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理学探源：学术史回顾与评析
尽管理学的发生与发展一直伴随着批评与反对之声，但不可否认，早在有宋一代，理学就已是名副其实的显学，自宋至今，理学相关研究成果汗牛充栋，其中涉及“理学的发生”问题者也颇具规模。笼统而言，以往关于“理学的发生”问题的研究可分为以下几类：一是从道统建构或接续视角对理学进行探源，这类研究多通过传统文献学与史学方法开展；二是通过追问理学的思想使命或问题意识来研究理学的发生，这类研究与前一类研究密切相关，但更加注重义理分析，注重运用思辨哲学方法；三是从逻辑发展角度研究理学发生问题，这类研究多采用哲学与哲学史、思想史相结合亦即史思结合的方法，分析、抽绎理学发生发展的逻辑脉络；四是通过对时代环境的考察，揭示推动或影响理学发生的政治、经济、文化、心理等因素或条件，这类研究多采用史学方法，包括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心智史、文学史等。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分类并非绝对，也难以概括所有的研究成果。事实上，某一项具体研究往往蕴含多重视角，融会多种方法，本书出于分析的方便择其侧重而言，不可对这些分类做教条看待。
一 道统叙事：文献学视野下的理学探源
有宋一代，时人已有不少关于理学的讨论，目前来看最早对理学进行探源的文献是《诸儒鸣道集》，该书约成于12世纪50—60年代，编者不详，其学术活动当稍早于朱熹。[5]如书名所言，该书是一部诸儒论“道”的文集，辑录了周敦颐、司马光、张载、二程等学者及其弟子或再传弟子共十二家的主要著述。从人物关系来看，周敦颐是二程的老师，司马光与二程家族交好，张载是二程的表叔，其余学者也大都是二程与司马光的弟子或再传弟子，其中似隐含以二程为中心的谱系建构。尽管这一谱系有待商榷，但该书勾勒理学初创线索、描绘理学初创图景的道统叙事意识的确是开创性的。
紧随《诸儒鸣道集》之后，朱熹于12世纪70年代编成《伊洛渊源录》。与《诸儒鸣道集》主要辑录学者著述不同，《伊洛渊源录》主要收录理学早期人物的“行实”，包括行状、事状、祭文等。该书进一步突出以二程为中心的谱系建构，在人物选取上去掉了《诸儒鸣道集》中的司马光，并将二程置于周敦颐之后、张载之前，其余人物也多是二程与张载的后学，在事实上建构起以周敦颐为源头、二程为中心、张载为补充的理学发生格局。不过，《伊洛渊源录》出版时部分内容未征得朱熹同意便被篡改，如传世版本中邵雍部分即是“书坊自增耳”[6]。有意思的是，这个“书坊自增”的版本却成为后世所谓“北宋五子”概念的重要源头。
谢无量曾说：“记述一学派之源流而为书者，莫精于朱晦庵之《伊洛渊源录》……其体例皆近于今之所谓哲学史者也。”[7]《伊洛渊源录》的理学探源的确对后世影响极大，此后涌现出大量以类似体例、类似方法对理学进行探源的作品，如南宋陈亮《伊洛正源书》，元代脱脱等《宋史·道学传》，明代刘元卿《诸儒学案》、周汝登《圣学宗传》、刘宗周《圣学宗要》，明清之际孙奇逢《理学宗传》、熊赐履《学统》、黄宗羲与全祖望《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等等。[8]总的来看，这些作品大都延续了《伊洛渊源录》的思路，即以“北宋五子”或其中某几位为理学开端，尤为推重周敦颐、二程在理学发生中的源头地位，强调他们对儒家道统的接续或重建，如《宋史·道学传》首篇即主要传述“北宋五子”，其理由如下：
孔子没，曾子独得其传，传之子思，以及孟子，孟子没而无传……千有余载，至宋中叶，周敦颐出于舂陵，乃得圣贤不传之学……张载作《西铭》，又极言理一分殊之旨……仁宗明道初年，程颢及弟颐寔生，及长，受业周氏，已乃扩大其所闻，表章《大学》、《中庸》二篇，与《语》、《孟》并行，于是上自帝王传心之奥，下至初学入德之门，融会贯通，无复余蕴……邵雍高明英悟，程氏实推重之，旧史列之隐逸，未当，今置张载后……[9]
及至近世，以“北宋五子”为理学主要源头仍是学界最为主流的理学谱系叙述方式，如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即以韩愈、李翱为理学初兴，以“北宋五子”为实际开端；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的《宋明理学史》主张理学奠基于周敦颐和张载，形成于程颢和程颐，并以邵雍为重要补充；张立文《宋明理学研究》、陈来《宋明理学》等也都体现了这一思路的影响。
总之，道统叙事以传统文献学、史学方法，从历时维度建构理学发生发展之谱系，形成了一批关于“理学的发生”问题的重要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对第一手资料的收集、整理、分析、评述等，为从其他视角或方法开展早期理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 使命追问：从哲学视角看理学的发生
尽管理学可以展现为多种形态，或说可以通过多种进路开展研究，但哲学形态始终是理学最为核心的一面，哲学进路是研究理学的一条必经之路。如果不能从哲学角度探清理学发生的本质，其他角度的研究便容易“误入歧途”。
学术史上对理学发生问题做哲学探讨的，朱熹是较早的一个。《伊洛渊源录》编成后不久，朱熹又与吕祖谦共同编成《近思录》。与《伊洛渊源录》注重学者“行实”不同，《近思录》更加注重学者观点。表面看来，《近思录》既无注解也无新论，似乎只是对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四人语录、观点的汇编，实际上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近思录》的原创性价值主要不在于文献整理，而在于运思构想与篇目结构。[10]其中首卷最能说明问题，该卷以《道体》为名，以周、程、张“四子”的“阴阳变化性命之说”为主要内容，体现了朱、吕二人对理学核心问题的确认，即他们认为理学的核心使命是推本究原、确立“道体”。“道体论”不仅是朱熹分析研判早期理学的理论框架，也是其自身哲学建构的着力之点。
近世中西学术交流会通以后，“道体论”或“道体追问”又以存在论（或本体论，ontology）等形而上学（metaphysics）面目出现。冯友兰曾经提出，理学的出现是为回应佛教所谓“担水砍柴，无非妙道”的主张：如果担水砍柴，就是妙道，为什么“事父事君”就不是妙道？冯友兰认为，早期理学家的使命是使原先儒家评定为道德的行为，都获得更高的价值，即超道德的价值，使其拥有禅宗所谓妙道的性质。[11]在冯友兰看来，作为“超道德价值”的“理”与“柏拉图式理念”（platonic ideas）具有相同的性质。
牟宗三对理学的研辨极为精细，他不仅结合西学对理学的使命与课题做了细致的分析解读，还在理学派系划分上颇下了一番功夫。牟宗三认为，理学的产生虽受了佛教的刺激，但在内容上与佛教无关，也与秦汉至隋唐间儒学无关，其主要目的是豁醒先秦儒家的“成德之教”，说明自觉的道德实践所以可能之超越的根据，此超越的根据即是“性体”。宋代理学所重塑的“成德之教”既可以实现康德所规划的“道德的形上学”，也可以收摄融化黑格尔的精神哲学。[12]
李泽厚从“伦理本体”角度出发，指出理学的根本目的和理论建构以伦理学为旨归，是要证实封建伦常的普遍必然性，重建以人的伦常秩序为本体轴心的孔孟之道。在这个意义上，理学中的宇宙论、认识论等元素都只是附属于伦理学。但是，由于理学所遵循的是中国“天人合一”传统，其又与西学如康德哲学有根本区别：康德将现象与本体截然两分，认为伦理与自然无关；理学则强调体用不二，认为“人道”（伦理秩序）即“天理”（宇宙规律）所在。[13]
蒙培元于20世纪80年代先后出版《理学的演变——从朱熹到王夫之戴震》《理学范畴系统》等理学研究专著。《理学的演变——从朱熹到王夫之戴震》提出，理学的核心在于构建道德理性主义的人性论，即关于人的本性的学问，宇宙本体论的建立只是理学体系的基本前提。在蒙培元看来，无论是周敦颐、张载还是二程，其核心使命都主要在于为人性的道德内容找到宇宙本体论的根据，亦即建立一种“形而上”的道德本体论。[14]
张立文提出，在外来印度文化哲学与本土道教文化哲学挑战下，理学家将元典儒学作为滞留于伦理道德层次的心性之学，从形上学本体论层次给以观照，使传统儒学以心性为核心的伦理道德和价值理想（社会理想和人格理想）建构在具有理性力度的形上学本体论思维之上，通过诠释心性与本体、伦理与天道的连接以及人与生存世界、意义世界和可能世界的关系，使儒家道德学说获得形上性和整体性的论述。[15]
杨国荣认为，从哲学的层面说，理学既讨论何物存在或何为世界的本原及根据这样一些天道之域的形而上问题，又追问何为人、何为理想人格以及应当做什么、应当如何做等人道之域的问题。在更一般的层面上，理学的关切之点进一步指向“当然”与“实然”“必然”“自然”之间的关系。后者既涉及中国哲学所讨论的天道与人道的关系，又在普遍的哲学论域中体现了本体论、伦理学与价值论的相互交融。[16]
丁为祥对理学崛起过程中的问题意识做了具体考察，在依次分析古文运动、经学复苏与理学奠基三个阶段思想先驱的致思趋向后提出，超越追求与现实关怀如何统一的问题是理学的问题意识，也是推动理学发展、演变乃至分化的基本坐标。丁为祥认为，站在今天的角度看，如何实现超越追求与现实关怀的统一，也是把握理学并借以推陈出新的基本原则。[17]
以上所举，只是从使命追问视角对“理学的发生”问题所开展研究中的一部分，其他成果还有不少，兹不一一列举。思想使命或谓问题意识、课题目标是一切思潮或学派之所以发生或兴起的核心驱动力，以上从这一视角出发进行的研究，成果丰富，新见迭出，值得认真吸收借鉴。
三 逻辑演绎：史思结合看理学发生机制
20世纪以来，部分研究侧重于从逻辑发展的视角考察理学的发生，亦即将理学置于中国哲学史逻辑发展的脉络之中，考察理学发生、发展的内在逻辑。这些研究往往采取史思结合的方法，既有哲学分析的内核，又不脱离哲学史或思想史的实际，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
冯契于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是描绘中国古代哲学思想逻辑发展脉络的力作，该书对中国古代哲学史中主要范畴和命题发展演变逻辑的分析与揭示，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如在“理学的发生”问题上，冯契认为理学的核心问题“理气（道器）之辩”实可以溯源至魏晋时期的“有无（动静）之辩”。玄学与佛学都以“虚静”为世界第一原理，隋唐儒家学者并没有在哲理上给出反对的理由，直到张载才运用“体用不二”和对立统一原理做出了比较正确的总结，并进一步发展为后来的“理气（道器）之辩”。[18]
蒙培元《理学范畴系统》是较早全面辨析理学范畴系统形成、分化、演变的著作。该书将理学范畴视为传统哲学范畴的最后总结和完成，从宇宙论与本体论、人性论与人生论、认识论与方法论、天人关系等方面深入分析了理学的范畴体系，揭示出理学的一系列思维特征。[19]
陈来《宋明理学》提出，精神文化的发展有其内在逻辑与课题，这主要体现在内部渊源与外部挑战两个方面。理学一方面努力强化社会所需要的价值系统，将其抽象为“天理”，同时将其规定为人性的内涵，体现为强烈的价值理性的形态；另一方面，理学在排斥佛道出世主义的同时，充分吸收二教发展精神生活的丰富经验，探求精神修养、发展、完善的多方面课题与境界，以建立基于人文主义的并具有宗教性的“精神性”。陈来同时指出，理学的发生是一个过程，气学（以张载为代表）、数学（以邵雍为代表）、理学（以程朱为代表）、心学（以陆王为代表）历史地、逻辑地展现了理学逐步深入的发展过程。[20]
徐洪兴从逻辑与历史相统一这一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原则出发，着眼于理学发生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以儒家思想学说的演变以及外来文化的挑战与中国本土文化的回应作为考察起点。在《思想的转型：理学发生过程研究》《唐宋之际儒学转型研究》等专著中，徐洪兴探讨了理学思潮的兴起与唐宋之际儒学复兴及更新这一重大的文化变迁之间的关系，从儒家原典研究的新取向、孟子的升格运动、排佛道与古文运动等层面展开具体论述。[21]
冯达文《宋明新儒学略论》从哲学方法回到史学方法，认为理学的主要课题是接续、完成先秦儒家尤其是《中庸》《易传》贯通“天道”与“人德”的探寻。具体而言，早期理学家有各自不同的致思取向，如周敦颐与张载主要是从宇宙生成论出发，为儒学价值追求确立普遍有效性，二程与朱熹则主要是通过“主知论”来实现“成德”之目标。[22]
朱汉民《玄学与理学的学术思想理路研究》在理学发生逻辑的分析上较有创见，该书运用谱系学、经典诠释学、比较哲学等方法，对玄学与理学的精神境界、人格理想、身心之学、性理之学、经典诠释方法等进行分析比较，揭示出玄学与理学的诸多内在关联。[23]
沈顺福从儒家哲学思维逻辑发展的视角提出，中国早期哲学思维方式属于本源论模式，具有形象化特征，欠缺思辨性。佛教将万物视为相、用，其体或为心或为空，表现出哲学思辨模式。宋明儒家吸收了这种抽象化思辨模式，如朱熹将万物之理视为体，万物之流行发用视为用，体用方式成为其观察世界、理解世界和解释世界的基本模式。朱熹体用论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传统哲学提升为思辨哲学，成为一种追问终极性存在的本体论。[24]
贡华南专门考察了“理”概念在中国古代思想世界的演进历程，认为从先秦“形”范式到汉魏“体”范式，进而至宋明“理”范式，中国思想范式由外在形式渐次嬗变为内在质料。从先秦作为“类”之理到魏晋作为“故”之理，进至宋明作为“理”之理，理兼摄形式与质料，兼含“类”与“故”，融合必然之理与当然之理，终被视作看待人、事、物的普遍架构。[25]
以上列举了从逻辑演绎视角对“理学的发生”问题所开展研究的一部分，其余成果还有不少。这一研究视角通过比较研究方法，将理学纳入中国哲学史逻辑发展的脉络之中，既有哲学的深度又有史学的广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四 评史论世：大历史视域中的多元探索
史学也是研究“理学的发生”问题的重要进路，以往相关研究从思想史、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学术史、教育史、制度史等多个维度进行探索，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与文献学、哲学等进路的研究成果相互补充，成为研究“理学的发生”问题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
钱穆特别关注宋初诸儒如胡瑗、孙复、范仲淹、王安石等人之于理学诞生的意义，尤其关注他们对“师道”、教育等问题的重视，所谓“首当注意者，是他们的重振师道。此乃王通所游想，韩愈所力言，而至是始实现”[26]。钱穆认为，理学来源于初期宋学，初期宋儒在各方面的看法与论述是理学的直接根源。在钱穆看来，初期宋学既是对前代儒学的继承，又对理学有开启作用。[27]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试图在北宋政治合法性与秩序合理性的确立以及“治统”与“道统”的分离背景中，重新建立理学发生的思想语境。该书认为，当确认权力合法性已经成为过去的历史，确认思想合理性就成了士人最深刻的忧患，这种忧患使思想转型要求渐渐显露出来，特别是在皇权和国家日益确立其合法性的情况下，如何维护知识与思想的批评力和约束力，表达北宋迅速膨胀起来的士人阶层的意志，是相当重要的问题。“治统”与“道统”之争的凸显，以及由此导致的政治重心与文化重心的分离，最终促成了理学思潮的兴起。[28]
朱汉民《宋明理学通论——一种文化学的诠释》将理学视为一种文化形态，从文化角度对理学的形成背景、文化特征等予以析论。具体而言，该书通过“道”“学”“术”三个视角，分别探讨理学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人文信仰重建、知识形态开拓与生活实践回归，较为全面地揭示了理学发生发展的文化学动因。[29]
陈来主编《早期道学话语的形成与演变》独辟蹊径，通过话语研究方法对理学话语的形成、发展、蜕变做了深入考察。该书提出，话语体系的形成来自命题、陈述的共同风格和共同主题，来自问题意识上的共识，也来自对关键概念使用的共同偏好。在这个意义上，理学无疑是一种话语体系，这种话语体系的形成基于若干社会—思想条件，就思想方面来说，二程、张载思想的创立，周敦颐、二程人格与境界的感召力，理学精神对宋代知识人的吸引，都对理学作为一种思潮和话语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理学内部所讨论的问题由分散到集中，则具体规定了理学话语的内涵。[30]
美国学者包弼德《历史上的理学》（Neo-Confucianism in History）放弃哲学研究方法，从社会史的视角研究理学的发生发展。在社会史视角下，理学被视为一种对政治、社会、经济与文化变迁的回应，也就是说，理学不只是一场哲学运动，还是一场社会运动。该书试图从理学及理学家对社会与政治世界的参与中发现理学发生发展的奥秘。[31]
包弼德另一专著《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Intellectual Transitions in Tang and Sung China）也涉及对理学发生问题的探讨，该书采用心智史研究方法，通过考察唐宋之际“士”这个理念的变迁，发现人们对“学（以成士）”的理解发生了很大变化，即“学”逐渐由“掌握‘文’并通过文章写作来展示”变成了“努力从普遍、通贯的意义上去理解‘道’并通过个人的德行来体现”，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思想世界从以文学为中心转向了以道学（理学）为中心。[32]
当然，史学视角的研究不止于上述成果，这些研究基于历史与时代，从政治、社会、观念、文化等领域展开，极大地丰富、拓展了关于“理学的发生”问题的研究思路。
五 现有研究的经验与不足
以上回顾，挂一漏万，但通过这种粗线条的梳理可以发现，自宋至今，学界已从多种视角、多种学科、多种方法对“理学的发生”问题做了多元化探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所提示的以下几点值得特别注意。
首先，文献学方法对于研究“理学的发生”问题是基础性的，应该始终予以重视。作为有意识地进行理学探源的第一人，朱熹编撰的《伊洛渊源录》《近思录》等是从文献学、史学视角研究早期理学的典范，它们和稍早些时候的《诸儒鸣道集》、稍晚些时候的《宋史》《宋元学案》等成果一道，既为后世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思路，也提供了翔实的研究材料。近世哲学通史或哲学断代史著作又在前述成果的基础上做了补充、完善或创新，如对“宋初三先生”乃至更早的韩愈、李翱等人的关注，对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等学者与早期理学关系的发掘等，都是近世研究成果的重要体现。
其次，研究“理学的发生”问题应从宏观上把握理学的核心使命、问题意识，否则不可能对理学的发生、特征形成准确理解与合理解释。朱熹早在建构理学谱系时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将理学的发生归因于儒家学者对“道体”的追问，在一定意义上为理学确立了判准，也为理学溯源确立了依据。20世纪以来关于“理学的发生”问题的哲学研究，也大都能意识到这一点，无论是冯友兰的“超道德价值”、牟宗三的“性体”还是李泽厚的“伦理本体”等，都能从各自视角抓住哲学使命或问题意识这一核心与关键。
再次，重视理学发生发展的内在逻辑是20世纪以来理学研究的重要创新之处。受近代以来域外学术传入的影响，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研究界开始有意识地吸取、借鉴域外学术尤其是西方哲学的理论成果，尝试从思辨哲学角度对理学核心概念、范畴、命题的产生、发展、演变做出合理解释。体现在“理学的发生”问题上，学界格外重视“理”“气”等概念的逻辑演变及“理气关系”作为“道器关系”这一中国哲学核心问题的逻辑发展。总之，逻辑发展进路将理学视为中国哲学逻辑发展到一定阶段和一定程度的产物，这种思路对于从一般层面理解“理学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
最后，近几十年来，从思想史、社会史、政治史、文化史、观念史、心智史等视角对“理学的发生”问题开展的研究方兴未艾，这些研究视角的出现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再次对域外学术方法的吸收、借鉴密不可分。相关研究成果往往能在主流哲学史、思想史叙事之外另辟蹊径，重新发掘传统研究中被忽视或被舍弃的资料、线索，并借助现代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得出新的结论。由于范式新颖，这些研究领域正吸引大量学者的加入。
此外，从文学、语言学、心理学等学科或视角开展的研究也时有出现，它们与上述研究成果互为补充，丰富了对“理学的发生”问题的研究与理解。
总的来说，学界已就“理学的发生”问题做了许多探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尽管如此，相关研究仍有尚待完善与拓展之处，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对理学哲学使命或问题意识的论述略显单薄，这主要源于对理学天人观与传统天人观的关系重视不够。理学主张“天人合一”或“万物一体”，这一观念实则关乎理学的使命，即理学是为了重新确立天人合一的整全世界之本原。要研究这一本原的独特之处即区别于佛学与玄学之处，就必须研究理学天人观念与以往天人观念之不同。于此，尽管学界普遍重视理学的“天人合一”观念，却鲜有研究将其置于观念史的发展演变中进行考察，也就难以从根本上发现理学哲学使命或问题意识之由来。
其次，对理学思维特征的刻画不够清晰，这主要源于对早期理学与玄学、佛学思维方式的关系重视不够。学界谈及“理学的发生”，要么从“挑战—回应”角度将其归因于对佛道宗教的回应，要么从“道统接续”角度将其归因于对先秦儒家尤其是孟子学派的接续。这些理解有其道理，但还不够全面。玄学作为中国哲学史的重要一环，其所关注的“一多”“本末”“有无”“动静”等哲学问题在佛道宗教、隋唐儒学及早期理学那里仍然存在或以其他形态存在，这说明早期理学一定与玄学有某种历史的、逻辑的关联。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关联，背后是何逻辑关系，其对理学的发生乃至整个中国哲学史的发展有何意义？这些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最后，对理学发生进程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这主要源于对早期理学发生过程中的逻辑关系、历史关系重视不够。一般认为早期理学家以“北宋五子”为主要代表，或说他们五人是理学最主要的奠基者、开拓者。自宋代开始，学者对这五人的异同做过各种判别，近世相关研究也极其丰富，但凡涉及理学的哲学通史或断代史都会对此有所叙述。但是，“五子”之间除了横向的同异关系还有没有纵向的演变关系，这种演变背后是何逻辑？学界对此的研究还不够充分。
此外，从不同视角、不同学科、不同方法开展的研究，在对彼此研究成果的吸收借鉴方面还有待加强，如不能以问题为导向做跨学科的综合研究，“理学的发生”问题可能无法得到最为充分、完满的解决，这些既是现有研究的不足，也是进一步深化研究的契机与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