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民间述史研究综述

虽然民间述史作品数量不多，但随着新媒体的出现，民间述史写作给文学界带来了革命性意义。如何充分利用这些民间文化资源，推动社会文化的发展与繁荣，这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目前，已有一些评论者关注到了民间述史作品，并进行了相关研究。通过分析相关研究资料，我们总结出民间述史研究主要有五方面内容：

第一，民间述史叙事理论研究。

有关民间述史的叙事理论研究还比较薄弱，我们把民间述史归为“非虚构文学”这一大类中，在中国知网上能搜索到的相关研究成果也不多，自1980年至今，只有不足百篇。我们能检索到的第一篇此类论文是董鼎山发表在《读书》（1980年第4期）上的《所谓“非虚构小说”》。这篇论文从美国作家诺曼·梅勒的非虚构小说《刽子手之歌》出版时在体裁上的争议开篇，一步步引导读者弄清楚什么是非虚构小说。董鼎山指出，“非虚构小说”这一概念是美国作家杜鲁门·卡波特于1965年提出的，那年杜鲁门·卡波特的《在冷血中》成为畅销书，这本书用小说笔法写了一桩真实的谋杀案，“卡波特花了二年余时间，到凶案地点查勘，向四邻五舍访问，并在狱中与等待死刑的两个凶手长谈，把所记录的材料，写成一本小说性的，有对白、有描写的书”[7]。卡波特自认为这是一本“非虚构小说”，是他创造的“新的艺术形式”。董鼎山认为虽然“非虚构小说”这一概念是卡波特最早提出的，但这种写作形式并非他最早使用，我国20世纪30年代流行的报告文学将文艺与新闻报道合为一体，其实也可算是一种“非虚构小说”，在美国称之为“新新闻写作”，如夏衍的报告文学《包身工》就属此列。“所叙的全是实事，而所用的是小说技巧。”[8]这就是“非虚构小说”。1987年，王晖、南平在《对于新时期非虚构文学的反思》一文中把报告文学、口述实录体定位为“完全非虚构”，把纪实小说定位为“不完全非虚构”，指出新时期非虚构文学正“全方位跃动”。[9]

2000年之前，有关国外“非虚构文学”写作理论的研究较多，占相关研究的三分之二左右，如陆文岳的《新新闻报道与非虚构小说》（《外国文学研究》1990年第4期）、张中载的《纳丁·戈迪默与〈自然变异〉——虚构与非虚构，界限何在？》（《外国文学》1993年第1期）、司建国的《美国非虚构小说简论》（《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6期）、邱岭的《非虚构传统——论日本现代私小说与古典文学》（《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等。这些论文有启蒙的味道，重在引导与争鸣，对国外非虚构文学的概念、发展演变的历程、代表性作家作品及相关争议进行了介绍与评析，这些研究成为我国“非虚构文学”创作与理论研究的最好铺垫。

2000年之后，尤其是2010年以来，随着国内非虚构文学作品增多，相关研究也迅速增多，如夏榆的《非修辞的生活，非虚构地写作》（《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2期）、吴琦幸的《论亚纪实传统和非虚构小说》（《文艺理论研究》2010年第6期）、李云雷的《我们能否理解这个世界？——“非虚构”与文学的可能》（《文艺争鸣》2011年第3期）、张文东的《“非虚构”写作：新的文学可能性？——从〈人民文学〉的“非虚构”说起》（《文艺争鸣》2011年第3期）、霍俊明的《“非虚构写作”：从文学“松绑”到“当代”困窘》（《文艺争鸣》2012年第1期）、蒋进国的《非虚构写作：直面多重危机的文体变革》（《当代文坛》2012年第3期）、龚举善的《“非虚构”叙事的文学伦理及限度》（《文艺研究》2013年第5期）、李丹梦的《“非虚构”之“非”》（《小说评论》2013年第3期），等等。这些研究成果视野逐渐由国外转移至国内，由对非虚构文学相关理论的介绍式研究转为理论探析式研究。研究的面更广，研究的内容更为深入，对非虚构文学的理论建构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这些研究成果中，任雅玲的《文学视域下的民间述史研究》较为系统地对我国民间述史作品的文体类型与文本特征进行了梳理，该文将民间述史作品分为“自传体、绘画体、散文体、小说体、报告文学体、社会调查”[10]等多种类型，同时也较为全面地评析了有代表性的民间述史作品。

近年来，口述历史的研究也越来越受重视，如2012年中国传媒大学成立了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重点进行口述历史的研究工作，收集、整理口述历史资料，举办相关学术活动，开展相关学术研究与传播、交流工作。崔永元口述历史团队2002年就开始进行口述历史的研究工作，现在已积累了大量的视频、实物、图文等资料。在中国知网上，以“口述史”为关键词，可以检索到一千五百余篇文献，核心期刊论文二百四十余篇。熊月之的《口述史的价值》、王铭铭的《口述史·口承传统·人生史》、陈献光的《口述史二题：记忆与诠释》等研究口述史的成果都产生了较大影响。虽然我们研究的“民间述史作品”与“口述历史”有差异，但口述史方面的相关研究也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相比2000年之前的非虚构文学叙事理论研究，上述研究成果更为全面、深入，无论是在非虚构文学写作的理论探讨与争鸣方面，还是在具体作品的叙事理论解读方面，都有更高的学术价值。这些研究为非虚构文学作品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也益于读者更深入地理解非虚构文学作品。

第二，民间述史作品价值研究。

这类研究比例较大，占研究资料的百分之二十左右。大部分研究者都对民间述史作品持肯定的态度。他们认为正是这些草根作者所展示的普通人的生活弥补了官方正史的不足，为历史增添了鲜活的细节。如王晖认为：“历史书写要重视时代更迭的‘大历史’，也要重视民间百姓日常生活的‘小历史’，也就是微观个人‘毛茸茸’的具体历史生活。”[11]张伊认为民间述史作品所反映的是“当事人身处其中的大背景，折射的是政治与社会变迁；当个人的记忆与公共事件重叠，私人记录就成为宏大叙事中最生动的面孔，也因此具有了超越个体记忆的价值”[12]。王春瑜认为民间述史作品频繁出版是好事，“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记忆写出自己眼中的往事，这至少是文化宽容的表现”[13]。

上述文章并不注重对民间述史文本进行深度的文化解读，它们大多从出版的视角出发，分析民间述史类作品或相关出版物的文化内涵与产业价值，如对大量刊发非虚构作品的《读库》，有评论者写出了《〈读库〉：三位一体的出版策略》《〈读库〉的文化消费》《杂志书：出版业市场的灵感与挑战——以〈读库〉为例》等文章，在《杂志书：出版业市场的灵感与挑战》一文中，李静提出：“《读库》把焦点对准‘改革开放后中国现在进行时’，以纪实的方式展示一代人的生活经历，勾勒时代的轨迹，为有思想、有知识、有文化的读者留下思考与判断的空间。较之当今传媒普遍存在的虚浮与浅泛，《读库》让读者感受到真实和真诚，而这一编辑方针也需要通过杂志书这一兼具深度文字与连续出版形式的载体来实现。”[14]显然，这类文章更关注的是民间述史类作品给出版业带来的商业价值与社会意义。

蒋进国在《非虚构写作：直面多重危机的文体变革》一文中分析并总结了非虚构写作的三个意义，即“探索新的叙事路径”，“重塑当代知识分子的社会担当”，“文学追问社会、叩问心灵的行动力”[15]。显然，从作者提出的第二点意义来看，作者将非虚构写作定位于作家写作，排除了非作家的个人化写作。这说明评论者对非虚构写作概念的界定还存在着差异。

也有一些论文拓展开来，对包含民间述史作品在内的所有“非虚构”作品的价值进行探讨，如张柠、许姗姗在《当代“非虚构”叙事作品的文学意义》一文中指出，“‘非虚构’的意图其实更应该是‘非虚伪’，告别虚伪的形式，描绘真实，寻求语言的在野状态，从中汲取力量，这才是非虚构小说的真正意义所在，也是我们应该延续和提倡的写作精神”[16]。卢永和在《“非虚构”与文学观的转向》一文中指出：“‘非虚构’是当下文坛的一个热词。‘非虚构’作为文学观念的倡导，是对20世纪虚构文学的反拨，也是传统文学的一种精神回归。‘非虚构’创作重新强调文学对社会现实的介入，目的是治疗文学的形式虚浮症，提升文学的思想质地。而从人类书写历史的发展而言，虚构文学与非虚构文类经过长期的分野后重新走向合一，这是新世纪书写文化的一道标志性景观。”[17]任雅玲的《平民非虚构写作的文化建构及其反思》从 “文化共享”“文化传承”“文化反思”三个方面分析了平民非虚构写作的文化价值。她指出，“当我们从文化视角观照平民非虚构作品时，会被它生动与质朴的面孔所打动。尤其在新媒体时代，平民非虚构作品以其鲜明的民间立场为受众所接受与认可，它使文化消费日益多元化，满足了百姓文化共享的需求，成为百姓反思与传承传统历史与文化的便捷路径”[18]。

可见，评论家们对包含民间述史在内的非虚构类作品还是持肯定态度的。在当下纯文学遭遇尴尬的语境下，非虚构写作激发起人们的阅读热情，拓展了文学的现实指向，使文学大众化、日常化成为可能。正如霍俊明所说：“当‘文学’‘非虚构’和‘写作’一起试图以新的方式、新的可能和新的空间来唤起文学力量和打破传统文学秩序的时候，其遭受到的挑战和难度是难以预见的。而在这一点上我承认和支持‘非虚构写作’，尽管其学理上有诸多难以自圆其说的缺陷。但是作为一种写作和阅读以及社会精神事实而言，我认为这种类型的写作具有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所不具备的新的对话能力和发现能力。”[19]

第三，民间述史作品文本研究。

虽然民间述史作品已引起了读者的关注，但对民间述史作品进行深入解读的研究成果还不多。

在现有研究成果中，对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两部作品的评价最多，有肯定，也有批评，贺仲明在《如何让乡村说出自己的声音——读梁鸿〈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有感》一文中对《出梁庄记》的叙述模式给予肯定，他指出：“《出梁庄记》超出了我们常见的对乡村和‘农民工’们的叙述模式，实现了对‘农民工’和乡村世界更深层也更真实的讲述。表现之一，是揭示了农民（‘农民工’）的深层生活和精神世界。与访问者梁鸿的亲切关系和梁鸿的平等态度，让梁庄的‘农民工’们坦率自如地讲述了他们进入城市后的种种生活经历和遭遇，细致地表达了他们对城市的复杂感受。‘农民工’们的话语非常质朴，在他们的讲述中，没有我们经常看到的传奇故事，没有着意的渲染和夸张，但却真实地展现了这些在城市中挣扎着的农民们的生活面貌，道出了他们的真实心声。……表现之二，是对乡村文化世界的深度思考。作品写的虽然是城市中的打工农民，但通过这些‘农民工’的生活和心灵叙述，让我们真切地体会到了乡村文化在现实中的变异和发展。‘农民工’的生活是复杂的，从空间来说，他们在城市生活应该属于城市人，但在精神上，他们又与乡村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他们是当前社会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型最直接的承受者和体现者，因此，在他们的生活世界中，乡村文化、乡村伦理发生了很复杂的变迁，他们的身上，更深刻地折射着文化变迁的轨迹和脉络。”[20]陈剑晖的《因为真实，所以感人——评〈中国在梁庄〉的成功与不足》一文则在肯定《中国在梁庄》真实性的同时，也指出了其不足，认为“正由于缺乏足够深入的理性分析和结构上不够集中紧凑，使得《中国在梁庄》虽然真实感人，却称不上深刻厚重”[21]。还有评论者认为：“《中国在梁庄》不是敞开式的，而是单向度的，人们常常发现对某一个社会现象只有作者的思考，而没有留给读者思考的余地，这也影响了这部作品对现实的深度思考，而这一缺陷也与它的‘非虚构’文学的名头有关。”[22]

台湾学者齐邦媛的《巨流河》也引起了评论家的争议。这部作品是自传式民间述史，总计40多万字。作者回忆了自1924—2009年间自己与家人的人生历程。在中国知网上能检索到40余篇相关评论文章，评论的角度也很广泛。有的从学术价值角度评析，有的从艺术价值角度评析，有肯定，也有批评。如陈辽在《一部爱国的但被偏见引入误区的回忆录——评齐邦媛的〈巨流河〉》一文中认为齐邦媛在历史的书写上存在一定的误区，他指出：“自传体的回忆录，所叙写的，所告知于世人的，应该限定于她亲历、深知的范围内。《巨流河》作为一部爱国的成功的回忆录，就是因为作者所写的那部分内容，都是她亲历、深知的。而她之所以在关于共产党在抗日战争的作为问题上和国民党何以失去大陆问题上进入误区，因为她在这两个问题上都已越过了她所亲历、深知的范围。她是在少女时期度过抗日战争的，在青年时期度过国共内战的，见闻仅局限在学校内，她并未亲历、深知抗日战争和内战的全过程。加之，她又有偏见，这又怎么能避免进入误区呢？”[23]

而李建立在《〈巨流河〉：大时代的表情、呼吸与体温》一文中则提出了相反的观点，他以《巨流河》中父亲齐世英的形象为例，指出：“书中对齐世英‘温和洁净’的评价可谓平正，无论是他与妻子的相濡以沫，还是在抗战大局中为国家为民族尽心尽力，都与所谓‘党国’官员的印象颇为不同。这也是以记忆方式存在的私人性质的叙述最有力量的地方：它们并不直接参与对历史结论的修正，而是专注于个人在大时代中的沉浮。当时代这种抽象的概念具体到个人、家庭、地域，甚至阶层的层面，就没有办法用盖棺定论的断言加以解释。一个时代的存活乃是立体的、全景式的，因其太复杂而难以定义，但它在时间（记忆）和空间（建筑）的维度都留有印记。刚性的历史事件之下还有许多柔性的欢乐、苦难、血泪、激情、信仰和迷茫，而人的记忆更侧重的往往是敏锐的感觉而非刚性的判断。”[24]在这里，李建立肯定了齐邦媛讲故事的方式，他认为应该允许一个故事使用不同的讲法，因为无论哪种讲法，呈现给读者的都是“大时代的表情、呼吸和体温”[25]，读者可以从这样的故事中自己去感受、触摸并反思历史。

上述评论能够对民间述史作品进行客观解读，有利于读者了解民间述史作品，扩大民间述史作品的影响。当然，也有一些民间述史作品出版或发表后，反响不大，评论较少，还需要有更多评论者对民间述史作品投以更多关注的目光。

第四，民间述史作品作者研究。

这类文章大多是对民间述史作者进行深入访谈，如对民间述史作者的采访或对其作品的推介评述，宣传色彩较强，理论深度不足。这类文章数量较多，如《60岁认字，70岁写书的姜淑梅》《从传奇奶奶姜淑梅说起》《一位志愿军老兵的战俘人生》《一位北京平民的私人史》《“小民往事”为何这么红？》《许燕吉：历经磨难，九死不悔》《饶平如：一生无长物，人间有佳话》等。

蒲湘宁在《“小民往事”为何这么红？》一文中指出，平民史的作者无一例外是世纪老人，“他们均非职业作家，也非精英翘楚，他们只是普通的平民百姓，客观记叙了过往的见闻经历”。“在这些讲故事的老人中，由于相似的年龄背景，都不约而同写到上世纪的动荡经历。他们的写作缘由简单质朴，基本都出于记录自身生活故事的愿望。”[26]

从这些推介或采访类文章中我们对民间述史作者有了更多了解，他们大多是世纪老人，没有经过专业的写作训练，但他们都历经坎坷，阅历丰富，且坚忍顽强，每位作者写书的经历都是一个令人钦佩的励志故事。如《乱时候，穷时候》的作者姜淑梅，她是一位真正的草根小民，60岁之前还不认字，75岁才开始学写作，至今已出版了四本书。姜淑梅老人不仅记忆力好，而且乐观、坚强、执着。《我是落花生的女儿》的作者许燕吉虽出身名门，受过良好的教育，但她却由一名知识分子变身为右派、囚犯，后来为生活所迫，这位才女竟嫁给了目不识丁的老农民。虽历尽磨难，饱受屈辱，但她一直乐观、坚强，不仅挺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还拿起笔记录下了家国的苦痛记忆。《胡麻的天空》的作者秦秀英是个农民，1947年出生的她只念过一年半小学，65岁那年在儿媳的指点下开始做自然笔记。起初，儿媳只是为了让老太太排遣寂寞，把在公园里照的各种植物的照片放电脑里，让秦秀英画。画完后，儿媳还让她标上花名、日期、地点和天气情况。虽然60多岁才开始查字典学文化，但秦秀英熟悉她所画的植物、家畜、农事，68岁出版的《胡麻的天空》图文并茂地讲述了一个农民眼中的世事人生和社会变迁。《平如美棠：我俩的故事》的作者饶平如1922年出生，当过国民党军官，1958年被送到安徽劳动改造，一去22年。妻子去世后，他用文字和图画讲述了他和妻子的爱情故事，2013年该作品出版。吴国韬 1942年出生，72岁出版了《雨打芭蕉：一个乡村民办教师的回忆录（1958—1980）》，书写了他1958年至1980年间在武陵山区的教学生涯。读者通过他的执教经历可以感受到一个普通民办教师的生存艰难与人生世事，而这也恰是我国特殊时期农村教育的缩影。

任雅玲指出：“这些平民写作者之所以能写出这些作品，也有很多客观因素在起作用，有的是因为受过良好的教育，如张泽石是清华大学的高材生，赖施娟是大学的教授；有的是家庭文化氛围浓郁，培养了自身良好的人文修养，如许燕吉的父亲是著名作家许地山，饶平如的父亲是有名的律师，妈妈是个能吟诗作画的才女；有的是因为有‘良师’指点，如姜淑梅有个当作家的女儿指点，秦秀英有我国最早的自然笔记倡导者之一的儿媳指点。没有这些客观因素的潜在作用，这些普通百姓写出优秀的非虚构作品也是很难的事情。”[27]

应该说，民间述史的作者不仅是文坛的宝贵财富，也是国家的宝贵财富，他们丰富了历史，留下了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第五，民间述史作品困境研究。

唐建光认为个人写史的实践会面临许多困境，“一是出口，因为商业出版的门槛较高，多数个人史困于作品质量或出版经费，无法面市；二是质量，多数写作者缺乏必要的历史学训练与写作能力，其写作内容不具备出版或史料价值；三是组织，目前的个人史、口述史多为个体行为，缺少组织、培训、协同与整合”[28]。许荻晔也认为许多民间述史作者并未接受过学术训练，“其史观、叙事或推论等方面可能存在问题”[29]。

民间述史研究者普遍认为，民间述史的写作主体还缺少专业的写作素养，在作品的整体构思、语言表达等方面都缺少创意，往往需要出版社对其作品进行包装才能产生良好的社会反响。如《家国十年1966—1976：一个红色少女的日记》就是编辑王宝生在原稿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入加工，“为了冲淡日记的平铺直叙，增加了作者的‘补记’和润色；还邀金春明、吴福辉、何振邦、张颐武和王海泉等人为相关内容撰写了考证、评述和矫正等。除了文字的深度加工，珍贵的老照片和‘红宝书’式的独特装帧设计也是该书提升编辑含量的方式。应该说，从策划之初，《家国十年》就对文本和市场都进行了充分的考虑。因此，无论题材、编排还是设计，都较好地符合了那个时代‘过来人’的阅读口味”[30]。经过编辑的加工，这本一个普通女孩在“文革”十年的私人日记打动了读者，两个多月就销售了3万册。倘若没有编辑的加工，这本日记可能无法与读者见面。

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出，民间述史的写作与出版等环节都有困境需要突破，包括民间述史所依托的非虚构作品的理论研究也需要逐渐形成体系，使创作与评论很好地对接。相信随着人们对非虚构作品研究的增多，民间述史作品会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这些困境会被逐一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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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陈晓梅：《〈一个平民百姓的回忆录〉引人关注》，《中华读书报》1999年3月31日第1版。

[2] 金雅：《私人史热闹——08 历史读物市场》，《中国图书商报》2009年1月6日第28版。

[3] 蒲湘宁：《不必急于给平民史命名》，《深圳商报》2014年2月10日第A11版。

[4] 蒲湘宁：《不必急于给平民史命名》，《深圳商报》2014年2月10日第A11版。

[5] 蒲湘宁：《不必急于给平民史命名》，《深圳商报》2014年2月10日第A11版。

[6] 吴国韬：《雨打芭蕉：一个乡村民办教师的回忆录（1958—1980）》封面，语文出版社2013年版。

[7] 董鼎山：《所谓“非虚构小说”》，《读书》1980年第4期。

[8] 董鼎山：《所谓“非虚构小说”》，《读书》1980年第4期。

[9] 王晖、南平：《对于新时期非虚构文学的反思》，《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1期。

[10] 任雅玲：《文学视域下的民间述史研究》，《当代作家评论》2014年第6期。

[11] 陈克海：《“毛茸茸”的个人史》，《全国新书目》2010年第4期。

[12] 张伊：《个人史扩展的私人记忆》，《中国图书商报》2011年4月1日第3版。

[13] 孙红：《图书市场流行“个人史”》，《北京晨报》2004年8月12日第A18版。

[14] 李静：《杂志书：出版业市场的灵感与挑战——以〈读库〉为例》，《出版广角》2012年第12期。

[15] 蒋进国：《非虚构写作：直面多重危机的文体变革》，《当代文坛》2012年第3期。

[16] 张柠、许姗姗：《当代“非虚构”叙事作品的文学意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2期。

[17] 卢永和：《“非虚构”与文学观的转向》，《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18] 任雅玲：《平民非虚构写作的文化建构及其反思》，《求索》2016年第3期。

[19] 霍俊明：《“非虚构写作”：从文学“松绑”到“当代”困窘》，《文艺争鸣》2012年第1期。

[20] 贺仲明：《如何让乡村说出自己的声音——读梁鸿〈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有感》，《文艺争鸣》2013年第7期。

[21] 陈剑晖：《因为真实，所以感人——评〈中国在梁庄〉的成功与不足》，《文艺评论》2012年第3期。

[22] 许俊莹：《“非虚构”文学的无力——从〈中国在梁庄〉说开去》，《九江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

[23] 陈辽：《一部爱国的但被偏见引入误区的回忆录——评齐邦媛的〈巨流河〉》，《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2年第12期。

[24] 李建立：《〈巨流河〉：大时代的表情、呼吸与体温》，《当代作家评论》2012 年第1期。

[25] 李建立：《〈巨流河〉：大时代的表情、呼吸与体温》，《当代作家评论》2012 年第1期。

[26] 蒲湘宁：《“小民往事”为何这么红？》，《深圳商报》2014年2月10日第A11版。

[27] 任雅玲：《“接地气”的平民非虚构写作》，《文艺评论》2016年第3期。

[28] 许荻晔：《历史的承前启后需要公众参与》，《东方早报》2013年11月22日第7版。

[29] 许荻晔：《历史的承前启后需要公众参与》，《东方早报》2013年11月22日第7版。

[30] 张伊：《个人史扩展的私人记忆》，《中国图书商报》2011年4月1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