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癫狂型人物叙述者解析

一 疾病和疾病叙事、癫狂与癫狂（疯癫）叙事

在《大辞海·医药科学卷》中，关于“疾病”这个词语出现了这样的解释：“指人体在一定条件下，由致病因素所引起的有一定表现形式的病理过程。此时，人体正常生理过程遭到破坏，表现为对外界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降低、劳动能力受到限制或丧失，并出现一系列临床症状。疾病是致病因素对人体的损害和人体对抗这些损害的防御、代偿等作用的矛盾，且两方面不断进行斗争，直至疾病痊愈或人体死亡时才告终结。疾病种类很多，症状也不同……”[1]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并且长期与人类相伴的现象，疾病与人体所处的正常状态受到影响与破坏有着较为直接的关系，它还常常令人感到痛苦、困惑和烦恼。“疾病是思辨性关注的起因。这种关注，以人为媒介，由一个生命投注在另一个生命之上”[2]，从法国学者康吉莱姆的这句话中，我们可以获知，除了有可能引起不良体验而让人感受痛苦之外，疾病本身还能够成功地吸引人们的关切和注意，进而促使某种与人、生命、社会、历史、文化等密切相关的思考与探寻得以展开。

在日常生活乃至艺术创作中，我们都有可能看见和听说比较特别或者不太常见的现象，一些特殊的疾病类型（比如：癫狂、痴呆、肺结核、鼠疫、霍乱等）不失为其中令人印象深刻而且值得加以留意的对象。它（们）或许不让人感到完全陌生，对于与之相关的具体信息、情况、细节等，大家却不一定会有相对清楚与准确的了解、知晓和掌握。如果从一个更高一级的层面来看，作为可以进行言说和关注、分析和探讨的具体对象的疾病，人们对于它的认识和理解实际上并不太充分，直至今日疾病仍然可以说是一个使人深感迷惑、困扰甚至压抑、苦闷的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通过对疾病以及与之有关的更多现象、状态、经历的观察、思考和解析，却能够让我们从一个比较特别的角度更加深入、细致地去感受和触摸人类的文化、心理、境况、历史，从而对这个世界作更为合理、到位以及人性化的认知和把握。我们看到，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McNeill）早已提出过如下意见：“疫病的历程揭示了人类事务中曾被忽视的一个维度。”[3]

随着多个学科门类的理论、方法以及技术、资讯等的不断推进与发展，人们关于疾病本身的了解、认识和研究已经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广度与深度方面有了日渐开阔并且一步步地走向其内里及深层的更大可能性。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更倾向于认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长期地伴随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疾病，从根本上来讲，其实绝不只是一种普通寻常的医学意义上的现象、存在和范畴。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领域里，与疾病密切相关的思考、探讨和研究虽然仍旧存在不少的困难、遗憾、欠缺乃至错误，相对于过去而言，人们如今投注在疾病上的感受力与关注度却已经有了比较显著的改进和调整、变化和提升。疾病本身以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现象和问题，确实已经引起进而受到了生物学、医学、宗教学、人类学、哲学、文学、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不同的领域及学科的多重聚焦和重视。

有人曾经这样说：“疾病作为一种亘古就有的生理现象，其带来的痛苦经验是人人都可能体会的经验之一。疾病作为生命存在的状态之一，也是人类永恒的生存困境之一。因此，疾病不仅是医学界重要的研究课题，也是文学艺术永恒的主题和关怀之一。”[4]疾病与文学二者之间确实不无一种较为特殊的关系：一方面，与人类相伴的疾病一直是文学艺术的一种不无重要性与独特性的创作题材，它早已成为古今中外的诸多作品（包括各种文体形式的创作）中经常被提及、书写和表现的一个具体内容；另一方面，作家本人及其身边的人并不缺乏患病的经历和体验，这很可能促使他（她）们对人生和世界进行新的观察、审视与不一样的思考和认识，甚至可以给创作者带来某种写作灵感、启示以及特别的素材及内容。不容忽视的是，有一部分人兼具医生和作家的两重身份，还有一部分人因为患病而变得忧郁、孤独、敏感，他（她）们关于疾病及其相关问题和表现的描述、探讨、理解均可谓做得既生动感人而又深入细致。

不少人或许已经注意到，疾病虽然很早就出现在了中西方的文学创作中，但是很长的历史时期之内作者普遍不具备相对自觉和主动的疾病书写意识，直到后来，这种状况才有了较为明显的调整和改变。疾病逐渐成为一些中外作家笔下比较重要并具有独立性的一个进行描述和书写的对象，它与叙事的结合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肯定，“疾病叙事”[5]逐渐成为文学创作与研究领域中一种广为人知的现象，由此而使疾病本身显现出更加丰富、深刻的内涵与作用。在此，我们想对涉及瘟疫方面的疾病叙事稍微作一点儿简要的分析和了解。瘟疫主要“指流行性急性传染病”[6]，它与人类的生存、历史、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等关系比较密切，具有一种特殊而且不容小觑的影响力，因此受关注的程度一直都不是很低。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乃至《圣经》中，均不乏与瘟疫肆虐人类的图景有关的文字描述和艺术呈现，它们可谓在突出神灵意志的同时，表达了人类与瘟疫（乃至命运）作抗争的勇气和意志、信心和愿望。

乔万尼·薄伽丘的《十日谈》（The Decameron，1353）、丹尼尔·笛福的《瘟疫年纪事》（A 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1722）、玛丽·雪莱的《最后一个人》（The Last Man，1826）、爱伦·坡的《红死病魔的假面舞会》（“The Masque of the Red Death”，1842）、阿尔贝·加缪的《鼠疫》（The Plague，1947）、让·吉奥诺的《屋顶上的轻骑兵》（Le Hussard sur le toit，1951）、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El Amor en los Tiempos del Cólera，1985）、若泽·萨拉马戈的《失明症漫记》（Ensaio Sobre a Cegueira，1995）、杰拉尔丁·布鲁克斯的《奇迹之年：一部关于瘟疫的小说》（Year of Wonders：A Novel of the Plague，2001）等，都堪称颇为经典的与瘟疫有关的叙事虚构类作品。在这些具体的文学创作中，瘟疫虽然不完全处于被叙述以及反映的主体的位置之上，它对故事情节的推动、人物形象的塑造、叙事氛围的营造、主题意蕴的表现却具有并且发挥了重要而又特殊的功能、作用与效果。

在我国，不同朝代瘟疫的流行情况、防治措施、具体影响和后果，医学家、官员、宗教人士以及普通民众面对瘟疫的态度、认识等，是涉及医学史、疾病史、社会史、科技史的理论和方法的一个特殊问题，与之相关的材料可见于多种相关文献的记载和描述性质的文字里。在民间的习俗和信仰中，至今仍然保留着不少与瘟疫有关的仪式、记忆与痕迹。就文学艺术方面的创作而言，“总体上，中国古代小说中的瘟疫描写呈现出数量多，而总体地位不高的特征，几乎没有以瘟疫为主角、深入瘟疫内部、足以震撼心灵的真正意义上的纯瘟疫小说”[7]，关于瘟疫的书写和表现在文学作品中却又比较常见和普遍。施耐庵的《水浒传》就是以瘟疫开篇的一部古典名著，梁山好汉的故事与“禳救灾病”的心理和行为实际上不无一种内在关联。民国时期灾害频仍，方光焘的《疟疾》、鲁彦的《岔路》、沈从文的《泥涂》是与疟疾、天花、鼠疫相关的瘟疫书写，可谓对疫情下普通百姓生存的惨状以及各种救治乱象作了较为形象化的描写和反映。

近些年来，与瘟疫有关的小说创作也并不少见，其中影响相对大一些的作品有柳建伟的《SARS危机》、石钟山的《“非典”时期的爱情》、徐坤的《爱你两周半》、迟子建的《白雪乌鸦》、池莉的《霍乱之乱》、毕淑敏的《花冠病毒》等。有人对我国现当代文学中的瘟疫叙事进行过专门的探讨和研究，进而提出了以下的具体看法：“在现代文学的瘟疫叙事中，瘟疫更多的是作为底层苦难的象征，其社会性的‘灾难’意涵不明显”，现代作家主要“将瘟疫叙事限定在言说个人或某一群体苦难的层面，将瘟疫视为底层诸多苦难的一种，从人道、启蒙、革命等不同角度讲述他们的故事”，“当代文学对瘟疫采取了不同于现代文学的认知和处理，将瘟疫理解为国家的灾难，而非仅仅是个体的苦难”，后者的有关做法被认为是既有利又有弊的。[8]

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上，在包括晚清末年、民国初期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和之后这几个历史时段中存在与现身的不少作家笔下，其实都不难找寻或发现与疾病（包括生理疾病和心理疾病）相关的故事、叙述以及文字，它们普遍涉及了时代主题、社会环境、人物性格、伦理关系、文化隐喻等，对于作品的具体内容及作者创作意图的显示、呈现和表达是大有裨益和帮助的。海天独啸子的《女娲石》、闿异的《介绍良医》、陈景韩的《催醒术》、荒江钓叟的《月球殖民地小说》、东海觉我的《新法螺先生谭》等，是以疾病叙事作为主要内容的清末小说。它们均不乏大胆、离奇的情节设置，几位作家主要的创作意图在于想要将当时的大众唤醒，使他（她）们所罹患的疾病得到相应的治疗及处理，进而达到拯救民族与国家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疾病成为从事此类小说创作的人用来表达自己心中更为宏大的直接关涉中国当时的社会、政治、现实、民生等的变革以及愿景的一个具体内容。这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疾病叙事是清末小说家现实关怀的即物表达，他们或专注于疾病的治疗实践，或现身于治愈效果的宣传，或沉思于治愈之后生发的种种问题，呈现出多元的主题形态。这类小说以‘疾病的发现’这一现代视野，把疾病与国民改造相关联，进而以‘疾病最终必将治愈’的未来意识，表现出强烈的现代性特征。……它们所包蕴的唤醒民众的现代主题，对后世具有现实批判精神的小说创作也产生了影响。”[9]

需要看到，疾病叙事在我国20世纪的文学进程中之所以从一开始就如此兴盛，还与清末民初的人们所普遍持有的文学观念以及小说自身的发展状况不无一种内在关系。当时，随着小说被人们寄托和赋予了与政治、社会的革新和变化紧密相连的愿望和作用、责任和使命，这种不无虚构性的文体在文坛中的位置渐趋从边缘走向中心，靠写作谋生的职业性作家和已经养成了一定的阅读习惯的读者群成规模地出现，小说这种文体形式在专业人士和普通民众心目当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因此而有了很大的提升和改变。当时，有一部分中国人还得到了获准走出国门的机会，域外的多个地区不同风格的小说也在这个时期被旧派文人以及新式智识者大量地翻译和介绍到国内，引起并且逐渐得到了相应的注意、认识和接受。于是，促使数量更多的人在接触和阅读这些来自国外的小说创作的过程中，开始知晓和了解世界上其他国家、区域和族群的不少事情、现象及问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中国作家的思维与创作的视野，并且使具体的题材种类、反映内容以及包括叙事的方法、策略和技巧在内的艺术表现形式得以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从总体上来讲，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具体创作中不乏讲述、书写与肺结核、精神病、心脏病、癌症、麻风、天花、鼠疫、甲肝、SARS（“非典”）、艾滋病乃至新冠等多种疾病有关的故事和内容，而且这些疾病叙事类创作的数量并不在少数。

和我们已经作了初步涉及的瘟疫和与之有关的书写、反映的情况相近似，癫狂不失为受文艺创作者关注程度比较高的另一种重要的疾病类型。癫狂是人类自古就有的一种精神疾病[10]，指精神失常、神经错乱，一般表现为言语或者行动方面的异常，它是一种典型的超出常规形态与状况的非正常（非常）现象。我国传统的中医理论对癫狂作过不少研究，中医内科学将它归入心脑病症或心系病症，在有关的书籍里可以见到如下论述：“癫之病名最早见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足臂十一脉灸经》‘数瘨疾’。癫狂病名出自《内经》。该书对于本病的症状、病因病机及治疗均有详细的记载”[11]，“癫狂为临床常见的精神失常疾病。癫病以精神抑郁、表情淡漠、沉默痴呆、语无伦次、静而多喜为特征。狂病以精神亢奋、狂躁不安、喧扰不宁、骂詈毁物、动而多怒为特征”[12]，“癫病与狂病都是精神失常的疾病，两者在临床上可以互相转化，故常并称”[13]。也就是说，“癫”与“狂”的病理因素、病机特点以及临床症状均有所不同，相关的诊断、辨证、治疗被认为需要进行不一样的区分和处理。

西医学对与癫狂相类似的病症同样多有关注，精神病学（Psychiatry）关于精神疾病的分析、探讨和研究是比较细致和深入的。影响较大的《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第十版）简称“国际疾病分类”（ICD-10），由世界卫生组织（WHO）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制定并出版，其中第五章“精神与行为障碍分类”的“临床描述与诊断要点”将精神障碍归纳为10个类别。在我国，2001年修订和出版的《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通常简称为CCMD-3，它体现出向“国际疾病分类”努力靠拢的取向，将精神疾病分为10个类型。关于精神疾病的病因，精神病学家主要将其概括为神经性和心因性两大类，它们被普遍认为分别与脑组织和心理系统有关。时至今日，人们关于精神疾病的认识和了解，业已出现了不小的进展与变化，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强迫性神经症（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简称OCD，亦称“强迫障碍”“强迫症”）、抑郁性神经症（depression neurosis，亦称“抑郁症”“轻性抑郁症”）、神经衰弱（neurasthenia）等名称以及与之相应的疾病已经逐渐为普通民众所听闻、接触，并且有了对其作一定程度的知晓和了解的可能。

就我国精神卫生事业的实际发展状况而言，精神疾病患者的人数在不断地增长，相关的医疗机构以及专业医师的数量却非常有限，“根据2015年6月公布的《全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15—2020）》，截至2014年底，我国精神卫生机构共有1650家，精神科病床22.8万张，精神科医生2万余人，主要分布在省级与地级市”[14]。此外，“据估计，我国人口与精神科医生之比为100000：1.27，即每100000人口对应1.27名专业精神科医师，与全球人口与精神科医生比100000：3.96这一比例相差甚远”[15]。从全社会范围来看，精神疾病受重视的程度时至今日仍旧不是很高，人们对此类疾病的认识和了解并不能说是相对充分和到位的，精神疾病患者中的一部分人由于多种原因而未能得到相应的监护、照顾、治疗，或者中途暂停、终止以及放弃治疗，因而不乏四处走动、游荡甚至流浪的处于某种失联与失控状态的病人。个别病情比较严重的患者不时地出现影响亲人和其他人的工作、生活秩序的行为与举动，甚至会造成纵火、伤人、杀人的恶性案件，给民众的日常生活以及社会治安的治理与社会稳定的维护带来了不小的安全隐患。

在《精神障碍康复：社会工作的本土实践》一书中，长期侧重从社会工作视角开展精神疾病研究的学者高万红认真梳理了人们对精神疾病的认识和服务发展的历程后，进行过这样的概括与说明：“人类对精神病的认识实现了五大转变，即从超自然到自然的转变，从监管到治疗的转变，从机构化到去机构化的转变，从机构照顾到社区康复的转变，从病态到‘状态’的转变”，并且特别言及香港理工大学的叶锦成教授于2010年提出的一个不同于以往的相对新颖的观点及其独特价值。这位学者认为，出现在叶教授的研究视野以及理念之中的精神疾病，它所显现出来的“从一种疾病到一种状态的转变”可以说意义重大，由此而“将人类对精神疾病的理解推向了新的高度，精神疾病不再被标签化，不再被视为一种耻辱甚或一种为人所不齿的疾病，而被视为正常人的一种不正常状态。……使人类对正常与不正常、健康与疾病有了新的理解”。[16]

不得不说，在匆促、忙碌而又琐碎、庸常的现实生活中，人们对精神疾病本身及其患者的情况、处境等的感受、认识和理解其实都极为有限，为数不少的人通常采用的做法是将精神活动异常或者具有心理障碍的人一律称为精神病人，把罹患程度不同的精神疾病的人以及言行举止、观念意识不合乎常规、常态与常理的人统统都唤作疯子、癫子，将他（她）们视为迥异于常人的一种特殊存在，并且习惯性地将这些人标签化、污名化甚至妖魔化。我们知道，在与生活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诸多文艺创作中，其实一直存在癫狂以及与癫狂有关的人物、氛围、情节、事件等，它们可谓构成了具有特定风格的一种叙事现象和类型——“癫狂叙事”[17]（也有人称之为“疯癫叙事”）。作为一种现象和问题的癫狂（疯癫），很早就已经出现在国内外的文学作品（涉及诗歌、小说、戏剧等多种文体形式）以及哲学、社会学、人类学、医学、法学等的研究视域之中，成为一部分人进行及展开观察和书写、分析和讨论的一类比较具体而又实在的对象。

法国学者米歇尔·福柯对癫狂（疯癫）与文艺的关系进行过非常深入的思考与探讨，1961年在巴黎出版的《疯癫与非理智——古典时期的疯癫史》（Folie et deraison：Histoire de la folie a l'age Classique）就是一个极好的证明。对福柯关于文艺创作中的癫狂（疯癫）的主要意见和观点，已经有学者做过如下概括，“疯癫并非外在于文艺作品的要素，而是直接参与了文艺作品的构成，从而获得一种本体性存在身份；疯癫作为文艺对象，不是一个客观指认的对象，而是依赖于主体对其艺术性质发现与阐释的反思性对象；疯癫作为文艺对象，其内涵不是固定不变的，对其内涵的阐释最终受制于历史，可以说，本体性、阐释性、历史性三个存在特征，标识出了疯癫作为文艺对象的文化位置”[18]。

关于中国文学中的癫狂（疯癫）叙事，近年来不乏专门进行留意、讨论和解析的学者。有人在认真进行思考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这样的看法：“由于癫狂含义的丰富性，在中国传统叙事中，它一直就是一个重要的母题。从《论语·微子篇》中的楚狂接舆到《庄子·人间世》中的接舆，从《世说新语·任诞》中与猪同饮的阮氏族人到《红楼梦》中‘有时似傻如狂’的贾宝玉，从现实中的‘张颠’（张旭）、‘米颠’（米芾）到传说中的‘济颠’（济公和尚），癫狂叙事为传统文化描上稀散却引人注目的异类色彩。由于传统文化的特色，传统癫狂叙事表现出神秘性、超越性以及补充性等特征。……癫狂常常与某种神秘的‘天意’联系在一起，并因其不同流俗而被赋予某种否定世俗功利的超越性”，在重点强调对立双方的互补、渗透与系统的平衡、稳定的传统文化中，“癫狂也被纳入‘理’的范畴，孔子的‘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成为关于癫狂的经典表述，癫狂只是作为‘理’的一种补充物存在，从未对‘理’形成正面挑战”。[19]由此可见，在我国古典文学的发展阶段，其实并不缺少与癫狂（疯癫）有关的癫狂（疯癫）叙事现象，这类叙事的精神内涵、具体特点与传统的思想理念、文化心理总体上又是相一致的，并未出现完全不可调和的激烈对抗与尖锐冲突。

进入20世纪以后，癫狂（疯癫）同样不失为文学艺术的一个重要而又特别的创作题材和表现内容，癫狂（疯癫）叙事在国内外的文学作品中可以说有了更加频繁、突出、抢眼的亮相与显现。曾有学者撰文表达过如下意见：“在20世纪疯癫就像浪漫主义时期的结核病、肺病一样，成为时代病和作家们必然涉及的主题。疯癫脱离以往被唾弃的处境成为一种无需隐藏的疾病和个体或群体的自我选择：现代社会的人都已失去个性和自我，庸庸碌碌、人云亦云，具有自我的人则是异端和精神异常。”[20]与此同时，人们关于此类文艺作品的多种分析、探讨、研究也在不断地推进和发展，所得出的结论与取得的有关成果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中国作家普遍、直接地了解和接受，由此而对他（她）们的创作理念、表达策略、叙事技巧等产生了不容忽视、低估的特殊作用以及影响。这方面能够广泛地吸引人们眼球的一个颇为具体的反映和表现，就是“中国现当代作家开始拥有愈益自觉的叙事意识，深刻意识到叙事形式对于作品的特殊价值。在题材翻新日见其难的情况下，作家们纷纷将眼光转向文本构成的另一端，希图藉叙事形式的突围实现对传统与自我的超越，以表达自己对世界的特殊体验与独到理解。正是在这一潮流的裹挟下，疯癫叙事以一种先锋实验的姿态跃上20世纪中国文坛”[21]。

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进程中，在鲁迅、冰心、周作人、丁玲、许钦文、路翎、萧红、张爱玲、郭沫若、宗璞、古华、余华、洪峰、苏童、格非、残雪、贾平凹、莫言、艾伟、东西等多位作家的有关作品里，癫狂（疯癫）叙事早已成为一种显现以及存在的具体形态与状貌十分特别的现象，它所具体描述、塑造与涉及的人物形象的个性、身份、内涵等可谓颇为鲜明、丰富和复杂。在这些作家的笔下，癫狂（疯癫）常常是个人与其所处的环境乃至外部世界进行博弈、较量、对抗的生动表征和具体反映。而且，就一般情况而论，在叙事文本里个体性的境遇与状况不免会让人感到深切的忧虑和担心，因为其中的自我多半逃不出被压抑、同化甚至迫害及毁灭的结局。

透过癫狂型人物叙述者所采用的离奇、荒诞、怪异的言语或者行为，我们不难发现和推知文本里的隐含作者（及文本之外的作者本人）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叛逆与反抗的态度，关于理性精神的质疑和否定以及启蒙思想的有意彰显和强调，还可以从中感受与体会到一种颠覆性的冲动、解构式的狂喜乃至明显带有撕裂感的自觉、警醒与疼痛，它的深层则理应与创作者希望借助非常规形态的癫狂（疯癫）叙事参与和重建某个既有的社会历史进程以及秩序的意图和愿望、勇气和信心不无关系。从另一个方面来讲，相对于过去时段的文学创作，20世纪中国文学中有更多作家愿意积极、主动地选择和运用癫狂型的人物叙述者，比较看重这种非常态的人物叙述者借助另类的方式与手段来达到讲述与呈现故事、描写和反映世情的某种特殊作用和效果，这本身就不失为一个具有价值和意义而需要作认真、细致的思索与讨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