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战时的边地河山

1938年，《旅行杂志》的编者在《西南专号书后》中注意到12年来所刊出的1500余篇游记中，写云南的只有9篇，“这实在太单薄可怜了”，但“大时代的来临”使“西南专号”得以成形[4]。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军封锁了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南渡、西迁的人们取海道需经由滇越铁路进入大后方，在往返中逐步认识着滇越边地。梅贻琦曾说西南联大西迁“并不是专以安全为原则”,“到云南，是因为有滇越与滇缅两条路可以通到国外，设备仪器容易运进来”[5]。1938年和1939年，滇越铁路的客运量剧增，仅这两年中分别售出客票4200万余张、4542万余张，比1927年增长22倍多。[6]但因日军多次轰炸破毁，1940年6月滇越铁路被截断，“自滇越铁路中断后，凡由沪港两埠往昆者，取道英属缅甸仰光为唯一安全途径”[7]。1938年8月通车的滇缅公路，为辗转迁徙至内地的或主动深入边地的旅行者、考察者提供了便利。人们已认识到“西南是建国的田园”[8]，对于滇缅边地、滇越边地的旅行、考察亦是时兴之举。

《旅行杂志》的编者亦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谁还有游山玩水的心境”,“既不忍登载过去悠闲式的文字，更不愿刊录沦陷山河的图景”[9]。但西南旅行记在抗日战争时期反而形成了创作热潮。[10]山河破碎，旅行何处，战时旅行记书写自有其特殊的文学表达。传统山水型游记已“不忍”写，因不止登山临水的“游观而已”，而要“述其山川人物地理风俗，特别指出其可爱之点，与经济上之重要，以唤起其国民之注意”[11]。须通过旅行，一一枚举地大物博之处，处处寻遍锦绣河山之美，“更竭纸笔之力张扬之”,“读之虑之，以为群力救死之一”[12]。作者“希望每个人于披读之余，注意到地理和人文所表现的事实，激发爱国之心情”[13]。旅行者的作用就在于：“把美丽河山赤裸裸的介绍给我们”，从而“知道本国河山的可爱，而激发其爱国心”[14]。我们可以看到，抗日战争时期所倡导的旅行记创作已不是个人的悠闲式的文字，而是要张扬河山之美，发现国土之可爱，从而激发民众的“爱国心”。

滇缅边地、滇越边地旅行记的作者大多是已经历了西迁、南渡的逃难、离乱与迁徙，对战争所带来的破毁与灾难深感忧患。他们的旅程和写作都受到历史情境、认知体系的影响，形塑着个人身份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滇越、滇缅边地的旅行和考察，既有战时关于现代民族国家体验的风景认同，又有现代人在战乱流亡中的复杂体验。铁路、公路线通过空间节点的连接形成网络，实现了大幅度的空间转移，延展了旅行者的审美视野。“在路上”所造成的流动空间，得到的是超乎日常的风景体验，他们对滇边的发现之旅是从边地河山的视觉冲撞开始的。

一 滇越道上

于1930年底开始云南之行的埃德加·斯诺，在《景色壮丽的滇越铁路》中记述了旅途感受。他一路领略沿途自然风光，不禁感叹这是一条“很不寻常”的铁路，“仿佛是存心让你在旅途结束之后连气都喘不过来，只能赞叹不已”：火车行驶在山峦绵延的滇南，河谷狭窄，山峰险峻，爬过顶峰时，映入眼帘的总是连绵的山谷，弯曲无尽，一片郁郁葱葱，被河流拓宽的坝子上，“农民的勤劳就展现在眼前，绿色的豆子、黄褐色的麦子，在谷底平得整整齐齐的地里起伏，一块一块的，像钉在裤子臀部的补丁似的”。[15]斯诺除了客观书写滇越边地的自然风光外，他还提及了铁路的开通并没有给“冷漠的、毫无兴趣的云南人”带来多大变化，陈旧变形的列车已“摇摇欲坠”。这样的表述正如刚刚引述的风景描写，优美的句子后面却加了一句“像钉在裤子臀部的补丁似的”。斯诺所见的滇越道是一明一暗——明丽优美的自然风光，破败落后的边地社会，这是典型的现代人线性进步时间观的表述。他以隔膜、疏离的安全角度观看，毕竟这只是在异国所见。

同是对滇越道沿途的记述，抗日战争时期的旅行者带有了更多复杂的情感体验。对滇越边地的书写主要集中于两个时期：一是人们因战争而南渡、内迁时如走海道，滇越边地是迁徙途中又重新踏入国境的地方，从而留下很多旅行书写；二是日军大举进入越南，危及滇越边地，旅行者们从昆明至此关乎战局的国防重地的见闻。

（一）殖民符号的“消隐”

滇越铁路的修筑是法国殖民扩张的标志，法国修建滇越铁路是出于其资源掠夺与远东地缘战略的需要。在由中华职业教育社农学团国内农村考察团的向尚、李涛、钟天石、汪本仁、姚惠滋五人合写的《西南旅行杂写》中就这样形容：“这是法国人向云南作经济侵略的一大工具，等于用一根矛直刺入云南的心腹。”[16]旅行者面对这一彰显法国殖民野心但又是别无他选的铁路的感受是非常复杂的。

写作《黔滇川旅行记》的薛绍铭感到该路因营业不振，“车上站上都陷于陈腐状态，其一切设备，较任何国有铁路均不及。‘外国人的东西，不一定样样都好，’滇越铁路就是一个好例子”[17]。说其不好，因它本是“外国人的东西”。胡嘉信步闲游于蒙自，在昔日所谓的法租界也只看到庭草没径、冷落破败之久已闭门的法国医院和只剩下两个希腊老夫妇在支撑着的几乎门可罗雀的歌胪司洋行。面对如此衰颓的遗迹，胡嘉想到的是：“我们却绝不可发生云南可以苟安偷生的心理；目下西南边陲之尚保完整，谁说不是消极的受赐于一时的侥幸！”[18]潘世徵在《滇越道上》也说这种如租借地一般不平等的待遇，虽“为抗战一扫而光，但遗迹传入眼帘中。仍不免令人有一番感怀”[19]。潘世徵的《滇越路沧桑》一文也强调滇越铁路乃是法帝国主义者用我国同胞的血肉所筑成，继而为之实行侵略我国的工具。他回忆接管前买车票的黑幕情形后感叹：“法人对我搭客的苛虐横暴任意凌辱有时实较对越人犹有过之。”并接着这样写道：

在以前火车到站最忙碌的时候，往往可以看到几个路局的法籍人员，悠闲的在附近草地上拍网球，令人不平的愤慨着，他们养尊处优的住在那些车站附近的最精致的西式住宅内，外面漂亮的红墙，内面种植南国气候中才能生长的红叶树和美丽花草，那时他们真的是“天之骄子”……尽情的享用着多少人的血汗，然而今天，这些现象已不再存在了。[20]

潘世徵所强调的“今天”，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时代，此时的滇越铁路已为我国所用，殖民符号已“为抗战一扫而光”。于是他赞颂道：“接管后的滇越路，无论组织及管理方面，莫不日臻健全，焕然一新，各车站秩序井然，车厢亦整齐清洁。再不致雨天须在车厢内撑伞了。”[21]抗日战争时期，内地及沿海的大批工厂、学校以及政治、文化机关等大批迁移，滇越铁路客运量剧增，成为“西南对外大动脉”[22]，其殖民符号已被所发挥的实际功用掩去，如迁徙求学的方和昌看到繁忙的滇越铁路，感受到的就是“它已成为支持我国抗战的命脉”[23]。

鉴于滇越铁路至关重要的作用，日机从1938年9月开始多次轰炸滇越铁路。此后几年，日机对滇越铁路轰炸几未中断。熊佛西的夫人朱君允偕三个儿女从北平取海道经滇越路辗转至四川，她以《滇越路上》一文记录了这次旅途遭遇轰炸的感受。朱君允开篇就提及在六年前听朋友说起滇越铁路，谈到的都是法国人处心积虑的野心，但当她自己流亡迁徙，踏上滇越道的感受却是不一样的。奔波了一路到达老街，知道明早就要跨入国境，就迫不及待地隔河望着对面的祖国。因为要避空袭，火车只能夜里行驶，朱君允一行在暮色苍茫中被人群推挤着上车。半夜，因前路的铁轨被炸坏了，只能换乘铁路局临时另开的一列车。过桥时，看见几步开外的路轨陷在一个个炸出来的深坑里，才知道敌人的目标原是大桥，朱君允感叹：“这时代，不仅是年头，顷刻间，万人灰烬！这究竟是严重，还是滑稽！”[24]但是惧怕、愤慨的情绪被过来帮着搬东西的士兵安抚了，“孩子们生活在倭兵伪将的鼻息下，今晚见着了自己国家的士兵，那亲热高兴”，而士兵们也向他们探问“北方”的消息，此时的滇越道已成为来自天南地北的人们的情感纽带，“这时的环境和我们的情绪，是同一节奏的默契和谐”。危机解除，作者终于能欣赏滇越路的夜景：“久居北方，久不见青翠迎人，山高水深映带的风景。这夜晚，倒觉身临新境。天上星月微明。山脚下，一阵阵春风带来的香味，旁边是急流的水声。”[25]在抗日战争时期变为救亡图存的交通要道上内迁，来自北方的“我们”与天南的战士因在滇越路上的共患难而感受到了“亲热”和“同一节奏”的和谐。

萧珊曾署名“陈嘉”在《滇越路上——旅途杂记之三》中记述了到昆明求学的旅途见闻，主要是表达看到祖国河山的欣喜与激动之情。萧珊在越南乘坐火车，进入国境后不再有异乡的惶恐和流亡的惧怕，因为“这土的颜色，使我记起了广州”[26]。沿途的美景让作者不禁和同学“站在车板上，让风吹和太阳晒”，虽有太多的山洞，但一出来总能看到水秀山明。车厢里，从英国回来预备为祖国服务的工程师教大家唱国际学生歌，同学们一路欢欣歌唱。“天色灰黑了，远远的，我看见有灯光，那是昆明。雨声更大，但是我们的歌声却把雨声压倒了。”[27]迁徙途中的学生从车厢传出的“歌声”，以及铁路尽头的“灯光”，这象征着希望的细节是萧珊的真实体验。滇越铁路也就成了民族危亡之际弦歌不辍，薪火得以相传的希望。

朱君允和萧珊的书写让我们可以思考：风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被感知的，铁路沿线“风景的发现”有怎样的独特内涵？她们笔下的滇越铁路是一路流亡又踏入国境后的通往新生之地的通道，在抗战中承载着个人和国家民族的希望。滇越铁路的旅行让辗转后方的人们彼此感受到战争中所共同承担的命运与责任，于是，人们看到了滇越道旁与故乡一样颜色的土地，闻到春风微送的香味，道旁山水成为他们的情感寄托。

（二）于边地河山发现古典诗境

身处滇越边地的山川河流之中，人们并非在一个被光线变幻渲染的虚空里，而是生活在一组关系之中，融合了大时代、个人生命与民族国家历史命运。“铁路是一个空间与权力关系的新面相。这关系到建立一个不必然与传统公路对应的交通网路，但是它们却必须放在社会性质与历史中考量。”[28]米歇尔·福柯强调铁路在联结政治权力与领土空间或城市空间时，虽然会使战争变得更容易进行，但是也促进了人们之间的熟悉。在行进的火车上，虽然身体被车厢限制了移动范围，但却被“车窗”赋予了和一般场景不同的空间意义。透过车窗，很多旅行者寻找可以体现文人山水情怀的意境，并以古诗的文体形式书写着旅途所见，把散布在大地上的自然形态组合成彰显自己审美观念和文化记忆的统一体，开掘我们熟悉的传统诗意文化传统，发现隐藏于边地河山之下的文化脉络。

1938年，冯沅君与陆侃如离开已经沦陷的北平到上海小住，后又取道香港及越南河内，乘滇越铁路的火车至昆明。冯沅君写了夜行滇越路的感受：

闪烁流萤拟落星，千岩万壑夜深行。

天南驿路秋风急，一涧芭蕉作雨声。[29]

天南之地的夜行被冯沅君勾勒成了一幅流萤落星、雨打芭蕉图。沿途的蕉林、榕树，路旁艳丽的木棉，雅致的茅屋与静谧的稻田，这些可以联系古诗意境的景色，让冯沅君觉得此处与“中原”一样：

蕉林榕树出烟村，夹道木棉艳以繁。

茅屋稻田萦曲水，越南毕竟似中原。[30]

“中原”像一幅色泽不变的心灵地图。“似中原”，是一种亲近熟悉的类比。诗人将风景本身变成了文化记忆的载体，拉近了边地与自己、与内地、与传统文化的联系。带有这样的亲近之感去看滇越边地时，冯沅君发现了古代文人所追寻的桃源诗意。旅行者在强调风景之“似”，而不是边地之“异”，于山明水秀之中建构了田园牧歌般的诗境。

1939年，时为中山大学教授的古典文学学者詹安泰，因学校奉命内迁至云南澄江，4月9日启程，绕惠州经香港再转越南取道滇越铁路至昆明。因此次旅程，写有《滇越车中口占六首》。詹安泰不仅赞叹了滇越铁路：“度岭穿云路万千，一百七洞相穿连。”而且留意到了窗外闪过的片片蕉林：

芭蕉百里拂车窗，巨干繁华作绣幢。

朝市山林原一觉，偷闲何必恋湖江。[31]

滇越边地的芭蕉林使辗转一路的旅行有了与古代文人相通的美好意境或是羁旅游思。芭蕉是古诗词中常见的意象，之前途经异国的不适与无奈随着国境内出现的这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学意象所消散。冯沅君写了深涧雨打芭蕉、芭蕉出烟村的诗意，詹安泰描绘百里芭蕉拂车窗的生动意趣，诗人通过呈现我们古老的风景文化传统，来强调边地与自己的联系。但此时的“芭蕉”带有边地特色，不是“主人窗外有芭蕉”（杜牧《雨》）,“碧纱窗外有芭蕉”（晁补之《浣溪沙》），或是“满院芭蕉听雨眠”（李洪《偶书》）这样静立住所旁的三两株芭蕉，滇越道上的旅行者书写的是高山深涧里的片片蕉林。“蕉窗听雨”“窗外芭蕉”中的“家窗”变成了流动的“车窗”，这是现代人的旅行体验。当然，这并不妨碍拥有共同知识背景的人们与古典文学意趣相通，依然唤起了文化记忆中的风景。

詹安泰除了书写道旁的百里芭蕉，还看到了山光水色中边地民族的祥和静穆的生活：

夷语蛮歌孰与听，但如鸟雀玲珑声。

口脂红衬齿牙黑，别有风情未易名。[32]

因抗日战争激发的民族国家共同感，诗人不会作野蛮或是落后的评价，而是体现了一种理解与欣赏的观看态度。所以“夷语蛮歌”如此好听，“黑齿”亦“别有风情”。

跟詹安泰一样强调滇越道旁的边地民族风情的还有植物学家胡先骕。1939年，胡先骕由重庆飞抵昆明，在农林植物研究所稍事休整后，乘滇越铁路由昆明至越南河内，再由香港乘海轮经上海回北平。此次旅程写有《滇越道中》4首。胡先骕通过古诗意境的营建，把一个在空间上甚至文化习俗上都与中原有很大差异的边地纳入同一审美范畴：

木棉飞欲尽，榕叶碧成阴。

竹屋鸡豚静，雪溪草木深。

峒蛮蕉里饭，水牯背栖禽。

黑齿谁家女，相携入箐林。[33]

胡先骕与詹安泰欣赏边地民族优美的生活环境，理解他们独特的审美。榕树木棉，竹屋清溪，水牯白鹭，风情夷女，歌声悠扬，这是旅行者在滇越边地见到的被“文明人士”所向往的田园牧歌。

火车时而悬空疾驶，时而曲折蜿行，深山树木荫翳、空谷鸟鸣，既滋生诗意，也会触发前路漫漫的愁绪，胡先骕这样抒写：

市集荒山外，游人禁旅愁。

树梢鸟蛤蚧，鸟语和钩辀。

春尽瘴云黑，花深宿雾稠。

一宵眠未稳，前路尚悠悠。[34]

鹧鸪声声，春尽花深，触景生情，游子离愁。但一路山林繁茂，高山幽壑，悬崖飞瀑，胡先骕也在赞叹滇越路的宏伟：

云端盘鸟道，天际识蚕丛。

术异五丁力，山开百十重。

峰峦迷向背，车轨倏西东。

国界今朝到，行探柱铸铜。[35]

云端天际亦有蚕丛鸟道，但筑路工人如神话中的大力士般凿石开山。壮观的高架桥，穿行于悬崖绝壁间的道路，让人叹为观止。教育家黄炎培赋诗曰：

缭天一线矗云鬟，尽日纡行苍翠间。

失喜前车出幽谷，却寻来路见他山。

飞身拔海惊千尺。照发迴塘得一湾，

终古长虹横绝涧，匠心端合让红颜。[36]

高山幽谷，路转苍翠，深涧长虹，黄炎培赞叹着大自然的瑰丽。他在诗末还为“匠心端合让红颜”作注：“有长桥跨深谷，诸工师束手，一女子制图应征，桥乃成。”诗中的“长虹”就是滇越铁路第135座桥——人字桥，位于云南省屏边县五家寨，以独特的设计、险峻的地势成为滇越铁路的标志性工程。设计人字桥的工程师保罗·波登曾被人们误认为是女性，所以才有“匠心端合让红颜”的感慨。

除了抒发路旁或静穆祥和或奇险瑰丽的风景，诗人们同样感受到这平静的大自然背后隐伏的战火危机：

秦皇开象郡，声教被炎荒。

绝域同文轨，豪酋偶跳梁。

谤兴嗟薏苡，花绽认扶桑。

属国成瓯脱，还遭税吏狂。[37]

胡先骕以越南被殖民、被侵略的历史和现状警醒国人。跟胡先骕有同样感受的还有萧乾，他在《安南的启示》中强调在安南随处都有“我们的文字，我们的建筑，甚而我们的日用器具”。中国文明之行于亚洲，如长江、黄河般漫流着，“安南自然也逃不掉它的灌溉”。但“在安南，你可以看到一个国家应有的东西：美丽的山河，现代的文明；所缺乏的只有一样，是自由——独立国人民应有的自由”[38]。

随着日军进入越南，面对滇边战火的威胁，教育家汪懋祖以《滇越道中》一诗强调虽有天险，也须警惕：

乱峰奔踔似翔龙，凿轨穿冈曲曲通。

只许雷声喧绝壑，应无雁迹渡荒濛。

日斜严谷羊群下，烟尽村墟驿戍空。

天险还凭人力守，忍看胡骑满居庸。[39]

滇越道中，风景是投身于山峦、河流、田野之上的想象建构。诗人在曾经神秘、陌生的滇越边地，把道上所见组织成一幅幅自然有序的画面，而不是走马观花式的零星碎片。冯沅君、詹安泰、胡先骕、黄炎培等在滇越道中感受到的或是静谧古朴、田园牧歌或是雄奇险峻、鬼斧神工的诗意风景。他们把沿途的鸟语花深、云端峰峦、葱茏幽谷纳入传统诗歌中的山水意象，这种承续着传统文化的古诗意境，是心境的表征，而不止视觉性的存在。诗人强调彼此的历史、地理和文化渊源，当道旁之景可入诗时，已充分体现了作者对边地河山的咏赞，滇越道上的风景也就成为一种心灵和情感的同构。

（三）流动的“车窗风景”

交通方式决定了滇越道上的旅行之一大特点就是乘车赏景，胡嘉就把滇越道上的沿途所见称为“车窗山水”，一路上“车随路转，望山九面”[40]。风景的连续性会彰显国族疆域的空间整体性。火车的速度会给旅行者带来独特的视觉体验，道旁连绵的风景及由远眺扩展的想象空间，使旅行者从车窗欣赏山水，并没有坐井观天之感。铁路沿线的山川、河流、田野一一展现、变幻，又在疾驰的车窗外慢慢消隐。空间结构的变化，让车窗外闪过的空间地理在火车的行进中得以压缩、框定，从而形成宏大的景观拼图。除了把边地风景入诗，更多的旅行者透过车窗，用生动写意之笔极力描摹一幅幅壮丽河山。他们一边惊叹着映入眼帘的雄奇山川，另一边又急忙以文字留住这从车窗外不断闪过的一帧帧彰显着国土之壮丽的图画。

由昆明到阿迷洲（开远），如由山麓向山腰爬。其实，距顶峰还很远很远，但已觉高得晕人。云南和贵州的大不同处，贵州是遍地皆山，而云南则爬过一重，便可降落到一片为青山环抱着的平原，四下都是江南风味的稻田，笨大的水牛低垂了脖颈在田塍上徘徊着。这景色似有意使旅客喘口气。特别是在芭蕉稻田丛中，还杂着北方的玉米。“云南的土真是无所不宜的”。刚要梦起平原的老家，突然，火车又钻山洞了。宜良那节是出一个大的进一个小的，一连四五十个，使人不用打算喘口气。紧紧尾随着火车的澄黄江水，有时远远看到山洞便偷偷躲起了，但一钻出洞来，它又凑近成平行了。风是渐渐有些烘脸了。窗外有时还飞着热带型的美丽昆虫。这还不稀奇，在塘池，可以看到弱水，是一个为青山紧抱起的小湖，有绿草地长长地伸入湖中，形成天然的码头，是最动人的景色了。[41]

这是萧乾于1938年感受到的昆明至开远路段的沿途风光。接下来他继续捕捉车窗外不断闪现的高大艳红的木棉花、一望无际的芭蕉园、倾泻着万斛银珠的瀑布、神奇的山洞、美丽的平原。一路上变幻多端、瑰丽秀美的景物，让萧乾不禁感叹：“风景的离奇，旅人有的只是叹惜。”

萧乾写的是昆明到开远段，而河口到开远的途中，因景色之奇绝、山川之雄伟，也被旅行者反复描写。胡嘉详细描摹河口至开远一段：火车时而高山盘旋，时而渐入平原，“有时看那悬崖急湍，湿翠欲滴；有时又看那奇峰怪石矗立左右，而云烟之气，迷漫峰巅，虽然如置身画中，可要用文笔来描摹，却不容易”[42]。郭垣与胡嘉一样，认为风景之美、地形之险，当以河口至开远途中为最。他由车中可见，处于山谷时，由山巅流下之大瀑布如银河倒泻、万马奔腾，且地势愈高，路轨愈奇。“车行于万山重叠之中，旋转曲折，左右盘旋，谓之为火车爬山，殆为逼实之为真。景之最奇者，则车绕山迂回而新；前望去路，似在顶上；殆行抵山腰，俯视来路则在足底，高下之差，已不知数十公尺矣。”[43]田绍英也认为“河口到开远一段，为滇越铁路风景最好之区”，车行于万山丛中，盘旋往复，时而疾驰，时而后退。过猓姑附近，有人字铁桥架在两山石壁中，无桥柱支持，从这山洞穿出，越过铁桥，钻进另一山洞，人们“在黑暗中俯视这巨险工程，惊叹无已”[44]。河口至开远，风景绝佳，且一地一景，应接不暇。

除了书写主要路段连绵的图景，旅行者还善于捕捉从车窗外飞速而过的景致，描摹这流动变幻的画面。署名“雪山”的作者以旅行日记的形式详细写了滇越道上的见闻，反复写及的都是窗外所见：刚刚感受到松柏青翠宜人，山涧清流，穿崖石作声，如奏天然之音；忽见道旁瀑布如练，两岸石壁，屹立千丈；复穿山洞，又见山旁平原，田畴交错，顿成大观。作者感叹自碧色寨至大树塘，山势之险恶，山洞之复杂，为世界任何铁路所未有。“自大树塘至河口，则山势渐平，亦渐有小平原，而南溪至河口一段，仅行于山间溪旁，两岸松篁，四围山色，小鸟啁鸣于篁间，炊烟温于山麓；颇有‘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概。”[45]谢彬在《云南游记》中叙述了从河口至昆明的见闻。抵达波渡箐，道路曲折盘旋，步步高升，山洞涧桥，经过无数。“最奇特者，中有一桥高架空中，连接两端洞口，两岸壁立千仞，猿不可攀，下即绝涧，水中巉岩密布，视之胆落。火车甫出甲洞，飞越过桥，又入乙洞，构造之精巧，地势之险恶，一时惊喜交集于脑海。”[46]而到了碧色寨又是富庶的平原，稻田与村树，杂布其间。帅雨苍从老街到河口，“火车似鲮鲤般的穿洞过岭，蚂蟥堡，南溪，马街，腊哈地，波渡青，婐姑，戈枯，落水洞，碧色寨一站站地过去，夜色沉沉，我们还是在前进着”[47]。江南正是隆冬腊月，帅雨苍感到在滇越道上宛若是“美丽的冬天里的春天”，一路鸟语花香、风和日暖，一路“前进着”，夕阳沉入群山，夜色苍茫，悬在车厢两端的灯亮起来，“与那天空间星点同样地闪烁着”。这是一种线性景观空间，旅行者把火车上的一段段飞掠而过的景致，组织成一幅幅地域辽阔、神奇秀丽，且又有明显同一性的宏大山水长卷。

旅行者在描摹窗外的山水图景时，笔调是惊奇而匆促的，这源于窗外雄奇险峻、变化万千的风景的视觉冲击。伟大的筑路工程与秀丽山川相互映衬着，章宗培感叹“由昆至海，一路向南，天气温暖”，因风景绝佳，所以需写文来作“导游”[48]。杨钟健自河口入国境，乘着火车翻山越岭，穿许多隧洞，经许多险工，“凭高仰视山巅、俯视深谷、耳听瀑声，自为一乐”，但当回溯筑路之艰巨，“自然感到天地造物之奇，然尤可感到人工克服天然之更奇”[49]。戴欲仁需作昆明之行，因江航停顿，粤汉路中断，从1938年11月由沪赴港，十日舟行到海防后取道滇越路。“车轮既动，旅客莫不凭窗眺望，以领略久有声名之国内奇景”，沿路到处皆是流泉飞瀑，峻岭高山，“其中以湾塘瀑布为最美观，猓姑附近铁桥为最险要”，下临深渊，溪流湍急，铁路“盘旋而行，风景既美。工程尤大，莫不惊奇欣赏，如步行过此，必流连不忍遽去也”[50]。钱蕙圃因“战事投奔昆明”，从上海乘船，途经汕头、香港、老街，踏入云南边境时，他这样书写看到筑在崇山峻岭中的滇越铁路时的心情：

蜿蜒曲折，是铁轨，逢山凿洞！遇川架桥！有一处简直是悬崖峭壁。探出头去一看，真觉得下临无地。工程的伟大，为任何铁路所不及，路旁多植香蕉，疏落成林，葱翠可爱，山水湍急，潺潺路旁，有时如奔腾万马，有时如飘动红纱，水的颜色，是红的，衬了二旁的嫩绿，愈加显出了美丽的风景。[51]

与杨钟健、戴欲仁一样，钱蕙圃看到的“美丽的风景”是人之伟力与自然之神奇的相得益彰。铁轨蜿蜒，蕉林葱翠，绿树红水，铁路之伟与风光之美相映成趣，增强了旅行者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一帧帧的山水图景，随着火车的前行，千变万化，目不暇接，旅行者的笔调是激动、惊奇的，甚至有因美不胜收而带来的匆忙与遗憾。抗日战争中迁徙的人们融合在这道路与高山、峡谷、平坝、绿水、丛树的联系里，所描绘的道旁景致不是印象的画，不是对静物的模拟。因行进的火车带来的风景延伸性，给旅行者提供了一个想象中国的广阔空间。原本分散的风景，被串联成一幅整体的彰显家国秀美的构图。铁路所带来的景观流动性和间断性并没有影响旅行者对风景的凸显，他们没有把“车窗山水”看成是陌生的、异域的甚或疏远的，而是亲近的、美丽的，可以彰显民族伟力的大好河山。旅行者对风景意象的选择和整合都趋向一致，所唤起的是抗战中对中华民族共同价值的认同。

（四）“祖国形势的天险”

从祛除殖民符号，抒写可唤起中国文化记忆的古诗意境，到描摹车窗外连绵的壮丽河山，滇越边地被旅行者视为亲切的祖国天南。除此之外，抗日战争时期，旅行者行进在鬼斧神工的滇越路，他们对边地高山险峻的强调，除了彰显战时之民族伟力，亦是突出其作为“天险”所发挥的国防作用。

方和昌在越南乘坐火车时感到“借道于人”的痛心和离别祖国的留恋，所以当跨入祖国领域时，是非常欣慰的。“首先和我们见面的，就是河口，这是我们南部边防重地，商业亦有相当的发达。这里的地势，较之安南境一片平原要高得多了，峻峰深谷，比比皆是，使我们感到祖国形势的天险。”[52]严德一在《滇越边疆》中介绍了战时河口边区繁忙的交通往来，以及作为“滇东南要隘”的麻栗坡边区的复杂险峻。他这样称赞红河流域：“悬崖瀑布，青山绿水，既擅风光之美，又具形势之胜。”[53]严德一所强调的“要隘”与“形势之胜”，都是在凸显作为天险的边地河山的国防意义。

一个署名“铭”的记者记录了在越南局势紧张的情况下的归国所见，在《滇越行》中于“祖国在望”部分写了抵达滇越边界时的心情：“本来，境界是人为的；没有越土之特色，没有滇地之异样，山是连续的，水是续流的”，但“三年漂荡的我，未见过国土，听说祖国在望，远眺大好山河，能不感动涕零”。从河口至开远途中，沿途崎岖，当火车沿着铁轨一步步上升，看到边界地势四面多秃山，峭岩壁立，峻险异样，这就是守卫天南的重要关隘，但“路经白寨桥，弹痕满山，至鸡翼桥，火车从双峰间的架桥通过，俯视心寒”[54]。“弹痕满山”是由于日机数次对滇越铁路滇段中最大的一座桥梁——白寨大桥的轰炸、破毁。署名“磐陀”的作者在《滇越道上》也记录了战争威胁下边地的萧条：“沿途的花枝招展，绿丛成荫，在岗峦起伏的群山中，蜿蜒着长蛇似的轨道，表示出山国农村凋敝，经济破产的总因素来。暮色苍茫的黄昏，车抵开远。”[55]旅行者企图通过呈现美丽的风景遭到破坏而将风景破坏者凸显为同仇敌忾的对象，唤起民族认同感。

因日军大举进入越南，国民政府抽调第五、第九集团军，协助以卢汉为首的第一集团军防守滇南，于1940年9月宣布成立滇越铁路线区司令部，为防御日军沿滇越铁路进犯滇南，只能破坏、拆毁道路。李同愈在《滇越路步行过境记》中就记述了在1940年秋，因昆明至海防的路段中断，老街到河口的交界大桥被炸毁，只能步行到河口。作者在人迹罕至的崇山峻岭中走了3天，一路被密林环绕：靠近热带，白雾笼罩着远近的山头，浓密繁茂的树木也不见凋零，在阳光照耀下，暗绿变成了玲珑剔透的翠绿，许多几人才能合抱的大树，在山腰里生着根。[56]李同愈笔下的景致洋溢着顽强的生机，象征着自己的人生旅程以及祖国在抗战中的希望。当步行到了“分省地图上也列着地名”的大树塘，看到路旁的记程碑指示着前面是河口，又逢着好些兵士在南溪的路上工作，作者一路悬着的心终于安定。潘世徵的滇越行，也看到了铁路被拆毁的情形，他在《个碧石道上纪行》中记述了碧色寨、个旧、蒙自、建水、石屏之行。因为抗战情势变幻，滇越铁路仅可通车路段就是从昆明至碧色寨。潘世徵特意到碧色寨车站的路基上“凭吊一番”。“从此南去，铁轨已拆，路基犹在，有石方，有大桥，有铺路的碎石泥块，远瞻仍似有一条铁路在。”[57]在《滇越道上》，潘世徵从昆明出发，他介绍了滇越路旁山岭上的水塘站，草木苍然的小龙潭站，以及“自从越南被侵略以来，抗战后的繁荣，昙花一现之后，即特别显出萧条来”的开远[58]。而后，作者换乘汽车视察，在弥勒竹园只见“公路两旁，甘蔗田绿丛成林，随风飘动，远望有如稻田片片，使人兴味盎然，车行其中，如在江南原野，又有到处家乡之感”[59]。到达息宰村中，看到有某军工兵营驻扎在此，全营士兵把全村的道路修筑得非常整齐清洁，房屋的墙上也涂了一律的色泽，作者感到一种温度与力量。潘世徵记述了沿途城市在滇越铁路被切断后的没落与沉寂，但更多的是表达出对沿途风景的熟悉感和战时军民融融的亲近。

胡嘉、潘世徵笔下的滇越铁路在抗日战争中去除了殖民符号并焕然一新，成为支持我国抗战的命脉。萧珊、方和昌途经滇越路到大后方求学，一路风和日暖、水秀山明。朱君允带着孩子内迁，在滇越道上与前来帮忙的天南战士的交流中，感到了“同一节奏的默契和谐”。冯沅君、胡先骕、黄炎培、詹安泰于滇越道中感受到的或是山水田园、静谧古朴或是雄奇险峻、鬼斧神工的诗意风景。郭垣、胡嘉与田绍英认为河口至开远一段为风景最好之区。杨钟健、戴欲仁、钱蕙圃强调铁路工程之伟大与自然风景之奇绝的相辅相成。谢彬、雪山、帅雨苍捕捉车窗外流动的景致。方和昌、汪懋祖、严德一突出边地河山的天险作用。滇越铁路中断后，署名为“铭”的记者看到弹痕满山，俯视心寒；李同愈记录了步行穿越滇越边地的经历，描述着充满顽强生机的深山绿林；潘世徵凭吊拆毁的滇越路，但沿途如江南家乡的风景和守卫滇边的士兵让他充满豪情与希望。从祛除殖民符号，抒写“车窗山水”，到关注滇越边地的天险作用和抗战局势危机，这些滇越道上的旅行体验中的风景成为形塑民族共同体的重要媒介。滇越道是被抗日战争时期特殊的旅行者们的迁徙行动、风景体验激活的地方，是被视为有亲切感的祖国天南，有着可以再现古诗意境的山水、彰显民族强力的壮伟河山以及守卫家国的天险。

二 滇缅路纪行

（一）从“神秘区域”到“有关整个国家生死存亡的地域”

艾芜于1927年至1930年在滇缅地区漂泊，他对此边区的印象是一种孤独旅人面对异地的冒险和惧怕。途经禄丰，上午城外原野中蚕豆花开得正盛，是仲春的繁茂景象；正午翻过几座山，看到此地农人已在收割蚕豆；晚上嗅着用来照明的松烟，感到于云南西部的旅行是可以在一天看到“划出两个世纪那么不同的现象”，如此“异景”，让人有“追怀远古的情调”[60]。穿行于高黎贡山中，稠密的林丛和高耸的危岩让人恐惧，所以看到山路对面突然出现的提着长刀的行人，吓得屏住呼吸。好笑的是，行人也是“神色惊惶”地与“我”擦身而过，这才发现他背上竹筐装的原是一些马铃薯[61]。“怀着阴郁的疑虑”夜宿在“瘴气最毒”的潞江坝，借宿于江边傣族人家，作者把这一夜的经历看作是“到了幽冥世界一样”[62]。到了夷方坝，艾芜这样描述四周环境：“高山，黑郁郁的高山，头上包着帕子也似的白雾，绵亘在原野的两侧，现出蛮狠凶恶的样子。山头上，那些白茫茫的雾里，就正躲藏着野人之家。他们的生活，据说便是下山来抢掠原野中的傣族，和过路的旅客的。”[63]这里的“据说”二字非常重要，表明艾芜并不想去考辨这些神秘传闻的真实性，他虽然有了实地体验，但对滇缅边地的认识依然带着以往中原对边地的固有印象——“异景”“远古”“瘴气”，还是一片令现代人惧怕的莽荒异域，有一种化外之地的神秘。

埃德加·斯诺与艾芜差不多同时期开始了他前往缅甸的“马帮旅行”。“狂暴而凶悍的原野”,“黑沉沉的激流”，是斯诺看到“云南”二字时的联想。行进到大理的途中，需越过刀刃一样的山脊和数重屏障。“一大片茫茫的峰峦把我们和遥远的内陆文明隔绝开来了。我们已经深入到中亚地区令人忧心忡忡的巍峨的山峦中来了。”[64]抵达高山环绕的大理，感受是“崇高而带一点可怖”。大年三十在大理城看到“驱鬼的队伍”，灯火辉煌的门道里溢出的是“浓厚的鸦片烟的气味和淫荡的谈笑声”，门外还倚着浓妆艳抹的女子，天空“沉郁阴暗”，稻田亦是“黑沉沉”的。漾濞几个月前还被土匪控制着，永平的县长有鸦片烟瘾，永昌在不太久远的时间以前“还是亚热带草木丛生的地带”。斯诺笔下的滇缅边地是古老神秘、原始可怕的地方，被高山阻隔了文明，市镇颓败落后，凸显的是来自先进、文明国度的作者在异国落后之地的神奇冒险之旅。

同样的是从昆明到缅边，滇缅公路通车后，一个叫韦烽的作者写文感叹，一年前还只能靠牛马和步行，现在已经有最新式的长途汽车了，且一路山水雄奇，足为寻胜探幽之资。韦烽这样书写看到边地河山时的感受：

山脉是永远看不见顶和尽头，水流又是那么湍急，那单调的色彩，使我觉得空旷，但这正是它的所以配称作伟大；在以前我会觉得孤寂，但是现在我始终没有离开祖国的怀抱。黑暗已经来了，但是光明也就紧跟在它的后面。[65]

文中的“以前”和“现在”的区分在于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国家陷于危难，国人四处漂泊与流亡，但大时代中的个人在滇缅路上体会到了抗日战争中所承担的共同命运，所以不会感到“孤寂”——山河的“伟大”让“我”觉得一直置身于“祖国的怀抱”。在作者看来，滇西险峻的高山不会让人惧怕，只会“更显得祖国的伟大”，所以行进在滇缅公路上才会感到“光明”的希望。韦烽没有写异域的陌生，反而突出了滇缅边地对抗战胜利的重要性。

古老的茶马古道被现代化的公路取代，旅行者所行走的是抗日战争中的生命线，由云南数万民族同胞凿山筑成，是辗转迁徙的人们通往大后方的希望之路。在敌机轰炸下，行驶在路上的人们抢运着大量抗战物资，中国远征军踏着这条路开赴缅甸，把最后方的边地变成最前沿的国际战场。西南联大地学系教授张印堂在《滇缅沿边问题》中就说道：“值此抗战期中，云南已成为我国后方的重要省区，滇缅接壤的沿边一带，在我国后方的经济建设上及我国对外之国际交通上尤为重要。这个有关整个国家生死存亡的地域的一切的重要既成了大家公认而不可讳言的事实。”[66]潘世徵的《西征行——从昆明到保山》就写了滇缅路沿途热闹繁忙的景象。作者一年多来在滇西随军工作，此次跟随六辆装有美军大炮的车队，运往西线去。车行横断山脉中，景色幽奇，青水朗山，树木丰茂，但最为引人注意的是途经市镇的变化：土官村原本是一个“与世隔绝的桃源”，但现在因为滇缅路工务局从下关搬迁至此，汇聚了全国各地四五百人；一平浪是滇中产盐中心，市容很大；筑路时曾经大费周折的天子庙坡，如今附近的道路已全部被修理得宽阔平整；澜沧江以西的偏远小村瓦窑也有了汽车指挥所。[67]王伟于1938年入滇，旅居八年，“在此八年中虽曾跋涉三迤，然未离滇，旅居虽苦，亦饶幽趣”[68]。他在《记云南驿》中注意到战时繁忙的生命线让云南驿非常热闹。作者由昆明出发循着滇缅公路前进，汽车排列细长如蛇。各菜馆旅店灯烛辉煌，应接不暇，为后方出力供应物资的同志们招待食宿。赶马街子的路上，有苍翠古木，有藤萝绕壁高踞的寺宇，有淙淙的溪流。离开云南驿半年后再来记述，作者的感受是：“听说滇缅路交通被阻后，商业已非昔比，可是敌人仍旧密切觊觎着；要知道，这终究是一个梦想，敌人在陆上固难攫取云南驿。在空中更难飞越云南驿的！”[69]因为云南边地在抗日战争中“有迅速加以注意的必要”，潘世徵详述自己的“西征行”，对沿途各站一一叙写。王伟笔下的云南驿是一个因滇缅路的繁忙而热闹起来的地方，有大时代新的气象，更有抗战胜利的希望。

公路通车后，大量旅人往返于大后方与滇缅边地之间，对滇缅边地的书写因抗战所形成的认识装置有了不一样的呈现。曾昭抡在《缅边日记》开篇说起了滇缅路旅行的缘由：

滇缅公路成功以后，到缅边去考察，是许多青年和中年人共有的欲望。一来因为滇缅路是目前抗战阶段中重要的国际交通路线；二来因为滇缅边境，向来是被认作一种神秘区域。在这边区里，人口异常稀少；汉人的足迹，尤其很少踏进。我们平常听见关于那地方的，不过是些瘴气、放蛊，和其他有趣的，但是不忠实的神奇故事。至于可靠的报告，实在是太感缺少。[70]

之所以有那么多人想去缅边考察，是因为如张印堂所说的滇缅边地因抗战已变成“有关整个国家生死存亡的地域”，且已是“公认而不可讳言的事实”。滇缅边地因为国际交通路线的畅通已不再是闭塞原始的区域，滇缅抗战的爆发更让其成为国际战局的焦点。通过自己的旅行、考察，把曾作为“神秘区域”的滇缅边境的真实面貌呈现出来，这正是抗日战争时期人们亲赴边地的目的，他们去认识边地国土，描摹边地河山，为国人提供“忠实”的情况和“可靠的报告”。

（二）“看出云南高原的伟大”

1939年，萧乾调查采访滇缅公路的施工进程。陡岩绝壁下，车沿着怒江边行驶，梅子箐旁巉峭森凛的山，亚热带的藤蔓缠绕着参天古木。惠通桥畔，“在全国河流中踞势之险峻”的怒江汹涌奔腾，犹如“宇宙间一条巨蟒，东岸屏念他翕余脉的怒山，西岸便是三小时害得汽车呜咽咽喘嘘的高黎贡山”[71]。面对边地这奇险壮丽的河山，行旅于滇缅公路中的人们都会反复着笔。正如钱伯明在《滇缅公路历程记》中说的，作为抗战生命线的滇缅公路“甚至将较目前的紧急时期更具重大效用，似乎势必成为世界上著名风景优美的国际道路之一。在此路上行驶几天，广漠的景物，丛山峻林，悬崖幽壑，刻刻变化不停”[72]。

1941年10月，老舍与友人查阜西乘车去大理，《滇行短记》一文便是此次行旅的见闻。山高弯急，“到处都是车”的滇缅公路会让人感到战事的紧张。作者一行一路领略着滇缅道的艰险，过了圾山坡和天子庙两处险坡后，老舍写道：

终日在山中盘旋。山连山，看不见村落人烟。有的地方，松柏成林；有的地方，却没有多少树木。可是，没有树的地方，也是绿的，不像北方大山那样荒凉。山大都没有奇峰，但浓翠可喜；白云在天上轻移，更教青山明媚。[73]

作者对于战事的隐忧消融于满目皆绿的路旁景致，“浓翠可喜”“青山明媚”，看到的是大地皆春的希望。老舍到大理的路上没看到奇峰，但金洪根跨过澜沧江时，只见群峰环列，绝壁千仞。“两旁的山像两条巨人的腿，笔直地插入云霄，山石都变得狰狞起来，又坚硬，又庞大。驮马道很狭窄地沿着江边湾来湾去，脚下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感觉。”[74]怪石嶙峋，岗岭巍峨，绵延不绝，金洪根相信繁忙的滇缅路会让“旅行者行于万山丛中，当更感觉西南之伟大也”[75]。从滇缅路沿途景致而联想到西南或云南“伟大”的还有蒋云峰，他八年没有回到故乡，流浪国内，在《滇腾古道写归程》中写了归乡感受。作者行进在滇缅公路上，“可以随时看出云南高原的伟大。这儿有四时不凋的常绿草木，有终年不冷不热的温和气候，青山苍翠欲滴，野花含笑迎人，若不是曾经几年来的颠沛流离，还曾让你疑心在南京陵园车上兜风”[76]。他还这样描述高黎贡山：“‘深山大泽龙蛇吼，古木苍藤日月昏’，确是他的写景，白云横飞，怪鸟啁，几疑置身洪荒时代。路边流水潺潺，巨石嶙峋，风景清幽。兼有终南，泰岳，八达岭，六盘山之胜。”[77]这与艾芜笔下所描述的“黑郁郁”“蛮狠凶恶”的边地高山完全不一样，蒋云峰认为这巍峨壮丽的高山已可与“终南、泰岳、八达岭、六盘山”相媲美。

对于滇缅路壮伟的景致，从缅甸归国的旅人感受更深。佘贵棠从腊戍出发，宿芒市，过腊猛站。“系高黎贡山境。逾此下驶，转折亦多，望原来卡车，鼓轮升陟，匍匐如蚁，俯视怒江。迂回入画，而惠通桥渐次在望。”[78]周修荃从仰光坐车到昆明，公路绵延不断，忽而匍匐而上，忽而顺流而下，忽而峰回路转，“更有一段路是巉峻得难比蜀道”，但一路“风景卓绝”。“一直到昆明，都是在万山丛中。有时，当在山巅盘旋之际，只见层峦叠翠，奇峰突出；有时，当车身下降到山谷时，只见两面怪石嵯峨，削壁千仞。”[79]1940年，张腾发在西南运输处运输人员训练所服务，奉调赴缅工作，于12月4日由昆明起程，先后在腊戍、仰光、八莫等地从事运输工作一年半之久，1942年夏，缅甸沦陷时返回。他在《缅甸观感》中记述了往返滇缅道上的感受，他强调滇缅边地“还有许多雄伟奇特而富有国防意义的山川形胜”。行至功果桥的四周，山峦挺秀，草木青葱，江流曲折，水声淙淙，景象异常深幽。然而“桥边两岸的山腰上，给敌机炸得遍体鳞伤，附近的树木也给它炸得东歪西倒，护桥队住的房子已炸毁，只剩得颓垣坏壁，瓦砾纵横”[80]。到惠通桥时，张腾发这样书写：

这河流在横断山脉中间千回百转，激成狂流，滩多水急，不能通航，且两岸山脉绵亘，灌溉之利殊少，惟在国防上之价值则甚大。遂一水之隔，而高山耸峙，蔚为天堑，拆去渡桥，即无法飞渡，虽有千兵万马，惟有望江兴叹而已。[81]

与张腾发同样强调边地山河国防价值甚大的还有汪永泽，他专习地理科学，又好游山水，当至友邀游滇南，因得以三月时光深入边地，探风探胜，兼调查战时概况。车行滇缅路，穿山越岭，澜沧江盘旋若带，江流层峰中，水流湍急，峡石幽深，江上横着铁索桥，即功果桥。“工程浩大，令人欣观止焉！水势狂急，奔腾澎湃，雄壮几可辟易千军。”[82]行至怒江峡谷边上，“深壑千寻，悬崖百丈，势极雄奇。白水如带，蜿蜒流深谷间。对江高黎贡山上，公路迂回，亦如白带，相映成趣。汽车鸣鸣声，隐约可闻，而两山顶之陆上距离，则在八十华里以上。”怒江上的大桥，“倭机曾来轰炸数次，近桥之两山岩石，炸痕甚多，惟桥之本身迄未中弹耳”[83]。

滇缅公路沿线都是高矗云际的山脉和奔腾浩荡的大江，萧乾、老舍、钱伯明、金洪根、蒋云峰、佘贵棠、周修荃、张腾发、汪永泽等笔下的边地河山突出的亦是崇高壮伟的一面，是具有“国防意义的山川形胜”，作为天险镇守于西南一方。旅行者极力描摹边地河山的“大好”，为的是让人们“看出云南高原的伟大”,“更感觉西南之伟大也”。看到的景色越是雄奇瑰丽，当滇西陷于战火时，当面对日机轰炸后的焦土，就越会感到愤慨，所以胡筠在《怀念滇缅路》中说，怒江、高黎贡山一带正遭受着敌骑的践踏，“我们痛心大好河山的惨被凌污”[84]。

（三）风景之“似”

除了对沿途高山大河的描摹，旅行者更多的是对滇缅公路沿线城镇乡村的一一记述。认识边地，不仅是赞美山川，更是要把这些深藏于高山河谷中的地方逐一呈现，于是滇缅公路途经的地方就密集地出现在战时的旅行记中。前面已提到，埃德加·斯诺认为是横断山脉把滇缅边地与内陆文明隔绝开来了，他所描写的也是与文明相较之下的蛮荒。但于抗日战争时期滇缅线上的旅行者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区别边地与内地之“异”与“殊”，而是发现风景之“似”。

汪永泽在《滇缅道上》一文中除了描写怒江、澜沧江的壮阔，也以优美的笔墨介绍了从昆明至芒市的旅途所见。产盐的一平浪以西，为横断山脊，层峦叠嶂，有很多奇松怪树，姿态各异，琳琅夺目。山脊往下，便是开阔的坝子，田畴如织，炊烟袅袅。楚雄据坝子边缘，“城尚雄伟，颇具新兴气象”。云南驿的坝内小村里，“池塘青草，溪头群鸭，荷锄归来之农夫农妇，晴空一碧，几处鸦声，萧萧落叶，淡淡田歌，均俨如江南凉秋九月之风味”[85]。当渐入大理平原，棕色的土地，苍翠的林木，衔远山，横清溪，村舍俨然，杨柳夹道。汪永泽注意到的是滇缅边地物产丰饶，静谧祥和，恰有九月江南的风味。

老舍在《滇行短记》中写道，当车从下关城穿出，苍山、洱海各在一旁，到处是苍山流下来的雪水形成的清溪，水浅绿，翻起白花。大理城内有很多家卖大理石的铺子，牌匾“非常的雅致”。“在晴和的阳光下，大家从从容容的作着事情，使人感到安全静美。”到了喜洲镇，老舍禁不住感叹：“我想不起，在国内什么偏僻的地方，见过这么体面的市镇。”[86]进到镇里后：

仿佛是到了英国的剑桥，街旁到处流着活水：一出门，便可以洗菜洗衣，而污浊立刻随流而逝。街道很整齐，商店很多。有图书馆，馆前立着大理石的牌坊，字是贴金的！有警察局。有像王宫似的深宅大院，都是雕梁画柱。有许多祠堂，也都金碧辉煌。[87]

看到山水间这么一个镇市，老舍认为这“真是世外桃源”。大理让老舍感到抗战中难得的“安全静美”,“体面”的喜洲镇让老舍觉得仿佛是到了英国剑桥，这都是一种亲近熟悉的类比。

1941年，西南联大化学系教授曾昭抡趁着寒假，搭机关的便车从昆明行至中缅交界的畹町，他一路走，一路看，在《缅边日记》中把沿途所经的地点都记录下来。从禄丰到一平浪是一段风景绝美的路，像富春江旁，也似大规模的“九溪十八涧”。一平浪有一片新式的盐厂房，途中常见背着耸起甚高的盐瓣的“背子”。楚雄城内，石板街，青砖砌成的城墙，在夕阳中露出苍老的颜色。祥云县的下庄街原先的鸦片贸易已经除绝，特地改称为“维新街”。凤仪县城有“凤鸣书院”，附近的坝子满是金黄色的油菜花，配合着蚕豆的绿叶，很是调和有趣。下关是货物流通的总站，被碧绿澄清的洱河环绕着，街市尽头，可以看到山顶有积雪的苍山和蔚蓝的洱海。由漾濞到永平的路上，杨梅岭近顶一段，都是正在盛开的茶花树，点染着苍翠青山。沿着澜沧江走，看到闻名的功果桥，是“一座伟大的新式钢索吊桥”，因形势险要，在抗战中戒备很严。“讲起风景来，澜沧江在两座多树高山间流下，衬以横跨江上的新式吊桥和旧式铁索桥，一方面是非常地壮伟，同时也是异常地美丽。”[88]从陆窝坝起，一路下山，望去是如带的怒江，衬着对岸高山，“形势很是壮伟”。惠通桥刚落成不久，比功果桥“还要伟大”，用十八根钢索吊起，士兵在桥的两端荷枪守卫着。腊猛路旁的山坡，是一层一层的梯田，灌溉的水一叠流到一叠，形成一个个小瀑布。行至龙陵，“仿佛是汉人文化的最前线”，中国的邮政正式地也只通到这里。滇西怒江流域，一路遍山粉红，那是木本杜鹃，花开正盛，别处从未曾看到过。曾昭抡以旅行日记的形式把滇缅公路贯穿的边地市镇都如实描写，以自己的亲历来作“可靠报告”，而不是想象“不忠实的神奇故事”。他一路书写一切沿途可记的风景，一再强调山水的“美丽”，发现每一地方皆有可爱之处。

1941年，金洪根要去参观滇缅铁路沿线的工程，到了被称为“小上海”的一平乡。在崎岖不平的路基上步行，白云稀疏地缀在碧空，路两旁是高山和大江，江底怪石，急水澎湃，青峰耸峙，修好的公路在云层掩映下若隐若现。山坳里羊肠驿道上，行进着一队驮马，鸾铃声隐隐约约地回荡。他不禁感叹：“这真是山国最别致的风景线啊！将来这条滇缅铁路筑成了，有这样的奇丽的配景，而且公路铁路隔岸对峙，更为生色，其工程之雄伟，风景之优美。”[89]他在禄丰爬山参观西灵寺，踩着马蹄踏出来的山道，迂回处现林泉清幽，山寺古雅。[90]在《滇西驿道半月行程》一文中，金洪根从禄丰出发，“我梦想着更美丽的地方，我不惜投身到更荒芜的边区，在人们不敢去的瘴区里，找寻我希冀的绿洲”。汽车翻过一座比一座更高的山峰，经镇南，又到祥云，县城外是一大片草地，尽头是洱海，“碧波万顷，白帆数片，随波飘荡；温熙阳光中，海鸥三二，迎风翔舞，景致好极了”[91]。细雨迷蒙中从弥渡出发，山高道窄，险峻万分，黄昏时分，摸进了万家灯火的蒙化。地位扼要使得蒙化日趋繁荣，街道宽坦，现代建筑林立，“颇有上海霞飞路的风味”。跨过漾濞江，途经螺丝镇、金马村，渡过澜沧江，欣赏了顺宁的风光，一路从云县至著名的瘴区之一猛赖，但作者却说这只是一般人想象中的可怕。他所看到的却是：“其地面临南丁河，背靠大云山脉，山高水秀，每当日影黄昏，余辉微染，绛霞碧空里，翠峰插天，绿野茅舍间，蕉树三五，炊烟四起，风景非常秀丽，倒是个挺有诗意的地方咧。”[92]金洪根与曾昭抡一样，把边地所见组织成一个个有序而协调的画面，而不是走马观花式的零星碎片。曾昭抡初衷就是记下沿途一切可记的风景，而金洪根是为了找寻“希冀的绿洲”，当带有这样的观看目的时，传闻中令人恐惧的瘴区也会被描绘成一个“有诗意的地方”。

1942年，鞠孝铭在滇西从事地理调查，沿着滇缅路到下关，后又有蒙化之行。启程时天色阴晦，苍山十九峰，峰峰为云雾迷漫，云色愈浓，山色愈暗。“好一幅气魄雄伟的水墨画啊！”横在下关与蒙化之间的旭照山，也被白云笼罩山巅。“黄山庐山之云的美，是静的。而下关诸山之云，则是动的美，静的美固然是叫人起一种温柔闲适之感。然而，动的美，不是更叫人胸襟奔放豪迈吗？”[93]在山麓步行，所望苍山洱海，“如盆景一座”。因为要探访西南联大时的同学，他到了邓川，行走在苍洱之间，“深深体验到中国城市的自然之美”。到青索村时，在雨后长虹的映衬中，“眼前是一片良田美畴，麦秀青青，油菜花黄”，波光入境的湖面鸥鸟飞翔上下，便望见林木掩映中“静穆的乡村”[94]。鞠孝铭到了大理，只见苍山顶上白雪为青峦衬托，洱海映照，山光水色，山色愈青，洱海愈碧。于月白风清的晚上在水波澄碧的洱海赏月：“周方三百余里的水面上，银光跳动，皓月一轮，倒影海中，海水愈碧，月色愈明；月色愈明，海水愈碧。月色水光，水光月色，交相辉映；更加上点点渔火，不啻天际的繁星，这样便构成了一幅景色绝美的风景画，或一首音节响亮的抒情诗。”[95]本是作地理考察，鞠孝铭却沉醉于沿途的或是水墨画般，或如田园牧歌的边地景色，是以优美的文字捕捉这诗意山水。

作为《旅行杂志》特约记者的帅雨苍，在抗日战争时期游览昆明、宜良、路南、曲靖，并沿着滇缅公路一路经禄丰、楚雄、镇南到了山明水秀的大理城。一路上古木成荫，洱海银波绿漪，点点渔舟，当夕阳西下，菰蒲杨柳，掩映残照之下，一池碧水，花香水汽，绿满汀州。在柳叶摇摆的缝隙里，波光闪耀之间望去，只见“风景幽丽，足可与秦淮西子媲美”,“加以这里气候终年似在旖旎春光，溪涧幽胜，真有胜于杭州的了”。点苍山因积雪消融，两山之间必有一溪，溪鸣谷应，“也有十八溪涧的胜景”[96]。从昆明到芒市这一段路，王启熙曾往返几次，“其间领略过沿途的名胜，凭吊过历史的古迹，参加过夷人的赶集”[97]，遂以文记之：参观一平浪的盐场，在下关赶街子，寻访天生桥畔山上古寺，领略到“百里山川通跨下，半江梅雪乱声中”的浩荡声势，于大理圣麓公园遥望玉局峰的积雪，登太保山，拾级凭栏，云雾远眺，峻岭雄峰，只见保山坝子里农人耕种雨后田。张继志一行沿着滇缅路攀越山岭，紧急警报解除后抵达下关，只见市街繁华，人口殷实，过漾濞，“一路青山绿水，尽是傍山险道，风景绝佳，犹似置身画中”[98]。曹立瀛到洱海的南源，《洱源散记》中记述了其登罗平笔架山的游览感受。雾雨蒙蒙的清晨，出凤羽村的北门，直上金掌山的东坡，西坡的树木森茂。“人行万绿丛中，有时傍近溪壑，闻流水潺潺，不知来源去路，有时不知名的山鸟，舒开轻盈美丽的歌声，不知在那一丛的高树枝头；更有时枝叶覆盖如屋，穹拱如桥，人行其下，幽暗如晦，转折而出，豁然开朗，又可见那黑惠西岸曲线型的丛山。”[99]在山上看洱源平坝，豆荚状农田河谷里，青的树、黄的秧、绿的稻、白的水、红的土，形成了无数颜色的交错配合。可以看出，旅行者书写的蒙化、洱海、天生桥、漾濞、洱源都有典型的文化符号意象，水墨山水、静穆乡村、海天一色、渔舟唱晚、古寺寻踪、农耕雨后、如在画中，审美空间的刻画凝聚着看风景者的情感同构，在曾经神秘、陌生的边地看到了与传统文化承续的诗画意境。

在这些滇缅路纪行中，汪永泽在云南驿的坝内小村感到江南凉秋九月的风味。老舍笔下的大理喜洲，是“体面”的、类似剑桥的世外桃源。曾昭抡抒写沿途一切可记的风景，松山景致，山茶杜鹃，山水秀丽，似九溪十八涧，也像富春江畔。金洪根深入滇缅边地找寻“更美丽的地方”，发现蒙化“颇有上海霞飞路的风味”，在忐忑中到了著名瘴区猛赖，却感到“是个挺有诗意的地方”。鞠孝铭在蒙化丛山中，看到“气魄雄伟的水墨画”，于洱海赏月，感受海天一色的静谧。帅雨苍认为洱海可以与秦淮西子媲美，甚至胜于杭州。王启熙从昆明到芒市，领略沿途的名胜。张继志过漾濞，一路青山绿水，“犹似置身画中”。曹立瀛登罗平笔架山，感受到河谷坝子色彩的瑰丽。旅行者突出边地的诗意静美，所刻画的风景是心境的外化，不单单是视觉冲击。作者用了有意味的类比，不仅亲切，还拉近了边地与自己、与内地、与传统文化的联系。

抗日战争时期，当曾经的“神秘区域”变成“有关整个国家生死存亡的地域”后，面对穿行的高山深涧、滔滔江水，滇缅路上的旅行者爱强调其“壮伟”的一面。他们极力描摹边地河山的气魄，为的是“看出云南高原的伟大”，因为这象征着民族的强力，既能唤起民族共同价值的认同，也突出着边地在抗战中的重要性。对于沿途所经市镇乡村，旅行者强调风景之“似”，发现其静美和谐的一面，而不是陌生的异域殊方，这是把所观看之景纳入自己的认同体系，构建了亲近的文化同源关系，从而达到审美融合。

安德森强调地图的发明与传播对形成“想象的共同体”的作用，作为识别标志的地图渗透到群众的想象中，所呈现的空间现实的概念具有很强的形塑作用。[100]但依靠“图像符号”的国家想象是抽象的知识系统的建构，对于僻处边陲的云南边地的认识还是非常模糊的。大量深入滇缅、滇越边地的旅行者、考察者，把之前“想象”的边地构建成了自己实地体验后的物质性的真实世界。《扫荡报》随军记者潘世徵从滇西战场上返回昆明时这样说道：“我最早知道昆明这地方，还是在二十年以前，教科书上的知识……片马和江心坡问题没有解决，高中历史老师要我们每人写一篇三千字以上的‘班洪问题’，于是昆明云南和那些地名被打成一片，对昆明，永是带着感觉的神秘。”[101]潘世徵沿着滇缅路和滇越道，经过几年的“西征行”后，为我们描述了真实的“战时西南”，把曾经只是“地理教科书”上的图标呈现为抗战中承担着共同命运的每一个真实的地方。正如曾昭抡感叹的：“澜沧江，怒江，高黎贡山，这些我所最景仰的地理名词，现在居然都亲身踏过，是一件何等快意的事。”[102]滇越道和滇缅线上的旅行、考察者为着国家命运或个人志趣，把教科书上的“地理名词”“亲身踏过”，此时的旅行者、考察已不是个人休闲式的游山玩水，而是有大时代印记的风景体验。

W.J.T.米切尔强调要把“风景”从名词变作动词，它不是供阅读的文本或是供观看的物体，“而是一个过程，社会和主体性身份通过这个过程形成”，我们要“追问的不仅有风景‘是’或者‘意味着’什么，还有风景做什么，它作为一种文化实践如何起作用”[103]。铁路、公路旅行所造成的空间流动性，在抗日战争时期会使观看者具有独特的风景感受。旅行者书写边地雄奇壮丽的河山，描摹可以复现古代诗画的意境，营造可类比内地气象的边地风貌，认识到云南边地的伟大，增强了抗战的信心。风景不再只是可视性的物质性存在，其文化认同价值已被编码，滇越道上、滇缅路中的旅行者、考察者的风景感知来自抗日战争中形成的民族共同体和国家共同感。他们会把边地的一切看成是国土的一部分，对边地是亲近的观看距离，不是疏离与隔膜。通过对景物的选择、凸显、组织、构图等观看的空间策略，形成情感共鸣，并刻上了观看者特定的观念情绪，成为其表达场所，让我们看到了在抗日战争中滇缅、滇越边地风景叙事和现代民族国家认同是如何展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