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意义

2015—2020年，即“十三五”时期，是实现中国共产党确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决胜阶段，同时也是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奠定坚实基础的重要阶段。这一阶段中国政府积极应对国内外错综复杂的发展形势，在优化结构、增强动力、化解矛盾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促成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顺利实现。这些任务的完成就在于各级政府能够从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坚持普惠性、保基本、均等化、可持续方向，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扩大有效供给，满足有效需求，不断提高公共服务共建能力和共享水平，保持战略定力，坚持稳中求进。《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指出，“十三五”时期要按照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要求，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注重机会公平，保障基本民生，实现全体人民共同迈入全面小康社会。这既是对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更是对中国发展所面临的环境的科学判断。尤其是，报告中关于增加政府履行职责的约束性指标，确保“十三五”规划建议的目标任务落到实处等要求的提出，更表明适时开展科学有效的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与评估工作，对下一阶段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战略的组织实施，推进经济社会全面持续发展具有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一 实践意义

首先，实现对于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差异性结构特征的科学测评。为了实现对于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差异性的结构特征及其结构类型生成机制的有效研究，一个基本前提就是要求实现对于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有效测度。为此，本书将在既有研究文献基础上，尤其是基于有关政府服务能力或政府能力测评的相关研究成果，结合中国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实践的最新进展，建构更具有针对性的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测度指标体系。这一指标体系建构将有助于对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差异性的结构特征进行更为系统的测度与评估，同时也将是对于相关主题既有研究成果的一个系统研究和检验。

其次，助力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创新发展。“十三五”时期是中国现代化公共服务体系得以基本建立的重要阶段。本书尝试建构并运用科学系统的指标体系对“十三五”时期典型地区不同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成效，及其差异性结构特征进行测算与比较分析，有利于揭示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成效与不足，促成政府间的能力学习与借鉴，也将为推动改革创新，提升今后一个时期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体系的科学性与规范性提供参考。

再次，实现公共服务供需平衡，提升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为了坚持共享发展，着力增进人民福祉，需要进一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持续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提高政府效能。因此，以“供给端改革发力向需求端传导”为导向，对典型地区不同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差异性的结构类型生成机制进行探索，将有助于探析当前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实现供需平衡的影响因素和制约机制，进而有助于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机制，促成公共服务供需平衡，不断提升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效率。

最后，助推提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国家治理的“善治”演进方向规定了治理现代化的衍化进路。[37]而“善治”的关键构成要素是政府治理能力。中国国家战略在理念认知层面正从“经济中心观”逐渐转到“民生中心观”，而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高低是中国能否有效解决民生问题的关键节点。[38]通过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评估，有利于对地方政府“善治”成果进行验收，精准定位当前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水平的优劣势。

二 理论意义

首先，基于系统论一般架构，融合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服务、资源基础与整合、公共管理价值演变与公共产品供给等相关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将理论建构与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实践相结合，从公共服务供需均衡视角，建构更具针对性与系统性的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评估指标体系，将有助于推动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体系的理论创新。

其次，将中国式现代化、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及其体系等相关概念源流进行系统梳理的前提下，对“十三五”时期不同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构成要素进行聚类，并且对其差异性的结构特征进行描述与比较分析，有可能推进有关中国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构成及其差异性结构类型的本土化话语体系建构。

最后，经对各个地方政府在“十三五”时期公共服务能力水平之间的差异性结构特征的测度与深度比较分析，对不同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差异性结构类型的识别、聚类与阐述，以及对其差异性结构类型生成机制的提炼和探索，有助于形成有关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差异性生成的逻辑机制与诠释理论，拓展与丰富有关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知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