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问题的提出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在西方殖民列强对传统华夏边缘地区的争夺觊觎以及日军侵华而国危族殆之局势下，中国知识分子自觉建构“中华民族”这一国族理想，探讨天下与国家，边陲与边界，华夏和蛮夷等概念。列文森就说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大部分时期，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1]。“天下”是一种差序格局，“是对以中原为中心的世界空间的想象”[2]。“天朝君临四方”的思想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心清晰，但对边缘地带的认识是比较模糊的，将所谓“夷狄”所居之域称为边地，多以文化分野，并无精准概念。中国从传统国家到现代国家的转型，是将传统中原地域与四围边地合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之过程，这个过程不仅是以政治、军事手段建立统一的国家体制，还以教育和学术推广并建立相应的知识话语体系。“‘中国’自古以来就并存着其‘实体’和‘观念’两种面相。”“‘观念中国’既是对‘实体中国’的认知，也是对后者的进一步建构和扩展。”[3]对于中国复杂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从“冲击—回应”模式到“中国中心”史观都有各自的阐释体系，并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我们如果仅仅只是围绕沿海城市和中原古都来谈论的话，中国广袤边地的现代性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阐释。[4]

在传统王朝时期，“边地”就是中原、中央以外的“四方”，是地理上、发展上以及认同上的边缘。在华夏边缘，“人们强烈地坚持一种认同，强烈地遗忘一种认同，这都是在族群核心所不易见到的。这也使得‘边缘’成为观察、了解族群现象的最佳位置”[5]。云南远离社会秩序核心，是地理、政治、文化的边缘地带，自汉代司马迁以来的官方叙事下，就被视为异域和边荒，如《史记·西南夷列传》中的“异俗殊风”,《汉书·叙传》中的“别种殊域”。以“异”“外”“殊”等词冠之，是中原正史对云南的基本观点，以至于小说、笔记、地方志或是文人游记都是对这些正统观点的扩展和演绎。对云南的记述，除了凸显异域殊方的野蛮神秘和奇风异俗，更多记载的是中央对云南的治理沿革，叛乱、归顺、朝贡与平蛮、羁縻、教化。面对这种特殊的“华夏边缘”，关于云南的书写始终徘徊于文化共同体中的文明与野蛮，现代性线性时间观念中的进步与落后，民族国家内部的中央与边缘、汉族与边夷的关系之中，一直在内与外，同与异之间滑动。然而，从1937年12月下旬修筑滇缅公路开始，作为大后方的云南开始直接卷入战火，高校、研究所、出版社等文化机关和文人的西迁与南渡，使云南成为时人关注的焦点。中国远征军、驻印军两次入缅远征和滇西抗战，让云南成为“二战”战局中的中缅印战区之一部分，而作为国家间的边界交错地带的滇缅边地也成为现代中国进入国际秩序的前沿地带。因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带来的巨大变化，这一时期对云南的书写必然是非常独特的。

滇缅抗战的发生促使人们对云南边地有了更为全面、清晰的认识。因为滇缅公路是滇缅抗战的“导火索”[6]，筑路过程中经常遭到日机轰炸，云南边地已从后方转入战时状态，而第一次入缅作战亦是为了防止日军切断这条抗战生命线。所以，本书讨论的“滇缅抗战”是从修筑滇缅公路开始直至1945年1月27日中国远征军和驻印军芒友胜利会师的时间段，这也是学界对于“滇缅抗战”概念广义的界定。[7]因滇缅抗战这一契机，当时出现了很多有关战时云南边地的文学书写，创作主体主要是旅行者、考察者，云南本土作家和远征军将士、随军记者。

因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的畅通，大量旅行者、考察者深入滇边，甚至出现了诸如“边疆人文研究室”“滇西边地考察团”“云南地理考察队”等有明确考察目的的团队。很多旅行记作者往往具有双重身份，大多是人类学、民族学、地理学、语言学等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学术”与“爱国”在抗日战争中发生了更为紧密的联系。他们创作的旅行记是抗日战争时期关于民族国家体验的风景认同和现代人在战乱流亡中复杂感受的融合，正如朱自清说的“大众的发现和内地的发现”，从而增强“爱国心和自信心”[8]。相比去“发现”边地的“外边人”，对于发生在家乡的战争，云南边地作家是以独有的亲近感，鲜明的地方性，向人们“介绍”着抗日战争中的边地。而作为保卫者的远征军将士和随军记者，在征战往返中对所要守卫的土地、所守护的人民有着特殊的情感。中国远征军、驻印军中有大量知识青年从军者，留下众多抗战日记、战地纪实和文学创作，这在整个中国抗战文学中是比较特殊的，这些真正诞生于抗日战争“前方”的作品弥漫着烽火硝烟，是最为真实的战争体验。出征的兴奋、撤退的忧患以及凯旋的自豪，都会给予边地不同的观看角度，他们在感同身受中呈现战时边地的复杂处境，思考战争与边地国土之关系。修筑滇缅公路、中印公路和败退、反攻野人山在滇缅抗战中具有重要意义，吸引了筑路参与者、旅行考察者、云南边地作家以及远征军将士和随军记者的共同关注，相关书写体现了现代交通与民族凝聚力，战争与边地现代性、边界建构的复杂关系。所以，本书探讨抗日战争时期的云南书写与国家认同的问题，即是滇缅抗战激发的云南边地融入现代中国同一进程的问题。

国际交通路线的贯通与滇缅抗战的局势，不仅提高了云南边地的重要性，而且对其观看和描述势必发生变化。旅行者、考察者，云南边地作家以及远征军将士、随军记者从不同角度亲历并认识着云南边地。抗日战争中的国家共同感，让他们将其纳入现代中国同一历史进程中来考察，不再是曾经想象的野蛮与危险，混杂与失序，而是强调云南边地对于国家复兴和国际生存竞争的重要性，思考在抗日战争中边地之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意义。所以抗日战争时期的云南书写具有非常明显的国家认同观念。滇缅抗战不仅激发了人们对于云南边地的认识，更为重要的是因此而建构的独特的“边地中国”形象，不再强调“异”与“殊”，而是发现“同”与“似”，建构的过程蕴涵于对边地和国家话语的理解之中，使之成为印刻着人文意识、历史记忆和民族认同的地方，云南边地因此进入“观念中国”的文学叙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