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媒体时代少数民族小说的发展策略[108]

杨彬

（中南民族大学）

从传播学界开始，大家都在惊呼全媒体时代来临了。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传播手段的不断创新，出现了太多的新媒体，因此，传统媒体与新媒体都被大量使用，因而出现“全媒体”（omnimedia）的概念，“‘全媒体’的‘全’包括报纸、杂志、广播、电视、音像、电影、出版、网络、电信、卫星通信在内的各类传播工具，涵盖视、听、形象、触觉等人们接受资讯的全部感官，而且针对受众的不同需求，选择最适合的媒体形式和管道，深度融合，提供超细分的服务，实现对受众的全面覆盖及最佳传播效果”[109]。全媒体的资讯呈现出全媒体传播、全媒体采编、全媒体运营的趋势。在这种背景下，小说作为一种依靠文字塑造文学形象、张扬文化内涵、传播审美内涵的传统文学形式，面临着极大的挑战。按照徐则臣先生所说：在全媒体时代，整体感和陌生感正在消失，因此，靠讲一个完整的故事，提供一些陌生化的风俗风情，已经难以如以前单一媒体时代和部分媒体时代那样广泛地引起人们的关注了。因此，全媒体时代，关于小说的生存状态，当下的学人基本上有以下的观点：第一，全媒体时代给小说带来很大的冲击。因为全媒体时代消灭了很多人们认知中的盲点和死角，也就是说，现在通过报纸、杂志、广播、电视、音像、电影、出版、网络、电信、卫星通信等媒体，没有什么是人们完全不知道的，小说如果还是按照以往的方式进行写作，很难再引起读者的热情。第二，全媒体时代虽然给予小说创作很大的冲击，但是并没有影响到小说创作的根基，作为纸质媒体的一种重要文学形式，小说仍然依靠文字想象力给予人精神上的愉悦感，因此即使在全媒体时代，文学尤其是小说依旧在传媒中占有相当的位置。第三，全媒体时代毕竟给予了文学尤其是小说很大的冲击，因此，在全媒体时代，文学创作和小说创作不能对当下全媒体对文学和小说的冲击坐视不理，作家和评论家要积极应对，在保持文学的本质和优势的前提下，采取一些新的策略，积极吸纳新媒体的新方法，让文学在全媒体时代能够不落后于时代，让“以文字为基本媒介、以神思专注的捧读作为人类审美享受和精神骄傲的文学依然体面地存在，并生生不息”[110]。

少数民族小说是小说中一种颇具特色的形式，少数民族小说在以往的发展中，以其少数民族的特色屹立于中国小说之林，其优势是采用展示少数民族的风俗风情的方法，达到陌生化的效果。但在全媒体时代，这种方法已无法激起读者的兴趣。因此，在全媒体时代，少数民族小说必须采取新的策略，让少数民族小说在全媒体时代得到更好的发展。

一

少数民族小说在纸质媒体为主的时代，其主要策略是展示少数民族的风俗风情。在20世纪50—70年代，少数民族小说在当时政治化的格局下，采取展示少数民族风俗风情的方法，给读者带来陌生化的效果。他们在作品中大量展示少数民族风俗风情、描写少数民族地区的物象和景色、穿插汉语直译的少数民族语言、塑造具有少数民族特点的人物。虽然此阶段少数民族的风俗风情只是这些少数民族地区阶级斗争生活的点缀，是阶级斗争故事展开的少数民族环境，是小说政治主题的少数民族色彩渲染，此阶段少数民族的风情和文化没有成为当时少数民族小说的主角。但是，少数民族小说的这些努力还是让全国读者感受到了清新的少数民族特色，为中国当代文学添加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异样的风景。因此，展示少数民族风俗风情的方法成为当代少数民族小说最普遍和最常用的方法，也是纸质媒体时代少数民族小说的独特优势。少数民族作家主要采取这些具体方法来展示少数民族的风俗风情：第一，将当时的显性叙事设置在少数民族地区。将当时主要的叙事类型：革命斗争叙事、土地改革叙事、农业合作化运动叙事、新人新风尚叙事、歌颂新婚姻法叙事等设置在少数民族地区，这种叙事设置扩大了当代文学的内涵和描写领域，同时也凸显了少数民族小说的陌生化特色。第二，采取凸显少数民族的风俗风情的方法。最突出地凸显少数民族特色的策略，是在作品中大量描写少数民族地区的自然风光。读者通过阅读这样的描写，了解到少数民族地区独特的风景，从而得到陌生化的美的享受。读者读后，对少数民族风光充满了憧憬。少数民族作家在描写少数民族的自然风光时，对自己民族特有的自然风光注入了浓浓的感情，读者从中可以读到作者那热爱自己的民族的情感。因此少数民族自然风光在20世纪50—70年代少数民族作家的笔下，充满了雄伟、壮丽、辽阔、清新、奇峻等美好的特点。同时，这些自然风光是17年少数民族小说故事发生的场域，和地理环境一起构成少数民族独特的地域特色。另一个突出的策略是少数民族独特的风俗描写。少数民族人民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和汉族不同的风俗。在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节日礼仪、信仰禁忌等方面都有各自独特的地方。这是区别各族人民的最主要的标志。玛拉沁夫的《茫茫的草原》因为是长篇小说，因此作品中的风俗描写更加丰富多彩。在作品中大量描写蒙古族牧民的风俗习惯，展示蒙古族的草原文化。作品描写蒙古族草原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翻身解放的伟大斗争，是一部具有新中国文学史诗性的作品。但作品和同时代汉族的红色经典不同之处在于，作品在一个充满硝烟氛围的阶级斗争中，描写了蒙古草原上颇具自然美和浪漫气质的蒙古族特色。作品中有很多蒙古族风俗的描写，比如作品中关于那达慕的描写，具有很丰富的民俗学意义，描写独特的少数民族风俗成为17年少数民族汉语作家凸显少数民族特色的重要策略之一。另外，为了凸显自己民族的特色，少数民族作家常常选择自己民族典型的物象，突出民族特色。比如，蒙古族小说常常出现草原、骏马等物象，彝族小说中常常出现金沙江、门板、天菩萨等物象。因为少数民族作家对自己民族的典型物象非常熟悉，运用起来得心应手。少数民族典型物象的运用将这两者结合起来，成为少数民族汉语小说中表达少数民族特色的一个重要策略。

但是进入全媒体时代后，少数民族的地理环境、少数民族自然风光、少数民族物象特点不再是遥不可及不能了解的陌生化特点，在任何一个媒体中，都有关于各个少数民族地区的地理风光、风俗风情的介绍，尤其是网络，可以说是应有尽有。因此少数民族小说还是采用以上的方法，将失去其独特性。何况，展示少数民族风俗风情的方法本身就具有背景化、表面化的缺点。因此，全媒体时代，少数民族小说必须采取新的方法、新的策略，才能在全媒体时代得到更好的发展。

二

进入全媒体时代，少数民族小说经历着小说共同的时代变故，少数民族作家在媒体逐渐发达的过程中，采取一系列策略，凸显少数民族特色，克服以往展示少数民族风俗风情方法的弊端，从外到里，运用文字描写少数民族生活的内在追求，展现小说的独特魅力，凸显少数民族特色。具体做法是凸显少数民族意识和宗教意识，这种策略是在新时期少数民族小说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在20世纪80年代初，少数民族小说克服以往只是展示少数民族风俗风情的弊端，开始由外及里凸显少数民族意识，开始对少数民族意识的自觉追求。这种对少数民族意识的自觉追求，将少数民族小说从学习汉族文学、靠近汉族文学的框架中提升到追求少数民族的独立品德的状态中，将以往风俗风情变成文化主体，成为具有少数民族文化风尚的生活文化，从表层描写到具有文化底蕴的深层挖掘，从罗列各种少数民族的风俗风情到将少数民族的风俗风情审美化。20世纪80年代的少数民族小说实现了质的飞跃。虽然这种超越，还只是部分作家的追求。但是给予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意义是非凡的，它直接开启了20世纪90年代少数民族文学张扬民族意识、张扬宗教意识、认同民族文化、传承民族文化和传播少数民族文化、表达少数民族族群体验等少数民族汉语小说的独立品德。这种主体性的追求，使得少数民族汉语小说成为不可替代、难以逾越、具有独一无二的品格和价值的文学类型。在新媒体不断发展的时代，少数民族小说采取以下几种具体策略张扬少数民族文化、凸显少数民族小说的独特魅力。

（一）自觉追求少数民族意识

20世纪80年代后期，少数民族作家开始了自觉的对少数民族意识的追求，自觉地描写本民族的文化心理、追求本民族意识，不以靠近汉文学为追求而是在深入民族文化心理的基础上追求本民族的意识。不只是在主流文学思潮中展示少数民族风俗风情，而是在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内核中自觉地描写少数民族意识、少数民族文化心理，从而昭示着新时期少数民族汉语小说的一种新的内涵出现，那就是开始表达少数民族族群文化，自觉地描写少数民族意识。突出代表有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鄂温克族是东北的狩猎民族，这个民族在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失去了自己的家园和以打猎为主的生活状态。乌热尔图以一种具有深沉忧患意识的笔触，描写鄂温克族的狩猎生活、民族意识以及那种鄂温克族特有的人和自然、人和动物相依相生的关系。乌热尔图以鄂温克族的文化心理选择题材、塑造人物、推动故事情节，也用鄂温克族的意识看待和解释小说中的人物的所作所为，用鄂温克族意识建构独特的鄂温克族文学特质。乌热尔图具有强烈的鄂温克族民族意识，他在自己民族中成长，他为自己的民族而自豪。鄂温克族特有的狩猎文化、原始文化是乌热尔图创作的源泉，鄂温克族特有的对自然敬畏、对森林的热爱、和动物相依相生的观点是乌热尔图的生命本能，是乌热尔图的民族文化心理。乌热尔图说：“我力求通过自己的作品让读者能够感觉到我的民族的脉搏的跳动，让他们透视出这脉搏里流动的血珠，分辨出那与绝大多数人相同，但又微有特异的血质。”[111]这种独特的民族意识，使得乌热尔图努力地追寻自己民族的独特文化意蕴和民族意识，以敖鲁古雅鄂温克族独特的民族生活、民族心理、文化经验为自己创作的土壤。

（二）追求民族文化之根

1985年前后，中国文坛出现寻根文学思潮。这个以汉文学为创作主体的文学思潮，其主要特征是运用文化主题取代政治主题，立足于民族文化传统，寻找中华民族之根。其目的是为了抵抗现代化过程中人欲横流、灵魂漂浮、和自然关系紧张等弊端。这种状态在少数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作家那里，具有更真切的感受，现代化对少数民族文化传统的冲击更加明显。因此，在寻根文学思潮中，一批少数民族作家加入寻根文学中，开始少数民族小说的寻根之旅。少数民族小说加入寻根文学思潮，和以往追随主流文学思潮不同，不是一味地对主流思潮的追赶和靠近，而是汇入寻根文学思潮中，成为寻根文学主要的内容之一。从某种角度来说，少数民族的寻根文学占了新时期寻根文学的半壁江山。1989年，经过长时期的军旅小说创作之后，满族的血脉牵引着朱春雨走向母族，开始把目光回观到自己的母族——满族的历史文化中，创作了长篇小说《血菩提》，开始他的民族寻根之旅。朱春雨是满族，他对自己的母族有天然的基于血缘的亲近，因此他用充满崇敬的情感去描写他的民族，这是民族的认同和血缘的追寻。巴拉人——这支因为逃避女真人杀戮而藏匿在深山老林、无拘无束地生活在长白山的生活状态、历史脉络以及他们的宗教信仰是作者重点描写的部分。作者通过这部分描写，追寻满族巴拉人的历史脉络、生活习俗、宗教信仰、图腾崇拜以及他们的生命意识。对巴拉人的历史文化的追寻，对巴拉人文化心理的描绘，使得该作品具有民族学、民俗学、文化学的价值。

藏族作家扎西达娃是用作品寻找藏族文化之根的著名作家。扎西达娃是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作家，但是扎西达娃是一个地道的藏人，对藏族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扎西达娃是第一个运用魔幻现实主义方法描写西藏生活的藏族作家，他的《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西藏，隐秘岁月》《去西藏的路上》等小说，具有比较典型的魔幻现实主义特色。他的作品将西藏神秘的藏传佛教和原始苯教文化、浓郁的藏族民族风情、纯净高远的高原自然环境结合起来，将神话、历史、魔幻、虚构、过去、未来等因素杂糅在一起，运用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将西藏世界描写得亦真亦幻。《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打破时空顺序，打破幻觉和现实的界限，引导读者进入具有浓郁藏族神秘特色的氛围中，领略西藏的神秘宗教、神奇自然、魔幻现实、历史传说。有人将魔幻现实主义分作主观魔幻现实主义和客观魔幻现实主义，比如莫言，有人就称其为主观魔幻现实主义，因为那种亦真亦幻的特色，是作家极具主观化的外现。而扎西达娃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被称为客观魔幻现实主义，因为藏族文化原本就有魔幻的一面，藏族文化中的藏传佛教和原始苯教都具有浓郁的魔幻色彩，扎西达娃并不是将魔幻色彩主观化，然后强加在他的藏族小说中而远离藏族文化特色，而是在藏族文化的内核中，找到藏族文化内在的文化心理，找到藏族文化深层密码，在此基础上，将藏族的现代和过去、神话和现实、宗教和心灵、历史时空和现代时空交相呈现，构成藏族小说中独特的民族意识。也就是说，扎西达娃只是客观地描写了藏族文化特有的魔幻特色。扎西达娃采用象征和隐喻等手法，运用现代手法观照西藏的历史文化、神话传说、宗教信仰，在魔幻而清晰的氛围中，追寻母族的文化之根。扎西达娃运用这种魔幻现实主义手法，不断地穿越时空，追寻藏族的历史，探寻藏族的文化，寻找藏族文化之根。

（三）正面表达宗教意识

宗教意识是少数民族人民的很鲜明的特色，但是在以往的少数民族小说中，宗教意识表达很少。按照当时主流意识，认为宗教是欺骗人民的工具。在以往的少数民族小说创作中，一般把宗教和政治等同起来，认为如果政治是反动的，宗教也是反动的，而且主要描写宗教中摧残人性的消极因素，将宗教作为封建迷信或者少数民族人民的精神枷锁。因此，在这段时间中，少数民族小说对宗教要么不涉及，要么采取批判的态度，没有从少数民族主体的角度去描写宗教，没有去描写和宗教水乳交融的少数民族的独特的宗教意识和民族意识。在20世纪50—70年代的少数民族小说中，没有正面描写宗教意识，其实是当时少数民族小说的一大缺憾。进入新时期后，少数民族作家开始从本民族的宗教信仰方面思考本民族的文化特质，开始从宗教角度思考本民族的审美追求。因此新时期的少数民族小说不再回避宗教问题，而是将宗教作为本民族一个突出的文化现象进行观照。对那些宗教信仰浓厚的少数民族，该民族宗教信仰的文化精神、宗教的神秘性以及宗教的意象世界，都对少数民族小说给予极大的影响。

在藏族作家扎西达娃的小说中，宗教意识描写趋于自觉，《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中的那位义无反顾、一往无前地追寻净土香巴拉的塔贝是一个虔诚的信徒，这是一位具有强烈宗教色彩的人物，扎西达娃在魔幻的氛围中，将藏族的宗教意识描写得深刻而浓烈。而《西藏，隐秘岁月》中次仁吉姆则是一位只有在西藏的藏传佛教和原始苯教影响下才会出现的具有神秘力量的人物，作品用神的意识描写人物，用神的心灵感悟万事万物，是宗教意识的正面表达。

对少数民族宗教意识全面地正面地表达，当是1989年著名作家霍达发表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用什么态度描写宗教意识，是新时期少数民族小说一个重要问题。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第一次正面的、以审美的姿态、以尊敬的笔触描写伊斯兰教信仰。作品将宗教意识和民族意识结合起来，歌颂一个民族积极向上、追求美好的品德，并将民族的信仰和热爱中华民族文化结合起来，从人性、审美等角度描写回族的宗教信仰，虽然同时也描写宗教信仰束缚下人性的扭曲，但是，《穆斯林的葬礼》已经和以往对宗教意识持否定和批判的态度不同，对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开了以尊敬的、审美的、正面的态度描写的先河，为20世纪90年代少数民族汉语小说张扬宗教意识的特点奠定了基础。作者站在回族的主体立场上，描写汉文化和回族文化的相互影响，描写伊斯兰教文化和汉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协调互补和多元宽容，试图在两种文化心理的矛盾中，找到一种能包容两种文化的途径。因此各个少数民族作家在以中华民族文化为主体的一体中，常常采用展示民族特色和宗教特色等少数民族特有的文化来展示多元的丰富性，用少数民族特有的文化心理来表现本民族的特质。这是新时期少数民族小说所追求的特色，也是新时期少数民族作家张扬少数民族意识的重要策略。

从这些少数民族的小说的方法来看，少数民族作家在媒体越来越丰富的新媒体时代，采用追求民族意识、宗教意识寻找少数民族文化之根等手法，逐渐深入少数民族文化的深处，弥补一般媒体有关少数民族文化描写的表面化的缺陷。从人性角度描写少数民族的生活，深入人性的深度，对少数民族的历史和现实进行审美观照，是新媒体时代少数民族小说的策略。

三

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新媒体越来越丰富，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继承了20世纪80年代少数民族小说的传统并得以进一步加强。从开始有意识追求到强烈张扬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宗教意识、神话意识，成为20世纪90年代少数民族小说的主要特点。因此这个时期的少数民族作家都把张扬少数民族意识、展示少数民族文化作为创作的基本目的，也把这作为传承少数民族文化的基本策略，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这种意识不是逐渐觉醒和趋于自觉，而是已经成熟。其主要策略是张扬少数民族意识和宗教意识，采用少数民族思维写作。

（一）强烈张扬民族意识和宗教意识

从文化角度描写少数民族生活，强烈张扬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和宗教意识，是20世纪90年代少数民族作家采取的主要策略。回族作家张承志在1991年发表了他著名的小说《心灵史》，这是张承志在作品中张扬回族的民族意识和宗教意识最强烈的作品。张承志大都不采取描写风俗风情的方法来表现回族文学特色，他一直以来都是以描写回族意识见长。《心灵史》发表于1991年。他写回族，不是为回族而写作，而是作为回族来写作。张承志成为回族穆斯林哲合忍耶教的一员。他说：“我沉入了这片海。我变成了他们之中的一个。诱惑是伟大的。我听着他们的故事；听着一个中国人怎样为着一份心灵的纯净，居然敢在二百年时光里牺牲至少五十万人的动人故事。在以苟活为本色的中国人中，我居然闯进了一个牺牲者集团，我感到彻骨的震惊。”[112]张承志把自己作为一个哲合忍耶教的成员，用鲜明的回族意识、用明确的哲合忍耶教意识写作《心灵史》，这是张承志张扬民族意识和宗教意识的最强烈的写作。少数民族小说到了《心灵史》这里，经历了少数民族小说从外在描写到内在表现再深入民族、宗教意识骨髓的真切感受的巨大变化，进入真正具有少数民族内涵的写作阶段。

（二）少数民族神话思维写作

20世纪90年代的少数民族小说，在经过了描写少数民族风俗风情，张扬民族宗教意识和民族意识等方法以后，找到一种传承和传播少数民族文化的新的方法，那就是运用少数民族的神话思维描写少数民族意识。这种只有少数民族才具有的神话思维，使得少数民族小说具有了真正的少数民族思维，获得少数民族真正的独有的特质。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在20世纪90年代发表了《你让我顺水漂流》《丛林幽幽》《萨满，我们的萨满》等小说，采用少数民族神话思维写作。这种独特的鄂温克神话思维表现如下：

1.鄂温克族人和动物合二为一的思维。这是神话思维中不分物我的思维，是不以人为主体、人和动物相通相融的思维，是所有动物都平等的思维。在鄂温克族神话中，有很多人熊成婚、熊是鄂温克族的祖先等故事。乌热尔图采用鄂温克族这种神话思维，构思了小说《丛林幽幽》。在《丛林幽幽》中，赫戈蒂是一头具有神秘力量的大母熊，她具有主宰人的情感和生活的能力，乌妮拉被熊挠了肚子，结果生出熊孩赫戈。后来赫戈和母亲一起杀死赫戈蒂，却发现赫戈蒂就是额沃，是奇勒查家族的老祖母。这种描写就是采用的鄂温克族独有的关于熊和人通婚以及熊是鄂温克族祖先的神话思维，是将动物视为同类、动物具有人的意识的神话思维的具体表现。除了对熊的看法具有特殊的神话思维，对鹿的描写也是采用这种神话思维来描写。鹿是鄂温克族人的朋友，是和人具有一样思维和情感的朋友，他们的忧伤就是人的忧伤。《老人和鹿》《雪》等作品中关于鹿的描写，就是运用这种神话思维进行描写的。鄂温克族老人认为只有鹿的声音才是他心目中的歌。在《雪》中，乌热尔图描写鹿采用人的思维，鹿是通灵的动物，鹿能够托着人的灵魂远行。因此鄂温克人能够听懂鹿唱的忧伤，那歌是这样唱的：

“妈妈，妈妈，你肩上沾了什么？妈妈，妈妈，你肩上怎么红啦？我的孩子，没有什么，从山坡跳下来，山丁子树叶沾在身上。妈妈，妈妈，你怎么哭啦？妈妈，妈妈，你为什么躺下？我的孩子，你可要记住。两条腿的人呐，让我的眼流泪；我的孩子，你可要记住。两条腿的人呐，让我的心淌血。……”[113]

这是鄂温克族特有的神话思维，这种神话思维也就是鄂温克族的民族思维。

2.鄂温克族对自然敬畏的思维。鄂温克族人对自然有敬畏之心，这种敬畏之心包括对自然的敬畏和对动物的敬畏。对自然的敬畏在于鄂温克族人从不认为人可以改变自然，他们认为人只能在自然中获得有限的东西，不能按照自己的欲望去贪婪地索取。这在他们的狩猎生活中对动物的态度可以看出来。鄂温克人是个狩猎民族，他们对待动物有着今天看来可持续发展的思维。他们为了生存必须猎杀熊，但是他们又敬仰熊、畏惧熊，认为熊是他们的祖先，因此熊具有超自然的神秘力量。这在《丛林幽幽》中有突出的表现，熊是人的老祖母，说明了鄂温克族将熊作为图腾的缘由。在《棕色的熊》中，描写了鄂温克族对熊的敬畏心理，“我”从小就耳濡目染看到父辈们对熊的敬仰和畏惧之情：宰杀了熊后，猎手都很伤心。吃熊肉时，要学乌鸦叫，并要说明不是人在吃熊肉，而是乌鸦在吃熊肉。熊死后要把熊的骨架放到高高的树上安葬。“我”15岁时，独自拿起猎枪去打猎，在与熊的搏斗中，从熊的厉害中经历了紧张和恐惧，明白了祖祖辈辈敬畏熊的原因。在乌热尔图的小说中，读者们了解了鄂温克族人对熊的敬畏之情。鄂温克族人从不直接称呼熊的名字，而是称作祖父（鄂温克族语言叫“合克”），或者称作祖母（鄂温克族语言叫“额沃”），或者直接称作熊神（鄂温克族语言叫“阿米坎”）。萨满是能通灵的人，因此萨满经常自称熊神。人与熊的关系如此，人和其他动物的关系也是如此。比如《七岔犄角的公鹿》，少年敬畏公鹿的彪悍、勇猛、力量，敬畏公鹿勇斗饿狼的勇敢，把公鹿当成心目中的英雄。在危机时刻为帮助公鹿自己负伤，将那有着七岔犄角的公鹿放走，并由此得到一直不喜欢他的继父的喜爱。鄂温克族特别喜欢鹿，尤其是驯鹿。他们把鹿当作自己亲人，也当作孩子们学习的榜样。在《雪》中，猎人伦布列、多新戈和申肯大叔为了活捉一头鹿，和鹿进行了一场艰苦卓绝的搏斗，作者在这篇小说中，在人和鹿的角逐中，作者用充满敬仰、热爱的情感描写鹿的特点：高傲、自尊、勇敢、顽强，尤其令鄂温克族人敬仰的是鹿追求自由的精神。鄂温克族猎人在和鹿的较量中，学习鹿的美好品德，和鹿共享山林。这是鄂温克族特有的思维，这种敬畏自然、敬畏动物的思维，在当今时代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当人类对自然、对人类的朋友不怀有敬畏之心，而对自然疯狂掠取、对野生动物疯狂屠杀而破坏生态平衡之后，人必然给人类自己带来灭顶之灾。因此人们通过阅读乌热尔图的小说，应该得到启发和警醒。

3.鄂温克族的萨满意识。鄂温克族信仰萨满教。萨满是通神之人，她能将鄂温克族人的历史、心灵、愿望融为一体，能表达鄂温克族人神秘的心灵以及神秘的文化。乌热尔图在他的作品中采用萨满的思维，采用神性、神秘等特征描写鄂温克族人的生活和心灵，表达对自然的敬畏对祖先热爱之情。萨满的表达就是鄂温克族人精神和文化的表达。在很多作品中，乌热尔图采用萨满作为叙述者、回忆者，萨满用神性思维描述事物，在外人看来神秘得不可知的事情，在萨满看来却是实际存在的。这种方法有人说是西方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实际上采用萨满思维的写作，是鄂温克族人特有的神性思维。

乌热尔图运用鄂温克族的思维进行小说创作，就是本着一个鄂温克族人的心灵来写作。乌热尔图运用汉语描写鄂温克族人的生活和心灵，用汉语传承鄂温克族的历史文化、思想信仰，其最好方式就是用汉语描写鄂温克族的民族意识、宗教意识，而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用汉语描写鄂温克族的思维，这种思维不管用什么语言表达，都是鄂温克族的思维，是鄂温克族区别于汉族和其他民族最鲜明的标志。这是乌热尔图对鄂温克族文学，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贡献之一。而乌热尔图对中国当代文学，对少数民族文学的贡献之二在于小说中那基于鄂温克族的强烈的环保意识，那对人类破坏自然、不敬畏自然的状态的揭露和批判，提醒人们应该敬畏自然、敬畏动物、与自然和谐相处，对当今疯狂攫取自然、屠杀野生动物的人们具有极大的启示和警醒作用。乌热尔图的这种环保意识，这种对人类的警醒作用，是采用对鄂温克族人那敬畏自然、敬畏动物的做法的描写，对破坏敬畏自然、无限攫取自然的后果描写来实现的。鄂温克族的优良品质经由乌热尔图的描写，展示了鄂温克族优秀的民族特色，比如正直、礼貌、毅力、殷勤周到、少粗鲁和野蛮贪心、永不怯懦、永不背叛等，这是人类都应具备的优秀品质。随着社会的发展，很多人对于自然疯狂攫取、对金钱无限崇拜、对人类的朋友不断杀戮，已经给人类带来了极大的伤害，森林缩小、野生动物灭绝、沙尘暴雾霾铺天盖地等，人类已经受到了破坏自然的惩罚。但是很多人还没有警醒。乌热尔图的小说为人类提供了敬畏自然的警示，但愿人们能从乌热尔图的小说中得到启示。

四

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市场经济进入深层次和全面发展的时期。少数民族文化和少数民族作家不仅面临着全媒体的挑战，还面临着现代化、全球化的挑战。少数民族文化在现代化冲击下出现碰撞、交融的趋势。因此21世纪的少数民族小说不能像20世纪90年代以前那样，只是单一地张扬少数民族意识，而是要探讨少数民族文化和汉文化交融、少数民族文化和西方文化碰撞的深层次问题。21世纪少数民族小说，不再只是表达少数民族文化融于汉文化、西方文化的努力，而是开始采用双重视角，在不断融合的文化中坚持保持少数民族文化，并在少数民族小说中追求人类共同的审美特性。

（一）现代化进程中的民族文化坚守

在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中，各个民族也在逐渐现代化。在这个过程中，各个民族普遍和其他民族交往，尤其是各个少数民族文化逐渐向汉文化、西方文化学习并逐渐融合的趋势，这是一个令少数民族作家难以接受又不得不接受的过程。一方面，少数民族作家希望能保持自己的民族文化，在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中保持自己的特色；另一方面，少数民族作家又希望能够在现代化过程中接受先进文化，促使少数民族文化和主流文化、世界文化接轨。这是一个惶惑矛盾却又充满希望的时代。在21世纪，少数民族小说在民族现代化和民族融合过程中保持少数民族文化的追求更加明显。

蒙古族作家郭雪波的小说就是力图在现代化过程中保持少数民族文化的典范。他的生态小说就是要在现代化过程中极力表现蒙古族独特的生态意识。随着现代化的发展，人们对草原不断攫取，蒙古草原因此不断沙化。作为出生在科尔沁草原的蒙古族作家，郭雪波对这种现状心急如焚，于是他拿起笔来创作“沙漠小说”和“动物小说”。其实“沙漠小说”和“动物小说”都是生态小说。蒙古人和草原、和动物是唇齿相依的关系，草原被破坏，相生相伴的动物就会遭殃；动物遭殃，人的生活也会受到很坏的影响。他的小说表达对草原不断沙化的忧患意识。他的小说《大漠魂》《沙狼》《银狐》《大漠狼孩》等作品都表达这种忧思。首先，作为蒙古族作家，他的描写对象都是蒙古草原上的人和动物，他基于蒙古族对自然、对草原、对大漠、对动物的热爱，展示蒙古族特有的生态意识。蒙古族人民对动物充满爱，这种爱是蒙古族特有的悲天悯人的爱，是蒙古族信仰佛教、喇嘛教、萨满教形成的独特意识，也是蒙古族世世代代和草原、和动物、和大漠和谐关系的表现。郭雪波用蒙古族意识描写动物、描写沙漠、描写草原，表达对人类破坏草原、掠杀动物的状态强烈的忧患意识。

土家族作家叶梅的《最后的土司》中则将两种文化碰撞和交融描写得惊心动魄。小说依然采用土家人和汉族人对比的写法，张扬土家族的民族意识和宗教意识，叶梅小说民族意识的描写比宗教意识描写更加鲜明。《最后的土司》中，覃尧是龙船河的最后一代土司，李安是闯入土家地区的汉族人，两种文化的冲突导致一系列悲欢离合的故事。虽然作品尽量客观地描写文化碰撞给彼此带来的伤害和影响，但是作为土家族作家的叶梅在情感上还是更多地倾向于土家族文化。从作品看，土司覃尧比李安要爽直、宽厚得多，对女人，土司覃尧比李安也要好得多。李安对伍娘的折磨以及最后带走孩子导致伍娘之死，主要是汉文化在李安身上的凸显。虽然两人对造成伍娘之死都负有主要责任，但从作品可以看出，作者的情感倾向于土司覃尧。这里可以看出作者在描写文化碰撞和民族融合中，保持少数民族文化特色的追求。

（二）民族文化交融中平等意识的追求

在新媒体时代，文化交融现象更加突出，在民族交融过程中，采取什么态度和观点是当今一个重要问题。阿来的小说《尘埃落定》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那就是平等意识的追求。

阿来在他著名的文章《阿来：穿行于异质文化之间》中说“我是一个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人”。表明他穿行于藏汉文化之间的状态。他对于藏汉文化的交汇、碰撞没有如批评家所说的那种焦虑症，因为他认为：“在我的意识中，文学传统从来不是一个固定的概念，而像一条不断融汇众多支流从而不断开阔深沉的浩大河流。我们从下游捧起任何一滴，都会包容上游所有支流中的全部因子。我们包容，然后以自己的创造加入这条河流浩大的合唱。我相信，这种众多声音的汇聚，最终会相当和谐、相当壮美地带着我们心中的诗意，我们不愿沉沦的情感直达天庭。”[114]阿来在两种异质文化中平等地穿行，阿来的这段话表明他对待藏汉文化平等、包容的心态，这也是他运用双重文化视角创作《尘埃落定》的缘由。《尘埃落定》超越以往少数民族汉语小说的新的特点，就是阿来在作品中进行了有目的的双重平等文化视角的写作。阿来虽然是回藏血统，但是他受到的却是藏汉文化影响。他从小在藏区长大，但后来考上中专后系统地学习了汉语，因此藏汉文化都对阿来有很深的影响。《尘埃落定》具有以藏族为主的藏汉文化融合的特色，是一部用藏汉双重文化视角写作的藏族汉语小说。阿来说：“‘我’用汉文写作，可汉文却不是‘我’的母语，而是‘我’的外语。不过当‘我’使用汉文时，却能比一些汉族作家更能感受到汉文中的美。”他说：“我是藏族人，我用汉语写作。”这样就形成了跨文化或者双重文化平等视角。作品最有特点的是塑造了傻子这个人物形象。这个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就包含了作者对于多重文化交融的理解，他站在藏族文化的主体上，描写这个汉藏混血儿的傻与不傻，从而在汉藏双重文化之间建立了独特的文化视角。作品围绕傻子的人生故事展开，傻子的一生构成了作品的主要脉络，他亲历了藏族土司由盛而衰直至土崩瓦解、尘埃落定的整个过程。

傻子是麦琪土司和汉人太太生的混血儿，是土司父亲酒后生出的傻儿子。

因此，傻子具有藏汉文化的双重视角和双重思维，他不完全是藏族父亲的思维，也并不全是汉族母亲的思维，他夹在两种文化之间，傻子可以同时拥有两种不同的眼光、观点和心态。因此，傻子不明白为什么可以随意鞭打家奴，他也不明白土司们都生活在一片土地上，还都是亲戚，为什么总要打仗？更不明白汉人和红汉人为什么能控制土司的命运？这肯定不是藏族土司的思维，因此麦琪土司不喜欢他，叫他傻子。说到傻子，他之所以傻，也是因为他处在两种文化之中，从而具有和纯种藏族血统的哥哥的大不同的思维。因此夹在汉藏两种文化视角之间的傻子就具有双重文化的特性，表面看起来是个傻子，实际上他是一个穿行于双重文化空间、领悟双重文化优点和缺点的聪明人。一方面他可以在两种对立的历史、文化空间自由出入，按照人的本性评价双方的优劣长短；同时因为和土司们的惯常思维不一致，因此显得不合时宜，傻里傻气。因此傻子就常常陷入不知道自己是谁的境地。“我”不像聪明人哥哥那样聪明，和藏族贵族们的思维常常不一样。因此在麦琪土司、土司太太及他哥哥看来就是傻子。关于聪明人和傻子，在很多民族的文学和哲学中都有描写，关于傻子大智若愚的特点，很多民族都有描述。看到《尘埃落定》中的傻子，我们会想到满族的贾宝玉、汉族的郭靖、藏族的阿古顿巴等人物，可见，傻子这个人物已经超越了藏族文化，具有人类的共性。同时作品描写了麦琪土司庄园里各色人等的贪欲、享乐、复仇、追逐权力等特点，这也是人类的共性。汉藏文化融合到人类的共同特性中，就形成了和谐美。

傻子这个人物设置十分巧妙。作品一开始描写傻子二少爷很多不同于常人的傻话和傻事，他每天早上醒来第一句话就是问“我”是谁？“我”在哪里？他总是说出和做出很多让父亲、母亲、哥哥以及周围人看来很傻的话和事。但实际上这些话却充满了哲理，说出了事情的真相，傻话实际上都是真话。比如“哥哥因为我是傻子而爱我，我因为是傻子而爱他”。哥哥因为“我”是傻子而爱“我”，因为“我”是傻子，傻子是不会也没有能力和哥哥争夺土司的继承权的，而“我”是傻子，自然不会知道哥哥多么不希望我聪明，甚至还有杀死弟弟的想法，因此“我”还是如爱哥哥一样的爱他。“聪明人就是这样的，他们是好脾气又是互不相让的，随和的又是固执己见的。”这句话实际上说明了聪明人的“聪明”的实质。

傻子形象具有藏汉文化交融的特色。傻子这个形象是藏汉文化交融的典范，藏、汉优秀文化地和谐交融，形成了这个具有人类共性的形象。

首先，傻子形象塑造受到藏族机智人物阿古顿巴的影响。阿古顿巴是藏族民间故事中的机智人物。阿来还以这个人物为原型写过一篇小说《阿古顿巴》。阿古顿巴是个专跟贵族、官员作对的下层人物，他是类似阿凡提的人物，他常用最简单的方式去对付贵族们最复杂的心计，并且常常获胜。这是藏族文化的延伸，藏族文化内涵在傻子身上得到充分表现。

其次，傻子具有汉族文化中老庄哲学的大智若愚的内涵。庄子认为，理想的人应该“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傻子在小事情上傻，但在大事情上则充满智慧，因此傻子具有大智若愚的特点。

最后，傻子的形象包含汉族文化儒家文化的特色。傻子虽然也有残暴的时候，但善良仁慈是傻子主要的特点。他对待下人仁慈，对待小厮们宽厚，会为下人挨打而流泪，真心为翁波意西的不平遭遇伤心；当别的土司领地上的人因饥馑快要饿死的时候，他指挥下人用大锅炒麦子进行施舍，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儒家文化中的“仁义”内涵，所谓“仁”就是具有不忍之心，就是善良之心。阿来要表达的是各个民族具有各自的特点，但是作为人类，有很多方面是有共通性的，从傻子的形象可以看出，他首先是一个藏人，一个具有鲜明藏族文化特色的人物，但又是具有汉族道家文化、儒家文化特色的人，这些优秀的人类文化特色集中在傻子身上，说明人类的共通性。阿来穿行在异质文化之间，在保持自己民族文化基础上用平等视角看待各种文化，同时探讨人类的共同特性。《尘埃落定》中关于多民族文化的和谐融合的探讨，可以为少数民族小说在全媒体时代找到一条新的思路。

在全媒体时代，少数民族文学采取了一系列策略，克服了全媒体时代少数民族小说发展的弊端，使小说朝着生态化、心灵化、内涵化方向发展，为少数民族小说在全媒体时代找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