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近代新史学兴起以来的先秦服制研究

近代以来随着甲骨文的发现与研究，新史学的兴起，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殷周制度论》等的发表，开启了运用传世文献与出土材料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研究古史的新学风、新时代。1932年，郭沫若的《金文丛考》出版，以金文与传世文献结合研究，指出文献所载畿服之分是春秋时人的纸上规划，古代并没有这种制度。畿服的名号本于《尚书》诸篇及金文中对殷商诸侯的异称，并非地域之区划也。[35]1934年，王树民发表《畿服说成变考》，指出畿服说出于战国时人的政治设想。[36]1940年，束世澂发表《畿服辨》，以甲骨文、金文考察记载畿服说的传世文献，认为殷周时期确有畿服制度，但只有侯服、甸服，侯服在外，甸服在内。[37]是后，顾颉刚的读书笔记《浪口村随笔》油印出版，其中有《畿服》一篇，认为畿服制中的甸服、侯服、要服为古代所实有，宾服、荒服乃文家从侯服、要服中析出。[38]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启了先秦服制问题的研究，由最初的有无服制之辨，到分析哪些文献记载可信，确认先秦时期存在服制并对其形态进行考察。此后不断有学者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先秦服制包含的问题很多，学者主要集中于三代服制有无以及服制形态的实证问题上，关注较多的是有关服制中的朝贡内容，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果与共识，然仍缺乏对先秦服制的系统研究，对服制中蕴含的深层次的政治理论和历史经验缺乏重视与研究。以下按研究问题的形式，评述国内外先秦服制的研究现状。

一 服制性质与起源的探讨

关于服制性质，学者多是在研究某一具体问题而对服制有所提及，界定服制性质时，是以某一历史时期作为参照对象，详细情况已见“绪论”部分，此不赘述。这些研究对于全面认识先秦服制性质有一定的帮助。学者们的分歧说明，学界对服制性质与内涵尚未有清楚的界定与共识。

关于服制起源问题，传统文献已有所追溯，其中涉及服制中贡赋的部分，如《尚书·禹贡》载禹治水成功，根据九州各地土地物产状况，确定各地所贡，形成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的五服职贡制度。《史记·夏本纪》载太史公则概括为：“自虞、夏时，贡赋备矣。”是以舜时命大禹治水，治水成功确立贡纳制度，至禹即位及启继任为君，继承并发扬了原有的贡纳制度，使之成为推行天下的服制重要内容之一。关于服制与先秦朝贡制度的起源，李云泉进行了初步的探讨，集中于朝贡制度之历史起源。[39]冯时《殷周畿服及相关制度考》一文，提出三代畿服制度因三代封建而形成，三代的封建又根源于古代的邑制。[40]以制度渊源视角对服制起源的深入考察，颇具启发意义。王贵民探讨先秦贡、赋、税的源流，对于认识先秦服制内涵具有重要参考价值。[41]

二 夏代服制的研究

夏代服制实际上反映的是夏代的国家结构形态问题，学界近年研讨较多，大致有五服[42]，内外服[43]，由夏后氏及其他从属族邦构成的复合制国家结构[44]三种代表性意见。学界主要集中于《尚书·禹贡》内容与夏代社会的研究，如岳红琴的《〈禹贡〉与夏代社会》。[45]对《禹贡》所载九州、五服制的探讨，如郑杰祥《夏史初探》、邵望平《〈禹贡〉“九州”的考古学研究》、詹子庆《走近夏代文明》、朱渊清《禹画九州论》，赵春青《〈禹贡〉五服的考古学观察》，何驽《夏王朝“五服”内政外交运作制度模式发微》，沈长云《“九州”初谊及“禹划九州”说产生的历史背景》，张淑一《“禹画九州”传说流变析论》等。[46]对公盨铭文所载禹治水成功后制定贡赋制度的探讨。[47]夏代服制问题还涉及夏族与夏代族邦的研究，如周苏平《夏代族邦考》，郜丽梅的《夏代国族研究》，以及《夏后氏同姓国族考论》[48]，杨升南《商代甲骨文所见夏代诸侯》[49]等。

五服说的依据是《尚书·禹贡》，该篇记载大禹治水成功后，根据九州土地物产等情况，确定九州族邦应献的贡赋，“中邦锡土姓”，舜册封九州族邦土地和族氏徽号，根据距离中心都邑远近形成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五服职贡制度。近年公布的西周中期青铜器遂公盨铸有长篇铭文，记载关于大禹治水、禹德及其治水成功后制定贡赋等事迹，上博简《容成氏》载大禹治水及九州等情况，《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伍）·厚父》记载了禹治水成功建立夏邦和夏代服制的情况，皆为夏代服制的研究提供重要新资料。《禹贡》所载五服集中于职贡，并不是夏代服制的全部内容，需要结合新资料对夏代服制进行综合考察。内外服说的主要依据是《尚书·酒诰》所述商代内外服制度向夏代的追溯与推测。复合制国家结构说，主要是从商代内外服制度说演化而来。学者在探讨夏代社会结构与社会性质问题时，也涉及夏代服制相关问题，如晁福林《试论夏代社会结构的若干问题》一文，探讨夏代封建的氏族向夏王朝缴纳贡赋情况，分析《禹贡》所载五服有夏代历史的影子，向夏王朝缴纳各种不同的谷物，当为夏王朝所实有，以及梳理文献所载夏代设官分职的情况。[50]

综合上述研究，关于夏代服制问题，主要集中于夏代服制形态，以及《尚书·禹贡》、《公盨》、上博简《容成氏》、清华简《厚父》等与夏代服制相关的文献研究方面。尚可在夏代服制起源与内涵、夏代服制建立及演变，以及夏代服制对商周服制的影响几个方面做出更加系统的论述。

三 商代服制的研究

商代服制形态为内外服，见于《尚书·酒诰》记载。是篇为周王册命卫康叔的诰文，述及殷商自成汤至帝乙的臣子不敢沉溺于酒，“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君），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显，越尹人祗辟”。这是对商代内外服制最为明确且可信据的记述。据学者研究商代已有内外之别的观念，如沈建华指出：“商代的内、外服职官很可能是来自于实际的需要，在管理的过程中产生和建立起来的，纳贡便是其中之一。王室根据不同的需求，分成‘内服’和‘外服’不同等级。”卜辞中的内、外有内邑、外邑之义，可能包含内服和外服的含义。[51]《合集》24215“□丑卜，大[贞]：卜（外）有求（咎），其又尤。……来艰。”以及《张世放所藏殷墟甲骨集》第237片“贞：卜（外）亡尤”[52]。或许反映了商王的内外忧患意识，表明商代内外之别的观念确实存在。

关于商代外服制，既往研究主要集中于外服与商王的关系探讨，大概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商王与外服的君臣之分未明，商代尚处于方国联盟的时代，外服与商王是不平等的联盟关系。如王国维、林沄、王冠英等。[53]另一种意见认为商代已经跨过了各部族方国大体平等地位的方国联盟的时代，进入了王权国家阶段。商王朝与外服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如杨升南、李伯谦等。[54]诚如沈建华指出的那样：商代国家天下观已经很明确，所谓“邦畿千里”真正意义上指王室的势力范围，商王是以“天邑商”“中土”与“四封方”“四土”相对而言，王畿之外土地，都属于纳贡范围。[55]学界对商代内外服臣正具体人物史事的研究较为突出，集中于对文献及甲骨文所见商王朝内外服臣正及其史事进行了系统梳理，如贞人与卜官、子某、外服侯与伯等。[56]学界探讨商王朝职官制度时，对内外服职官制度、外服职官与中央王朝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较好的研究。[57]学界对商代外服的构成、外服的身份性质亦有较好探讨，如朱凤瀚对殷墟卜辞中的外服“侯”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提出外服侯的性质为职官而非诸侯或爵称，侯必须由商王任命，为“侯”者绝大多数应是非子姓贵族，以驻守边域为基本职责。[58]拙著《商周服制与早期国家管理模式》，对商代内外服制度的建立、发展演变进行了系统论述，对商王与内外服的关系从多个角度进行了阐发。[59]

关于商代服制中的赋税与贡纳也是探讨的焦点之一，如晁福林《殷代贡赋制度述论》，指出外服对殷商王朝的贡赋关系表现在参与征伐、贡献牲畜、奉献战俘、开采矿石、田猎放牧五个方面，以参与征伐和奉献战俘为最主要。内服势力对于商王朝的贡赋关系表现在耕种王室田地、兵赋、赋纳人员、赋纳牲畜或动物、赋纳卜甲与卜骨、力役、赋纳财物七个方面，以为商王朝力役服务为主。内外服势力对殷商王朝的贡赋主要是以族为单位来进行的，是由殷代族为社会基本结构的特点决定的，内外服势力的贡赋是殷商王朝的主要经济来源。[60]杨升南《甲骨文中所见商代的贡纳制度》一文，探讨贡纳用语、贡纳物种类、贡纳者的地域等问题。[61]王贵民《甲骨文所记商朝贡纳及所显示的有关制度》一文，对甲骨文所见贡物的种类与数量，贡纳地区及贡纳者进行了较为系统地梳理。[62]

以上对商代服制相关问题的研究，为系统研讨商代内外服制度，以及商代社会性质与国家形态等问题奠定学术基础。尚缺失对商代内外服相关卜辞资料进行彻底整理，及对卜辞中内外服身份、史迹等问题的再梳理与系统考察。

四 商周之际服制的继承与重建问题

学者对于商周关系研究较多，且并未正视周曾一度为商王朝外服的情况，对商周之际的服制状况涉及较少，对于商王朝其他外服在商周之际的境遇关注不够。葛志毅认为周初对于商代内外服制度曾有继承[63]，罗志田认为周初曾一度继承商代内外服制而后发展为五服制。[64]这一观点似乎并未引起学界的重视。最近不少学者研究涉及周代服制问题时，仍以内外服为周代服制的形态。从周初历史发展状况及相关文献反映，周初周武王时期曾继承商代内外服制形式，周成王、周公借东征、南征、北伐的契机，对内外服加以改革，通过册命礼仪的方式建构了五服制。[65]从商周之际内外服到五服的服制形态转变视角进行考察，关注商周制度的沿革，为今后进一步研究商周之际国家认同意识的转变及商周国家治理社会方式的演变奠定了学术基础。

五 周代服制形态研究

关于周代的服制问题，古代文献记述为畿服说，大体有以下几种记载：《国语·周语上》载周代五服为“甸服”“侯服”“宾服”“要服”“荒服”，将周邦内即后世所称的“王畿”视为甸服，即五服中包括周邦。《逸周书·王会》载诸侯会盟，“应侯、曹叔、伯舅、中舅，比服次之，要服次之，荒服次之”。应侯、曹叔、伯舅、中舅，可能相当于《周语上》的侯服诸侯，与比服、要服、荒服并列，应为四服。《周礼·夏官·职方氏》则载王畿之外有九服：侯服、甸服、男服、采服、卫服、蛮服、夷服、镇服、蕃服。《周礼·夏官·大司马》与此近同，仅将服换成畿，即以国畿之外又有九畿的区划。《周礼·秋官·大行人》则载邦畿之外有六服及蕃国，即侯服、甸服、男服、采服、卫服、要服、蕃国。《周礼》将邦畿与服制区分开来，服制中不包括邦畿。古代经学家主要集中于对经传的注疏，囿于经典的权威，多未怀疑文献所记周代畿服的可靠性，未对服制进行专门的研讨。

直至1932年郭沫若的《金文丛考》出版，方指出畿服之分是春秋时人的纸上规划，古代并没有这种制度。畿服的名号本于《尚书》诸篇及金文中对殷商诸侯的异称，并非地域的区划。[66]1934年王树民发表《畿服说成变考》一文，指出畿服说出于战国时人的政治设想。[67]不久，束世澂作《畿服辨》，以甲骨文、金文考察记载畿服说的传世文献，他认为殷周时期确有畿服制度，但只有侯服、甸服，侯服在外，甸服在内。[68]20世纪40年代后期，顾颉刚的读书笔记《浪口村随笔》油印出版，其中有《畿服》一篇，认为畿服制中的甸服、侯服、要服为古代所实有，宾服、荒服乃文家从侯服、要服中析出。1963年，顾颉刚发表《畿服》一文对《周语》所载周代五服制度再次加以肯定，并明确指出周代一些诸侯隶属于某服，如谓“虢、毕、祭、郑皆畿内国，甸服也；齐、鲁、卫、燕受封于王，其国在王畿外，侯服也；杞、宋、陈皆先代遗裔，宾服也；邾、莒、徐、楚者，中原旧国，惟非夏、商之王族与周之姻亲，辄鄙为‘蛮夷’，要服也；至于山戎、赤狄、群蛮、百濮之伦，来去飘忽无常，异于要服诸国之易于羁縻，惟有听其自然，斯为荒服矣”[69]。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大体肯定周代确曾行服制，但对于周代服制形态有不同认识。一部分学者认为周代服制形态为内外服，主要的依据是《尚书·酒诰》所述商代内外服，据此推测周代亦实行内外服制。如王冠英指出周代实行宗法制后，侯、甸、男外服宗法化，变周为以周王为宗主的宗族诸侯联盟的王朝。外服名号由原来的职事渐变为辨别诸侯等级的称谓。[70]即仍以内外服为周代服制形态。王玉哲、贝塚茂树亦称内外服制，但都关注于诸侯、方国对周王朝的义务方式和内容。[71]另有一些学者认为《国语·周语上》所载“五服制”为周代服制形态，[72]并有学者根据新出金文对周代五服制进行了新证研究。[73]晁福林、董珊根据近年新出西周中期士山盘铭文所载“服制”与其他金文及传世文献所述周代服制情况相互印证，确认周代存在服制毋庸置疑，对周代服制所作出的深入探索，为进一步探讨服制的社会治理功能奠定了学术基础。[74]王震中提出周代为复合制的国家结构，即“由位于被后世称之为王畿之地的周邦（周王国）与各地的诸侯国所构成”[75]。亦是在内外服制度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入研究。也有学者关注周代服制中的朝贡、贡赋、献纳等方面问题，进而申说周代服制形态。[76]学者对周代宗法制度进行系统考论，以宗法制度探讨周代国家结构问题，对宗法制度与西周春秋时期的服制关系等问题作了较好的研讨。[77]近年周代地方诸侯国考古遗址发现颇多，尤其是发现大量青铜器，多有长篇铭文，引起学界研究热潮，如围绕诸侯的称谓、职责等方面的探讨，诸侯之间、诸侯与贵族朝臣间的聘问往来，丰富了西周礼制文化和历史内涵。

六 对先秦服制历史影响的研究

有学者研究指出服制于春秋战国之间走向了瓦解，服制体系维系的王权统治逐渐崩溃，意味着服制在历史上的消亡。但先秦服制对后世古代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服制内涵中的职、事、贡三要素都随着王权社会的变迁而融入秦汉以后封建制社会之中。学界集中于服制中的朝贡研究，并且对朝贡制度在后世的演化及羁縻制度的产生作了较好的探讨，代表性的如李云泉、程妮娜的相关研究。[78]但是服制内涵中的事与职向后世的演进及对后世的影响等问题，学界在研讨古代中国赋税徭役制度、官僚制度等问题时并未给予太多的关注与溯源。从先秦服制演进的视角，结合中国古代社会的变迁，国家制度的承袭与变革，考察服制向后世各项制度的分化与变革，执源而溯流地跨越不同朝代进行长时段历史的研究，应是以后学术研究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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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14—215页。

[2] 孔传、孔疏、孔疏释传内容俱见《尚书正义》卷5，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143页。

[3] 蔡沉：《书集传》，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44页。

[4] 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卷2，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14—115页。

[5] 按此处诸本句读或有差异，《尚书正义》《书集传》作“咸则三壤，成赋中邦”，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作“咸则三壤成赋”，“中邦”属下读。比较而言，以孙说为是。

[6] 孔氏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卷6《禹贡》，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153页。

[7] 孔氏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卷6《禹贡》，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153页。

[8] 孔氏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卷6《禹贡》，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153页。

[9] 蔡沉：《书集传》，中华书局2018年点校本，第84—85页。

[10] 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卷3《禹贡》，中华书局2004年点校本，第203页。

[11] 以上引马融及郑玄说，见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卷3《禹贡》，中华书局2004年点校本，第204—205页。

[12] 孔氏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卷14《酒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207页。

[13] 孔氏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卷14《酒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207页。

[14] 蔡沉：《书集传》卷4，中华书局2018年点校本，第200页。

[15] 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卷16《周书·酒诰》，中华书局2004年点校本，第379—380页。

[16] 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卷16《周书·酒诰》，中华书局2004年点校本，第380页。

[17] 杨筠如：《尚书覈诂》（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84页称引王国维说。

[18] 唐大沛说见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909、922页。

[19] 孙诒让说见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909页。

[20]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21] 董增龄：《国语正义》，巴蜀书社1985年版，第33页。

[22] 参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

[23] 董增龄：《国语正义》，巴蜀书社1985年版，第33页。

[24] 董增龄：《国语正义》，巴蜀书社1985年版，第35—36页。

[25]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

[26] 董增龄：《国语正义》，巴蜀书社1985年版，第37页。按“《王制》”至“阳夷”，实为《后汉书·东夷列传》序文。

[27] 董增龄：《国语正义》，巴蜀书社1985年版，第37—38页。

[28] 参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5—6页相关注释。

[29] 陈逢衡认为：“西方东面正北方，伯父、中子次之”十三字当在“比服次之”之上，与上条“伯舅、仲舅”紧接为是。见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810页。

[30] 王应麟等说见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808—809页。

[31] 孔晁等说见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809页。

[32] 郑注，孙疏见孙诒让《周礼正义》卷55《夏官·大司马》，第9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292—2293页。

[33] 孙诒让：《周礼正义》卷64《夏官·职方氏》，第10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684页。

[34]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37，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892页。

[35]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考古编》（5），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页。

[36] 王树民：《畿服说成变考》，北京大学潜社编：《史学论丛》第1册，1934年5月。

[37] 束世澂：《畿服辨》，《史学季刊》第1卷第1期，1940年，第22—27页。

[38] 顾颉刚：《浪口村随笔》卷2，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7页。20世纪60年代《史林杂识初编》出版时亦收此文，增补了不少金文材料，以金文考察记载畿服制的传世文献，做出了很多有意义的探讨。参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中华书局1963年版。

[39] 李云泉：《五服制与先秦朝贡制度的起源》，《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40] 冯时：《殷周畿服及相关制度考》，载刘庆柱主编《考古学集刊》第20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13—135页。

[41] 王贵民：《试论贡、赋、税的早期历程——先秦时期贡、赋、税源流考》，《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

[42] 岳红琴：《〈禹贡〉五服制与夏代政治体制》，《晋阳学刊》2006年第5期。

[43] 沈长云：《夏代是杜撰的吗——与陈淳先生商榷》，《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后又在沈长云、张渭莲《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研究》一书中详细论述了这一观点（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1页）。

[44] 王震中：《从复合制国家结构看华夏民族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0期。

[45] 岳红琴：《〈禹贡〉与夏代社会》，博士学位论文，郑州大学，2006年。

[46] 郑杰祥：《夏史初探》第三章“夏代地理浅论”，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62—72页；邵望平：《〈禹贡〉“九州”的考古学研究》，载《邵望平史学、考古学文选》，山东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26页。詹子庆：《夏代地理蠡测》，载《走近夏代文明》，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6—218页；朱渊清：《禹画九州论》，载北京大学中国考古研究中心、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第5卷），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55—69页。赵春青：《〈禹贡〉五服的考古学观察》，《中原文物》2006年第5期。何驽：《夏王朝“五服”内政外交运作制度模式发微》，杜金鹏、许宏主编：《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93—497页。沈长云：《“九州”初谊及“禹划九州”说产生的历史背景》，《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张淑一：《“禹画九州”传说流变析论》，《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47] 李学勤：《论公盨及其重要意义》，原载《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第6期，收入其著《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6—136页。

[48] 周苏平：《夏代族邦考》，《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4期。郜丽梅：《夏代国族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9年。郜丽梅：《夏后氏同姓国族考论》，《殷都学刊》2008年第4期。

[49] 杨升南：《商代甲骨文所见夏代诸侯》，《四川文物》2014年第3期。

[50] 晁福林：《试论夏代社会结构的若干问题》，载中国先秦史学会、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编《夏文化研究论集》，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36—142页。

[51] 沈建华：《卜辞所见商代的封疆与纳贡》，《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4期，又收入其著《初学集——沈建华甲骨学论文选》，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第129、130页。

[52] 宋镇豪主编：《张世放所藏殷墟甲骨集》，线装书局2009年版，第127页。

[53]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卷10，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66页；林沄：《甲骨文中的商代方国联盟》，《古文字研究》第六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7—92页。王冠英：《殷周的外服及其演变》，《历史研究》1984年第5期。

[54] 杨升南：《卜辞所见诸侯对商王室的臣属关系》，载胡厚宣主编《甲骨文与殷商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28—172页；李伯谦：《从殷墟青铜器族徽所代表的族氏的地理分布看商王朝的统辖范围与统辖措施》，载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编《考古学研究》（六），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9—153页。

[55] 沈建华：《卜辞所见商代的封疆与纳贡》，《初学集——沈建华甲骨学论文选》，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第129页。

[56] 宋镇豪主编，韩江苏、江林昌著：《商代史》卷二《〈殷本纪〉订补与商史人物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57] 宋镇豪主编，王宇信、徐义华著：《商代史》卷四《商代国家与社会》第七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58] 朱凤瀚：《殷墟卜辞中“侯”的身分补证——兼论“侯”、“伯”之异同》，《古文字与古代史》（第四辑），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5年版，第1—23页。

[59] 张利军：《商周服制与早期国家管理模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

[60] 晁福林：《殷代贡赋制度述论》，原载《中国古代财政史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1990年版，又收入其著《夏商西周史丛考》，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542—560页。

[61] 杨升南：《甲骨文中所见商代的贡纳制度》，《殷都学刊》1999年第2期。

[62] 王贵民：《甲骨文所记商朝贡纳及所显示的有关制度》，载王宇信、宋镇豪主编《纪念殷墟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15—424页。

[63] 葛志毅：《周代分封制度研究》（修订本），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8页。

[64] 罗志田：《先秦的五服制与古代的天下中国观》，载陈平原、王守堂、汪晖主编《学人》第十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367—400页。

[65] 参拙文《以史为鉴与周初社会治理模式的重构》，《古代文明》2015年第1期，以及《服制与中国早期国家管理模式》，《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3月1日第7版。

[66]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考古编》（5），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5—101页。

[67] 王树民：《畿服说成变考》，北京大学潜社编：《史学论丛》第1册，1934年5月。

[68] 束世澂：《畿服辨》，《史学季刊》第1卷第1期，1940年，第22—27页。

[69] 顾颉刚：《浪口村随笔》卷2，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7页。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页。

[70] 王冠英：《殷周的外服及其演变》，《历史研究》1984年第5期。

[71] 王玉哲：《中华远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88页。[日]貝塚茂樹：《周代の土地制度——とくに新出西周金文を通じて見た》，《貝塚茂樹著作集》第二卷，東京中央公論社1977年版，第171—199页。

[72] 王树民：《畿服说考略》，载上官鸿南、朱世光主编《史念海先生八十寿辰学术文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后收入其著《曙庵文史杂著》，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60—76页。罗志田《先秦的五服制与古代的天下中国观》，载陈平原、王守堂、汪晖主编《学人》第十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367—400页。陈恩林《先秦两汉文献中所见周代诸侯五等爵》，《历史研究》1994年第6期。张铮《论周代五等爵制与五服制》，《求索》2007年第12期。

[73] 王晖：《西周蛮夷“要服”新证——兼论“要服”与“荒服”、“侯服”之别》，《民族研究》2003年第1期。

[74] 晁福林：《从士山盘看周代“服”制》，《中国历史文物》2004年第6期。董珊：《谈士山盘铭文的“服”字义》，《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年第1期。

[75] 王震中：《从复合制国家结构看华夏民族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0期。

[76] 杨静刚：《周代之朝贡及畿服制度》，载饶宗颐主编《华学》第九、十辑（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458—471页。

[77] 高婧聪：《宗法制度与周代国家结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

[78] 李云泉：《万邦来朝：朝贡制度史论》（修订版），新华出版社2014年版；程妮娜：《古代东北民族朝贡制度史》，中华书局201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