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现状述评

由于《韩诗外传》的成书性质及其与《诗经》的特殊关联，自其成书以来至20世纪80年代，多围绕《外传》的卷帙、版本、校注进行研究，其他则主要探讨其与《诗经》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后，有关《外传》的内容、思想内涵及其在思想史上的地位等研究陡然增加，且对《外传》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国内学者，国外学者言之者较少。比较有代表性的国外学者是日本学人西村富美子的论文《韩诗外传的一个考察——以说话为主体的诗传具有的意义》（初载《中国文学报》第十九册，1963年10月），其“通过对现存《外传》版本的考察，认为卷七以下是‘拾遗’的形式，为后人补编，隋以后十卷的《外传》与现行的诸本只是卷数相同，而内容不同……从《外传》具有的说话性考虑，把它作为‘说话集’，并从正史所撰《外传》作者韩婴的传里得到启发，认为《外传》是以说话为主体，兼备诗经学的王侯教育书”[10]。在文学研究方面，“美国学者海陶玮出版了《韩诗外传：体现古典诗歌说教的韩婴的诗说》（哈佛大学出版社1952年版）研究专著”[11]。以下主要以《外传》与诗的关联、《外传》的思想内涵、《外传》与儒法道思想渊源及其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四个方面进行综述，就其他如文学、语言等学科的研究而言，与本书关联不大，故不再赘述。

（一）有关《外传》与《诗经》之关联的研究

就《韩诗外传》一书的名称而言，其与《诗经》之关联一般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传”一般是对“经”的诠释和解读，而“外传”的称谓显然与“传”有着区别。因之，对《韩诗外传》的研究首先应弄清《外传》与诗的关联。

1.“用诗说”

就《外传》与《诗经》的关系言之，大概可分为“用诗说”与“解诗说”两种。前者自班固首论“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12]以后，中经宋代欧阳修强调“《汉志》婴书五十篇，今但存其《外传》，非婴传诗之详者，而其遗说时见于他书，与毛之义绝异，而人亦不信”[13]后，加之以陈振孙、王世贞等人的加强，以至于到清代四库馆臣一直认为“《汉志》以《韩诗传》入《诗类》，盖与《内传》连类及之……今《内传》解《诗》之说已亡，则《外传》已无关于《诗》义”[14]。可见，就古人言之，大都认为《外传》与《诗》之关联不大，《外传》与《诗》之关联十分松散。

转向近人研究，则不难看出其中的内在延续性。许瀚在《韩诗外传校议》中说：“韩君说《诗》，自有《内传》，其《外传》或引《易》，或引《书》，或引《礼》，或引《论语》，或引《传》，或竟不引《诗》，不必拘《诗》本义，并不必尽为《诗》发也。”[15]今人许维遹在1980年出版的《韩诗外传集释》一书中言及“四库馆臣认为《外传》已无关于《诗》义，只把它附在经部《诗经》类的最后，这是对的”[16]。徐复观在《〈韩诗外传〉的研究》一文中指出《外传》用诗承继《论语》和《荀子》，是事与诗的结合，其采用的史诗互证方式，使《诗》由原有的意味加以引申以方便自我思想的表达，使《诗》向着“诗教”的象征性意味发展。即“西汉附丽于经之所谓传，皆所以发明经的微言大义。由此可以了解，《韩诗外传》，乃韩婴以前言往行的故事，发明《诗》的微言大义之书。此时《诗》与故事的结合，皆是象征层次上的结合”[17]。龚鹏程在其著作《汉代思潮》中论述《外传》时，言及“我认为《韩故》《韩说》《韩诗传》是联结成一体的，整体构成韩诗这一派之学。《韩故》是对诗的训诂，《韩说》是对诗意的解说，内外传则是‘推诗人之意而作’，属于诗旨的引申、推类及起兴。并非韩婴论诗，皆以兴发引申为之”[18]。由此可见，《韩诗外传》“用诗说”一直占据主流学术地位。

对这种观点作论文以深入阐述的有袁长江和樊东。前者在《说〈韩诗外传〉》中认为《外传》用诗“可以使用原诗义，也可以用引发义，还可以断章取义，或是抛却诗本义而用字面义均可，这是用诗的通例”，他认为“《韩诗外传》是一部用《诗》的书，而不是解《诗》的书”，从内容上看“《韩诗外传》之作，是为明道，不为说诗，更不为解诗”[19]。后者在《从“传”体特征看〈韩诗外传〉的性质》一文中从“内传”“外传”的著述体例入手，认为“所谓的‘内传’体，其形式上都是通过直接解释的方式或征引相关故事的方式来解释经文中对应的句子，以阐发经文大义”，而《外传》显然与之不同，他认为“《外传》是承袭了先秦诸子引诗的传统，目的在于用诗而非解诗”[20]。樊东一文从内传、外传的著述体例入手，佐证材料比较丰富，是近年来支持“用诗说”的有力文章。

概括言之，自《韩诗外传》成书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持《外传》“用诗说”主张的学者遍布汉唐、明清各代，及至近代学人，莫不如此。对《外传》“用诗说”这一主张的长久支持，使得“用诗说”成为《外传》与《诗》之关联的主流学术观点。

2.“解诗说”

就《外传》体例言之，《外传》今本共计310章，在多数章节中引《诗》，且大都引《诗》以作章节结尾，未引《诗》者仅有24章。因之，很多现代学者认同《外传》为解《诗》之作。“解诗说”一说出现相当晚近，直至20世纪90年代后，支持此一学说的学者方才增多。

1993年，魏达纯出版《韩诗外传译注》一书指出“《外传》毕竟引用过不少诗句，并按自己的理解加以解释”[21]。魏氏说法并没有直接支持“解诗说”，但其就《外传》与《诗》的关联作出进一步说明，使得后人开始从两者间的关系入手阐释《外传》。1996年，屈守元出版《韩诗外传笺疏》一书，其中就故、传、说等不同传《诗》体例作出分析，并明确提出“《韩诗外传》是孔门传《诗》的正宗”[22]这一观点。此后，这一观点逐渐得到众多学者的认同和论证。汪祚民在《〈韩诗外传〉编排体例考》一文中通过对编排体例的考察证实，《韩诗外传》引用诗句既是篇章结构之纲目和章次编排主线，亦是篇章内容的重要构成，整个《外传》被《诗》之网络所覆盖，“其说解和阐发《诗经》的性质是十分明显的”[23]。同年，罗立军在《〈韩诗外传〉无关诗义辨正》一文中指出，从古今文斗争与政治发展的历史视角出发，《外传》对《诗》作断章取义式的理解，恰与孔门诗教在象征意义上灵活理解诗句的传统相一致，《诗经》的儒学化解释即由此而来，这是儒家诗教功用发挥的具体展现。[24]不难看出，这一观点与解释路径与屈守元大体一致。持孔门诗教相似观点的还有王硕民[25]、于雪棠[26]等人，二者认为《外传》对《诗经》的解说是启悟式的独特解经方式，实际源自孔门诗教传统。持“解诗说”这一观点的还有房瑞丽[27]、于淑娟[28]、艾春明[29]等人。

概括言之，从形式上来看，无论就《外传》名称、与《诗》之关联还是以编排体例言之，其确实与《诗》有着密切关联。但就其内容言之，《外传》对同一诗句的理解有多样化倾向，并非拘泥一说，其并非完全为解诗而作，而是更多地反映了韩婴本人的思想倾向。亦如金春峰所言《外传》之中“虽有历史经验的总结，但主要是借对儒家经典的解释，以发挥自己对儒家思想的理解”[30]。以此言之，超越简单的“用诗说”和“解诗说”，我们应当就《外传》本身所反映的思想内涵加以阐释，方才能够较为全面地了解这一著述的深刻意涵。

（二）有关《外传》思想内涵的研究

1.《外传》主题思想

总而言之，对《外传》主题思想的概括，主要基于两种研究方法的使用：一种基于对《外传》文本的通览全读，得出《外传》的思想内涵，这大体是一种定性研究的学术理路；另一种主要源于数理方法的定量分析，将《外传》分为几个研究主题，并赋予其基本权重，由此得出《外传》文本的基本主题。

徐复观认为《外传》体现了“中国思想表达的另一种方式”，并分析考察了其中的四个突出问题，即士问题的突出、士节的强调、养亲及君亲间的矛盾以及妇女地位的被重视。[31]

袁长江认为，《外传》以儒家思想为主，兼容道家、法家思想，其法家思想之中受荀子影响最深，并在荀子“隆礼重法”的基础之上，将“礼”拓展至政治制度和道德规范等方方面面。《外传》借由谈礼，实则是讲论君臣父母之道，延续了先秦诸子的“明道”思想，故而《外传》既非说诗亦非解诗，而是为明道资政所作：其立足服务汉代统治者的现实角度，讲论道德礼义、治国安邦之道，是在为统治者提供理论依据。所不足者为，在天道观上，《外传》从荀子朴素唯物思想倒退至天人感应上来。[32]这就从《外传》思想内容角度排斥了“解诗说”，并就其对先秦诸子思想的继承与扬弃情况做了说明，反映了西汉初期思想融合的趋势，进而明确了《外传》“说礼”“明道”的现实政治旨趣。这说明《外传》思想以儒为主，兼顾道法两家，是一部论证汉朝统治合法性、提供治国理政观念的著作。立基于此，则我们即可以《外传》为轴心，将其中谈及内容，合理地与汉初政治实践两相结合、互为奥援，这为我们全方位地研究《外传》提供了坚实根基。与袁长江的观点基本相类，王硕民亦认为《韩诗外传》宗主儒家孔孟之道并有所发展，其核心思想为“礼”且以礼统摄仁、义、忠、孝、节、勇诸德。在政治思想方面，其以“情礼兼备”概括《外传》，并指出《外传》所秉持的“大一统”思想。[33]

黄震云则在《〈韩诗外传〉和汉代文化》一文中指出，汉初齐、鲁、韩、毛四家传《诗》有名，毛诗推求《诗》之本意却未能列于学官，反倒是其他三家对《诗》采为政所用之立场，较为灵活地拼合拉杂并加之运用，终获得当政者青睐，这一现象充分说明了“三家诗”的资政特点。他认为，韩婴发挥了儒家思想，以六经作道，以时代为权，将六经之意和治国之道相互阐发、相得益彰。《外传》突出强调礼之功用，并就礼的地位、礼为政体国家与礼和人格、人生身体、自然等关系做了详细解读。就《外传》中的政治思想而言，其从重民思想、为君之道、人才选拔、以史为鉴等六个方面做了解读。总之，《外传》是以资政为鹄的，对前圣往贤言行事迹的引用和对诗句的征引，无不是由此兴怀，折射出韩婴本人对现实社会政治问题的基本态度，并以之为当政者借鉴之用。[34]《外传》用诗的基本立场，体现了汉代学官传《诗》的大《诗》文化特征。

另外，边家珍从经学史角度切入研究，认为《外传》为说《诗》之作，以启发、教育经生为用；且与《春秋》为伍，带有鲜明的今文经学通经致用特点，意在通过微言大义间接影响时政。[35]由此可见，《外传》经世致用的政治倾向十分浓重。屈守元先生也基本持这一观点，其在《韩诗外传笺疏》前言中说：“韩与齐鲁，同属今文学派，所以《传》文说：‘其归一也’……决不可以像有些古文学派的学者，把‘通经致用’的今文师说，轻易抹杀！……我们读《韩诗外传》，同样要注意韩婴著书，确有这样的倾向。对于汉初的经学，应该与当时的政治气氛合并一起看。今文学家著作的政治色彩是万万不能忽略的。”[36]

除却从以史为鉴的史学角度和诗学角度研究《外传》的进路以外，亦有从哲学角度研究《外传》的学者。杨柳从哲学路径进入《外传》认为，韩婴试图建立基于天人性理而涵括修身治国的哲学思想体系，故而研究《外传》须从哲学进路入手，探求其所主张的本体论、天道观、人性论和历史观。[37]

以上学人主要从《外传》的思想内容出发，阐述了《外传》立足儒家融通法家、道家思想所作出的努力，且大都认同“礼”是《外传》思想的核心所在。就与政治的关联而言，基本认同《外传》通经致用的资政倾向，并以之为汉初统治者服务。

此外，还有学人从《外传》体例出发来研究其思想主旨。今本《外传》共计10卷310章，为防止基于研读者主观臆断进行选择性研究带来的视野偏狭，莫过于对各章主题进行归纳，运用统计方法将各个主题出现的频率进行统计，以判定《外传》的思想主题。王培友于2008年发表《〈韩诗外传〉的文本特征及其认识价值》一文，其运用数理统计方法，将《外传》所引诗句去掉，对其内容归类分析，得出《韩诗外传》的内容主要集中于士节与士行、治道、礼德三个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其所用《外传》内容为经近人研究后最接近《汉志》中言及的六卷本《韩诗外传》。[38]在其硕士学位论文《〈韩诗外传〉研究》中，经过统计分析，其所用十卷本《外传》的主要内容仍然集中于士节与士行、治道和礼治三个方面。可见，《外传》作者韩婴有着明确的问题意识和政治倾向。另外，基于数理统计方法的运用，得出《外传》中以断章取义和隐喻引申方式解释《诗经》的有154条，占总条数的75.5%，支持了“用诗说”这一论证。数量统计上的多寡虽则不能完全反映作者的思想倾向，但就文本所重视的话题来讲，统计数据更有说服力。

综上所述，就前人研究成果而言，无论就其内容、体例言之，还是从史学、哲学、经学史角度出发，《外传》的思想内涵主要有三：植根于儒家，对其他思想兼顾融通，反映思想融合的趋向；聚焦于荀子礼治思想和其他治国思想；对西汉初年政治现实的资政作用。总之，《外传》的思想内涵主要为政治思想，其欲指导政治现实，发挥资治作用。因之，对其中的政治思想进行梳理十分必要。

2.《外传》政治思想

虽然大都认为《外传》的思想内涵主要指向政治，但因为《外传》的成书性质以及与《诗》的密切关联，研究《外传》及其内涵政治思想者集中于文学、哲学领域，从政治学角度系统研究《外传》者较少。就已发表的学术论文来说，对《外传》礼治思想、忠孝矛盾、君道思想、大一统思想和用贤思想等都有所关涉，但数量偏少且深度不够，多为“一孔之见”，缺乏整体的建构体系。

（1）礼治思想

就《外传》思想内涵而言，大都认同“礼”是其中突出主线，但立足于“礼”进行专题研究的文章偏少。这方面的研究以罗立军《〈韩诗外传〉的礼治思想》为代表。文章认为，“礼”是《外传》中的核心概念，但韩婴所说的“礼”已不同于荀子之“礼”，而是融合孟、荀之后以上达于孔子的“仁礼”结合体。这与徐复观持守“韩婴虽受荀子的影响很大，而在他自己，则是要由融合儒门孟、荀两大派以上合于孔子的”[39]的学术判断一致。

罗立军指出，孔子兼顾仁礼，以仁为本而以礼为用。孟子基于“人性善”假设发挥孔子“仁”之概念以为“仁政”思想，偏重仁人君子的自我修为，主要依靠君主“仁政”来实现治国理政，具有较大的乌托邦性质。荀子则基于“人性恶”假设发挥孔子“礼”之概念以为“隆礼”思想，重视礼法外在规范，主张依靠圣人“化性起伪”以制定礼义法度，进而治理国家，可操作性较强。孔子之后，仁、礼各由孟、荀偏重发展，但也各有得失：仁政之得在于相信人之性善，使之成为不依外在而自我证成的圆满状态，其弊在过于迂远，远离现实的政治生活；隆礼之得在于建构统一秩序，长于经世致用，短于王圣结合，使之成为君主利用的工具。基于这一情势，韩婴在继承荀子礼治的思想下，融合孟子性善仁政思想，以仁为经，以礼为权，经权结合以上达于孔子。如其所言，韩婴意欲兼顾孟子仁政的理想层面和荀子礼治的现实层面，如此则“恢复仁礼在孔子那里的天然统一，既避免了孟子‘仁政’在建构外部政治秩序的软弱无力，又解决了荀子‘礼治’无内部仁体支撑容易异化的弊端”[40]。与此同时，思德化的内证层面与学礼教的规范知识层面亦得以完备结合，如此韩婴就在礼治层面融合孟、荀，完善了礼治思想。

另外，杨柳在《儒道并举：〈韩诗外传〉的治国修身思想》一文中探讨了作为治国思想的礼，其认为，除了主张以道家无为思想治国外，《外传》还大力提倡儒家礼治。[41]

（2）忠孝矛盾

正如徐复观所总结《外传》中几个特出问题那样，忠孝矛盾在《外传》中出现频次较多，因之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在传统社会中，忠即忠君，但由于家国同构的社会政治结构，孝和忠有着密切关联，其既是伦理表现，亦是政治表现。《外传》之中对忠孝问题的解读有着自我的特点。

张红珍认为韩婴所处时代正值秦汉之际的社会转型期，亦是社会观念处于迁移变化的关键节点，韩婴所持观点既与传统“寓忠于孝”主张有所不同，亦没有完全认同“忠重于孝”的政治主张，而是将“忠孝两难全”的个人价值选择和主流政治价值观间的内在矛盾和盘托出，展现了汉初社会转型的内在矛盾。[42]因之，从《外传》中可以清晰展现，“孝”是如何从家庭伦理经由社会的层层推进，进而成为政治诉求的。置之于更为广阔视角观察，可以透视自先秦所重之“孝”如何成为西汉中后期对“忠”的强调。《外传》作为这一过渡时期著作，可以为我们解读“移孝作忠”观念的演变轨迹提供恰切素材。

与之相类，张仁玺也观察到忠孝问题，然研究结论有所异同。二者均对韩婴重视孝道和立处忠孝之间的价值选择困境，没有异议。所不同者为，张仁玺更偏重对“孝”道的阐发，认为韩婴主张通过君王以身作则的教化路径，进而通过学校教育对孝的宣扬，培育社会群体对孝道的价值认同，促成“孝”的社会行为的形成。[43]值得注意的是，立足《韩诗外传》全部文本，韩婴本人并没有偏重于孝的明显价值立场，而是在一时一地一事的讨论中对孝道有所偏重。毫无疑问，张仁玺所论再次展现出韩婴将忠孝矛盾存而不论的选择困境。

（3）尚贤思想

明君贤臣是传统政治统治的理想模式，《外传》中有关识贤、用贤、荐贤的内容十分丰富，但就这一主题进行关注研究的学者较少，且大都采用引用《外传》条目以资自我言说的方式，较少从“明君贤相”的治理模式加以深入阐释。师纶认为举贤任能思想在《外传》中十分突出，其就对贤能的重视，贤与能、德、直的紧密联系，以及荐贤者贤于贤者和举荐贤者要采用与己比较、公正无私、负责执着的方法等几个方面进行了论述，指出《外传》对现代社会的人才使用有借鉴意义。[44]可见，对《外传》中尚贤思想的研究和挖掘还需进一步深入。

（4）大一统思想

有关《外传》中大一统思想的研究相对较少，这里仅以尹茂竹的硕士论文《〈韩诗外传〉大一统治道思想研究》为例作出简要说明。该论文从“大一统”视角出发，认为韩婴以儒家思想为底色兼纳他家思想，运用道家的认识论以诠释、圆满儒家思想；在兼顾孝道的前提下，突出忠君思想，以致赞成“愚忠”思想；以性情论统御君道、臣道和民道。上述三者共同指向“大一统”的最终目的。[45]他还认为韩婴的这一论述为董仲舒“春秋大一统”的逻辑生成实际上做了铺垫。

（5）治理之道

鉴于近年来对国家治理问题的重视以及建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要求，有学人以此为问题意识来探寻《外传》中的治理之道，希冀从中得出治理启示以指引当下。这以韩星的研究为代表。他在梳理《外传》学术思想并加以整合的基础上，对《外传》中的治理之道进行了系统总结，他认为，《外传》“继承孔子‘述而不作’的经学诠释传统，以经学为基础，以儒为主，归本于孔，统合孟荀，整合诸子，试图在适应时代需要构造一套新的儒家思想体系”[46]。他认为，《外传》属通经致用之作，注重以微言大义阐发国家治理之道，《外传》立基于天、地、人三才之道的大框架研讨王与霸、礼与法、仁与礼、德与刑的和合通用，以之为君王的修齐治平之道。这一整合阴、阳二端，居中以为中庸权变的治国策略，奠定了汉初国家治理思想体系的根基，亦为我国当下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提供了历史镜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研究路向基本摆脱了以研究《外传》与《诗》之关联的文学研究方法，亦不同于就《外传》文本进行细致分析以探寻其思想主题及其在思想史上的地位，而是有着明确的当代问题意识，重视从《外传》政治思想中挖掘有利于现代国家治理的资源。

（三）《外传》与《孟子》《荀子》及道家法家思想的关联

由于《外传》杂引古书古事以作自我观点的说明，乍一看来，十分纷乱，意欲从整体和思想演进层面把握《外传》的思想倾向莫过于将之与先前文献进行比照，以廓清《外传》的思想来源和思想倾向，这一思路十分重要。具体说来，《外传》思想以儒家思想为底蕴，对道家黄老思想和法家思想都有所批判和吸收。

1.《外传》与儒家《孟子》《荀子》的关系

《外传》思想主要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其中引用《荀子》达54处之多，引用《孟子》也有6次，但儒学后进孟、荀之间有较多不同，且荀子在《非十二子》中对子思、孟子颇有微词并加以批判。韩婴以儒家经师自居，兼任博士，对自家冲突不能坐视不顾，故而对孟、荀思想有所裁剪以上达孔子。韩婴继承了儒家重学、劝学的思想传统。儒家一派十分重视学习，孔、孟、荀三者均如此，韩婴在此基础上提出尊学重学主张并有所发展。与孟、荀“学做圣人”的思想旨趣不同，韩婴认为要“学圣人”，要学于师。[47]在继承中有所变异正是《外传》的思想特色，亦体现出韩婴本人的主体性意识。

《外传》对《孟子》的继承十分明显，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对《孟子》“人性善”思想的认同、强调“士人节气”与孟子相同，对《孟子》中“井田制”的肯认。李华就《外传》中的“士节”一题作出分析后认为，韩诗在汉初即已列为官学，韩婴本人成为韩诗博士，影响较大；因之《韩诗外传》在汉初成为教化儒生士人的政治教本，加之《外传》继承《孟子》高扬士人人格的倾向十分明晰，这不仅意味着韩婴本人对孟子人格的高扬，亦是汉初儒生士人肯认孟子人格的显证。[48]这一论断十分坚强，因为就《韩诗外传》的讨论主题来说，有关士节的章节最多。

《外传》对《荀子》的继承较之对《孟子》的继承更为明显，有关两者之间的关联早就为前代学人所关注。清代学者汪中提出：“《韩诗》之存者，《外传》而已。其引《荀卿子》以说《诗》者四十有四，由是言之，《韩诗》，《荀卿子》之别子也。”[49]严可均基本持相似观点，他指出：“《韩诗外传》引《荀子》以说《诗》者四十余事，是韩婴亦荀子私淑弟子也。”[50]以上两位学者极近《外传》与《荀子》之关联，甚至以韩婴为荀子私淑弟子，以《外传》为《荀子》之别子，可知荀子对韩婴影响之深之巨。就文本言之，《外传》与《荀子》相同之处多达50条。今人徐复观在谈及《外传》时说道，《外传》引用《荀子》凡54次之多，韩婴受荀子影响是无可争议的。[51]总之，《外传》对《荀子》的继承无可辩驳。

就对孟、荀的批判一面言之，则韩婴对《孟子》的批判较少，而对《荀子》的批判为多。尤其在“人性论”这一问题上，韩婴将《孟子》中“人性善”与荀子重视圣人教化的思想统合起来，主张“性善情恶”，顺人之性以养其善、逆人之情以去其恶，将性善思想和圣王思想和合一统，突出圣王的外在教化功用。强中华在《〈韩诗外传〉对荀子的批评》一文中指出，宋代学人批判荀子聚焦于“性恶论、杀《诗》《书》、法后王、非毁子思和孟子、思想近法家，以及韩非、李斯师承荀子”[52]六个方面，而在《外传》中对前四者都有所批判，实际上已开宋代学人批判荀子之先河。李峻岫则从《外传》与孟、荀关系角度指出，韩婴在整体上与孟子观点一脉相承，这表现在井田制、权变观等具体观点层面，其中最明显地表现为《外传》引述《荀子·非十二子》之文而将子思、孟子删去，在引述《荀子·儒效》时删去“法后王”一段，这均是尊孟意识的具体体现。但在人性论、法先圣等问题上，韩婴意欲融合孟、荀两家以上达于孔子和合仁礼的儒家主张。[53]

总之，《外传》一书充分体现出作者韩婴本人立处汉初政治情境的主体性意识，并非为散漫无意的类书汇编。进而，从儒家政治思想史演绎角度言之，虽则韩婴本人不可能达致荀、孟和董仲舒那样的学术高位，然其作为政治思想演进史中的关键一环，其意义不容忽视。仅从韩婴意欲兼综荀、孟以上通孔子的基本学术站位，即可看出汉初百家余绪时代的思想家们立足政治一统寻求思想一统的整体学术趋势。

2.《外传》与道、法两家思想的关联

众所周知，西汉初年占据统治思想地位的是黄老无为思想，韩婴恰恰身处文、景、武帝时期，那么《外传》植根于儒家政治思想的立场是如何兼顾黄老的呢？已有学人就这一问题进行探讨。李知恕认为，韩婴基本立足儒家主流政治立场，在养生治国层面兼采黄老观点，整体上以儒为体而以黄老为用，有和合儒、道两家政治观点的基本倾向。[54]显然，这是一种相对较为传统的观点。杨柳则认为《外传》思想底色为道家思想，其说亦有道理但持论偏激，不过就儒、道政治思想融合角度观之，这一观点恰恰说明儒家思想对道家思想的吸纳之势。具体言之，在修身治国层面《外传》以道家无为思想为本而以儒家礼治功用为末，这是以道为本以儒为用的基本学术立场，在此处《外传》显现出与魏晋玄学思想融合儒、道二家思路的某种契合。[55]值得说明的是，本书基本不采纳“道本法用”的偏激学术立场，而持守《外传》以儒家政治立场为基调的学术态度。

转向《外传》与法家思想关系一面。由于《外传》成书时代思潮所及，为了寻求西汉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反秦、反法普遍成为这一时期的思想主题，这在贾谊、陆贾的著作中都可见到。除却思想层面言之，实则“汉承秦制”，汉代延续秦之律法思想，加之法家思想对官僚层级制度的分殊切近于政治统治事实，对法家思想不可一概否定。但就《外传》中的法家思想研究而言，确实少有专文言及，只是零星地有一些《外传》排斥法家思想严酷的论述。但就《外传》整全文本言之，实则韩婴本人亦有立足法家立场批判儒家先圣违反礼制之处。故而，重新申述《外传》对法家思想的取用扬弃态度，分殊其对秦制、秦法、秦人的态度异同，是我们准确辨识韩婴本人学术思想的基本前提。

（四）有关《外传》政治思想史地位的研究

因《韩诗外传》为汉初“三家诗”留下的唯一存世著作，为了探究汉初时期的思想全貌，很多学者自然地从思想史角度来研究《外传》。又因《外传》处于汉代初年“百家余绪”时期和董仲舒所倡导“春秋大一统”时期的夹缝之中，大多学者着重从思想演变的角度论述了《外传》为“天人合一”思想所作的铺垫和准备工作。

金春峰在其《汉代思想史》一书中谈及《外传》时认为，《外传》性质主要为学术思想而非政论，其借由对儒家经典的诠释，来阐释自己的思想主张和自身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就韩婴与同时代的陆贾、贾谊和董仲舒相比较而言，相较于董仲舒的“天人合一”政治哲学系统言之，陆贾、贾谊、韩婴三者的思想较为朴素，基本上依附现实政治问题就事论事，尚未建构新的思想体系，故而杂家特点显著。以《外传》兼综《荀》《孟》二者言之，其中既有荀子“天人二分”思想，亦有天人感应思想；既张扬荀子的性恶论，又论述孟子的性善论；既有荀子式的重民思想，亦有孟子王道仁政思想；既有功利思想亦有超功利思想。[56]总而言之，就《外传》的思想史地位言之，“韩婴的思想可以看作儒家由汉初的政论向建立新的系统的哲学理论和意识形态的过渡”[57]。金著所言，指明了韩婴及其所著《外传》“杂而不纯”的驳杂思想特点，与《外传》处于“子学时代”与“经学时代”的思想背景相一致。

继金春峰《汉代思想史》重视韩婴《外传》思想之后，研究《韩诗外传》的学者主要有徐复观和龚鹏程，且二人观点不尽相同。从思想融合层面言之，徐复观认为韩婴思想宗主儒家，而在处事态度上兼容道家，与汉初其他思想家无二，俱有杂家特点。[58]具体言之，则韩婴本人受荀子思想的影响最大，就韩婴本人而言，其“是要融合儒门孟荀两大派以上合于孔子的”[59]。龚鹏程对《外传》的研究针对徐复观提出很多不同看法，就思想史的研究方法来说，他认为，徐氏以“时代的研究”为主，且偏重政治方面的解释，对《外传》本身缺乏整体结构性的诠释。其主张首先要对思想内部的论理结构进行梳理，探寻其理论起点、结构，在此基础上与其他思想家作出对比，以显现该思想家的特点。在这一方法指引下，他认为，表面上看韩婴杂引百家文献，其实《外传》自含一套逻辑话语：韩婴以五经为主干消化诸子之学，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显现出由儒家成圣成王之学转变为“学圣人”之学。由此观之，则主教化的圣王权威不全是政治权力宰制儒家道统的必然结果，而是儒家思想内部自我演绎的逻辑延伸。[60]这一结论与徐复观将儒家思想看作专制权力压制理性的观点截然不同，即在儒家思想本身的逻辑发展中，专制权威的思想亦会自动生成。

以上综述主要围绕《外传》的思想内涵作出，偏重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的梳理。其他研究《外传》的视角大部集中于语言文字和文学角度，因与本主题相关性不大，兹不赘述。

就梳理既有文献可知，对《外传》政治思想的系统性研究，在整体上比较薄弱。仅以《韩诗外传》为博士论文选题观之，只有东北师范大学艾春明博士的《〈韩诗外传〉研究》[61]、上海大学樊东博士的《〈韩诗外传〉著述体例及相关问题研究》[62]和已出版的于淑娟著《韩诗外传研究：汉代经学与文学关系透视》[63]一书。三位学人都是文学院出身，俱从文学、史学和经学角度对《外传》思想进行阐发，这与《外传》的传统研究路径基本一致。就其他研究而言，则大都将《外传》视作佐证自我观点的取用材料，总体言之，较为支离破碎，所证观点亦是相互抵触，观点难以立足。故而，立足于《外传》文本本身，以之为主体进一步透视汉初政治思想在这一文本中的具体呈现，做系统性的研究、全方位地展示《外传》的政治思想体系，依然十分必要。

从研究方法论和学科基础层面言之，对《外传》的研究多从经学、史学、诗学、哲学等视角进入，立足政治学和政治思想史角度的研究成果较少。这主要受到古代学术传统和近代以来学术思潮的波及和影响。

自武帝立“五经博士”以来，经学大传统在中国传统学术思想中得以确立。近代哲人冯友兰即以董仲舒为界，将传统学术划分为“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其对中国学术持守这一主张，“经学在以后历史上中国思想之地位，如君主立宪国之君主。君主固‘万世一系’，其治国之策略，固常随其内阁改变也”[64]。故而，传统学术思潮不得不跟随经学传统之波涛而有所沉浮。大略言之，传统思想学术可分为五，即先秦诸子学、汉唐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和清代朴学。魏晋以来，受印度佛学东来影响，经学学术转向重视心性道德的形上哲学建构，宋明理学直至清末依旧影响颇深。加之近代中西汇通以后西方哲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对传统学术的发掘多从哲学角度出发。

具体言之，受近代科学至上观念影响，对汉代阴阳五行和谶纬学说多视之为封建迷信，不予重视。因之，对汉代今文经学及其整个汉代学术未能给予应有重视。对汉代学术独独集中于王充唯物主义思想研究，而对董仲舒则批判为多，这样的认知无疑是偏颇的。清末以来，汉学与宋学对垒，使得对汉代学术理解多集中于训诂器物的考证，古文学派压倒了今文学派。对西汉今文学家们面对时下政治问题所推演出来的历史性对策，一笔抹杀。[65]清代考据学“因反宋学太过，结果反对了学术中的思想，既失掉考据应有的指归，也失掉考据历程中重要的凭借，使考据成为发挥主观义气的工具”[66]。汉代学术思想亦遭到波及。这是立足当下重视政治学角度转向的宏观学术背景，亦是我们得以对《外传》进行深入研究的方法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