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论之反思

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论的反思，在苏联解体前夕就已出现。1988年是苏联文坛围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大争鸣的终点。大体上有“捍卫派”“修正派”与“放弃派”三种观点。

“捍卫派”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不仅不与今天生活给文学提出的任务相抵触，而且仍然是反映当代现实行之有效的创作方法”[15]。持这种观点者较少。

修正派人比较多。这一派关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如何获得垄断地位并成为这一垄断地位的牺牲品。“修正派”认为，这一理论曾经起过积极作用，后来被教条化、绝对化了。现在需要对它的基本原则做出新的解释，需要对文学实践“开放”。要“既反对教条主义的狭隘性，又反对漫无边际的兼收并蓄”[16]。甚至要容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外的其他方法，或给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新的界定，也可以改变名称以扩大其容量。[17]

“放弃派”则认为，任何想要改进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做法都“不会有任何结果”，只有放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不仅无可救药地落后于文学的发展，而且也落后于现实中的现实主义的发展。它与现实主义相距甚远，不论是从形式还是从本质来说，它都更像古典主义。当年选择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公式，是“做出了最不当的选择”。“在艺术范畴前加了一个政治定语，就产生了问题。”[18]

自1989年起，完全抛弃、彻底否定甚至讽刺谩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论调愈来愈占上风。有人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称为“统治了文学五十年的理论怪影”[19]，“意识形态的附庸”，认为它执行的是意识形态的“社会订货”[20]，“热衷于完成非文学的任务”[21]，不过是“三个巴维尔的文学”[22]。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理论彻底放弃的一个标志是，1991年7月公布的苏共纲领草案中，谈到文学和艺术时已经不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此后，人们看到的便是后现代主义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解构。

就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俄罗斯学界遭遇普遍冷落、清算、否定之际，在俄罗斯境外，国际学界对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表现出浓厚兴趣。欧美斯拉夫学界展开了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全面清理与系统考察。在美国，出版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经典作家的作品集，其中收入《铁流》《恰巴耶夫》《水泥》《毁灭》《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个人的遭遇》等；在德国，比勒菲尔德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自1994年起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主题举行过多次学术研讨会；在法国，巴黎《斯拉夫评论》1998年第4期开辟专栏谈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学界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没有太多的争论。在苏联解体后的最初几年，俄罗斯国内对这一理论的谴责之声甚大，反思则过于欠缺。及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对苏联历史、文化、文学之全面否定的虚无主义渐渐退潮，俄罗斯文学理论界、艺术理论界、文化史研究界开始清理、反思、追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苏联文学历史进程中的功与过，在20世纪文学进程中的历史地位如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究竟是神话还是现实，它的边界在哪里；它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抑或也是一种美学现象，一种艺术实践；它仅仅是一种文学理论建构，抑或也是一种文学批评活动，更是一种文学创作实践——这样一些问题，都在新的视界、新的维度上得到梳理与反思。

1998年，П.库普里亚诺夫斯基指出，“我们非常容易地收拾了文学中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而没有给以真正的说明，只是简单地用过去因意识形态而避而不谈的那些人（阿赫玛托娃、曼德尔什塔姆、普拉东诺夫、布尔加科夫、施瓦尔茨等）来取代。结果，历史及其对立面的斗争和相互作用的真实图景遭到了破坏”[23]。

其实，就在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讨伐声中，在新的神话被炮制出来之际，俄罗斯学界也有学者冷静地反思这一轴心话语生成中的“变异”。1934年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在讨论作协章程草案时，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保障艺术创作有特殊的可能性去表现创造的主动性，选择各种各样的形式、方法和体裁”这段话里的“方法”一词改成了“风格”，这实际上使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唯一的方法，由此开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方法上的至尊地位。[24]由此也可以理解，当代苏联文学界何以有过那么多关于“文学风格多样性”的著述，而一旦有人提出“创作方法的多元化”便立即招来批评指责。

无独有偶。就在叶罗菲耶夫《追悼苏联文学》一文发表后不久，在《文学报》组织的讨论中，А.瓦西里耶夫斯基就提出，应区分“作为某种文学史现实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作为万能的和必须遵循的创作方法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更深入的反思会指向问题的症结——创作方法本身。有学者看出，由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理论产生的种种弊端均源自创作方法这一神话。“在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上，在以后的25年表现得更清楚，在谈到方法时往往避开文学过程之丰富多彩的、纷繁复杂的图景”。这样提出问题，“方法必然具有指示性的特点”，变为用来创作作品的“合法的方法”，变为在艺术家着手工作之前交给他的“加工作品的训令”。事实上，并不能要求作家的作品去图解方法的所有原理，也不能要求方法的各种提法反映出文学过程的全部多样性。[25]看来，问题不仅仅在于有没有必要且有没有可能恪守一种基本的、统一的创作方法，更在于文学创作本身有没有什么指定的“方法”可循。

苏联解体以来，国际学界在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梳理与反思上时有成果，其中至少有三部值得关注。其一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准则》[26]，来自德、美、俄等国的38位学者在这部1040页的著作里，梳理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诗学及其起源，它与先锋派和宗教世界观的联系，它与20世纪初各个思想与艺术流派的互动关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内部各个流派的历史以及各个派别之间的斗争，探讨作为历史文化现象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其二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之蜕变·哲学话语》[27]。该书旨在讨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的实质。作者追问，如果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仅仅是一种艺术方法，那么，它何以曾经被主导性意识形态那样征用？如果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指令，那么，何以在它的基础上产生了构成世界文化财富的艺术？其三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个同时代人的观点与当代的观点》[28]，该书作者声称要“以鲜活的、现如今的眼光”来检阅曾伴随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的这一美学现象。对那些现实的灾难的任何回忆，都不能将这一在20世纪存在了几十年、其影响几乎遍及全世界的主导性艺术思潮从历史上删除，一如古典主义并不能由于法国国王的那些不公正的行为而被勾销，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并不能被宗教法庭的那些活动——连续不断地在篝火上对异教徒与巫婆进行焚烧——所勾销。作者追求“不带偏见地、尽可能客观地考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美学现象：“既不美化逝去的时代与它的艺术，也不隔着这历史的遥远距离来对它落井投石。”[29]看来，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追忆已成为20世纪美学思想史或20世纪艺术文化史上一个必须正视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