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中国文化的一大转折，在乎两汉之际。在政治领域，面临着旧有、固有政体崩解所带来的转型期；在思想文化领域，知识群体面临着新兴政治权威赋予的严重挑战与压力。儒生群体冀望在此百年来未有之大变局中，寻得生机。他们不得不接受，甚或是迎合东汉统治者的“改造”“规范”之举，改变自身的治学趋向，重塑自身的价值体系。这便造就了东汉时代有别于前代的政治文化传统。
东汉虽自言承自西汉皇权，号为“中兴”，然就政治、社会、制度、学术等诸领域，皆有别于西汉时代。西汉治道前有黄老，后为“杂霸”，东汉则以吏化为事。西汉以孝治天下，东汉则“移孝作忠”，着意于“名节”观念。西汉常以打击豪强为事，东汉则建基于豪强世家之上。西汉学术前尚黄老，后尊儒术，治学以今文章句为主，东汉则古文经学盛于民间，且谶纬神学大兴。西汉并用儒生与文吏，东汉则将儒生改造为职业官僚角色。欲考察这一系列不同之处，皆需由光武帝治道的历时性、共时性、结构性的系统考察为开端。
光武以“重儒”著称，奖崇儒术、重用儒生。然光武帝奉行一条“经术”与“吏化”相结合的政治路线，以“重儒”相标榜，争取儒生群体的支持，又牢牢抓住文法吏治一环，保障官僚体制的有效运转。所谓“吏化”，即官吏化、官僚化，是要求儒生们在熟读经书的同时又必须熟悉文法律令，“授试以职”，从而将儒生改造成为职业行政官僚。“吏化”必然造成士人兼习经、律之风，进而在东汉滋生出律章句学，甚至在曹魏时期有了律博士的设置。
“吏化”方针下，儒生转习文吏之业，而就经术专精的追求转为衰微。东汉察举注重“乡曲舆论”，士人竞相“争厉志节”；至东汉中叶后，士人们崇尚交游、标榜，“浮华交会”之风遂起。士人们一方面深习文法吏事；另一方面投身权门势家，“请谒繁兴”。通经致仕不再能够给士人带来仕途之通畅，经学遂愈益衰落，“博士倚席不讲”。
在汉代经学发展史中，章句之学是官学体系的主流。武帝置五经博士后，经学迅速分异，竞相争立学官。宣帝石渠阁会议后，立五经十二博士，欲绝经学继续分异一途。儒生治经遂由争立新说转向在博士官学体系内增益师说，章句之学迅速繁兴，逐渐“烦琐”且“破坏大体”，故在新莽及东汉时期多见减省章句之举。汉代经学中注重师法、家法观念，师法是就博士官学体系而言的，强调自身经说的传承正统性；家法则不限于官学，私学能成一家之言者也可称家法。东汉存在一个由师法观念向家法观念转变的历程。
光武帝提倡忠孝节义，名节观念遂兴。然重名节的结果是士人为了获得声望而交游品题，至东汉后期演为名实相悖的危机。这一危机伴随着外戚、宦官与士大夫等利益集团之间错综复杂的权力之争而愈益加深，士大夫们以“清议”舆论干政，表达他们的政治要求。“党锢”之后，士人们迫于政治压力，不再臧否人物、裁量执政，转而“发言玄远”、否定纲常名教。这种风尚，即“清议”向“清谈”的转变。
东汉是一个神秘主义盛行的时代。王充作《论衡》，欲“疾虚妄”“立实诚”。他一方面批判神秘主义天道观；另一方面破除俗儒对圣人与经传的盲目崇拜，将孔子与五经由神学拉回到学术领域。王充思想的落脚点在于肯定汉家制度的合理性，宣扬汉胜于周、今胜于古。故“宣汉”是王充眼中最大的、需要建构的“实诚”。汉末社会批判思潮同样是以肯定刘氏王权统治合法性为基点，虽批判昏君与权宦，但并不质疑或否定东汉王朝的统治秩序；他们仅仅是要求明君圣主的出现，希望君主推行“贤人政治”。
研究一个时代的思想，必须关注到“思想”与“时代”两者的互动。东汉时代的前后两端，皆存在着“意义危机”的生发。前者是两汉之际社会巨变在精神价值领域内的反映，后者则是“党锢”事件所呈现的皇权压力，在士人价值观念中的直接表征。此“意义危机”，在知识群体中生发出“道德迷失”“存在迷失”“形上迷失”等方面。为了克服这种“危机”与“迷失”，知识分子所能极力追求的便是对“意义的重建”。
总体而言，本书基于“思想史”研究视域，但不局限于“思想”作为历史存在的生成与演变研究。研究“思想史”，首先，需要关注思想与社会的关系，将思想者置于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对思想形成的社会基础和历史基础作全面且系统的考察。“思想”属于上层建筑，高悬于意识形态层面，似乎与经济基础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思想家生活于社会现实之中，所思所想无不受到现实价值观念、物质利益、社会地位的影响；思想者所提出的政治主张，也无不针对社会危机而发，力图解决社会问题。其次，要将思想家的思想体系置于历史长河中考察其历史价值和现实价值。思想者的“思想”有着明显的传承性，又有着明确的时代感。同一主张、同一概念的内涵和功能往往因时而异，故需要准确理解、系统把握“思想”的具体含义和指向。
本书是在笔者博士论文基础之上增益、修改而成的。笔者钻研的视角是政治与学术互动关系的视域，所以本书是一部涉及东汉政治史、制度史、思想史、学术史、社会史等诸领域的专著。本书前半部分，由考察光武帝执政特色入手，总结其“重儒”与“吏化”相并行的治道方式，进而考察“吏化”对于儒生群体治学取向、价值观念及其政治活动的影响。尤以儒生角色也由“学士”日益转变为“儒吏”角色的论证，用力较深。本书后半部分，由东汉“名节观念”的演变历程出发，力图拓展对东汉学术演变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