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τύραννος：一个词语及其感情色彩

在公元前5世纪，“僭主”（τύραννος，tyrant）一词的主要含义是“不受法律或宪政局限的绝对统治者”。[8]“僭政”（τυραννίς，tyranny）和“僭主的”（τυραννικός，tyrannical）等同源词褒贬倾向自然也与“僭主”（τύραννος）一词一致。

在公元前5世纪到4世纪（古典时代）的希腊世界，“僭主”一词的感情色彩比较含混。一方面，该词作为外来词，首先被用作“君主”“王”（βασιλεύς）的替代词。[9]在比修昔底德略早或与修昔底德同时代的悲剧诗人那里，该词似乎本身不含贬义。不止一位学者观察到，欧里庇得斯（Euripides）写于公元前431年的《美狄亚》（Medea）、[10]写于前416年的《疯狂的赫拉克勒斯》（Herakles Mainomenos）[11]中，τύραννος一词都不含贬义。在索福克勒斯写于前429年的《俄狄浦斯王》（Oedipus Tyrannos）中，τύραννος有时被当作褒义词，有时被当作贬义词。W.R.Connor采信D.L.Page的看法，认为是语境决定该词的褒贬；[12]B.M.W.Knox承认说，这部分是因为在悲剧最常用的抑扬三步格（iambic trimeter）中，τύραννος不仅可以与βασιλεύς相互替代，甚至比βασιλεύς更为方便使用。[13]A.Andrewes也认为，格律考虑是韵文作家使用τύραννος一词的动机之一。[14]在含义和格律上作为βασιλεύς替代用词这一起源和事实，以及悲剧诗人对τύραννος及其同源词的混合用法都表明，在修昔底德之前，该词的感情色彩基本是中立的。

这种含混的感情色彩在公元前5世纪末的散文作家那里逐渐起了变化。一方面，散文作家的格律需求并不如韵文作家的那样迫切。同时学者们也观察到，这个词在与修昔底德时代最接近的希罗多德那里还不是贬义词。[15]另一方面读者却明确观察到，在公元前4世纪初的散文作家——例如柏拉图——那里，τύραννος一词具有了明确的贬义含义。D.L.Page断言说在公元前5世纪，τύραννος，τυρανν-ίς，τυραννικός这三个词本身全部不含贬义；这些词的绝对贬义用法（也就是自身成为一个贬义词，而不是依靠语境赋予其贬义色彩），第一次出现于柏拉图的对话《高尔吉亚》（Gorgias）和《政治家》（Politicus）。[16]Wilamowitz与A.Andrewes也将这一转变的时间点归给柏拉图的写作。[17]在时间上，修昔底德位于前述悲剧诗人与柏拉图之间，[18]这使得我们要探究的问题成为最不容易的那一个：身处变动时代的修昔底德，对这个词的看法和用法是怎样的？我们已经知道，在这个时代，“僭主”及其同源词的感情色彩大致处于贬义到中性之间；我们还可以推测，不同的作家对“僭主”概念看法不同，对“僭主”及其同源词使用偏好也就不同。基于这两个前提假设，为了判断某一位古典作家使用“僭主”及其同源词时的情感偏好，为了判断修昔底德对僭主或僭政的看法，不同学者尝试了不同的回答策略。

A.Andrewes的判断标准是文本的作者是否区分“僭主”与“君主”二词的含义及使用。[19]他考察了希腊僭主及其概念的历史发展之后认为，因为τύραννος和βασιλεύς都可以表示一人制政体的统治者，所以如果一位作家区分使用这两个词，那么他就是为了强调僭主不同于普通君主的面向，即，僭主的负面面向；混淆使用这两个词，则意味着这位作家很可能对τύραννος一词持中性立场。[20]根据这一标准，A.Andrewes认为修昔底德在技术层面上区分使用这两个词汇，但是同时对僭主亦有正面评价，这说明他对僭主概念持中立态度，他在意的是一个政体是否有效；在柏拉图之前，τύραννος一词不含明确贬义。[21]A.Andrewes的观察没有问题，但是他的归因不够准确：修昔底德在中性和贬义意义上都使用过τύραννος一词，并不是因为他对僭主或僭政概念持中性立场。接下来，对修昔底德的用法进行更加仔细的观察之后我们将会发现，修昔底德（笔下的人物）敌视当代僭主，他通过僭主城邦比喻表达了笔下人物对雅典的明确严厉批评。

W.R.Connor的判断标准是文本中说话人的身份。他首先诉诸流俗看法，认为当时的希腊人普遍认为“僭政对城邦有害，却对僭主有益”，然后基于这一大众认知指出，“僭主”及其同源词的感情色彩取决于使用者：在僭主看来，这是个好词；在被统治者看来，这是个糟糕的词语；几位雅典政治家做这一比喻，是为了强调雅典“有福气”。[22]至于修昔底德的意图，W.R.Connor承认说，修昔底德不可能赞成这一流俗看法，因此他的写作目的是讽刺。[23]我认为，W.R.Connor的观察不甚准确：在雅典人——也就是统治者视角——的几次提及（TT 1.1-3）中，读者感受到了“僭主城邦”这一比喻中所含的明确贬义，而另一位利用这个比喻表达谴责的演说者科林斯人，其实并非雅典的属邦臣民。接下来，同样是通过对修昔底德的用法进行更加仔细的观察，我们将会发现，决定该词用法及这种用法中所含的感情色彩的，不是说话人身份，而是语境所处的时代。

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学者对修昔底德用过的τύραννος、τυραννίς、τυραννικός及其同源词做一个全面分析。遍览修昔底德用过的τύ-ραννος、τυραννίς、τυραννικός及它们的同源词可以发现，他的用法要么是描述性的，要么是控诉性的；所有的描述性用法都用于过去，所有的控诉性用法都用于当代。换言之，很明显在修昔底德那里，区分这两种用法的规则是使用语境的历史时间。当修昔底德在古风时期的时代背景中使用“僭主”“僭政”及其同源词时，他往往是在讲述一个事实；当修昔底德将这个词运用在同时代的对象身上——这个对象可以是人，也可以是城邦——时，他利用了该词的控诉功能：他使用该词如同使用一个罪名。这一发现对我们接下来的探究意义重大。

τύραννος、τυραννίς、τυραννικός及其同源词，在修昔底德史书中一共出现过37次。按照指称对象、使用语境、褒贬色彩分类，我们可以得到表D1。

D1 修昔底德史书中的τύραννος、τυραννίς、τυραννικός及其同源词

续表

续表

如上所述，我们根据时间背景，将这37个段落分为两个大类：涉及古代的和涉及当代的。显然，这里的“当代”指伯罗奔尼撒战争。[24]这里更为重要的是需要注意“当代”一词在此具有两重含义。一是“当代”指与修昔底德差不多同时的一段时期。二是“当代”也指修昔底德主要历史研究方法的适用范围。修昔底德在史书的“方法论”章节（the Methodology：Th.1.20-22）申明的研究和写作方法，仅仅适用于他史书中唯一的写作对象：伯罗奔尼撒战争。不止一位学者观察到，在不得不处理古代信息的时候，修昔底德的方法与他在“方法论”部分所申明的并不一致。J.M.Marincola分辨出，当历史证据难以获得、甚或不足的时候，我们的史家会诉诸“可信推测”。[25]John Moles则指出，修昔底德认为当代史是唯一适当的研究和写作对象，是因为他相信，面对当代，史家直面事实本身，而过去只能通过“迹象”（indication，τεκμήρια）和“征兆”（sign，σημεια）来还原，这种还原方法并不可靠。[26]Christopher Pelling也发现，修昔底德在第1卷中处理“战争当中发生的事情”和处理过往发生的事情的方法，很可能是不一样的。[27]尽管学界存在不同意见，[28]但是在此我们支持如下看法：修昔底德处理过去与当代的方法是不同的。这一看法为我们辨明他的立场提供了钥匙。

让我们开始观察第一类，涉及古代历史的段落。除了案例3之外，“僭主”“僭政”或其同源词指示的是历史上真实的僭主或真实存在过的僭主政体，修昔底德的用法是描述性的，情感色彩中立。即便修昔底德或其笔下人物是在批评僭主或僭政，但是这种批评也不是由“僭主”这一指称本身所显示的。换言之，在这些段落中，僭主这一称呼本身并不含贬义。这一点与D.L.Page观察到的欧里庇得斯用法[29]相同。

案例1、案例11、案例15所处语境的性质相同。案例1的4个段落都属于“古史纪事”（the Archaeology，Th.1.1-19）部分，案例11的3个段落都属于“西西里古史纪事”部分（the Sicilian Archaeology，Th.6.2-5），案例15的11个段落都属于“刺僭主纪”（the Tyrannicide，Th.5.53.3-59）部分。在修昔底德史书当中，“古史纪事”“西西里古史纪事”和“刺僭主纪”都是用来补充历史信息的离题话。[30]如前所述，这些离题话的研究方法与呈现手法都有别于修昔底德的核心处理对象：属于修昔底德的当代史。类似地，就呈现手法而言，修昔底德在历史离题话段落中，并不利用“僭主”及其同源词的负面含义来表达自己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他的用法在这一时间段体现出一种一致性。使用了描述性用法的所有案例[31]都与这三个古代事件离题话类案例类似；它们是修昔底德在叙事过程中零散提及的古代历史。

用于古代历史的τύραννος及其同源词所在的上述段落，大部分属于叙事部分（案例1、案例2、案例5、案例6、案例11、案例15、案例18、案例19）。在叙事部分，τύραννος及其同源词的功能是描述一个历史事实，提供相关信息。不属于叙事部分的段落只有两个：公元前427年，忒拜人对斯巴达人发表的演说（案例 9）和公元前415年叛逃后，阿尔喀比亚德在斯巴达公民大会发表的演说（案例 17）。在这两处，演说者提及僭主也都是为了提供历史信息，对僭主本身并无直接的主观评价。在忒拜人演说中（Th.3.61-7），他们宣称波斯入侵时的城邦政体类似僭政，他们的论证重点不是批评僭政，而是论证当下政体与过去政体之间存在断裂，因此当下政府不能为过去政府的决策负责，从而说服斯巴达人。在阿尔喀比亚德的那次演说中（Th.6.89-92），他的目的不是评价雅典历史上的僭主，而是通过家族与僭主的敌对关系来让斯巴达人相信，他在雅典民主政体中遭遇了不公，从而“敦促”斯巴达人再次对雅典人开战。[32]综合以上，可以看到，在涉及古代的段落中，无论是在叙事部分、还是在演说词部分，“僭主”“僭政”及其同源词的用法都是描述性的。这表明，修昔底德继承了先前作家的用法。

在涉及古代的段落中，使用“僭主”“僭政”及其同源词的情感色彩基本是中立的，甚至有可能出现褒义评价（例如，案例 15）。另外，即便修昔底德在这些段落中对僭主的行为或命运做出了负面评价、我们因此不得不将这一段落的情感色彩标记为“贬义”，但是这些段落中的贬义用法也只不过是一种描述性的贬义（a descriptive pejorative）。比起我们接下来将要分析的另一类贬义用法，用于历史语境的这种贬义用法缺乏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

现在让我们回到案例3，并将它与涉及当代的段落一起考察。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在涉及古代的段落中，只有案例3与涉及当代的段落一样，使用了控诉性用法。如果说绝大部分涉及古代的段落都是描述性用法这一事实体现了修昔底德对传统用法的继承，那么，案例3这一例外或许是变化的开端。接下来我将论证，在涉及当代的段落中，修昔底德通过控诉性用法赋予了该词负面含义；控诉面向构成了“僭主城邦”比喻的根本性质。

余下所有段落中，τύραννος一词及其同源词的使用语境，绝大部分属于修昔底德的“当代史”。加上案例3以后，这些段落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指示个人（案例3、案例12、案例13），一类指示集体，也就是城邦（案例4、案例7、案例8、案例16）。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段落中，τύραννος一词及其同源词所指示的对象，没有一个是真正的僭主（或者僭政）：一方面，泡萨尼阿斯和阿尔喀比亚德均非僭主（案例3、案例12），[33]渎神案的嫌疑犯也还没有真正成为雅典的寡头或僭主（案例13），另一方面，公元前5世纪城邦体系中的雅典（案例4、案例7、案例8、案例16）是一个城邦，无论如何都不是真正的僭主。我认为，以“僭主”及其同源词指示这些对象，是一种控诉。这种控诉性用法与涉及古代历史的段落中的描述性用法明显不同。

指示个人的案例3、案例12、案例13都属于叙事段落。在“五十年纪事”（the Pentakontaetia：Th.1.89-117）当中，希腊人认为泡萨尼阿斯“的不正义举动更像是对僭政的模仿，而非将军的行为”，希腊人因此对他提出种种控诉。[34]在案例12中，雅典民众因为阿尔喀比亚德私人生活和政治野心而疑心他希望成为僭主，[35]这是在揣测他有犯罪的意图。在案例13中，雅典人认为415年西西里远征决议以后、远征军出发之前爆发的渎神案，是“为了寡头与僭主阴谋的目的”。[36]这三个案例的共同之处是，这些段落都是史家转述的群体看法，这些群体看法都属于批评与控诉。

指示城邦的案例4、案例7、案例8、案例16均属于演说词，指示对象只有一个，那就是雅典这个城邦。在科林斯人演说（案例4）中，雅典城邦被比作一个僭主；在伯利克里（案例 7）与克里昂演说（案例 8）中，雅典帝国被比作僭政；在游弗木斯演说（案例 16）中，握有帝国的城邦与僭主被演说者相提并论。指示城邦的段落全部用上了比喻，包括明喻（案例7、案例8、案例16）和隐喻（案例 4）。僭主城邦这一比喻以及这四个段落将构成本书分析的核心内容。

涉及当代的这些段落的共同点是：被指示对象被控诉为一个僭主，但是这些被指示对象——无论是城邦，还是个人——都没有施行僭政或具有僭主身份。类似控诉的这一举动使得这些段落中的“僭主”“僭政”及其同源词成为段落内容的核心（而在描述性段落中，它们的作用可能仅仅是提供必要信息），并赋予它们以强烈的贬义色彩。我将这种用法称为控诉性贬义（a complaining pejorative）。控诉性贬义用法与描述性贬义用法的区别在于，描述性用法中的贬义是听众或读者所知道和认可的，而指责性贬义用法则包含强烈的争辩意味，目的在于说服听众或读者接受他（或者他笔下的人物）对指示对象的批评。D.L.Page所说的τύραννος一词的绝对贬义用法，[37]是通过控诉性贬义用法，在修昔底德这里得到了确认和发展。正是通过加强“僭主城邦”这个比喻，修昔底德改变了这个词的感情色彩。[38]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就修昔底德使用“僭主”“僭政”及其同源词时的感情色彩，给出如下论断：修昔底德使用“僭主”“僭政”及其同源词时的感情色彩，可以分为三类：在涉及古代的段落中，修昔底德利用的是该词及其同源词的描述性功能，他赋予该词及其同源词的，或者是比较中立的色彩（a descriptive neutral），或者是描述性的贬义（a descriptive pejorative）；在当代语境中使用该词时，修昔底德无一例外地使用了控诉性贬义（a complaining pejorative）。

修昔底德在当代语境中使用τύραννος一词时，唯一的用法是控诉性贬义用法；当被用来指示集体而非个体时，修昔底德当代语境中的τύραννος一词仅指雅典，仅以“僭主城邦”这一比喻的形式出现。由此我们可以知道，这一比喻具有明确的、强烈的、控诉性的贬义。在这一结论的基础上，现在让我们回到第一节末尾的问题：作为雅典的政治领袖，为什么伯利克里如此谈论雅典帝国而泰然自若？[39]作为雅典人，为什么伯利克里、克里昂、游弗木斯在言辞上“向敌人让步这么多”？[40]归根结底，作为作者，为什么修昔底德让雅典帝国最严厉的批评者——斯巴达同盟大会上的科林斯使节——与雅典的不同政治家——伯利克里、克里昂、游弗木斯——做出同样的比喻？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包括W.R.Connor、[41]Wolfgang Schuller、[42]Kurt Raaflaub、[43]Chistorpher Tuplin、[44]Thomas F.Scanlon[45]在内的学者们一度积极尝试回答这一问题。但是1987年以后，这一问题不再受到重视；在21世纪，只有James V.Morrison重新涉及了这个政治比喻。[46]

---

[1] 这次演说是克里昂（Cleon）第一次出现在修昔底德史书中，修昔底德这样介绍他：“克廉内图之子克里昂，他在＜头一天的会议中动议＞杀光＜密提林人＞赢得了上风，同样，在其他议题上，＜他也＞是公民当中最暴力的，而且到那个时候为止，＜他＞也是对于民众最有说服力的”（Th.3.36.6.3-5：...Κλέωνὁ Κλεαινέτου，ὅσπερ καὶ τὴν προτέραν ἐ νενικήκει ὥστε ἀ-ποκτειναι，ὢν καὶ ἐ ς τὰ ἄλλα βιαιότατος των πολιτων τῳτε δήμῳ παρὰ πολὺ ἐ ν τῳτότε πιθανώτατος，...；...Cleon son of Cleaenetus，who prevails ＜at＞ the former ＜meeting，suggesting＞ to kill ＜all the Mytileneans＞，also in other matters being the most violent among citizens and，by far at that time，the most persuasive to the demos）。后来425年，在拒绝斯巴达人议和提议发言之前，修昔底德又一次正式介绍他为“民众煽动家，那个时候，他在庸众中最有说服力”（Th.4.21.3.1-2：ἀνὴρ δημαγωγὸς κατ'ἐ κεινον τὸν χρόνον ὢν καὶ τῳ πλήθει πιθανώτατος；“the demagogue at that time who also ＜is＞ the most persuasive to the mob”）。克里昂在雅典政坛拥有影响力的时间，最早可以推至什么时候？Donald Kagan认为，或许早至伯利克里遭到起诉的时候（Th.2.29）他就在雅典政坛拥有了影响力。Donald Kagan，The Archidamian War，Ithaca，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4，p.96 f.

[2] Th.5.85-113.

[3] 更具体来说，狄奥尼修斯认为（D.H.Th.34；T 5.23，T 5.24）修昔底德的演说词的缺点在于内容（subject-matter，to pragmatikon）和风格（style）两个方面，内容方面的缺点又包括论证（enthymemes）和概念（conceptions）两类。在论证方面，狄奥尼修斯认为，修昔底德酷爱选用的一些论证和概念生僻（unusual，perittos），陌异（strange，xenos），与常识相抵触（paradoxical，paradoxos）。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English Translation，based on the Greek Text of Usener-Radermacher with Commentary by W.Kendrick Pritchett，Chs.34-38，On Thucydides，Berkeley，Los Angeles，London：University oof California Press，p.27.

[4] W.Kendrick Pritchett，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On Thucydides，p.34.

[5] “To suffer it Deservedly”：Thucydides：Book I，edited on the Basis of Classen's Edition by Charles D.Morris，London：Ginn & Company，1885（henceforth：Morris，Commentary），p.259.

[6] Jacqueline de Romilly，“Part Two：The Successive Forms Assumed by Athenian Imperialism，Chapter I：Pericles，Athenian Rule as Tyrannical”，tr.Philip Thody，Thucydides and Athenian Imperialism （henceforth ThAI），Salem，New Hampshire：Ayer Company Publishers，Inc.1963，p.125.

[7] 这句话是W.R.Connor所总结的读者困惑：W.R.Connor，“Tyrannis Polis”，in J.H.D'Arms and J.W.Eadie eds.，Ancient and Modern：Essays in Honor of Gerald F.Else，Ann Arbor：Center for Coordination of Ancient and Modern Studies，1977，p.98.

[8] LSJs.v.τύραννος：“an absolute Ruler，unlimited by law or constitution.”p.1836.Franco Montanari ed.，The Brill Dictionary of Ancient Greek，Leiden，Boston：Brill，2015（henceforth：BrillD），s.v.τύραννος：“A.absolute lord，king，of gods；of men，king，tyrant，despot，in negative sensetyrant，despot.”p.2168.

[9] LSJs.v.τύραννος：“first used of monarchs，...；interchangeable with βασιλεύς.”p.1836.

[10] D.L.Page on E.Med.348-349（{Κρ.}ἥκιστα τοὐμὸν λη μ' ἔφυ τυραννικόν，αἰδούμενος δὲ πολλὰ δὴ διέφθορα·）：Euripides：Medea，edited with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 by D.L.Page，Oxford：The Clarendon Press，2001，pp.98-99.Also Quoted by W.R.Connor，“Tyrannos Polis”，in J.H.D'Arms and J.W.Eadie eds，Ancient and Modern，p.102，n.11.

[11] Ulrich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on E.HF.29-30（τὼ λευκοπώλω πρὶ ν τυραννη σαι χθονὸς'Aμφίον' ἠδὲ Ζη θον，ἐκγόνω Διός）：Euripides：Herakles，erklärt von Ulrich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zweite Bearbeitung，Leipzig：Weidmannsche Buchhandlung，1895，p.13.Also Quoted by W.R.Connor，“Tyrannos Polis”，in J.H.D'Arms and J.W.Eadie eds，Ancient and Modern，p.101，n.9.

[12] W.R.Connor，“Polis Tyrannis”，Ancient and Modern：Essays in Honor of Gerald F.Else，p.102.

[13] Bernard Knox，“2 Athens”，Oedipus at Thebes：Sophocles' Tragic Hero and His Time，New Haven，Connecticut：Yale University Press，1957，p.53.

[14] A.Andrewes，The Greek Tyrants，New York & Evanston：Harper & Row Publishers，1956，p.23.

[15] Mary White将此归结为雅典与爱奥尼亚的区别。Mary White，“Greek Tyranny”，PhoenixVol.9，No.1，1955，p.3.

[16] Pl.Grg.510 B，Plt.310 C.quoted in D.L.Page，Euripides：Medea，pp.98-99.《高尔吉亚》的写作时间十分难以确定，学者们甚至很难在柏拉图对话序列中为它找到比较可靠的相对时间；学者们倾向于将其归入“早期”的“苏格拉底对话”之中。Terence Irwin，Plato：Gorgias，translated with notes by Terence Irwin.Oxford：Clarendon Press，1979，pp.5-8.

[17] Ulrich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Euripides：Herakles，p.13.A.Andrewes，The Greek Tyrants，p.28 f.

[18] 修昔底德出生的时间不晚于公元前454年。修昔底德出生时间的文本依据是亚里士多德学派的《雅典政制》与他史书中的自述内容。《雅典政制》（Arist.Ath.4.3）记载，在雅典出任将军需要有十岁以上的婚生子，同时根据修昔底德史书记载，30岁当选将军的阿尔喀比亚德被认为“太年轻”了（Th.6.12.2）。而修昔底德史书记载自己曾于公元前424/423年出任雅典将军远征安菲玻里（Amphipolis）（Th.4.104.4）。如此推算，他最迟在公元前454年肯定已经出生。这一推断方法，参见Luciano Canfora，“Chapter 1：Biographical Obscurities and Problems of Composition”，in Antonios Rengakos and Antonios Tsakmakis eds.，Brill's Companion to Thucydides，Leiden & Boston：Brill，2006，p.3.修昔底德去世的时间不早于公元前404年，即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的那一年。可用的文本证据有修昔底德的自述（Th.5.26.5），修昔底德的两篇古代传记，普鲁塔克（Plutarch）的《客蒙传》（Plu.Cim.4.1-2），以及保塞尼亚斯（Pausanias）（Paus.1.23.9）。根据修昔底德在史书中的自述，他是因为公元前424年安菲玻里战役失败而遭到城邦放逐，放逐时间长达20年。因此可以推断，修昔底德的去世时间不晚于公元前404年。保塞尼亚斯记载，修昔底德死于自放逐回归的路途之中；普鲁塔克则认为，他死于色雷斯（Thrace）一个名叫“洞林”（Skapte Hyle）的地方。这些证据的内容相互抵触，给我们推断与修昔底德去世有关的真相增加了困难。我们可以像Luciano Canfora一样，拒绝接受造成麻烦的相关证据，因为这些后来的作家历史可靠性并不是特别高。Luciano Canfora，“Chapter 1：Biographical Obscurities and Problems of Composition”，pp.17-20.关于修昔底德的生平，同时参见Otto Luschnat，Thukydides der Historiker （Sonderausgaben der Paulyschen Realencyclopädie der classischen Altertumswissenschaft），Stuttgart：Alfred Druckenmüller Verlag，1971，pp.1091-1095.关于修昔底德的写作时间，我们不妨让步并采用“统一派”观点，认为修昔底德史书的绝大部分写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之后，也就是公元前404年之后。这样一来，写作活动覆盖整个战争进程的修昔底德，比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晚，与欧里庇得斯差不多同时代，比公元前399年之后才开始动笔写作的柏拉图早。

[19] A.Andrewes认为，在使用τύραννος一词时负面感情色彩最强烈的作家是柏拉图，因为他将τύραννος和βασιλεύς确立为严格对立的两个极端。使用时感情色彩最为中性的作家是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因为他完全将这两个词当作同义词。比柏拉图负面感情色彩稍淡的是梭伦（Solon）及其模仿者泰奥格尼斯（Theognis），希罗多德与欧里庇得斯再次之。将这两个词混用的散文作家有修昔底德和伊索克拉底（Isocrates），韵文作家有品达（Pindar）、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A.Andrewes，The Greek Tyrants，pp.20-30.

[20] 在这里需要排除韵文作家，即诗人，包括喜剧诗人和悲剧诗人。理由如前文所述。

[21] A.Andrewes，The Greek Tyrants，pp.27-28.

[22] W.R.Connor，“Tyrannis Polis”，Ancient and Modern：Essays in Honor of Gerald F.Else，p.98，pp.101-102，p.104.

[23] W.R.Connor，“Tyrannis Polis”，Ancient and Modern：Essays in Honor of Gerald F.Else，pp.108-109.

[24] 我们应当将伯罗奔尼撒战争视为修昔底德写作的对象。作为修昔底德的写作对象，它是唯一的，独立的。Nicole Loraux和Lowell Edmunds对此有精彩的分析。Nicole Loraux，“Thucydide a écrit la Guerre du Péloponnèse”，Métis1（1986），pp.139-161.Lowell Edmunds，“Chapter 5：Thucydides in the Act of Writing”，in Jeffrey S.Rusten ed.，Oxford Readings in Classical Studies：Thucydid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pp.91-113.

[25] J.M.Marincola on Thucydides'“probable conjecture”：“Thucydides 1.22.2”，CP，Vol.84，No.3，1989，pp.216-223，esp.221-222.同时参见Roberto Nicolai，“Chapter 13：Thucydides' Archaeology：Between Epic and Oral Tradition”，in Nino Luraghi ed.，The Historian's Craft in the Age of Herodotu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283.

[26] John Moles，“Chapter 13：A False Dilemma：Thucydides' History and Historicism”，S.J.Harrison ed.，Texts，Ideas，and the Classics：Scholarship，Theory，and Classical Literatur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198；“Chapter Three：Truth and Untruth in Herodotus and Thucydides”，in Christopher Gill and T.P.Wiesman eds.，Lies and Fiction in the Ancient World，Exeter：University of Exeter Press，1993，p.100，pp.102-103，p.107.

[27] Christopher Pelling，“Chapter 8：Thucydides' Speeches”，in Jeffrey S.Rusten ed，Oxford Readings in Classical Studies：Thucydides，p.182，n.14.从这一观察出发，Hunter R.Rawlings III加强论证了Christopher Pelling的看法。Hunter R.Rawlings III，“Thucydides’ ΕΡΓΑ”，Histos，Vol.15，2021，p.195.

[28] Joshua J.Reynolds认为基于“迹象”和“征兆”的研究方法同时适用于修昔底德的“现在、过去、未来”。A.J.Woodman的看法与Joshua J.Reynolds本质上类似，他也认为无论是过去还是伯罗奔尼撒战争，修昔底德都是依据“迹象”和“征兆”来写的。但我认为，这不是主流意见。Joshua J.Reynolds，“Proving Power：Signs and Sign-Inference in Thucydides'Archaeology”，TAPA，Vol.139，No.2，2009，p.339，n.23.A.J.Woodman，“Chapter 1：Preconceptions and Practicalities：Thucydides”，Rhetoric in Classical Historiography：Four Studies，Portland，Oregon：Aeropagitica Press，1988，p.10.

[29] D.L.Page on E.Med.348-349，Euripides：Medea，pp.98-99.

[30] Vassiliki Pothou将修昔底德史书中的离题话分为七类：地理、族群、宗教、神话、政治或政体，军事，以及自我指涉，其中前四类来自爱奥尼亚传统，后三类是修昔底德的文体创新。Vassiliki Pothou，La Place et le Rôle de la Digression Dans l'oeuvre de Thucydide，Stuttgart：Franz Steiner Verlag，2009，pp.23-25.虽然这里提及的“古史纪事”“西西里古史纪事”“刺僭主纪”分别有不同的功能，前两者承担了归因—解释功能，后者则承担论辩功能，但是这三个离题话的功能区别不是通过τύραννος及其同源词的不同用法来表达的。

[31] 即案例2、案例5、案例6、案例9、案例10、案例14、案例17、案例18、案例19中的所有段落。

[32] Th.6.88.10.7：παρελθὼ νὁ'Aλκιβιάδης παρώξυνέ τε τοὺς Λακεδαιμονίους，Alcibiades came forward and urged the Lacedaemonians.

[33] 尽管确实正如A.Andrewes所指出，“僭主”从来不是任何人的正式头衔（The Greek Tyrants，p.28），但是，泡萨尼阿斯和阿尔喀比亚德也从来不是一人制政体中的统治者，也就是说，不是“僭主”这个词可以指代的对象。

[34] Th.1.95.3.2-4.

[35] Th.6.15.4.1-4.

[36] Th.6.60.1.4-5.

[37] D.L.Page on E.Med.348-349（{Κρ.} ἥκιστα τοὐμὸν λη μ' ἔφυ τυραννικόν，αἰδούμενος δὲ πολλὰ δὴ διέφθορα·）：Euripides：Medea，pp.98-99.

[38] 本书第三编第八章将详细讨论这一问题。

[39] Jacqueline de Romilly，ThAI，p.125.

[40] W.R.Connor，“Tyrannis Polis”，Ancient and Modern：Essays in Honor of Gerald F.Else，p.98.

[41] W.R.Connor，“Tyrannis Polis”，Ancient and Modern：Essays in Honor of Gerald F.Else，pp.95-109.

[42] Wolfgang Schuller，Die Stadt als Tyrann：Athens Herrschaft über Seine Bundesgenossen，Konstanz：Universitätsverlag Konstanz，1978.

[43] Kurt Raaflaub，“Polis Tyrannis：zur Entstehung einer Politischen Metapher”，Arktouros：Hellenic Studies presented to Bernard M.W.Knox on the Occasion of his 65th birthday，Berlin，New York：Walter de Gruyter，1979，pp.237-252.

[44] Christopher Tuplin，“Imperial Tyranny：Some Reflections on a Classical Greek Political Metaphor”，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Vol.6，1985，pp.348-375.

[45] Thomas F.Scanlon，“Thucydides and Tyranny”，CA，Vol.6，No.2，1987，pp.286-301.

[46] James V.Morrison，“Chapter 8：Athens the Tyrant-City and the Function of Political Metaphor”，Reading Thucydides，Columbus，Ohio：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6，pp.133-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