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缘起：选取《人民文学》50年的理由

本书研究1949—1999年间的《人民文学》[2]。之所以选取它创刊至改版的50年为观察区间，主要出于期刊发展的“天命之时”、学术研究的“封闭意识”、主体保持与对象的“安全距离”等多重因素的考量。具体阐述如下：

（一）“五十知天命”：《人民文学》50周岁的生命体验

1998年1月22日上午9时，“《人民文学》改革与发展研讨会”在北京老舍茶馆举行。《人民文学》编辑、作家、记者和读者100多人齐聚一堂。会议报道中回顾并评价了《人民文学》50年的风雨历程：

这本刊物与祖国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坚定不移地贯彻“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走过了近半个世纪的风雨历程，发表了一系列脍炙人口、永留文学史册的优秀文学作品，其中多篇被转载、选辑、翻译、评奖，被广播、改编成电影、电视剧，搬上银幕、荧屏。著名作家李国文将《人民文学》50年的风雨历程概括为八个字“名家荟萃，新人辈出”。[3]

1999年9月，编者在《节日的检阅》中感慨：“50年的路程走过，才会懂得路途的漫长、艰辛与珍贵。”[4]当期发表柯灵、卞之琳、宗璞、黄宗英、何为、李瑛、郑敏、牛汉、蔡其矫、屠岸、廖公弦等年过九十、七八十岁的老作家新作，发表张承志、史铁生、贾平凹、残雪、王安忆和池莉等中年作家的最新力作，发表苏童、毕飞宇和西川等新人新作。这是对创刊50周年的隆重庆祝。

“本刊编辑部”《丝路花雨 岁月流金——〈人民文学〉五十周年》宣称：

斗转星移，半个世纪，《人民文学》跟新中国一起，同经风雨，共沐春光，走过了五十年光辉又曲折的里程。而今，欢庆新中国五十年华诞，《人民文学》以其四百八十一束花环，连同本期华章，权当别致的贺礼，参与节日的检阅。……近五百期《人民文学》，也可以看作是新中国的编年史、中国人的心灵史、中华民族的风俗史。……五十年来，正是这样，披沙炼金，集腋成裘，《人民文学》不辱使命。她推出了一系列作家的处女作、成名作、获奖作，她提供了各式各样多角度、多层次、多色彩的艺术精品，从而受到文学界以及有关各界的关注，受到了亿万读者和千百作者的欢迎。……当此普天同庆新中国五十华诞之际，在为祖国与文学的兴旺表达祝福的同时，我们豪情满怀，信心倍增，将更加美好的希望寄托于辉煌的来日。为了祖国与文学的黄金时代早日到来，我们愿尽其所能付出一切。这就是我们奉献于国庆的深情祝福，这也就是我们对自家刊庆最好的纪念。[5]

盛大的《人民文学》50周年纪念全线铺开。编辑部出版《人民文学》五十年精品文丛（刘白羽、程树臻总主编，新世纪出版社1999年）。依照体裁划分，精装本6卷9册，平装本6卷14册。各卷题名如下：

《岁月流金 短篇小说卷》汇集各时期曾引起较大社会反响的短篇小说

《雪月风花 中篇小说卷》可谓引人入胜又启人思索的中篇小说之大成

《光的赞歌 诗歌卷》更是万紫千红花团锦簇 荟萃各样诗的华章

《汗与泪痕 散文卷》犹如各种风格各种流派散文精品连缀的花环

《中国报告 报告文学卷》文如其名，报告新中国重大事件的内幕真情

《紫薇童子 儿童文学卷》是各种体裁儿童文学创作高规格的集中展示

《人民文学》50年，有文脉传承与革新，也有肩负民族和人民希望的历史使命；有办刊的成功与喜悦，也有无法言说的遗憾，艰辛又荣耀。

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年岁经验也是生命经验，年岁界定也是“自我/他人”“过去/未来”之间的分际与汇通。[6]从存在心理学角度看，孔子知天命是一种“超越的生命精神境界的体验”[7]。这种内圣外王的智慧体现了中国“天人合一”的理念，成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石。

2000年，新世纪开幕，《人民文学》踏上新征程[8]。期刊改版虽是家常便饭，但这次“被圈内人士称为一次革命性之举”[9]。笔者目前在研课题——《广义修辞学视域中的〈人民文学〉话语研究（2000—2020）》，聚焦变革后的《人民文学》，将呈现它21世纪以来令人耳目一新的话语面貌。

（二）“封闭域”：《人民文学》50年间的封闭话语场

《人民文学》出生与共和国诞生同步，“十七年”时期文艺界大部分重要作家作品都与《人民文学》发生关联，“《人民文学》呈现了‘十七年文学’的全部复杂性”[10]。1980年代伤痕、反思、改革、寻根和先锋等重要思潮登场亮相，大多发端于《人民文学》。1990年代，文学远离“轰动效应”，遭遇市场经济的急剧变革，《人民文学》尝试革新，努力创造“无愧于人民”的文学精品大作。

50年来，每期《人民文学》发表的名家力作和新人新作，与“编者的话”“读者来信”作家作品之间犹如山水映照，“这边风景独好”。

从研究遴选范围看，《人民文学》50年正处于时间上“已完成”状态。从资料获取看，笔者在图书馆检索纸质版或在“中国知网”检索电子版，相关论述对象可穷尽性占有，语料自洽，排除客观条件变异，确保研究对象的稳定状态。

中国当代文学期刊研究有多种打开方式，黄发有在讨论中国当代文学期刊研究的关键问题时指出，要深入研究当代文学期刊，必须练三个方面基本功：

其一，广泛搜集原始的期刊史料，对掌握的材料进行充分的整理和细致的分析；其二，通过走访代表性的作家、编辑、批评家和文艺官员等当事人，采用口述历史的方法搜集第一手资料，并且结合原始的书面材料，对一些可疑史料进行甄别与证伪工作；其三，将史料挖掘和逻辑建构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充满对话精神和批判意识的反思和解读，进行客观的历史描述和独立的价值评判。[11]

由此，可概要归纳三种研究方式：

A.开掘原始/稀见史料→整理分析

B.采用口述方式收集第一手史料/背景材料→描述证实/证伪

C.史料挖掘和逻辑建构→描述反思解读评判

笔者采取的方式是：利用A和B的成果，遵循C的路径，即尽可能对原始文献进行整理、阅读、描述和分析。在此基础上，与作者、编者、读者进行隔空对话，进行批判性反思和有理有据的论证。其前提条件是尽可能确保文献“封闭性”，从而拥有对资料的可控力。

语料封闭，并不意味着研究的自我设限。《人民文学》具有未完成性，主体的认知无极限，研究也无极限。

钱理群认为，研究需要在过去和现在中切换，在“此”“彼”之间顺逆转换，这就是不设限的观察视野。另外，研究者既要“设身处地”又要“正视后果”“既能入乎其内，表露出对古今相通的人情人性的精微体验和深切理解，有一种感情的投入；又要出乎其外，表现出保持一定历史距离的冷静与客观”。[12]

（三）“审美距离”：研究主体与对象之间的适度断裂

对《人民文学》50年进行学理评价时，为了产生新认知，就需要在“我”与“它”之间造成一种情感、观念和经验上的适度断裂。

英国文艺理论家伊格尔顿在谈论政治、宗教、伦理、意识形态和文学问题时提到文学批评的“较远的距离”：

很明显，已经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文学批评缺乏思想，缺乏“长远观点”，处境十分困迫，既看不到新的理论，也看不到它自己的含意。……如果我们教授和研究的不是什么“文学作品”而是“文学的系统”——我们确定和解释文学作品首先依赖的规则、风格和传统习俗的整个系统——那么我们似乎就发现了一个更实在的研究对象。文学批评可以变成一种批评中的批评：它的任务主要不是进行解释或评价说明，而是从一个较远的距离考察这种说明的逻辑，分析我们能做些什么，我们做的时候运用哪些规则和模式。[13]

伊格尔顿所言“长远观点”“较远的距离”是理论现状和理论预设之间的距离，是文学作品和文学系统之间的距离，是文学评价和评价规则模式之间的距离。

这种距离可视作伊格尔顿对某些观点的理论回应，如法国文艺理论家蒂博代认为“任何一本书都意味着一部分有意的疏漏”[14]；英国美学家布洛提出“心理距离”，即“把对象置于实践的目的与需要的联系之外”[15]；德国哲学家本雅明提出“审美距离”，它是“一种一定距离之外的独一无二的现象”[16]。

综上，本书选择《人民文学》50年作为研究的“审美距离”，既有时空方面的考量，也是一种不断调整的尺度、一种自我期许：希望能有更充分的感性冷却、理性沉淀与批评反省——“反躬自省对我们就像宇宙空间弯曲或像海浪有曲线一样自然”[17]。最终成果只是从某一棱角去接近《人民文学》，仅属于一种拟真性或然性论述，正如英国科学哲学家波珀那种对待知识和真理的态度：“我们不知道，我们只能猜测。”[18]《人民文学》的广义修辞研究是一个不断接近研究对象却又无法完全复原话语真相的过程，更是一个追寻新知的探险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