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地域学风与学术流派

专门学问的产生与其所在区域社会环境有着密切关系。“任何时代，都不存在一种全国共同的文化”[1]，只有地域文化，我们“不能不问地区笼统地谈中国文化”[2]。地域流派是研究区域社会环境与文化关系的样本，地域学者群的出现是区域文化繁荣的重要标志。历史上，兼有区域学术意义的学派，都与所在区域自然与人文环境有重要的联系。从稷下学派到濂、洛、关、闽四大学派，从荆州、湖湘学派到桐城、扬州学派等，“每一地域学风皆有其独到的文化域点，以及学问出处的关键部位”[3]。学术史家在观测这些地域学派现象时，“十分突出并强调其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力，甚至将学风与地理单元直接勾联在一处”[4]，但地域学派又不完全以地理界限来划分，它还需具备学说主旨、治学方法、成就影响等共性特征。如宋明浙东学派和清代瑞安学派代表并不全是籍贯为浙东或瑞安的学者，而是活跃于该地域的有相近治学旨趣、方法与学术思想的学者。

在有形的地域范围内，地域学者常因家学渊源、姻亲关系、师友交流等与同代学者交织成一张无形的地域学术网。如偏安浙东的瑞安县，自宋以来，学人蔚起。北宋皇祐年间，瑞安林石创办塘岙书塾，专研《春秋》，教授生徒，开创南宋永嘉学派，被尊称为“世宗师”，与王开祖、丁昌期合称“温州皇祐三先生”。南宋后，永嘉郑伯熊、郑伯谦、薛季宣、薛叔似，平阳王自中、乐清钱文子和瑞安陈傅良、叶适、蔡幼学、曹叔远等十多位学者继续将永嘉事功之学发扬光大。入清，瑞安学术取得蓬勃发展，涌现出以孙希旦、方成珪、孙衣言、孙锵鸣、孙诒让、陈黻宸、黄绍箕等为代表的瑞安学派，他们继承并发扬了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之学和以陈亮、吕祖谦、章学诚为代表的浙东之学。这些地域学者与地域专门学术的出现，清晰地呈现了自宋以来浙东学术文化发展之脉络。

地域学术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具有中华文化的一般特征，同时也有其独特的地缘内涵。当一代学术发展成熟时，有必要对其学术发展趋势、学者群体关系、姻亲家族门户和治学思想、方法及成就等加以梳理与总结，从地缘视角考察地域学术文化，是可行且有效的。不同地域学术文化共同构筑中国学术话语高地，进而影响一个时代的学术文化走向。梳理、考证、分析与总结地域学派发展脉络，有助于挖掘地域文化价值与内涵，激发中华传统文化的生机与活力。故从地域学派视角考察瑞安学派代表方成珪之考据学，或能更深刻地把握瑞安地域学术特点及方成珪考据特色、成就与影响。

一 瑞安与瑞安学派

瑞安（今浙江瑞安市）实《禹贡》扬州东瓯地，汉昭帝始元二年（前85）属回浦，吴赤乌二年（239）年析永宁县大罗山南境始建罗阳县。建县后，又先后于吴末帝宝鼎三年（268）、晋武帝太康元年（280）更名为安阳县、安固县。隋文帝开皇九年（589），撤横阳县入安固县，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复置安固县、横阳县，贞观元年（627）废横阳县入安固县，昭宗天复二年（902），始用今名“瑞安”。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撤县置两浙路，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升瑞安县为瑞安州，明太祖洪武二年（1369），又降县为州，明代宗景泰三年（1452）分瑞安县五都十二里置泰顺县。清圣祖康熙六年（1667）改属温处道温州府，划归浙江行省。清代瑞安县包括东南隅、东北隅、西南隅、西北隅、永丰厢五区和罗阳、清泰、南岸、集广、芳山、来安、嘉安和嘉义等八乡。

瑞安自北宋皇祐年间林石开创永嘉之学以来，学术风气逐渐变浓，涌现了如郑伯熊、郑伯谦、薛季宣、薛叔似、王楠、戴溪、陈傅良、叶适等一批永嘉之学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清中叶后，瑞安学术取得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形成了以孙希旦、方成珪、孙衣言、孙锵鸣、黄体芳、孙诒让、陈虬、陈黻宸、黄绍箕、黄绍第、宋恕和陈怀等为代表的瑞安学派。他们在浙江省，乃至全国都有一定的影响和地位：孙希旦汉宋兼采，是乾嘉时期“以理通礼”的代表；方成珪精研小学，勤于考据，被誉为瑞安考据学之奠基者；孙诒让于经学、诸子学、考据学、校勘学和地方文献整理等方面皆有卓越成就，是清代古文经学强有力的殿军；陈虬、陈黻宸和宋恕传播西学理论，宣传维新思想，是名重清末学界的启蒙思想家。学派自成体系，具有很强的地域特色。它形成、发展、高峰和消失的过程，再现了清代浙东学术发展概况，是清代学术史中不可忽视的一个地域学派。

二 瑞安学派成因与特点

清代是学术研究集大成的时代。在这个时期内，学派纷呈，大师迭出，成果丰硕，成为中国古代学术发展的一个高峰。瑞安学派作为清中后期的地域学派，其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详见拙文《清代瑞安学派成因探析》）。[5]受永嘉之学和浙东之学浸润与影响，明中叶至清的学术发展、文字狱及《四库全书》等典籍纂修和科举、书院的驱动，还有家学渊源、姻亲关系、师友交流推动等。除这些因素外，地域环境也是促进学派形成的重要外因。瑞安地处浙东沿海，是重要的造船中心和海陆贸易港口，频繁的商业活动与文化交流，使其成为经济文化中心，为瑞安学术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保障，有利于瑞安学者接触并了解西方文化，从中汲取营养，形成具有浓厚地域特色的瑞安文化。

受浙东地域学术文化与乾嘉考据学的综合影响，瑞安学派的治学理路呈现出清代朴学严谨审慎、求实求真之共性，同时又有新派学者通经致用、中西结合之特色，使学派保持了道德与事功的和谐统一。其中，求实求真是学派的治学核心，主要表现在以孙希旦、方成珪、孙衣言、孙锵鸣、黄体芳、孙诒让等为代表的学者打破畛畦之见，唯是而从；主张摒弃空谈，用实证说话；并提倡有价值的学术批评，反对不切实际的妄断等，这些或多或少都具有调和时代学风之意识。面对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学派中人冲破乾嘉考据藩篱，主动接受并学习西方理论与方法，是学派治学中较有价值的一面。

三 瑞安学派成就与影响

乾嘉考据学是清代最有代表性的学术。“清朝人的学问，经学而外，最发达的是小学，在这一期中，也焕然大明。讲考据最切要的工夫，使古学复明最紧要的手段，是校勘和辑佚，到这一期而其法大备。”[6]瑞安学派涉猎广泛，研究成果遍及经学、诸子学、小学和文学等多个方面，内容则主要侧重文献考据。经学方面代表著述有孙希旦《礼记集解》、方成珪《干常侍易注疏证》和孙诒让《周礼正义》等；诸子代表作有孙锵鸣《〈吕氏春秋〉高注补正》和孙诒让《墨子间诂》等；小学代表作有方成珪《字鉴校注》《集韵考正》和孙诒让《札迻》《契文举例》等；文学代表作则有方成珪《唐摭言校正》《韩集笺正》和黄绍箕《楚辞补注》等。这些考据成果，是清代学术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

瑞安学派学者重视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建设，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医学等领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对清末民初社会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学派代表孙希旦、孙锵鸣、孙衣言、黄体芳、黄绍箕、黄绍第和陈黻宸等先后中进士，他们积极参与政事，为兴国安邦出谋划策。如孙诒让、宋恕和陈怀等重视地方教育文化事业发展，不仅亲自参与创建瑞安学计馆、方言馆、蚕学馆和毅武女学堂等，还担任温州府中学堂、上海龙门书院、永嘉三溪书院、瑞安翼圣学堂等书院或学堂之教习，培养并影响了以项骧、林损、李笠、宋慈抱、戴家祥等一批浙东学者，促进了浙江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又如“东瓯三先生”之一陈黻宸曾批判“求中学者，病西学；求西学者，病中学”之观点，主张“融汇中西”，并在其主编的《新世界学报》中开辟了理财学、工学等特色栏目，以启迪民智，激发地区发展活力。还有思想家陈虬，一直致力于中医实践，创办了全国第一所新式中医学堂，切实推动了中西医人才培育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