借用“西方中心论”的某些词语，来描述东方国家当时的社会状态，是可以理解的，虽然这些词语所直接表达的意思是不准确的。当时东方国家是相对落后，但其内部存在着发展动力，并非处于“停滞的社会生活”状态，只不过与当时的西方社会相比变化得缓慢罢了。
为了使人们不至于对笔者的上述观点产生误解，这里需要从经济学和历史学的角度对四个方面的事实加以认定。其一，我们反对的是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意义上的“西方中心论”把一定的世界历史时期内东西方的先进与落后绝对化，而不是否定在一定的世界历史时期内东方各国相对落后的事实。[20]其二，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东方各国是因为落后才被殖民地化（或半殖民地化）的，而不是被殖民地化（或半殖民地化）后才落后的。至于如何评价在东方各国被殖民地化的过程所出现的社会变化，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不能因为否定作为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意义上的“西方中心论”把进步与落后绝对化，就认为区分一定的世界历史时期内的“先进与落后”没有意义。其三，“停滞的社会生活”、“活的化石”等，只是马克思有时用于描述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东方国家（如中国）社会状态的形容词，不是严格的学术用语，而“形容词”自然就有夸张和“漫画”的成分。其四，虽然，马克思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有时对东方国家社会状况的看法中明显地夹杂着“西方中心论”某些词语，但不能否认这一看法本身有相当程度的合理性，其中所包含的许多观点迄今仍然值得我们深思。
第二，马克思将“西方中心论”的某些词语纳入了他当时所特有的话语系统，也与他当时在世界历史认识方面的局限以及对西欧社会革命的渴望有一定的关系。19世纪70年代以前，马克思往往把对原始公社的认识与对东方国家特性的认识混为一谈，如“亚细亚生产方式或亚细亚所有制形式”这一术语在他那里的“双重作用”及其局限性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21]这就使马克思把当时东方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所存在的原始社会遗迹的某些特征（如不存在土地私有制），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当时东方社会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所表现出来的一般特征，虽然这对于他来说是认识世界历史的必经阶段。所以，在当时他的视野中，“不存在土地私有制”[22]以由手工业和农业构成的自给自足村社为基础的专制制度自古以来就存在“社会状况却始终没有改变”，就是印度和中国等东方国家处于“停滞的社会生活”、“活的化石”状态的成因。不过，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特征的这种看法，其基点与第三种意义上的“西方中心论”有根本的区别，即超越了狭隘的“进步观”，[23]寄希望于东方国家被强行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后所发生的巨大变革对西方社会产生革命性的影响。他如是说：“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这个普遍危机一扩展到国外，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24]“我们想起了，当世界其他一切地方好像静止的时候（指欧洲1848年革命后的反动时期——引者注），中国和桌子开始跳起舞来（中国“开始跳起舞来”指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引者注），以激励别人。”[25]我们可以从马克思以上论述得出这样两个结论：马克思希望东方国家如中国在世界历史资本主义体系中所发生的巨大变革，成为西欧社会革命的先导（他对印度人民反殖民主义运动也寄予同样的期望）；在马克思宽宏的世界历史视野中，东方国家并非会永远落后和依附于西方。由此可见，在不同的话语系统和思维方式中，某些类似或相同的词语，其功能是全然不同的。笔者这样认为，其主旨是要强调：虽然在描述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东西方关系的过程中，马克思有时“有条件地”使用“西方中心论”的某些词语，的确是受具有“西方中心论”成分的历史叙述材料的影响，但不能把这种影响“孤立化”。这就是说，应当把对上述这种“影响”的认定置于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和马克思当时的话语系统或语境中来把握，否则就会以偏概全，得出马克思学说是“西方中心论”的结论。
第三，19世纪70年代以前，在描述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东西方关系的过程中，马克思之所以有时有条件地使用“西方中心论”的某些词语，在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他发表关于东方国家看法的特定情境。这里所说的“特定情境”是指：马克思发表上述这些看法的直接动因及其所满足的对象。只要我们细微观之，就会发现：在公开发表的著述中，他描述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东西方关系时有条件地使用的“西方中心论”的某些词语，主要见于他给两家报纸的撰稿中，即《纽约每日论坛报》和《新闻报》。而马克思给这两家报纸撰稿的直接动因是谋生需要。而为了满足这种需要，他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迎合当时报纸和读者的“口味”。1853年9月15日，马克思在给阿·克路斯的信中抱怨道：“经常给报纸写乱七八糟的东西已经使我厌烦。这占去我许多时间，分散注意力，而到头来一事无成。不管你怎样力求不受限制，总还是被报纸及其读者捆住了手脚，特别是像我这样需要拿现金的人。纯粹的科学工作完全是另外一回事。”[26]马克思这里讲的“报纸”就是《纽约每日论坛报》。1861年6月10日，在给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以无可奈何的口吻谈及他与《新闻报》签订的报酬合同：“我每篇文章可得一英镑，每篇普通的通讯可得十先令。按照德国的标准，这算是优厚的稿酬，我只得同意，因为必须生活下去。”[27]当然，马克思的“谋生需要”也蕴含着为其进一步进行科学研究创造必要的条件，但这毕竟从一个侧面说明，他在这两家报纸上发表的文章，至少其中关于东方国家看法的一些词语还不属于严谨的学术研究成果。对此，人们没有必要“大做文章”。
由上可见，马克思有时有条件地使用“西方中心论”的某些词语来表达他当时对东方国家的看法，是有其可以理解的原因的。笔者这里所说的“有条件地使用”，旨在强调两点：一是马克思使用的“西方中心论”的某些词语已经有了功能上的转换，从而使其脱离了“西方中心论”的话语系统和思维方式，虽然这些词语所直接表达的意思是不准确的。进而言之，这些词语已经转化成为马克思所要表达的主题话语——资本主义在全球中的扩张本性和其最终灭亡的必然性的一个非主要构成部分，而不再具有把“进步和落后”绝对化的功能。所以，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待马克思使用“西方中心论”的某些词语，而要把他所使用的这些词语置于其特定的话语系统或语境中来认识。唯其如此，才能明了：对于马克思来说，在描述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东西方关系的过程中有时有条件地使用“西方中心论”的某些词语，并非第三种意义上的“西方中心论”。二是马克思使用“西方中心论”的某些词语，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出于严格的学术研究的需要。正因为如此，一旦特定的主客观条件发生变化，马克思就必然会彻底摆脱具有“西方中心论”成分的历史叙述材料的影响，最终完成对“东方停滞”说的超越。
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情况发生了重要变化：西欧资本主义完成了反封建主义的历史使命，资本主义开始由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过渡；为了全面地研究“俄国的土地所有制和对农业生产者的剥削具有多种多样的形式”，[28]马克思很快掌握了俄文，这从而也使他能够把握关于俄国社会历史与现状的第一手资料；马克思“俄国的友人”，如丹尼尔逊“一直给马克思提供大量的俄国自从农奴解放以来的农业经济学著作”。而对俄国农业经济和土地关系的研究，又彻底动摇了他以往对东方农村公社原有的一些看法，明确认识到了农村公社的两重性（公有和私有）；对新的人类学成果展开全面的深入研究，使马克思完全把原始社会与东方社会加以区分；巴黎公社的失败使马克思开始把推动西欧社会主义革命的希望寄托于他所祈望的由俄土战争所引发的俄国社会的变革上。上述情况的变化使马克思彻底摆脱了具有“西方中心论”成分的历史叙述材料的影响，其主要表现是：他认定，在历史上，一些东方国家（如中国和日本等）的某些农业生产技术水平曾高于同期的西方国家；[29]他特别提示要警惕历史叙述材料中的“资产者”的“伪造”，[30]明确意识到考察东方社会不能“以欧洲的经验为根据”；[31]他指出东方社会（如印度）在古代时期就存在着私有制，[32]认为所谓东方“专制”制度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33]并反对把西欧意义上的封建主义乱套于东方国家，[34]等等。可以说，19世纪70年代以来，马克思在此以前所使用过的“西方中心论”的某些词语表述再也没有在他的著述中出现过。不仅如此，在《共产党宣言》1882年的俄文版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还把他以往作为“欧洲反动堡垒”的俄国视为“欧洲革命的先锋队”。当然，以上所述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已经全面、详尽地把握住了东方各国的社会历史发展状况，但这与断定马克思是否彻底摆脱了具有“西方中心论”成分的历史叙述材料的影响没有关系。
综上所述，初步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在其文化形态上对种族主义意义上以及政治立场和价值观念意义上的“西方中心论”的拒斥，与马克思在对包括东方国家的世界历史及其发展的具体研究中彻底摆脱具有“西方中心论”成分的历史叙述材料影响的过程，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区别在于：前者不等于也不能替代后者。历史唯物主义初步创立后，对于马克思来说，仍然存在一个在对包括东方国家在内的世界历史及其发展的具体研究中彻底摆脱具有“西方中心论”成分的历史叙述材料影响的过程。但不能把马克思在一定的时期内暂时受具有“西方中心论”成分的历史叙述材料的影响视为“西方中心论”，更不能把这种“影响”归之于马克思所初步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其联系在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初步创立，为马克思对包括东方国家的世界历史及其发展的具体研究中彻底摆脱上述“影响”奠定了逻辑基础。种族主义意义上以及政治立场和价值观念意义上的“西方中心论”，其实质就是“西方资产阶级中心论”或“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中心论”。马克思只有在初步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从方法论上彻底批判了这两种意义上的“西方中心论”，并在逻辑上涉及对第三种意义上的“西方中心论”的批判，才能进而彻底摆脱具有“西方中心论”成分的历史叙述材料的影响，最终完成对“东方停滞”说的超越。当然，要全面把握马克思对第三种意义的“西方中心论”的科学批判过程，还必须对他与上述“彻底摆脱”在方法论上紧密相连的对“欧洲独特”说的超越过程，加以历史和逻辑上的考察。
三 马克思对“欧洲独特”说的超越
在马克思那里，对“欧洲独特”说的超越直接蕴含在对资本主义的一般与特殊及其相互关系的科学认识过程中。一般说来，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主要内容由两个相互联系的部分构成：关于资本主义的起源；关于资本逻辑及其发展规律和趋势。而这两个方面的内容都包含着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普遍与特殊及其相互关系的阐释。[35]
所谓资本主义的一般是指：资本主义是一种以追逐利润为目的的生产方式，并与广义的机器工业生产直接相联系，[36]具有不断变革自身、向外扩张的特性。世界各地区和国家，其内部都会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滋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都会在一定程度上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世界历史范围看，资本主义曾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资本主义萌芽的手工业时期、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时期、资本主义的大工业时期。但只有在最后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性和本质才开始充分展现出来。所谓资本主义的特殊是指：世界上各个地区和国家，其内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源和发展，不仅有时间上的差异，而且有空间上的差异；其内部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和方式更是千差万别。有的地区和国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从而形成了典型的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有的地区和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没有发展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故没有形成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而是形成了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参与的各种非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37]即便在当代西方国家，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表现形态也是大相径庭的。这是由一个地区和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等多种因素决定的。所以，不能用同一模式（即“西欧模式”）来衡量资本主义普遍性，否则，就会出现两种错误的倾向：一是把“西欧模式”视为资本主义的一般模式，并不分具体历史条件地用这种模式去硬套世界其他地区的资本主义；二是把资本主义仅仅视为“西欧模式”，凡是不符合这种模式的都不是资本主义。后一种倾向把资本主义限于西欧，似乎是在反对“西方中心论”，但在其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上仍然是“西方中心论”，即把资本主义视为西欧社会的专利，认为资本主义只能是西欧社会的独特产物。不仅如此，这种错误的倾向还把东方某些相对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视为所谓“东方社会发展道路”，但这样一来，在逻辑上也就割裂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内在联系。
19世纪70年代以前，马克思无论是讲资本主义的一般，还是讲资本主义的特殊，实际上都是针对西欧资本主义而发的。这里主要以他对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一般与特殊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为例。马克思在《资本论》德文版第1卷中对资本主义起源的一般如是说：“资本关系以劳动者和劳动实现条件的所有权之间的分离为前提。……因此，创造资本关系的过程，只能是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因此，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38]这种历史过程的基础和基本特征就是“对农民的土地的剥夺”，但这种剥夺过程“在不同的国家带有不同的色彩，按不同的顺序，在不同的历史时代 通过不同的阶段”。[39]这是资本主义起源的特殊。[40]例如，在英国，资本主义起源的一般表现得最典型。“暴力掠夺”是英国资本主义起源的主要路径，它把资本主义起源的本质赤裸裸地展示了出来。在法国，“对农民的土地的剥夺”则采取了“抵押贷款”和“交付利息”的方式。[41]这种剥夺方式使作为“自由的土地所有者”的法国农民，自法国大革命以后的70年间，丧失了75％的土地。[42]在德国，农民主要是通过赎买封建义务而转入无产者和半无产者行列的，而容克地主则逐步地转化为资本主义经营的地主。这种把封建领主制经济缓慢地转化为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容克地主经济的改良方式，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农奴制残余为前提的。而“在意大利，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得最早，农奴制关系也瓦解得最早。……在15世纪末开始的世界市场的革命破坏了意大利北部的商业优势之后，产生了一个方向相反的运动。城市工人大批地被赶往农村，给那里按照园艺形式经营的小规模耕作带来了空前的繁荣。”[43]
由上可见，19世纪70年代以前，在对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研究中，马克思已经注意到了西欧社会范围内的资本主义的一般与特殊及其相互关系的问题，这就为他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通过东西方社会资本主义起源的研究，把对资本主义的一般与特殊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由西欧推及世界，奠定了逻辑基础。[44]不过，我们也应当看到，这一逻辑基础同时也包含了马克思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对资本主义的一般与特殊及其相互关系认识的局限性。其主要表现是：马克思并没有在理论形态上把他当时关于资本主义的一般与特殊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明确地限于西欧 （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后来《资本论》法文版第1卷的相关更正）。其主要原因在于：19世纪70年代以前，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所涉及的主要材料来自处于资本主义“上升阶段”的西欧，而东方国家内部资本主义发展状况的材料基本上尚未进入其视野。这也是马克思当时还不可能完成对“欧洲独特”说的彻底批判的一个主要原因。“欧洲独特”说的要害不在于认可资本主义首先起源于西欧（这并没有错），而在于主观断定资本主义只能起源于西欧，世界其他地区的资本主义都是西欧资本主义推广的结果，世界各国只能模仿式地走西欧社会的发展道路才能进步。“欧洲独特”说把“资本主义”、“西欧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世界历史”这三个概念各自所涵盖的内容混淆在一起，把资本主义的一般等同于西欧资本主义的特殊，故而产生了极大的迷惑性，以致能把持坚决反对种族主义意义上以及政治立场和价值观念意义上的“西方中心论”的人引入歧途。
19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过渡以及革命运动扩展到东方国家等重大历史事件，对马克思思想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这一历史背景下，马克思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和俄国革命运动及其所提出问题的持续关注，进一步拓展了他的世界历史视野，使他开始思考《资本论》德文版第1卷“所谓原始积累”一章关于以英国资本主义起源为主要内容的论述的方法论适用范围问题。众所周知，在《资本论》法文版、《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和给查苏利奇的复信及其草稿中，他明确地把《资本论》中关于以英国资本主义起源为主要内容的论述的意义限于西欧。但由于忽略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一般与特殊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过程，故学界对他的这一思想变化产生了种种误解。
笔者认为，我们应当从学理上搞清楚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马克思强调西欧资本主义起源和发展的特殊性，反对把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路径和方式泛化为所有民族国家社会发展的路径和方式，这丝毫没有资本主义只能起源于和存在于西欧的意思。“对农民的土地的剥夺”是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一般，但对非西欧国家的资本主义起源的一般则不能这样说。1881年年底至1882年，马克思写了一篇《关于俄国1861年改革和改革后的发展的札记》的手稿，这部手稿可以说是其多年来搜集、整理、提炼和思考关于“俄国问题”的各种资料的结晶。在其中，他比较了作为东方大国的俄国在其资本主义起源和发展方面与西欧社会的不同。在他看来，其中一个主要不同之处就是“赎买”，即摆脱人身依附关系的农民赎买地主的一些土地。这种赎买自然在一定程度上触及了地主阶级的利益。对此，他如是说：“打算解放农民的风声刚一传开，政府就不得不采取措施对付地主用强力剥夺农民或者把农民迁往不毛之地的做法。”[45]虽然，这种“赎买”在整体上是非自愿的，但毕竟说明在资本主义起源方面俄国与西欧的路径和方式有所不同，即“要剥夺农民，不必像在英国和在其他国家（指西欧各国——引者注）那样，把他们从他们的土地上赶走；同样，也不用命令来消灭公社所有制”。当然，在俄国，“对农民的剥夺”虽然不是直接将其从土地上赶走，但随着专制政府的横征暴敛以及商人高利贷者的残酷盘剥程度的加剧，农民必然被迫离开自己的土地。[46]在资本主义起源的路径和方式方面与西欧不同，决定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必然也与西欧不同。进而言之，即便俄国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类型的国家，其过程也绝不会是“西欧模式”的简单重演。这就是蕴含在马克思上述思想中的科学论断。就此，他曾质问俄国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崇拜者”：“俄国为了采用机器、轮船、铁路等，是不是一定要像西方那样先经过一段很长的机器工业的孕育期呢？同时也请他们给我说明：他们怎么能够把西方需要几个世纪才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信用公司等）一下子就引进到自己这里来呢？”[47]可见，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的一般与特殊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由西欧推及世界，绝不是对原有相关认识的简单推演，而是对原有相关认识的一种创造性的发展。不过，要对这方面问题有全面的把握，还必须对下面与其相关的一个问题加以说明。
二是当时已被迅速发展起来的俄国资本主义包围，[48]其内部存在着公有和私有的对立，但其主体部分尚未完全解体的“最新类型”的农村公社，对它的未来发展道路，也同样不能用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路径和模式来“剪裁”。在马克思看来，俄国农村公社无论是最终瓦解还是“获得新的生命”，都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路径和模式无关，因为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笔者认为，马克思是把“俄国农村公社未来命运”置于一个总的“问题域”中来加以思考的，即当时的俄国是继续走资本主义道路，从而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类型的国家；还是走一条使俄国农村公社“获得新的生命”，从而缩短整个俄国向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这一“问题域”虽然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路径和模式无关，却是以资本主义世界历史、资本主义发展以及西方社会主义革命为其不可或缺的背景和重要参考系的。所以，马克思在谈到俄国农村公社“获得新的生命”的“具体的历史环境”时，与资本主义世界历史和资本主义发展等相关的一系列话语表述便出现了，如俄国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49]“俄国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的”，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存在的东西”，[50]“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51]作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52]的俄国人民革命的发生；汲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53]等等。从方法论上看，马克思在对上述“问题域”的思考中全面把握了“资本主义”、“西欧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世界历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道路”、“资本主义制度”、“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制度”这些范畴间的辩证关系。笔者认为，这也是马克思在19世纪70年代后把他对资本主义的一般与特殊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由西欧推及世界的一个重要成果。
或许由于在方法论上把上述这些重要范畴混为一谈，学界多年来一直有种流行的研究思路，即直接根据马克思在其晚年把《资本论》德文版第1卷“所谓原始积累”一章关于资本主义起源论述的方法论适用范围明确限于西欧各国的观点，以及他关于俄国农村公社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就断定马克思认为只有在西欧的历史环境中才能产生资本主义，东方国家可以走与资本主义无关的社会发展道路即所谓“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笔者认为，这是在人为地制造马克思晚年思想中的矛盾。如上所述，马克思在提出俄国农村公社“不通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时，并没有否定俄国已经走了资本主义道路，更没有否定资本主义在俄国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上述研究思路本有想凸显马克思反“西方中心论”形象的意思，但殊不知，这不仅误解了马克思的原意，而且也给“西方中心论”留下了可乘之机。它同样会给马克思“过高的荣誉”，同时也会给他“过多的侮辱”——认为马克思把资本主义视为地域性的生产方式。作为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意义上的“西方中心论”的两大基石之一的“欧洲独特”说，有一个不可或缺的假设前提，即资本主义只能是西欧社会的产物，只能是西欧社会的专利。从这一假设前提出发，必然把东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都视为西方国家推广的结果，抑或说，必然把东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都视为西方国家在世界各地区创设“西欧历史环境”的结果。“欧洲独特”说的其他推断都是由此产生的。“欧洲独特”
说在其假设前提与现实的世界历史发展间设置了一个“陷阱”：如果否认其假设前提，就必然在逻辑上认定即便没有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入侵，东方国家也能发展出像西方国家那样的资本主义制度，否则就等于在逻辑上承认了东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是西方国家在东方国家创设“西方历史环境”的结果。为了跳出上述“陷阱”，弗兰克干脆就不承认有资本主义这码事。这的确是最“经济”的方法，但对分析近现代以来的世界历史的变化发展不仅无利，而且有害。
“资本主义”并不等于作为制度而存在的资本主义，更不等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是一种世界历史性的生产方式。至于这种生产方式是否能在某一国家或地区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是否能在某一国家或地区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制度，则取决于“具体的历史环境”。马克思对“欧洲独特”说的科学批判和超越就在于：在把对资本主义一般与特殊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由西欧推及世界的过程中，他不仅在方法论上科学限定了《资本论》德文版第1卷“所谓原始积累”一章关于资本主义起源论述的方法论适用范围，坚决反对将其作为抽象的“历史哲学”来剪裁非西欧国家的历史发展，同时也进一步确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是地域性的生产方式，虽然它的起源和发展方式在各个国家和地区（如作为东方大国的俄国与西欧）是有所不同的；[54]更为重要的是，他还为俄国农村公社指出了一条“不通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路径，从而也为整个俄国指出了一条缩短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可能性路径。而俄国公社和整个俄国的这种可能性路径都是与资本主义息息相关的。可以说，“欧洲独特”说在马克思这里彻底崩溃了。[55]
综上所述，马克思大体在彻底摆脱“东方社会停滞”等“西方中心论”词语表述影响的同时，把对资本主义的一般与特殊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从西欧推及世界，彻底超越“欧洲独特”说，最终完成了对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意义上的“西方中心论”的科学批判，并据此为处于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中俄国农村公社和整个俄国指出了一条与资本主义紧密相关，但又不同于西方社会进路的可能性发展路径，从而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历史唯物主义，丰富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历史底蕴。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1] 该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13AZX004）“历史唯物主义超越‘西方中心论’的逻辑和方法”的阶段性成果。
[2] 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的东方》，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39、40、39、39、446—447、441页。
[3] 同上。
[4] 同上。
[5] 同上。
[6] 同上。
[7] 同上。
[8] 自《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的东方》在我国翻译出版十多年来，对弗兰克的“整体论的、普遍的、全球性的世界历史”观，我国学者从世界史学科的角度探讨得比较充分。对其赞誉的有：突破西方中心论的窠臼、质疑了“亚洲停滞论”，以一种“全球视野”观照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重视中国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并为解释欧洲崛起提供了新视角，是20年来西方关于中国研究某种程度上的一个总结；对1500年以来世界各地之间的经济联系作了一个气势恢宏的论述，重构了1400—1800年的世界体系，从长远的历史视角促使我们思考世界各地之间、前工业化时代和工业化时代之间的许多复杂联系，等等。对其批评的有：把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导向全盘否定近代以来欧洲历史提供的社会发展经验，否定这种经验的社会发展价值以及给人类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白银资本》的最大问题是其新奇的论点和经验证据之贫乏、统计数据之不完备；无论是就总体的理论假设和分析方法而言还是就具体的历史细节而言，这本书都大有讨论的余地，等等。（参见何爱国：《〈白银资本〉研究综述》，2009年2月26日，http:／／1w.china-b.com／wxwh／20090226／409187—1.html，2013年8月15日）可以认为，从目前我国世界史学界对弗兰克相关思想研讨的状况来看，弗兰克对马克思学说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合法性的否定被有意或无意地遮蔽了。
[9] 应当承认，“西方中心论”的话语成分的确包括“资本主义”、“理性主义”、“现代性”等。“西方中心论”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从有关“资本主义”、“理性主义”、“现代性”的话语成分中确立和发展起来的。为此，弗兰克干脆彻底否定这些话语成分的真实性，似乎这样一来“西方中心论”就会被批得“体无完肤”了。但实际上，在词语上否认“资本主义”、“理性主义”、“现代性”的真实性，并不等于在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上否定“西方中心论”。因为，“西方中心论”的某些词语成分（如“资本主义”、“理性主义”、“现代性”等）并不等同于“西方中心论”。
[10] 虽然在1800年以前，东方特别是中国，在世界上所占据的优势已是一个历史事实，但这一“历史事实”在弗兰克那里只是重述了国内外学界早已有的相关成果。
[11] 关于资本主义是否真实存在的问题，本文不打算涉及，因为这是个假问题。只要充分证明马克思学说不是“西方中心论”，弗兰克关于“资本主义”是“西方中心主义的神话”的论断就会“不攻自破”。
[12] 转引自汤姆·雷弗《乔万尼·阿瑞吉：资本的绘图师》，《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3期。当然，罗伯特·布伦纳这段话中也有不准确的地方需要纠正，即“资本主义是怎样兴起的，它为什么出现在世界某些地区而不是其他地区”，应为“资本主义是怎样兴起的，它为什么首先出现在世界某些地区而不是其他地区”。
[13] 马克思以前，欧洲思想发展曾经历了持续200年的“中国热”，“中国”已为欧洲主流思想界耳熟能详。在德国，从莱布尼茨和沃尔夫到康德和黑格尔，走过了一个对中国从崇敬颂扬到批判反思的历程。如果说当年莱布尼茨学派对中国持褒奖态度的话，那么，马克思青年时代所崇拜的思想导师黑格尔则对中国进行了辛酸的嘲讽和严厉的批判。这无疑对当时的马克思有一定的影响。
[14] 叶险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文化逻辑及其现代启示》，《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
[15] 安德鲁·海伍德：《政治学的核心概念》，吴勇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86页。
[16] 笔者这里所说的“具有‘西方中心论’成分的历史叙述材料”是指：被“西方中心论”在不同程度上所“过滤”过的历史材料，它诠释了“西方化”的东方，如：远离文明，愚昧、停滞等。
[17] 笔者之所以这样认为，其主要根据是：马克思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过程中，拒斥了民族和民族文化在整体上有优劣之分的观点；深刻地批判了“德国中心论”的“虚假的世界主义”；揭示了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历史形态的合理性和暂时性（参见叶险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文化逻辑及其现代启示》，《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这三个方面足以说明，马克思在初步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完成了对种族主义意义上的“西方中心论”，以及政治立场和价值观念意义上的“西方中心论”的科学批判。
[18] 例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提出了经济相对落后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可能性命运的思想，即“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 （例如，英国工业的竞争使德国潜在的无产阶级显露出来了）”，而对于某一经济相对落后国家的革命发生来说，“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8页） 笔者认为，马克思这一思想虽然只是针对当时的西欧国家的先进与落后的状况而发的，但其中却蕴含着对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意义上的“西方中心论”的拒斥，即没有简单地用“落后与先进”来度量相对落后国家的未来发展。也就是说，马克思实际上是在拒斥把“落后与先进”绝对化，在逻辑上涉及对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意义上的“西方中心论”的批判。
[19] 在19世纪50年代初期，马克思有几段话，成为包括弗兰克在内的一些东西方学者认定其学说是“西方中心论”的主要依据：“东方……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这甚至是了解东方天国的一把真正的钥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56页）；“从遥远的古代直到19世纪最初十年，无论印度过去在政治上变化多么大，它的社会状况却始终没有改变”（《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0页）；自古以来就存在的“东方专制制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682页）；“在桌子开始跳舞以前不久，在中国，在这块活的化石上，就开始闹革命了。这种现象本身并不是什么特殊的东西，因为在东方各国，我们经常看到社会基础不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545页）；中国社会生活是“停滞的社会生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548页），等等。
[20] 就目前我国学界而言，在尚未摆脱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意义上的“西方中心论”束缚的同时，又出现了一种极端的认识倾向：把各个民族和国家社会发展的特殊性绝对化，认为西方社会和东方社会各走各的路，无所谓先进与落后（在一定的世界历史时代中的）。这种认识倾向似乎是在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上彻底否定了“西方中心论”，但实际上仍未摆脱“西方中心论”的框架。
[21] 参见叶险明《“两部历史学笔记”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发展中的地位》，《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8期。
[22] 我国有的专门研究世界史的学者曾对马克思19世纪50年代初关于东方“不存在土地私有制”的论断如是说：马克思关于“不存在土地私有制”的真实含义有二，一是不存在西欧资本主义土地私有制意义上的土地私有制；二是不存在占统治地位的私有制。因此，马克思对于东方“不存在土地私有制”的论断，并没有否定东方存在着“发展程度较低的私有制”（黄思骏：《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印度“不存在土地私有制”的真正含义》，《南亚研究》1989年第4期）。如马克思在1853年6月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至于所有制问题，这在研究印度的英国作家中是一个引起激烈争论的问题。在克里什纳以南的同外界隔绝的山区，似乎确实存在土地私有制。”（《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8页）笔者认为，这一看法值得商榷。首先，如果马克思用西欧资本主义土地私有制来度量东方是否存在私有制，那么他就不应该有东方存在着“发展程度较低的私有制”的看法。这显然是矛盾的。其次，东方是否存在着“不占统治地位的私有制”，马克思当时也并没有完全认定，否则就不会出现“似乎确实存在土地私有制”的说法。实际上，即便这种模棱两可的说法也从来没有在马克思公开发表的著述（包括报纸上的文章）中出现过。
[23] 这种“进步观”有三个特点：一是无视相对落后的东方社会对西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二是把度量西方社会进步的标准泛化；三是把东方社会相对落后绝对化。
[2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612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8页注（25）。虽然历史的发展表明，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并没有起到马克思所期望的作用，故他对中国太平天国运动的评价后来有所变化，但这并不影响笔者在文中论断的成立。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599—600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72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
[29] 同上书，第115页。
[3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1、584页。
[31] 同上。
[3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5—246、636页。
[33] 同上。
[3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283—284页；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85页。
[35] 20世纪9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多样性”开始成为西方学界资本主义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我国学界近年来才开始关注这方面的问题。本文并不专门探讨资本主义多样性的问题，而仅想就此指出，虽然，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其重点放在“资本主义的一般”上，但也并非没有涉及“资本主义的特殊”即资本主义的多样性。
[36] 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恩格斯在1892年3月给丹尼尔逊的一封信中就已明确指出：“人们早就确信：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使用蒸汽发动机的机器工业，自己不能满足（哪怕是大部分） 自身对工业品的需要，那么，它现在在各文明民族中就不可能占据应有的地位。俄国也就是从这个信念出发开始行动的，而且是以巨大的努力行动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5页）。在这封信中，恩格斯把发展“机器工业”和“现代工业”等同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
[37] 这里需要提及的是，马克斯·韦伯 （Max Weber）的一部他去世后才出版的著作——《世界经济通史》，其“西方中心论”色彩有所减少，对资本主义起源一般和特殊问题的论述也有相对比较客观的地方。其中，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是揭示了资本主义的一般，他说：“哪里有用企业方法来供应人类集团所需要的工业，哪里就有资本主义存在，而不管需要的内容是什么。更具体地说，一个合理的资本主义企业就是一个附有资本会计制度的企业，也就是，根据现代簿记和结算的方法来确定它的收益能力的一个机构……不言而喻，一个个体经济可以沿着资本主义的路线发展到各种不同的程度。可能有一部分经济供应是按照资本主义方式组织起来的，而另一部分则奠定在手工业或庄园的型式上。”（马克斯·维贝尔：《世界经济通史》，姚曾廙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233页。马克斯·维贝尔即目前我国学界普遍采用的中文译名——马克斯·韦伯）这就是说，在世界历史中，资本主义是与广义的工业（包括手工工业）生产相联系的，因为，其存在和发展需要企业的方式，即从事生产、流通、服务等经济活动，以生产或服务满足社会需要，实行自主经营、独立核算、依法设立的一种追求盈利的经济组织形式。这种营利性的经济组织方式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果韦伯的这一观点可以成立的话，那么，作为一种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在世界各个地区都必然会存在，除非世界某个地区就没有广义的工业的存在和发展。所以，那种认为中国等亚洲国家在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接触前就存在着资本主义即“早期资本主义”，就是符合逻辑的了。我国有的学者就曾对这方面的问题展开过探讨（参见徐晓望《“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论”的合理内核与中国近代化问题》，《学术研究》2003年第1期）。二是指出并不是世界任何地区的资本主义都会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韦伯说：“只有需求的供应已经按资本主义方式组织到了这样突出的程度，以致如果我们设想这种形式的组织一旦取消，整个经济制度的崩溃就在意料之中，这整个时代才可以称作典型的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斯·维贝尔：《世界经济通史》，第233—234页）这里，韦伯所说的“典型的资本主义时代”，实际上就是指“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进而言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意味作为民族国家基本制度的资本主义的确立，但具体到某个民族国家的资本主义能否最终发展成为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这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3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21—822页。
[39] 同上书，第823页。
[40] 马克思在《资本论》德文版第1卷中所说的“不同的国家”，不是指世界上所有的国家，而是指“西欧的其他一切国家”。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资本论》法文版中做了更正［《资本论》（根据作者修订的法文版第一卷翻译），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70页］。
[4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160页。
[42] 张新光：《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法国式道路》，《河北学刊》2009年第2期。
[4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23页注（189）。
[44]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这一“逻辑基础”之所以能奠定，与马克思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和他以往关于资本主义存在的历史性和暂时性的科学认识中所内含着的对“欧洲独特”说的否定，有直接关系。
[4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63页。
[4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1—582页。
[4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1页。
[48] 实际上，马克思早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和给查苏利奇的信以前，就已经了解俄国已经开始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在俄国，17世纪以来就有了最初的资本主义的萌生和发展，从19世纪三四十年代又开始了缓慢的工业革命过程。1861年改革以来，俄国资本主义获得了比较迅速的发展。马克思是从19世纪60年代末开始注意俄国资本主义化的过程的。但使马克思对俄国资本主义化的过程倾注更多的精力是由于他在1869年秋读到了瓦·瓦·别尔维的《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书。他给予该书高度的评价。1870年2月，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将该书视为继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之后的“最重要的一本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21页）。正是以对这本书的关注为契机，马克思全面展开对俄国资本主义化过程的研究。这也说明，马克思是在确认作为民族国家的俄国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的前提下谈俄国农村公社的命运的。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复信后也同样关注俄国的资本主义化过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59—460页）。
[4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1页。
[50] 同上书，第571、575页。
[5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1、575页。
[5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48、465页。
[53] 同上。
[54] 无论是从历史上看，还是从逻辑上看，东方资本主义类型的国家都不是也不可能是西方社会发展模式简单推广的结果。
[55] 虽然，马克思关于俄国公社和整个俄国上述可能性路径的设想没有实现，但他关于汲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积极成果”的思想，在他（和恩格斯） 以后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越来越凸显其重要性。在某个相对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须要汲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积极成果”，唯其如此，才能最终实现对资本主义的辩证扬弃，走在世界历史的前列。马克思超越“西方中心论”的历史和逻辑在方法论上就蕴含着这种“铁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