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创伤（Trauma）是指在经历过可怕的或危及生命的事件后所产生的严重的心理痛苦。创伤事件的受害者可能会出现极度焦虑、愤怒、悲伤、幸存者的内疚感或者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等情绪问题。他们也可能会遭受长时期的睡眠或身体疼痛等问题，在个人和职业关系中遭遇动荡，并因压力过大而感到自我价值感下降。创伤的经历涉及身体的痛苦，同时更意味着精神的折磨，因此，创伤的研究首先出现在心理学领域。任何对“创伤”的界定和理论化的尝试都涉及对诸多令人困惑和费解的相关概念的理解，涉及创伤后应激障碍到文化创伤的各个分支领域。创伤的研究最初是在医学和心理学领域，然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已经成为文学和文化研究领域中的重要议题。创伤的概念已经脱离了它最初的学科领域，跨越了不同领域和不同话语之间的界限，由此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和多元。

创伤研究的历史发展

创伤研究的历史通常包括按时间顺序排列的一系列里程碑事件，这些事件引起了人们对创伤现象的特别关注，并且引发精神病医生和心理学家等专业人士的研究兴趣。通常认为，创伤研究的起点是约翰·埃里克森（John Erichsen）在19世纪60年代对铁路事故引起的一种特殊疾病的诊断，这种症候被称为“脊柱震荡”（concussion of the spine）或“铁路脊柱”（railway spine）。虽然埃里克森认为“铁路事故可能会对神经系统造成干扰”，但随后对铁路脊柱症状的调查将重点从有机和病理解剖转移到心理和精神方面的解释（Brown, 1995:502）。“铁路脊椎”这一概念的出现是心理创伤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时刻；然而正如埃丝特·菲舍尔-霍姆伯格（Esther Fischer-Homberger）所言，直到20世纪后期“创伤性神经症” （traumatic neurosis）一词才开始使用（Fischer-Homberger, 2005:98）。

创伤研究下一阶段的关键人物包括皮埃尔·让内（Pierre Janet）、让-马丁·沙可（Jean-Martin Charcot）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他们被视为从医学领域进行相关研究的先驱，主要以歇斯底里症（hysteria）为研究对象，并将其根源定位于童年的性创伤。弗洛伊德同时代的学者皮埃尔·让内与让-马丁·沙可联手在巴黎的萨伯特慈善医院（The Pitié Salpêtrière）通过创伤患者的案例对记忆损伤和精神分裂进行研究。由于这些理论家们的研究兴趣，创伤理论的焦点转移到私人和家庭领域。

罗杰·卢克赫斯特（Roger Luckhurst）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首先对创伤的概念进行系统的界定，他在有关创伤理论之发展的介绍中提出，自19世纪早期至晚期的过渡时期，“创伤”一词的含义及其相关术语“创伤的”“创伤病”“遭受创伤”经历着重要的、“从身体方面到心理层面的意义转折，它不仅仅是心理科学崛起的结果，也是维多利亚时期现代性的结果” （Luckhurst, 2006:502）。卢克赫斯特对1883年发表的《关于歇斯底里现象的心理机制》（On the Psychical Mechanism of Hysterical Phenomena）做出评论说，“火车事故的受害者可以完全摆脱身体上的创伤，然而在事故发生后很长时间内，仍然会饱受精神上的痛苦”，这一说法是创伤的内涵发生转变的关键点。根据他的阐述，弗洛伊德和约瑟夫·布鲁尔（Joseph Breuer）提出开创性的观点，他们认为“歇斯底里症的奇怪的心理症状，包括昼游症、强烈的情绪波动、记忆缺失、身体的部分麻痹等，都是对事故中造成的创伤性影响的模仿”（Luckhurst, 2006:498）。

弗洛伊德的名字无可避免地在创伤研究话题的文献中反复出现。安妮·怀特海德（Anne Whitehead）在她的《创伤小说》（Trauma Fiction, 2004）中指出，弗洛伊德曾在他的系列作品中探讨过创伤所引发的现象，首先是《关于战争和死亡的思考》 （Thoughts for the Times on War and Death, 1915）和《跨科学》（On Transcience, 1916），后来是《哀悼和忧郁症》 （Mourning and Melancholia, 1917），最后是《暗恐》（“The Uncanny”, 1919）和《超越享乐原则》（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 1920, Whitehead, 2004:133）。根据卢克赫斯特的观点，弗洛伊德和布鲁尔将心理创伤定义为“普通心理机制无法吸收的、未曾经历过的或者难以控制的事件的现象”；心理创伤是某种从未发生或无法控制的事物，它进入心理层面，而普通的心理机制对此难以进行处理和吸收。我们无处安放心理创伤，因此它会从外显记忆中被遗忘，然而它一直像入侵者或幽灵般存在于我们的记忆之中（Luckhurst, 2006:499）。这些早期的文章在研究心理创伤与身体创伤的区别以及两者之间原则上的关联方面也产生了相当影响。弗洛伊德致力于研究原始或者先前心理状态的持续存在，并且详细阐述创伤的运动，从而总结出其“不断回到创伤的固定时刻”的特点。

弗洛伊德认为创伤与记忆的失败有关，他从这一重要观点开始，接着对比正常人记忆日期的能力与创伤病人强制重复创伤事件和重温过去的特点。后者的问题在于抹去过去和现在之间的区别，扰乱时间的线性模式。其典型特点为，创伤性事件或片段的强迫性重复不会在遭遇创伤后立即开始。相反，二者之间通常有时间差，而弗洛伊德在《摩西和一神论》（Moses and Monotheism, 1939）中将其描述为创伤事件开始和症状表现期间的“梦魇期”或“潜伏期”。潜伏时间有时持续数年，因此从理论上来说，创伤受害者回顾过去的心理行为支配着其记忆，且记忆是向着无穷无尽的解释所开放的。

同时弗洛伊德还认为最早的创伤形式是性创伤，并且主要发生在童年时期。根据怀特海德的研究，弗洛伊德早在1895年发表的《科学心理学项目》（Project for a Scientific Psychology）中就指出，性创伤运作的关键因素在于它的“延迟”，也就是说，一个事件发生很久以后才能被认知为创伤。当孩子已经达到性成熟，并且经历过在成年时期发生的第二个事件，由此产生的人生突变才将童年时期毫无意义的碎片转换为重要的记忆。只有在第二个事件发生之后，创伤的症状才会以噩梦或闪回的形式表现出来。正如怀特海德所指出的，对于弗洛伊德来说，患者一次又一次地“强制重复”创伤经历，构成“一种尝试，以导致对破坏心理防线的可怕事件或意外事件的回顾”。然而，这种重复本身并非是治愈的保证，因为“尽管事件以一种生动而精确的形式出现在创伤性的噩梦或闪回中，但是它同时也伴有健忘症”（Whitehead, 2004:119, 140）。

精神分析学家皮埃尔·让内、卡尔·荣格（Carl G.Jung）和桑德尔·费伦齐（Sandor Ferenczi）等也都阐述过弗洛伊德致力于研究的“延迟”和“强制重复”这两个概念（Ganteau & Onega, 2014:12）。让内在这方面最卓越的贡献之一是他区分出“创伤性记忆”（traumatic memory）和“叙述记忆”（narrative memory），同时他认为，只有患者成功整合噩梦或闪回的零碎内容，将其有序排列且使它们处于过去自身生活的历史当中，他才能得到治愈（Whitehead, 2004:140）。这一观点经过荣格的研究而得到证实和强调，荣格从1900年到1910年在苏黎世的伯格尔兹利精神病院（Burgholzli Psychiatric Hospital）工作，他在查阅许多精神病学病例后发现，其中一个病人隐藏着一个无人知晓的秘密故事。荣格认为，治疗只有在将这个私人故事调查清楚之后才能够开始，他将其描述为“病人的秘密，就是粉碎他的石头。如果我知道他的秘密，我就拥有治疗的钥匙”（Jung, 1965:117）。创伤的叙事层面的研究和发现对作家和评论家都至关重要。

创伤研究此后进一步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一战中壕沟战术的惨烈程度是无法言表的，战争的恐怖程度也达到了难以想象的程度。因此一战作为影响范围更大的社会历史事件能够重新唤起人们对创伤现象的兴趣。相当数量的士兵的症候被诊断为“炮弹休克症”（shell shock），这种情况最初被认为是炮弹爆炸造成的身体症状，但后来逐渐被重新解释为心理上的痛苦（Brown, 1995:505）。弗洛伊德在后续的研究中恢复其对于创伤性神经症（traumatic neurosis）的兴趣，主要是因为他在一战期间接触到了大量弹震神经官能症（shellshock neurosis）患者。当时这些身体健全的士兵出现了精神崩溃的症状，且拒绝回到前线战斗，他们都被视为逃兵。其实他们不仅遭遇了记忆上的空白，而且还反复经历几个月甚至数年之后的闪回、噩梦和幻觉的极端事件（Luckhurst, 2006:500）。同时，“炮弹休克症”这个不断发展的概念也对弗洛伊德的歇斯底里症和童年性创伤（sexual childhood trauma）之间的理论联系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正如哈罗德·梅尔斯基（Harold Merskey）所强调的那样，在战争期间和战后，许多人都患有与歇斯底里症极为相似的症状，以至于无法将其主要原因定位于童年的性经历，也无法将“歇斯底里症”仅仅视为一种妇女疾病（Merskey, 1995:493）。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中间时期也是创伤研究再次被忽视并且陷入停滞的阶段；而二战之后相当多的人患有战斗神经症（battle neurosis）或集中营综合征（concentration camp syndrome）的现象引发研究者对创伤的重新关注（Merskey, 1995:494）。1980年，“作为越战老兵持续政治活动的结果，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首次被纳入医学和精神病学的诊断标准时，创伤研究才作为一个明显的医学分支出现”。这一研究受退伍军人委托，收集了战争时期的创伤经历对士兵造成影响的确凿证据。在这之后，美国精神病学协会才首次承认“精神障碍可以完全由环境决定，并承认成人期发生的创伤事件可能会有永久的心理影响”（Whitehead, 2014:4）。同时在二战之后的研究中，大屠杀（Holocaust）在创伤的讨论中起到关键作用，以至于怀特海德提出，大屠杀常常被认为是“创伤历史的一个普遍性的比喻”，甚至是“痛苦的普遍性密码”（Whitehead, 2009:151）。越南战争（Vietnam War）是创伤研究中的另一个里程碑事件，它极大地促进了人们对创伤压力及其对个人深刻影响的认识；它在帮助医学和精神病学专业人员认识到创伤影响的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自1980年开始，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被纳入《精神病学手册》（DSM, 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中，这引发了创伤研究的新浪潮，也引发了创伤领域研究成果的“爆炸”式出版（van der Kolk, 2007:31）。简而言之，这一系列事件为创伤的历史概念化构建起框架（Schönfelder, 2012:43）。在这一点上，怀特海德强调，创伤的概念从医学和科学的论述逐渐转移到文学研究领域，从而为寻求阐释创伤的文化和伦理影响的批评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种研究转向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耶鲁大学。

此后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错误记忆辩论（False Memory Debate）首次将童年时期的性创伤和家庭创伤等问题作为创伤研究的重要方面（Schönfelder, 2012:43），这也是自弗洛伊德的歇斯底里理论以来创伤研究再次对女性和儿童的关注，这些问题的提出和强调也受到女权主义运动的影响。在以往的创伤研究中，战争和种族灭绝等历史事件构成创伤压力研究的主要事件；个体和私人创伤的重要性长久以来都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正如菲舍尔 -霍姆伯格（Fischer-Homberger）所强调的，在1895年至1974年期间，对创伤的调查几乎完全集中在创伤对白人男子的影响上，而妇女和儿童所遭受的男性暴力行为则普遍被忽视（Fischer-Homberger, 1999:290）。然而20世纪70年代陆续出现的“强暴创伤综合征”（rape trauma syndrome）、“受虐妇女综合征” （battered woman syndrome）和“受虐儿童综合征”（abused child syndrome）等概念为创伤研究的转向奠定了基础（Fischer-Homberger, 1999:291），这种转变也反映在有关创伤的文学描述中。

文学研究中的创伤

作为概念的“创伤”能够引起文学研究的极大兴趣。创伤理论是精神分析文学研究方法中的一个关键术语，它代表着一种全新的批评方法，为文学的创作和解读构建了全新的模式。创伤的文学研究，一方面有可能吸引读者的同情而产生情感认同；另一方面又能引发批判性反思。弗洛伊德的理论认为，创伤经历是强迫性重复的，同时也导致精神分裂，影响记忆的方式；并且创伤的经历最初无法体验，而只能在叙述中再现过去。这些重要的思想和理论构成创伤批评发展的首个关键时期，该时期的研究还特别强调创伤与记忆和身份之间的关系。这些和随后而来的批评运用精神分析理论来分析文本中的情感痛苦，以及失语、错乱和分裂等创伤体验。同时，很多创伤文本都以某种方式指向“创伤核心中的叙事和反叙事之间的张力”，也就是“叙事可能性”与“叙事的不可能性”之间的张力（Luckhurst, 1999:80, 83）。文学创伤写作在创伤的可言说性和不可言说性、可叙述性和不可叙述性以及可理解性和不可理解性之间的紧张关系方面发挥着复杂的平衡作用，创伤理论对创伤与文字、创伤与意义之间的相互关系也表现出同样强烈的关注，这些关系和关联也产生了诸多相关的文学批评理论。

20世纪90年代，围绕创伤问题的学术研究异军突起，其成果也涉及创伤的概念及其在文学和社会中的作用。这一理论的具体来源可追溯到耶鲁学派的解构主义，特别是保尔·德曼从前的学生以及同事，其中主要包括凯西·卡鲁斯（Cathy Caruth）、肖珊娜·费尔曼（Shoshana Felman）和杰弗里·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他们都从解构主义转向创伤研究，因为他们认为需要发展新的批评工具从而对纳粹大屠杀小说进行评价和对幸存者的证词进行诠释。他们的工作结合众多批评学派的研究内容，包括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以及解构主义。在该时期的研究中，创伤被呈现为“一个无法表现的事件”，能够揭示出语言和经历之间的内在冲突和矛盾。

创伤研究的文学转向的最早倾向出现在1991年的两期《美国意象》（American Imago）中，凯西·卡鲁斯在1995年将相关文章编辑成册再次印刷，定名为《创伤:记忆的探索》 （Trauma:Explorations in Memory）。正如卡鲁斯在引言中解释的那样，该书旨在“研究什么是创伤以及创伤经历对精神分析实践和理论的影响，以及在文化方面产生的影响，例如文学、教育学、写作和电影中的历史建构、社会或政治激进主义”（Caruth, 1995:4）。换言之，研究创伤的方法完全是跨学科的，临床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社会学家、教育家、作家，电影制作人和文学评论家均有所贡献。跨学科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创伤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该研究所针对的“公共或是私人的问题皆与心理学、哲学、伦理学和美学相关”（Luckhurst, 2006:497）。

凯西·卡鲁斯进而在《无法言说的经验:创伤、叙事和历史》（Unclaimed Experience: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 1999）中构建出创伤模型（Michelle, 2018:364），其中弗洛伊德的创伤理论占据显要位置，同时后结构和解构的倾向也非常鲜明。卡鲁斯的理论为创伤在文学中的意义以及个人与文化创伤之间关系等问题的讨论奠定了基调，她认为创伤的潜伏期及其所导致的分裂会破坏理解或再现创伤经历。无论是个人的创伤经历还是集体的历史极端事件，最终都无法直接被知晓或者理解，只能通过一种断续的指称系统返回过去和历史，而这种过去的意义只能通过复制和表演的方式来体现（Caruth, 1996:11）。创伤的经历永远无法被理解，而只能被视为一种反复出现的缺位，这种观点表明创伤的分裂性及其语言异常性。按照卡鲁斯的分析模式，创伤的精神分析难题在于它无法被恰当地同化到心理和记忆中；从弗洛伊德和拉康理论的视角来看，创伤是被压抑的记忆和过去的延迟回归；卡鲁斯认为，创伤“是无法简单地在个体所经历过的暴力或原始事件中定位的”，而界定创伤的方式只能是该事件“开始的时候是无法被确切理解的——后来又会返回而困扰幸存者”（Caruth, 1996:4, 17）。创伤在意识和语言上产生了一种双重悖论:其一是意欲理解过去的愿望和无法知晓过去的现实之间的悖论；其二是创伤叙事中所体现出的死亡威胁与生存威胁之间的矛盾危机（Caruth, 1996:7）。卡鲁斯解释说∶“创伤的经历超越它所涉及的痛苦的心理层面而暗示着某种悖论:对暴力事件最直接的观察的结果很可能是，受害者绝对无法了解它；此外创伤事件的即时性也可能自相矛盾地表现为延迟性”（Caruth, 1996:92）。由于创伤经历进入心理的模式和正常的经历大不相同，同时也产生一种抵抗叙述表征的异常记忆，这种记忆的独特过程产生出的是一种近似的回忆，而不是确定的知识。

多莉·劳布（Dori Laub）在论文集《创伤:记忆的探索》（Trauma∶Explorations in Memory）中的文章《真实与见证:过程与斗争》（“Truth and Testimony:The Process and the Struggle”, Laub, 1995:61—75）中就创伤进行了相关探讨，他认为大屠杀幸存者只有产生“诉说的需求，然后才能了解自己所经历的事情，只有不被过去的幽灵所困扰，才能保护自己”。他们意识到，只有诉说才能平衡创伤事件的强制性重复，然而不幸的是，“永远没有足够的或是恰当的话语，永远没有足够的或是适当的时间，永远没有足够的或是恰当的倾听可以帮助阐明那些无法在思想、记忆和话语中表达的故事”（Laub, 1995:63）。在陷入悖论的情境中，幸存者将自己的人生看成哀悼过去的祭品，并且保持缄默，但是在真相面前的沉默并未带来和平，反而引发了一场对错觉的无止境斗争，“故事的不可讲述性可以被视为暴政的延续……故事越长时间没有被讲述出来，幸存者的内心越是扭曲，进而他们会怀疑事件发生的真实性（Laub, 1995:64）。然而根据劳布的观点，目击者无法对创伤性事件不加曲解、扭曲和误解地表达出来，而这恰恰也是大屠杀事件的核心特点（Laub, 1995:65）。

同样，杰弗里·哈特曼（Geoffrey H.Hartman）也强调说，面对创伤，单纯的言语是不够的，甚至是失败的；但他也承认，“尽管如此，言语表达仍然是使伤口可以被感知、沉默能够被倾听的基础”（Hartman, 2003:259）。哈特曼在《文学作品中的创伤》（“Trauma within the Limits of Literature”, European Journal of English Studies）一文中，将创伤的症状扩展到我们当代的整个社会，他认为现代社会中的群体同样深受创伤之苦，而这也是符合伦理的，不仅在“特定的历史冲击如大屠杀和其他种族灭绝事件上备受煎熬，还受到电子媒体对观众的影响，特别是卢克·博尔坦斯基（Luc Boltanski）所说的 ‘远距离痛苦’（distance suffering）的传播”的影响（Hartman, 2003:258）。由于受到前所未有的创伤冲击和媒体的麻醉作用，当代社会已经变得无法理解和表达痛苦。当代社会拒绝见证和哀悼，而是选择对真相保持沉默。由此哈特曼提出，“如果语言的失败引发沉默或缄默，那么情感就无法得到宣泄”。哈特曼和让内、荣格同样认为文学的价值恰恰在于它能够为创伤发声，“文学的声音……仍然是使伤口可以被感知且使沉默被听见的基础”（Hartman, 2003:259）。

安妮·怀特海德的研究重点将创伤和记忆进行结合，她在研究中谈到“记忆繁荣”（memory boom）的现象，同时也指出现存的对个人和集体记忆过度执着的倾向及其所引发的文化困扰（Whitehead, 2009∶1—2）。对记忆的痴迷和对创伤的执着是相辅相成的；对记忆的狂热尤其容易出现在危机时刻，此时的记忆受到威胁而变得脆弱，这也是一种常见的创伤后遗症。同时怀特海德还强调创伤小说常常将“被否认的、被压抑的和被遗忘的”的事件作为主题（Whitehead, 2014:82），创伤事件的证词和人生书写等题材都具有相同的特点。

历史学家多米尼克·拉卡普拉（Dominick La Capra）从历史的视角看待创伤事件，他在所有关于大屠杀和关于创伤的历史著作中区分出两种形式的记忆创伤。一种是我们所渴望的创伤的复原（workingthrough）；另一种是基于否定的创伤的复现（acting-out）。拉卡普拉也认为，对于那些受到严重创伤的人来说，完全超越过去的复原是不可能的。在任何情况下，复现都不应该被视为一种完全异于复原的记忆，它们是同一过程中密切相关的两部分。复现在一定程度来说是非常必要的，甚至对次要目击者和历史学家来说也是如此，并且创伤事件本身就具有重复的倾向。拉卡普拉并没有把复原视为一个完全不同的过程或者导致治愈的条件，而是将其视为一种抵消力量，同时也在创伤的研究中逐渐向伦理和政治的方向靠近。人们试图在复原的过程中获得临界距离（critical distance），从而能够区分过去、现在和未来。而拉卡普拉认为对创伤的受害者来说，这意味着他有能力对自己说∶“是的，那时候我也遇到过这种事。这是痛苦的，压倒性的，也许我无法完全摆脱它，但我此时此地存在着，这与当时不同”（LaCapra, 1994:193）。创伤的受害者也是通过复原的过程而获得伦理能动性的。

创伤与伦理

创伤研究涉及那些威胁生命的事件，例如儿童时期遭受的虐待、成人时期遭受的暴行、自然和人为灾难等，这些事件对个体和集体产生深重的负面影响，对这些事件的研究和受害者的调查会涉及伦理问题。心理创伤研究提出了许多复杂的伦理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对痛苦的非合理医治，对幸存者的再伤害，对创伤施暴者的非道德调查等。创伤研究与其他研究领域同样存在保密性和知情同意以及对参与者造成伤害的风险等问题。创伤研究的基本原则包括尊重个体，包括尊重个体的自主权和保护弱势参与者；无恶意，意味着尽量减少对研究参与者的伤害；利益，意味着使研究参与者受益最大化；公正，意味着平衡风险与利益之间的矛盾（Seedat etc., 2004:262）。在以创伤为研究中心的所有阶段，最重要的是要保证所有受试者的安全，并且对他们的经历进行保密，同时促进他们的福祉、尊严和自主性。

再有，创伤研究并不应该停留在该事件和现象本身，而是应该深刻发掘其所隐含的伦理意义。最近在创伤文学研究领域发表的一些成果都关注到创伤事件所涉及的伦理问题。Herrero and Baelo-Allué认为，“创伤和伦理是两个紧密相连的概念，事实上如果不考虑伦理批评的相关性，就很难处理创伤问题”（Herrero and Baelo-Allué, 2011:9）。Hubert Zapf认为，20世纪创伤叙事至少在原则上仍然与“他人痛苦”的文学表现的悠久传统相联系，这些文学表现是具有伦理意蕴的（Zapf, 2011:166）。创伤研究的核心是其与伦理之间复杂而艰难的关系，“谁应该为那些无法自己发声的人说话——死去的人、无法说话的人、遭受创伤的人、不能或不愿讲述自己故事的人？”（Davis, 2018:12）。我们不应该傲慢地认为我们可以分享受害者的遭遇。然而如果不去为那些被沉默的人说话，不去回忆、不去研究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不希望从他们的故事中学到一些东西，这本身就是一种野蛮行为，就是在与那些试图消灭他们的势力进行可怕的共谋（Davis, 2018:12）。创伤和伦理的关联实质上是促使人们回归到创伤研究的原动力，同时也能够重新认识创伤研究的意义，并进一步拓展该研究的伦理维度。

斯坦福·克拉普斯（Stef Craps）在专著《格雷厄姆·斯威夫特小说中的创伤与伦理》（Trauma and Ethics in the Novels of Graham Swift, 2005）的引言中指出，历史是分析集体创伤的关键因素（Craps, 2005）。创伤的研究倾向于对集体创伤及其受害者进行关注，包括大屠杀、原子弹爆炸、种族灭绝、原教旨主义者的恐怖袭击、“中间航道”（middle passage）、台风等自然灾难及切尔诺贝利（Chernobyl）核电站泄漏等人为灾难等，然而这些研究和关注都无法将创伤事件与它们所发生的历史和社会文化背景剥离，并且这些创伤事件的发生还应该引发政治和伦理考量。而对伦理重新思考的一个关键特征是对“他者”前所未有的兴趣。在欧洲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痛苦以及去殖民化进程之后，人们学会了让被征服者、失败者以及历史的受害者为自己发声。

由此可见，创伤事件的伦理意义首先在于它能够促使经历者和旁观者都从全新的视角考量自我和他者的伦理关系，这也与列维纳斯的伦理观相契合。本研究第一章所讨论的三部小说《重生三部曲》《时间之箭》和《德古拉》都涉及创伤事件所引发的自我与他者的伦理关系，且无论是主体内部还是外部的自我与他者。而这种自我与他者的伦理关系也和创伤的复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次创伤也符合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所定义的事件，并且作为事件的创伤能够改变人们对事实和真理的认知，同时触发了忠于真理的伦理观。本研究第二章所讨论的所有作品都涉及作为事件的创伤经历，而其主人公能否正视各自的创伤经历，能否做出忠实于真理的伦理选择也决定着他们的当下和未来。最后创伤事件也蕴含着独特的美学维度，创伤之美属于崇高的范畴。本研究第三章所讨论的作品都涉及创伤事件的审美问题，其中创伤事件的崇高化和去崇高化都会触发伦理讨论，由此创伤的伦理意义和美学维度也得以被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