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

迈向理论自觉和方法自觉

——朱云汉与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编者按：朱云汉（1956—2023年），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讲座教授、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与政治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世界科学院院士。朱云汉教授1956年出生于中国台北市，籍贯浙江诸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政治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东亚政治经济、民主化及社会科学方法论等，主持“胡佛东亚民主研究中心”，领导“亚洲民主动态调查”，曾任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执行长，并三次获得台湾“国家科学委员会”杰出研究奖。朱云汉教授在本刊发表的论文有《中国再兴的全球意涵：兼论中国道路与人类未来》《历史政治学的社会科学哲学基础》《国王的新衣——从西方主流社会科学的困境思考中国社会科学的未来》。

朱云汉教授是国际知名的政治学家，也是建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先行者。朱云汉教授长期致力于政治文化和民主的研究，较早意识到西方自由民主理论和民主转型范式的局限，并通过经验分析和方法论反思来建构基于中国经验的政治学理论。在胡佛教授的推动下，朱云汉教授联合一批海内外学者启动了“亚洲民主动态调查”（Asian Barometer Survey，ABS），涵盖东亚和东南亚的十几个国家和地区。该项目的数据向全世界从事政治文化和政治心理研究的学者免费开放，极大推动了东亚政治文化和民主研究的发展，为中国式民主的理论表达提供了现实基础，构建起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共同体。

在推进中国政治学科学化研究的同时，朱云汉教授又进一步反思了西方主流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局限。他在本刊2021年第1、2辑发表的《国王的新衣——从西方主流社会科学的困境思考中国社会科学的未来》中提出，西方政治学研究已经深陷逻辑实证主义的窠臼，同时在价值观上难以摆脱西方中心论和优越论的情结，因而无法准确地认识世界正在发生的结构性变革，也无法接受非西方政治体制和社会价值观的正当性。朱云汉教授还多次提到，中国的政治学研究者不能回避学术主体性的问题，需要秉持经世济民的初心，在研究中认识到社会科学理论的时空特定性，建立理论和实践之间的有机联系，深入和全面地整理中国文化脉络下的历史经验与思想传承，从中提炼政治理论和政治智慧，为全人类的知识进步做出独特贡献。

2023年2月5日晚，朱云汉教授在台北因病去世，享年67岁。2023年2月10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举行朱云汉教授追思暨学术研讨会，来自国内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共同研讨了朱云汉教授的学术成就和家国情怀。会议发言经各位作者修订成文，以专题对话形式刊出，以激励后辈学人继续为建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而奋斗。

房宁（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我跟云汉交往挺早的，从亚洲晴雨表调查项目启动那个时候就相识了。当时是这个项目的第一次调查，和人大有关系。这个调查首次在中国大陆启动的时间是1990年年底的时候。

当时课题的负责人史天健和朱云汉选择了温铁军作为中国大陆的合作者。温铁军找到了中国人民大学的郑杭生老师，郑老师那时是社会学系的主任，李强那时也在社会学系，好像是副系主任。人大社会学系决定支持这个项目。亚洲晴雨表调查项目当时的名称叫“人的现代化”。那次入户调查规模很大，1990年的时候在中国大陆要到24个省、市、自治区调研。参加调查的人员需要200人，但当时人大的学生很少，只能出两个班，一个是社会系的，一个是新闻系的，加在一起50多人。此外，调研还需要一些带队老师。温铁军与我熟悉，就找到了我。我当时在首都师范大学工作，我们的学生多，加上带队教师能够出100多人，这样调查员就差不多凑够了。

那个时候史天健回不了国，只好请朱云汉来安排和组织调研前的培训。我记得那天是在我们首师大，我们调研团队200个人在一个大会议室里做培训。那天，是我第一次见到云汉。我们就是这么认识的。

后来的调查，越搞越大，越搞越好，这是云汉一生的一个重要学术经历、学术成果。不仅坚持下来了，从中国做到亚洲，再到全球。应该说，这是整个中国或者说华人政治学圈的一项伟大的学术贡献。我很荣幸有机会参与其中并和云汉认识。

在那之后，和云汉的交往就很多了，他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高思在云》一书的出版座谈会也特意邀请我参加了。以后我多次去台湾，经常受到云汉的热情接待和照顾，点点滴滴都在心头。后来我在的政治学研究所还聘请他担任《政治学研究》的海外编委。

云汉走得太早了，正是在丰收的季节。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前面30年的辛勤耕耘，现在到了收获的时候，云汉却去了。多么遗憾，多么不舍！他的离去是我们整个华人学术界的巨大损失。当然，我也在想，作为一个大学问家，他的事业一定是做不完的吧？！所以，这就需要传承。孔子述而不作，《论语》是他的学生们总结编纂的。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也是他的学生根据他的讲稿整理出来的。我相信云汉的门生弟子以及朋友、同事还会为他的学术思想、学术成果继续做总结，作为学术积累，在学术史上留下他的篇章。

今天借此机会，我还想就云汉有关思潮的学术研究谈点感想。从思潮的角度，我觉得我还是可以说上两句的。我们都知道有一个所谓的“新左派”现象。我做过一些当代思想史的研究，“新左派”可以说是一个学术思潮，不是政治思潮，政治思潮的范围更广大。学术思潮是政治思潮的一种学术表现。“新左派”的代表人物大多有海外学习的经历，国内比较公认的，比如像汪晖、黄平、崔之元等，也许我也应该算在这里头，但是我可能更复杂一点。他们几位都有在海外长期学习的经历，我只是在20世纪80年代去美国进修过一年。但这一年对我影响挺大，我说我的思想来源，一半是在中国学习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获得的，另一半可能就是在美国这一年获得的。那一年对我后来思想的变化有很大影响。我想“新左派”的同人们的经历恐怕都是这样的。云汉虽然在台湾，我从他身上也可以看到这一点。他实际上跟我们是类似的。

也许“新左派”们成长的经历说明了，当人们看到两种社会模式、两种社会实践——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就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对人类社会历史和政治发展道路进行独立思考的能力。这种现象在云汉身上的体现也是很典型的。他是先看资本主义，再看社会主义，这与大陆的“新左派”们不同。从“新左派”学者的思想特点看，实际上是两个批判：一是批判资本主义，只要是左派，现代的左派肯定都是批评资本主义的。姚中秋身上也能看到这种变化，当然我们都有变化。二是“新左派”对社会主义也有反思，这才叫“新左派”，这是“新左派”之“新”。只批评资本主义，还不能说是“新左派”。“新左派”，如果我算一个的话，我就是这样，我不仅反思资本主义，我也反思社会主义，包括从苏联以来的社会主义实践，当然也包括中国。只有这样，才能称得上“新左派”。我觉得从朱云汉身上是可以看出来这样一个理路、这样一个思想脉络的。

谈到云汉，大家会提到学术大师。有一种说法，说中国现在没有大师。我是这样看的，所谓大师大概有两种。一种是所谓的轴心时代的大师，他们是一种思想的开创者、引领者。这种大师现在也许真没有。因为那可能需要500年甚至5000年才能碰到一个，就像孔子、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这种大师是可遇不可求的。所以，如果非要说今天中国没有这样的大师，至少在哲学社会科学界，也许是吧？！但是，另外一种大师肯定是有的。这是什么大师？我把其称为“路标”式的人物。我爱徒步，走路就看里程，里程有路标。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记述者、描述者、概括者。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很重要的时代，是大变化的时代、大发展的时代，是中国最终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时代。

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的一些年轻同志说，我们是属于大变革时代的一代学人。这个时代有它的意义，但是后人怎么了解这个时代呢？信息太多了！不辨芜杂。那么，后人就需要透过这个时代最具有典型性、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些文化成果、思想成果、学术成果来了解这个时代。所以，谁能够在这个时代最好、最集中、最典型地反映这个时代的社会经历、社会变迁，那么，谁就是这个时代的“路标”，就是这个时代的大师。所以，大师也并不是高不可攀。如果将来的人，可以通过朱云汉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侧面，那么他就可以称得上大师。这样的大师肯定是有的，每个时代都有，可能多可能少，可能更大一点或更小一点。

当然，时代的大师，需要一些时间与实践的检验，轴心时代的大师也需要检验。孔子还说过要“泛桴于海”呢！后来他才变得伟大了。我们希望云汉的思想和学术在未来还能够继续发出它的光芒。时间、实践、历史会检验它的价值。

徐湘林（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房宁教授是高屋建瓴，从小事开启，以大局结尾，认为云汉不仅是一个杰出的学者，他还代表了一个时代。这个时代不仅和中国有关系，更和中国政治学的恢复、社会的发展、政治的进步有关系。我非常赞同房宁对云汉的历史评价。朱云汉教授生前不仅促进了海峡两岸政治学界的交流，他的许多学术观点，对国内学术界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当然，我也认为，政治“进步”的表述不太恰当。政治发展理论中的落后与进步的观念，实质上涉及一种价值判断、一种话语权。

很多学者身后留给我们的不仅是他以文字形式留下来的科研成果和学术思想，还有他们生前所做过的具体事情和人生经历。这些个人经历是有意义的，它能反映一个学者的人生轨迹、他所从事的事业以及为之做出的努力。

我想先讲讲我认识云汉的一些细节，然后再谈谈和他的交往以及他对我的影响。与云汉教授相识于20世纪末马里兰大学的一次研讨会上，时间是1999年的暑期。那次会议是全球华人政治学家的第一次学术研讨会，云汉是重要的组织者及赞助方。记得当时云汉已经是一个基金会的执行长，通过基金会资助了获得邀请的华人政治学者的参会费用。除了云汉之外，会议组织者还有在美国的赵全胜和在上海的周建明。参会者主要都是在海外拿到博士学位的华人学者。会议的主题为“21世纪中国政治学家面临的挑战”，主要讨论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困境及研究的本土化问题。云汉提交了《对于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几点思绪》的会议论文，我提交的是《中国政策科学的困境与本土化》的会议论文。我就是在这一次研讨会上认识朱云汉的，这次会议对我的学术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之后发表的一些有一定影响的论文都与这次会议所激发的灵感和思考有关。

现在回想起来，这次会议设置的讨论议题是非常有历史意义的。在20世纪末，中国已经有一大批在西方国家留学拿到政治学和国际政治博士学位的学者，这批学者中又有很多人在美西方国家大学里任教，并通过努力拿到了终身教职（tenure）。与会的一部分人就是这样的学者，其中好几个学者都发表了相同的感慨。其一，他们认为在西方学到的知识体系对中国的政治现实的解释力有限，西方的一些政治学概念和理论观点并不能有效地解释中国的实际问题，其对中国的政治现实分析都是负面的，或者说，中国的政治现实不符合美国政治学所推崇的现代政治规范，其政治发展的轨迹也不符合美国比较政治主流学派的期许。因此，正如当时一位发言人所说的那样，“用美国学到的理论知识分析中国，中国做什么都是错的”。其二，对于多数在美国拿到终身教职的华人学者而言，大家在学术自主性上都有相当程度的释怀感，有了终身教职，便可以不再为了发表拿tenure而去迁就美国中国问题研究主流学者的学术观点了。也就是说，旅美中国学者在本地的学术自主性地位有了提高。当然，对于那些学成回国从事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学者而言，其实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当美国所学不能解释中国的现实的时候，究竟是西方的理论局限，还是中国的经验有错？在这个时候，如何找到一个适合的学术研究平台，能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研究中国政治方面的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而朱云汉等所举办的华人政治学家论坛的首次研讨会，为搭建这样一个学术平台做出了重要贡献，其研讨会的中国议题设置，为这个学术平台的形成铺平了道路。

从这次会议之后，我开始和云汉有了连续不断的联系和交流，好几次去台湾开会也都有机会和云汉见面和交谈，而更多的交往则是云汉来大陆访学、开会和访友时的相聚。云汉是谦谦君子，谈吐高雅、风度翩翩，且思想活跃超前，常常是谈论话题的引领者。云汉教授知识渊博、思想敏锐，也是最早认识到西方文明走向衰落的华人学者。云汉的学术研究涉及面广，在许多研究领域都具有影响力。他为人亲和且善于组织交流，在两岸学术交往中做出过重大贡献。

2015年6月，我正式邀请云汉来北京大学做学术访问，作为北京大学“大讲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的受邀者，云汉连续三日与北京大学的师生进行了密集的交流。他围绕中国崛起带给世界秩序的冲击、美国社会科学方法论反思等议题发表学术演讲，其学术观点引发热烈反响，并与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学院的师生代表深入交流分享，获得了广泛的好评。

之后每次来京，云汉伉俪都会与我们相约，和北大的几位好友及家眷欢聚畅谈。最后一次见面是2019年3月，地点在北京圆明园的中卫御园福膳，餐后照例拍了合影，我还为他们夫妻拍了几张合影。不想那次欢聚竟然成了与他的最后告别。2022年5月，外国语大学组织翻译云汉的著作《高思在云》，聘我为该项翻译工作的学术顾问。与他联系，他的身体状况尚好，没想到后来病情发展得那么快。

云汉走了，走得很安详。但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不舍和诸多的遗憾。

杨光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朱云汉教授与大陆政治学学界关系很深，与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的关系尤其不一样。2018年，我们聘请朱云汉教授做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讲座教授。朱云汉教授对人大政治学的各个方面都做出了很大贡献。

第一是举荐人才，人才非常重要。吕杰教授原来是American University长聘教授，朱云汉教授力推他到我们这里来工作。

第二是在学科发展上。因为是我们的讲座教授，朱云汉教授每年来讲一次课，一次讲一星期。我记得是2018年秋天，一般讲完以后晚上要餐叙，我们第一天聊、第二天聊，都没有聊出一个正式的结果。第三个晚上，就中国政治学方案到底在哪儿，云汉教授说应该是历史政治学。他这样一说让我们醍醐灌顶，觉得就是这个方向。历史政治学这个概念，姚中秋教授在《读书》上也提过，讲大国需要历史政治学；而广生教授2015年写文章也提哈贝马斯的历史政治学。但是，云汉教授跟我们聊这个概念以后，我们觉得这就是大陆政治学的一个重要方向，目前也得到了学界大部分人的认可。这就是历史政治学的来源，也确实离不开云汉教授高屋建瓴的指导。所以说今天大陆政治学，我们人民大学政治学受朱云汉教授的影响很深。

第三就是云汉教授的文章《国王的新衣——从西方主流社会科学的困境思考中国社会科学的未来》，这是他在人民大学讲课的时候整理出来的六七万字的文章，应该说是比较系统地代表了他这些年来对西方社会科学的反思，以及走出一条非西方政治学的新路的思考。知识分子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或者说一个伟大的特征就是超越自我。那一代人应该说都是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拥护者，这是可以理解的。朱云汉教授又变成反思者，最后变成重建者，这些都在六七万字的报告当中体现得非常深。朱云汉教授对实证主义的反思，对实存论的思考，对以后大陆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讨论，我想都是非常重要的参考。

总而言之，我们怀着一个非常沉重的、非常遗憾的、惋惜的心情对云汉教授这么早就离开大家，表示很可惜，也非常遗憾。

王续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当已毕业任教的端程同学深夜微信告诉我朱云汉教授去世的消息时，我极为震惊。当时回复说，四个月前学院开会还看了他的视频演讲，但也发现他比三年前苍老了许多，才知道这期间他一直在与病魔顽强斗争。各位学者的追思谈到了朱老师的治学以及与朱老师交往的点点滴滴，让我对朱老师的学术人生有了更多的了解。我看朱老师的著述文字比见他本人更早。朱老师主要是2018—2019年这两年对我们学院和政治学学科的发展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帮助，在这个过程中和朱老师有几次面对面的交流。这几天我又将朱老师的作品集合起来拜读，算是一种缅怀和追思吧。

和朱老师几次的见面接触，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记得和朱老师讨教了包括中国现代国家史的理解等问题，也谈了我的看法，他都给了我极大的鼓励和肯定，我2022年发表的相关论文还引用了朱老师的论著。可以说，我本人从朱老师那里学到了很多，他的思考和认识对我有极大的启发。通过读朱老师的文字，能够深切地感受到他有一种宽广的国际视野和深邃思想，对此，张佛千先生给予了“高思在云，星斗皆文”的精准概括和评价。他既学贯中西又极具家国情怀，无论是与他仅有的几次面对面的交流，包括聆听他的学术报告，还是读他的文字，这一点，感受都是非常真切和强烈的。中国政治学已恢复重建四十多年了，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朱老师作为一位享誉世界的政治学大家，主动参与和融入其中，贡献了他卓越的智识，又对西方政治学理论及方法加以深刻反思，发现并指出其中的问题所在，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从学术研究来说，他的研究成果对于后辈学者的影响会是非常深远和长久的，他的治学精神更会影响一代又一代的学人。每次听朱老师做演讲、做报告，或者是读他的论著，都会被他的那种严谨、求实和科学实证主义精神所深深吸引和折服。因为对于一个历史学出身的人来说，史学的训练还是能够让我容易通过比较感受到这一点。

通过和朱老师的交往，我们也很容易发现他是一位极具人格魅力的学者。作为个体脑力劳动者，学者是一个极具个性化的群体，基于性格禀赋、关切、学识和修养等的不同，极具多样化和差异化。朱老师则最具学者气质和个人魅力。他不仅相貌堂堂，风度翩翩，衣着讲究，而且文质彬彬，儒雅谦和，可谓道德文章，内外兼修，令人感佩和景仰。

最后，我想说，朱老师给我们留下了非常丰厚的遗产，不管是有文字记录的，还是没有文字记录的，都是值得后学继承、总结和发展的。朱老师的离去对中国政治学界乃至世界政治学界来说，都是非常痛惜的，可以说天妒英才、英年早逝。在这里，我们怀着非常悲痛的心情追思他、感念他！

李炜（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我觉得非常荣幸能有这么一个时机，在政治学学者对云汉教授的追思会上，作为一个社会学门的人来谈谈和云汉老师的交往，谈谈对他的一个感念。

接到这个消息非常突然，吕杰给我发微信说云汉教授去世了，我非常惊讶，他比我才仅仅大7岁。我就觉得不可信，然后还专门发微信给他的同事求证，对方告诉我说“That's a huge loss for Taiwan”。我想这肯定不只是台湾地区学界的重大损失，所以我也跟台湾的老师说，我们大陆的学人也会聚集在一起举行追思会，云汉的去世是整个中国学界甚至更大范围的一个巨大损失。

虽然我和云汉老师有些交往，但我并不是在政治学领域做研究。可以这么说，云汉老师的确有恩于我，对我有很大的恩情。我就会感觉到这样的一个学术上的大师，他可能是一个大江大河，而我作为一个小溪流，在我的人生脉络里，很不经意地穿了一下大江大河，就可能带了大江大河里面的一些水分走，把自己的位势抬高了，会改变自己做人做事的方式。所以我下面就讲讲云汉老师在做人做事方面对我的一些改变，以此为追思。

我和云汉老师的相识始自史天健老师的介绍。我很早就认识了史天健老师，那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他当时在国内做政治学调查。他研究北京市民政治参与的时候，我就给他做资料收集的工作，做访员。我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才了解到政治学有这样一种做法，通过调查来获取资料和数据。后来天健老师就告诉我，说他们有一个大的调查计划。一开始我不知道是亚洲晴雨表调查，那会儿他就跟我说要研究“人的现代化”。之后我有幸参与“人的现代化”在大陆做的前期试调查当中，成为一个部分的负责人。当时我记得是1990年的三四月份，给我们的任务就是到无锡的宜兴去，在城乡各做200份试调查。

当时天健老师发来的问卷还不是纸版，而是胶片，就跟现在我们看到的激光照排胶片一样。然后我们再拿着这个胶片到北京找地方打出来再印刷。之后我从北京背着问卷到江苏的县城里，去找当地的统计局、农调队。当时我和他们比较熟，然后找他们的定点调查户来做试调查。大概在那里前前后后做了两三个星期，回来以后再录入数据，最后是把数据传回去。当然这个数据不是很好，因为说实话普通民众不太懂这些政治参与各方面的内容。但是天健老师还专门打电话来让我写一个实访报告，写明哪些地方发现有问题，包括理解以及调查执行方面的问题。我当时印象最深的是就是这么一件事情，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亚洲晴雨表调查在大陆最早的开始。

认识云汉老师是在2004年到2005年，那会儿正是亚洲晴雨表调查在大陆第一波调查的筹措时期。我记得第一次和云汉老师见面是连战访问大陆后不久。当时天健老师就跟我说云汉老师要见你，要谈一谈。那个时候我们正在跟天健老师做民政部的调查，正在做抽样框。吕杰老师和我都是天健老师的助手，在全国各地搞培训。当时云汉老师特别关心的是亚洲晴雨表调查在大陆怎么做、有没有执行机构、如何抽样等，说想跟我们聊一次。我们就到北大旁边的一个食府那里去聊，云汉老师当时还拿了一坛金门高粱酒。

当时我们深入地谈了一次，那次谈话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当时正在筹措后来的 CSS调查，就是长期持续的一个社会学的调查，但是说实话我们只是大概知道门径，不知道这种调查的意义是什么。那一次的交流和向云汉老师的请教让我们大开了眼界。因为在之前我跟天健老师做过一个政治学的调查，所以我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像阿尔蒙德做的公民文化研究、英格尔斯做的人的现代性研究，这些和现代政治转型、观念转型相关的调查研究比较感兴趣。当时我向云汉老师请教了很多问题。他就告诉我为什么要做调研，为什么要做这种持续性的调查。他说反观这些政治学研究、社会学研究的经典调查都有一个很大的缺失，它们设计了一个现代化的变迁模式，但是没有变迁的数据。它们都是跨国比较、跨文化比较，把国与国之间的这种差异认为是变迁始点上的差异，但是缺这方面的数据。所以他当时就拿世界价值观的调查来给我举例，讲了好几个这种变迁的用语，让我大开眼界，从此也就决定要开展这样一种研究。这样的一种持续性的社会变迁调查的研究指向，是对我的最大的启示。所以接下来到2006年，我们就在社会学所设立了“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从2005年筹备到2006年开始，一直到现在也做了十几年了。这样一个大型调查，云汉老师是我们的引路人或者说给予了我们非常重要的入门的指点。

到2008年，我们的大型调查已经做了两期，但是我们一直是一个草台班子，没有一个专门的调查管理机构，就是一个项目组，经费难以保障，当时的条件是非常困难的。要长期做这种大型调查，怎么做好调查的管理呢？2008年年初，云汉老师到我们社科院来，当时李培林老师是我们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他也是社科院副院长，就请云汉老师吃饭，我也参加了。因为我和云汉老师已经熟识了，所以云汉老师当时就提议说你们应该到台湾“中央研究院”调查研究中心去学习。然后我问怎么学习，我们和台湾没有什么太多的关系。云汉老师就说他有一个基金会，交给他安排。后来在2008年10月到12月期间，云汉老师就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在基金会的资助下到台湾的“中央研究院”调查中心进修，扎扎实实地学习了大型调查的机构如何去管理，为我们CSS这样的大型调查的成长奠定了长期发展的基础。

我就大概讲这几件事情，非常感谢云汉老师提携后辈、奖励后进，不仅仅是在政治学，他在中国整个社会科学走向一个实证性的研究或者经验性的研究的道路上，给予了非常大的帮助和指点，而且这些帮助和指点都是非常关键性的。这个时候如果没有这样的师傅领进门，说实话我们可能还要探索很长时间。

最后一次和云汉老师的交往是2012年，现在想想10年过去了。2012年我们院的调查中心已经成立了，我们的调查团队也成熟了。当时社科院有一个团队想到台湾去参观访问，由于我曾经在台湾进修过，所以就让我负责联络工作，我也就带着这个队去了。我们就找云汉老师来联系。云汉老师就帮我们联系了像瞿海源等几位老先生，我们做了一次社科院人士跟台湾学界人士的对谈。在这期间我也为亚洲晴雨表调查做了几件事，包括抽样框的一些工作，包括和一些合作机构的对接。其实我们还挺想负责亚洲晴雨表调查在大陆的一部分调查，但种种原因吧，最终没有成功，所以我也很抱歉很遗憾，没能继续在云汉老师主持的项目里工作，来给他做助手，这是非常惋惜的事情。

我真的是非常怀念云汉老师。

雷叙川（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惊闻朱云汉教授仙逝，内心无比悲痛。2019年夏，我曾陪同朱老师考察雅康高速工程，他一路淡定从容，完全看不出抱恙在身。在2019年10月中国政治学会举办的“新中国70年政治发展理论与实践”会议上，再次见到朱老师，他做主旨演讲时，依旧光彩照人。尽管此前早知朱老师身患重疾，但突然闻此噩耗，仍是非常震惊。

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为朱云汉教授举办此次追思会，让我们在大陆有了缅怀与追思朱老师的机会。感觉只有在现场，与诸位老先生，以及朱老师的朋友们在一起，共同缅怀朱云汉教授，才能安放内心的哀思。

说来不胜唏嘘，这是我在北京参加的第二场华人学者的追思会。上一次是在2011年1月，参加清华大学政治系为史天健教授举办的追思会。我在史天健教授的指导和影响下，走上了政治科学的学术道路。史天健教授与朱老师是多年故交，也因此缘由，我与朱老师相熟。2010年，史天健教授在我校创办亚洲文化与公共治理研究中心，并委派当时还在美利坚大学的吕杰教授协助指导中心开展研究工作。但世事难料，2010年12月，史天健教授在纽约长岛溘然长逝。十余年来，我与朱老师之间的交流日渐频繁，受教良多，也进一步加深了我对他的了解与钦佩。

相较于我们，朱云汉教授、史天健教授等海外华人学者，似乎对西方有着更多的反思与批评，而对中国大陆的制度及运行有着更多的肯定与褒扬，也由此在海外学界受到不少非议。我认为这与他们的学习、学术和生活经历有关。一方面，相较于国内学者，他们都有着在西方学习、工作和生活的经历，熟读西方的经典理论，并能够更加真切的观察和体验西方社会及制度的运行，也更有机会去深刻认识西方政治制度运行背后的真实逻辑与民情，而非远观镜中之花。记得史天健教授曾对我说：“你在美国生活久了，总有一天你也会明白，也会有这种感受。”另一方面，相较于西方学者，他们浸润于中国文化，更了解中国社会，也多了一份对中国制度和治理逻辑的理解。无论他们身在何处，无论他们是批评还是肯定，其实都饱含着他们对祖国的热爱与期待。也正是在此过程中，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认识到，现有理论（大多是西方理论）对现实（特别是中国现实）解释力的不足。就如同朱云汉教授所言：“人类世界从来不乏伟大的思想和理论建构，但从来没有一种完美的思想或理论，也没有一种完美的制度，这既需要实践的探索，也需要一代代学人去思考和追问，这也正是我们的职责所在。”

我很认同房老师的发言，也深有感触。这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也是一个建造理论大厦的“大时代”。如同让·马克·夸克所言，中国自近代以来就经历着一个连续的变革（及革命），这种变革或被外力催生，或由内力促成，抑或是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正艰难地度过转型期并在此过程中得到壮大，所有的这些变化把政治的合法性问题推向了中国政治研究的前沿，这些都需要理论来提供解释。朱老师既有这样的理想与担当，也具备付诸实践的能力。但遗憾的是，他也如同史天健教授那样，倒在了路上，成为后人登攀途中的路标。事实上，对于他们这样的社会科学学者来说，六七十岁的年龄，恰是其学术生涯的黄金时代，既拥有充分的学术积淀，又遍阅中西方人间百态，更有机会去建构基于中国现实的“大理论”。值此“风华正茂”之时，他们却倒下了，怎能不令人痛惜？

但“大理论”的建构谈何容易？事实上，比较研究的对象总是充满了选择。任何比较都不可避免地涉及概念的界定或概念化的过程，如比较的变量、比较的参数、单位等，都与概念建构有关，而概念的建构又与各国的历史、文化与现实条件紧密相连。其中，既要建立可供比较的共同基础，又要辨识出所谓变异的维度。“因变量、自变量和干预变量的辨析既需要付出艰辛的劳动，也充满了风险”，这几乎是任何一个单独的个体都难以企及的目标。好在大道不孤，近些年来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投身此项工作，这也许能令朱老师们感到些许慰藉。

朱老师饱含着浓郁的家国情怀。作为一个比较政治经济和国际政治经济学者，三十多年来，朱老师的研究视野遍布全球40多个国家，他穿梭于海峡两岸之间不下百次，但他致力于观察、思考与比较的中心，还是中国大陆。他始终认为，中国大陆的发展经验打破了所有人类社会的历史记录，颠覆了西方主流社会科学的各种解释与理论预期。“这场历史巨变倒逼我们这代学者回头检视长程的近现代人类社会发展的轨迹，重新检讨西方主流社会科学理论的核心假设与基本解释框架。”如胡佛先生在《高思在云》序言中所称，对中国的观察，决不可先陷在过去所熟悉的历史知识与价值的框架中，因为过去认知与观念的基础，充满着以西方为中心的谬误与偏差。如不能调整先入为主的思维框架，就很容易做出选择性的评析，从而根本无法获致客观、公允及全面的理解。诚哉斯言！这些年来，每与朱老师相见，无论是在成都、北京、台北还是华盛顿，都能深切地感受到他的拳拳赤子之心。

君子如玉，温润而泽。朱老师故交遍天下，我相信无论“敌友”（我之所谓“敌”，乃指学术立场与朱云汉教授不同的学者），皆无不叹服于朱老师的翩翩君子之风。2015年夏，我带领团队在怒江大峡谷地区进行大样本地图抽样调查，高黎贡山险峻壮丽，但道路崎岖落石频发。朱老师得知后，时常来电或发来信息问候，再三叮嘱注意安全，令人温暖；每赴台北交流，朱老师总会拨冗设宴款待，他不擅饮酒，但却会用心照顾席间不同学人之偏好，选美酒招待；有次送朱老师去机场，顺道搭载一位科创企业的朋友，聊天中这位朋友谈起芯片制造中的困难，朱老师主动提及他可帮忙与台积电协调，之后竟促成了此事，可谓侠肝义胆。

在这个全球秩序大变革的时代，朱云汉教授无疑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无论是理解这个时代的变革，还是在变化秩序中探索中国的发展，我们都需要朱云汉教授这样的具备“大历史观”的杰出学者。真是天妒英才！

我们不会忘记他，历史也不会忘记他。

吕杰（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非常感谢各位老师，能够抽出时间参加朱云汉老师的追思会。其实我跟朱老师认识很久，我虽不是朱老师的学生，但实际上一直作为朱老师的学生跟他一起工作，主要原因是我的指导老师史天健教授，跟朱老师是非常好的朋友，也是他非常长久的合作伙伴。我在2003年去杜克大学念书的第一件事就是帮朱老师和史老师清理数据，然后一直到现在，其实这个消息对我来说很难接受，因为春节期间还跟朱老师拜年，然后他也回信了，后来我了解的情况是说，也就是前一周的事情，状况急转直下，这对大家来说都是非常吃惊的一件事情，因为他跟这个状况斗争已经很久了，其实维持得还可以。但是前两年最重要的事情对于他来说，一是蒋经国图书馆的七海图书馆的修建，他是全程从设计到最后施工都参与了；二是基金会本身的维持；三是他过去三年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台北新建了一个台北政经学院，从头到尾都是他规划参与，然后2023年正式开始营业，类似于伦敦政经学院这么一个模式，他说他最近三年体力消耗特别大，所以才有这么一件事情，让我们都比较难接受。

今天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聊一聊朱老师，实际上我觉得就说三点：第一个是朱老师作为学者的学术贡献；第二个是他作为学者之外的一些事情，可能我了解得多一点，大家不了解；第三个是他对我们这些后辈学者的一些提携和爱护。

第一个，朱老师本身从美国毕业之后，前期就像杨老师介绍的，主要工作实际上都是跟主流的美国的政治学对话。第一篇论文实际上是他博士论文的一章，然后发在很好的国际组织期刊上，应该是国际关系专业最好的期刊。从美国回去之后，就一直跟随他的老师胡佛先生做实证主义的研究工作，在台湾地区，朱老师应该算是把科学实证主义引入主流学界的人，我去看了一下，朱老师在谷歌学者的引用率非常之高，高引的论文和书大概有37篇以上，这在人文社科学者里其实非常难得，也是因为他在主流学界的贡献，在2009年，美国政治学会建立100多年以来，第一位亚洲理事就是朱云汉教授。这对于整个亚洲政治学界来说实际上都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有亚洲的学者在美国政治学会发声，就代表可以去做很多事情。随后在美国政治学会做的一系列关于中国研究，包括亚洲区域研究的提案中，朱老师实际上都说了很多的话，发了很多的声。

第二个，可能我们大家都知道，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他跟胡佛教授、史天健教授，包括香港中文大学的关信基教授，他们三位同时开创了海峡两岸暨中国香港的政治文化的比较研究，在2000年拓展成为东亚调查项目，然后在2005年变成了整个亚洲晴雨表调查，这是目前整个比较政治学实证研究里最重要的学术数据库之一。从2008年开始，整个亚洲调查就和拉美调查、非洲调查、中东调查和东欧调查整合成了全球晴雨表调查的GBS，朱老师是执行委员会的共同主席，所以这个学术工作的贡献可能比他的文章和书对于学界来说更为重要，因为这个数据库持续地在累积数据，然后以这个数据库为基础去撰写的论文和书是越来越多。朱老师生前最后一篇学术论文和最后一本书实际上是跟我合作的，是我2022年2月份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以GBS数据做的研究发表的。其中一个章节还发表在《民主期刊》上，也是以这个为中心去做的。另外可以说，朱老师整个的学术人生有三个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跟主流对话，第二个阶段就是反思主流有什么样的问题。他跟胡佛老师、史天健老师、关信基老师开始做亚洲的政治文化研究，发现很多主流的学术理论对于解释亚洲的现象来说有很大的问题，然后就开始研究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包括李伟老师也参与了像2002年跟史天健老师合作的一系列的调查，采集了、贡献了大量的数据。到第三个阶段就是关于自主的知识体系的建构，大概过去10年的时间，朱老师把他的学术发表逐渐从英文世界转到了中文世界，包括他写很多中文的书和学术论文，实际上都在谈他的这些想法。我个人觉得如果再给朱老师10年时间，他很有可能会把前期三个阶段的重要思想联系整理成一整套的体系。但是很遗憾这个事情就发生了，有很多非常优秀的学者，在刚刚要出重要成果的阶段，就戛然而止了，包括史天健教授也是在2010年他剑桥的书还没有完稿的时候离开了，最后是我跟黎安友教授去编这本书，现在碰到朱老师这件事情，到现在这个消息对我来说还是挺难接受的。

第三个，我还想谈一下朱老师对后辈学者的提携和关照。我是从2003年开始跟朱老师接触，一直到现在，虽然不是朱老师的学生，但是方方面面朱老师照顾得都特别多，到人大工作也是。朱老师了解到我家庭的一些需要，他主动帮我去联系，说你看哪些学校可能比较合适，人大目前发展环境特别好，然后给杨老师写了信，杨老师第一时间就给我回了很长的一封邮件，说我们能做什么能提供什么，然后从2019年8月份回来到现在，包括数据中心的建立，我们的各种讲座和项目的开展，我也充分感受到了人大这么一个非常友爱和有建设性的集体，对于做学术的非常重要的价值。

朱老师本身对于推动大陆年轻学者的调研工作也做了非常多的努力。雷叙川教授为什么从成都过来？就是朱云汉教授跟史天健教授，为了推动西南地区的实证调查，专门协助雷叙川教授在西南交大建立了亚洲政治文化与公共治理研究中心，然后连续几年在西南包括贵州、云南做大量的关于这方面的讲座，然后协助他们做了一些论坛。我记得在2019年之前，可能雷老师那边朱老师每年都要去两三次，史老师很遗憾，中心开幕的时候他“走”了，他没有去成，但是后来朱老师一直把他的很多的朋友介绍过来，像我们美国的老师，赵全胜老师、赵穗生老师都去过，然后也做了很多的贡献。但对于我们这些年轻人，胡悦可能跟朱老师接触少，但是数据胡悦用得多。然后像张晓松、黄旻华包括朱老师的学生各个项目的安排。我说一个事情，就是在他离世前一周，他发了一封邮件给所有的 GBS的同人，第一次使用了退休，叫direct retirement的，他公开说他退休了，GBS这件事情他就交班了，所以他写的最后一封邮件，把整个项目的后续工作安排得非常清楚，就是谁负责哪一块，然后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清楚的交接，这对于整个项目的延续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一旦他没有留下任何话说这个事情怎么做的话，可能这个项目会有一个混乱期。所以说目前虽然朱老师走了，但是整个项目往后的延续性非常强，然后有非常有经验的老师去处理相关的事宜。

当然，行政上面的事情就更多了，他在蒋经国基金会做了这么多年的工作，对于推动全球的学术交流，包括最后的公众图书馆的建立，还有政经学院的建立，其实他都费了很多的心血，虽然对于学者来说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贡献，但是对于整个学术界来说，尤其是对于全球的人文学术交流来说，实际上他的贡献都是非常大的，朱老师走得很遗憾，但是我希望我们能够做更多的事情，去把他开创的学术事业继续下去，然后沿着这个道路做出更多的、更有价值的、属于我们自己的这种原创性的学术工作。

任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朱云汉先生的遽然离世，对于转进中的现代中国学术是一个沉痛的悲音。我们在这里追忆云汉老师，寄托哀思，也当接力秉烛前行。

2022年对我来讲也有类似伤怀感触。我的老师辈有不少是20世纪30年代生人，这个年代出生的老先生们近些年陆续离世。我的导师张灏先生，及其学友林毓生先生等，大都享年九秩。作为人文学者，他们那一代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对于中国文化和思想学术留下了比较大的影响。而50年代出生的学人，如果尚富于学术活力，现在应处于丰收或总结阶段。云汉教授实际上是这一代人，其过早离世的确过于突然，令人扼腕不已。与华人学界上一辈的老先生相比，云汉教授作为留学精英中的佼佼者，在华人世界中给我们的反哺，可以说是收官过早。就我个人来说，我还盼望他提出更多系统的想法，尤其是在思想和理论方面。他在过去几年的理论反思峥嵘初现，没有来得及畅发，我感到非常遗憾。

我不知道在以后，更为年轻的留学精英会以什么样的形式、什么样的途径、什么样的成果来进一步参与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的进程，我希望有更多像云汉教授这样的大学者在广阔领域中发挥更大作用。

虽然有点冒失，但我想到了马克斯·韦伯（Max Weber）。韦伯去世的时候不及耳顺之年。我希望中国不仅能在社科研究方法上出现韦伯这样的开创者，还能够在社会理论、政治理论领域有韦伯或准韦伯级的人物出现，其学术遗产发挥的影响远远超于其及身之寿。云汉老师深入现代西学堂奥，又能返身超越，加以反思反拨，弦歌希声，高咏在云。从这个角度讲，云汉老师的离世的确令人惋惜。

云汉教授与人大历史政治学的发轫缘会颇深。他对《中国政治学》这本国际关系学院的学术刊物贡献良多，短短四年就发表了四篇文章。从2019年的创刊号开始，基本上每年一篇，这说明他是把自己真正当作人大国关学院的一员来行动的。特别是2021年的两篇长文，这两篇长文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文章有些部分是他在我们历史政治学中心的学术委员受聘仪式上的一次专题演讲的内容。那次演讲让人印象深刻，他批判流行的科学实证主义，阐发critical realism，当时他讲的很多东西是现在很多搞实证理论的人讲不出来的。从我个人的知识训练来看，他讲的东西和中国传统的很多理论是有一定契合性的。我非常希望他接下来能讲更多的内容。

历史政治学的提出，经历了一个摸索过程。起初，有归从历史社会学的意向。我个人对历史社会学了解不多，但是从中国自身学术传统的理路来看，觉得并不是特别契合。光斌老师经常提起，云汉教授就是在这个时期介入了我们的讨论和比较、鉴定之中。有一次聚会，他随身带着《中国政治学》的创刊号。我之前并没有和他有过私人交往。自我介绍之后，没料到他说，《钱穆与中国政治学的自觉》这篇文章他已经看过了，“你写得很好”。因为当时和朱老师还没有接触过，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客套话。但是我感到他的视野和敏锐，比我认识的搞实证科学研究的同人们无疑要宽阔得多。从刚才几位老师的回忆中，我知道大家关注的多是云汉教授实证调查研究方面的推动之功，我的关注点可能有所不同。他的读书和思考视野是需要我们学习的。

最后一点，我认同他生前最后的一些文章中所提出的，中国政治学学者可以发挥作用的巨大空间，其中包括科学哲学理论的源头重建、大幅拓宽政治学的历史视野以及重新构建理论与实践的有机联系。我觉得这些方面都非常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尤其是在历史政治学方面。我们需要深刻了解自己所处的社会和基层的历史经验，开展全面的与不同文明体系社会的交流对话，重新建立以人文涵养为根底的学术传统，并且需要有扎实的方法论基础、批判性思考的训练和自主的人才培育机制。云汉老师在海那边没有完成的学术建制开拓工作，我们在这边应该有更广阔的施展天地。

斯人已逝，遗音不绝。云汉先生是一位具有深刻见解和广阔视野的学者，他的气魄和风度高扬在时代流俗之上，他的贡献和影响是不可估量的。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他的学术志业，努力推进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和繁荣。

程亚文（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云汉老师是我非常尊敬的前辈学者之一。和朱老师的交往主要是在一个微信群里面，突然看到朱老师驾鹤西去，非常难受！在十几年前就读过朱老师的文章，但是印象不是很深。真正产生很大的兴趣，是有一次与一位很喜欢读书的部队上将聊天，他和我说起朱教授，说读过他的书，很赞同他的观点。从那以后，我越来越多地关注朱老师的文章和书。从部队上将也关注朱老师的作品，可见他在大陆的影响之大。后来，我和朱老师都在一个微信群里，朱老师发言很积极，我们也有不少互动，而且越聊越深入，我觉得朱老师学问特别扎实而有创造性。我这些年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研究，对民主理论、中国古代政统道统等问题都有一些兴趣，发现朱老师对它们都有过很系统的研究。每次在微信群中讨论，他好像猜到我心里面在想什么一样，常常不等我发言，就把我想说的东西讲出来了，让人备感意外。从一个后辈来看，我觉得朱老师的研究和思想，对我们这个时代具有开拓意义。他观察到了这个时代的重大变化。朱老师在不同时期的关注点也有一些变化，但这些年来，他特别敏锐地看到今天这个时代与以往已经不同，特别是中国在其中又具有很强的能动性，这是第一个层面。对时代变迁的观察转入思想层面，就是第二个层面，他在以往经验的基础上看到了现有知识体系的不足，因此这些年来，他也突破了以往的一些研究惯性，对西方国家的民主选举、社会制度、知识体系各方面的问题，做出了很多剖析，我觉得他对这些问题的把握非常精准和深入。第三个层面就是为这个时代的变化找出路，做出一些新的总结。一个时代要有一个时代标识性的思想，标识性的思想肯定是标识性的人物提出来的。我觉得朱老师可能就是这样的标识性人物，他对中国的经验、西方的经验、亚洲以及其他地方的经验做出了深入概括和总结，提出了新的思想，包括他最近出的一本书，对全球化到底是怎么回事也做了新的阐述。我觉得他的概括和主流的知识范式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分别。与通常情况下对全球化会从正面理解有所不同，朱老师认为全球化的过程是全球政治经济的分化和重组的过程，重组就必然有得有失，就应该考虑到底是得大于失还是失大于得，在全球化过程中，利益分配是不平衡的，财富越来越汇集到少数人身上，其他大多数人在财富分配的环节变得多余。朱老师在理解时代性变化的基础上，提出了带有标识性的知识，这个是非常宝贵的。以我自己以往学习、思考的体会，人要超越自己、超越时代是很难的，过去的东西会形成巨大惯性，我们会不由自主地进入这个惯性之中。走出这个惯性需要有勇气，朱老师能够跳出来形成自己的认知，坚持自己的学术思想，这对于我们后辈学者都是有示范性的。一个时代是要有一个时代的学问范式，它就是由敏锐感受到这个时代变化的人提出来的，朱老师是这样的人！他已经不在人世，我觉得我们能做的，就是把朱老师已经开创的思考和研究进一步深化，这可能是对他最好的追忆。

孙龙（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我没有与朱老师面对面直接交流过，但是曾有两次与他擦肩而过的请教机会。今天来这里，主要是表达我们对他作为前辈学人的敬仰和追思之情。

第一次机会是在2008年前后，当时我刚开始讲授政治科学研究方法，并从事与基层选举、地方治理和政治文化有关的调查研究工作。有前辈老师告诉我，台湾大学的朱云汉老师已经开始推进亚洲晴雨表的相关设计和调研工作，台湾政治大学的选举研究中心也已经发展成为选举研究和政治研究文化研究的一个高地，他们建议我去这两个机构访问一段时间，学习比较成熟的调查研究经验。我向学院领导汇报，获得了应允，手续已经办到一半，但由于对方只能在学期中间接待，而我当时的课程安排非常紧张，又在计划去美国访学，时间冲突，所以那次台湾请教之旅没能成行。如果我去了，有可能会和李炜老师一起去台湾大学的研究中心学习，他们那些经过亚洲晴雨表调查项目培训的学者，在实证和理论研究方面都是一把好手，如果当时我去了，相信对我提高教学和研究能力都会很有帮助。虽然我没能去成，但我非常感激朱老师对后辈学者的关爱之情。

第二个机会是在2018—2019年，当时朱老师已经来人大当讲座教授了。有次杨老师和王老师给我发短信，说朱云汉老师来做讲座了，问我是否可以一起去吃饭，那天我刚好在参与组织研究生的复试工作，忙到很晚，过去的时候，餐叙会已经结束，又没有见到朱老师，非常遗憾。刚好那段时间，我们一些同事和中青年教授已经开始尝试从历史社会学的角度探究政治现象，但是如果将这种努力称为历史—政治—社会学或者历史—社会—政治学，又过于冗长，需要一个更加简洁的“统领性”的概念。那次餐叙会上，有同事就这个问题向朱老师请教，听说朱老师非常赞成这个想法，还直接建议使用“历史政治学”这个名称。这个名称现在已经被广泛采用，并受到了海内外不少重量级学者的认可。

我觉得朱老师至少有三个方面值得年轻一辈认真学习。第一，朱老师是“第三波民主化”研究的重要学者，很多成果具有广泛的学术影响，但是他没有故步自封，而是不断进行反思。我2004年毕业之后到人大政治学专业任教，当时光斌老师和景跃进老师交给我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组织翻译胡安·林茨（Juan Linz）和阿尔弗莱德·斯泰潘（Alfred Stepan）的那本《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一书。为了翻译这本书，读背景资料时，我读到了朱云汉老师的许多著作，他以台湾作为案例进行研究的关于东亚政治制度的文献，是在全球范围内都获得公认的重要成果。他在2008年前后和黎安友（Andrew J. Nathan）、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以及辛道辙（Shin Doh Chull）对东亚民主价值观水平进行考察并出版的《东亚如何看待民主》（How East Asians View Democracy）一书，以亚洲晴雨表调查资料为基础，评估民主转型和巩固的相关问题。朱老师认为，中国作为一个人口超过10亿人的大国，在这个议题上应当被赋予特殊的权重，从而更好地评估民主在东亚的影响。这些观点已经超越了以往的一些所谓的经典结论，这样的反思性应该引起大家更多关注。

第二，朱老师持之以恒开展调查研究，调动资源服务于学术工作，又建立了资源共享机制，向学术界开放调查数据，这种治学精神和办事能力，特别值得我们学习。他持续推进关于东亚晴雨表的调查项目，做一次调查已经很不容易，资料非常宝贵，可以在一个时间点上进行横向对比，而连续做多次，可以做纵向的对比，更有价值，但是难度也非常大。这种做学问的苦干精神，对很多老师有启发，也为我个人做研究工作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第三，朱老师致力于推进海峡两岸学者的交流，做了很多工作，值得海峡两岸的学术界共同铭记。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之初，在海峡两岸交往渠道较少、资源缺乏的情况下，朱老师通过基金会等渠道为学者提供资助和机会，促进了海峡两岸学术界的沟通。根据有些前辈老师介绍，朱老师在促进海峡两岸交流方面还非常有智慧，有操作能力，克服了很多具体的困难，办成了一些比较难办的事情。希望我们中青年一代能够继承他的遗志，将他未完成的事业继续推动下去。

胡悦（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首先，我代表清华大学政治学系，表达对朱云汉教授去世的哀思。我系也已将花圈送到台湾追思会现场，以表达我们的悼念之情。同时，我想借此机会，表达一下对朱老师的缅怀之情。虽然我没有和朱老师有过亲身接触和交流，但是对他并不陌生。从读博士开始，我就经常阅读朱老师、史天健老师等前辈的文章。我之后从事政治文化和民主发展方向研究，老师们的亚洲价值、亚洲视角等更是我经常使用的理论框架，用以诠释和彰显中国政治发展的比较意义，与国际学界进行沟通。朱老师长期主持的亚洲晴雨表调查项目更是为我们这些以泛中华文化圈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者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研究资源，为实现政治文化和政治观念的合理比较提供了重要条件。

朱老师虽已仙逝，但他的影响却仍将延续。之前老师们分享了朱老师治学做人的事迹，他的高风亮节，是我们年轻学者应当努力学习的。我这里想从学术发展角度再做一点延展。我是一个比较政治学学者，又经常以中国为案例探索一般性研究问题。在研究过程中，我深切感受到，朱老师的学术理论和成果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向理论和国际的窗口。通过这个窗口，我们能够去和经典的政治文化、政治概念和文献对话，在对比中探索中国的发展阶段和方向上的特异性，看到既有社会发展的经验和不足，取长补短。这个窗口更能帮助我们与国际学术界形成有效对话，将中国的发展经验转化为具有中国特色又有普遍借鉴意义的学术表述。我想，这也是前面老师提到推动政治科学研究本土化的一个重要目的。在这方面，以朱老师为代表的前辈，为我们做出了良好示范，也让我们往前迈的步子更加坚实、更加有力。

对于比较研究，除了理论视角，实证数据同样重要。亚洲晴雨表调查项目为推动亚洲地区政治比较研究提供了重要数据。晴雨表数据的宝贵之处尤其在于其提供了一种与单一国家调查和全球调查都不同的研究可能。刚才有老师提到世界价值观调查。当我们使用这个数据进行比较研究时，经常会担心不同国家间在历史文化上的巨大差异会对研究结果造成影响，这不是使用固定效应或者多层回归等统计方法就能简单解决的；有时即使在数据上看到了近似的趋势，形成趋势的机制却不一定一致。但如果放弃跨国比较，只做单一案例研究，导致的后果将是既看不到自己国家的特点，又看不到近似国家的共同发展趋势和方向。在这个时候，亚洲晴雨表调查数据就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角度，能够对文化相近、地域邻近国家进行有可比性的研究。同时，在用它去对照世界价值观调查以及单一国家调查时，也能看出许多差异和有趣的地方，能进一步推进对国家、地区乃至人类整体发展特征和规律的认识。相信亚洲晴雨表调查项目作为朱老师的余荫，在前辈老师们的继续指引和学界同人的支持下，会继续一轮一轮地做下去，为后来的学者提供源源不绝的研究资源。

最后，再次对朱老师的去世表达哀思，并希望朱老师的高尚品质、治学精神以及学术成就都能传承下去，激励后辈学人继续向前。

黄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我是从事定性和理论研究的晚辈，但我在写博士论文时就引用过朱云汉老师关于中国民主观念的论文。那时我开始知道，朱老师和我的老师Andrew Nathan还有史天健老师等学者，通过不懈的努力建立了一个研究中国和东亚民主的、高水平的学术共同体。这个学术共同体内的很多学者我从未谋面，但一直耳濡目染，心怀敬仰。我自2017年年底开始工作，近些年朱云汉老师更是大力支持人大政治学的发展。我几乎每年都能见到一次朱老师，这个学术共同体对我的影响从“耳濡目染”升级成了“言传身教”。回想起来，朱老师给了我们重要的学术启发，也给我们树立了崭新的学术目标。

首先，我想感谢朱云汉老师五年以来对我们的帮助和启发。正如前面几位老师提到的，我们创立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心、编辑《中国政治学》集刊、主办“国政大讲堂”国际讲座等很多学术活动，都有朱老师的直接参与。我还想补充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我们的政治学博士课程“定性与历史政治学研究方法”。在十年前我们读书的时候，国内绝大部分高校的政治学系还没有为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分别开课。而在过去十年中，随着有量化研究背景的老师越来越多，杨光斌老师等院领导决定，将原来博士课程中的“政治学认识方法”课一分为二，分别讲授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定量方法课我们有很多位资深专家能够授课，相比之下，定性方法课我们则有些缺乏经验。这背后的主因自然是在国内甚至国际政治学界，定性方法至今仍然缺乏统一的操作标准。诠释学派和解释学派之间，个案研究、比较研究和QCA研究之间，经常吵得不可开交。实话实说，当杨老师给我下达教授部分定性方法课这一任务时，我心里是很没底的。因此，我们在2018年首次开设定性方法课时，由杨光斌老师、任锋老师和我合作讲授，同时邀请了朱云汉老师来上前三节课。因为朱老师虽然是定量研究专家，但已经到了尝试定量和定性方法论汇通、本土经验和西方范式汇通的一个阶段，他也在台湾大学政治学系讲授过类似的专题。后来这三节课的完整讲稿由杨端程博士整理，再由朱老师修订、加注释，才形成了《中国政治学》上那篇长文《国王的新衣——从西方主流社会科学的困境思考中国社会科学的未来》。

“历史政治学”这一概念，其实也是在朱云汉老师和我们研讨定性方法课的过程中诞生的。在课程开设的前两年，我们在选课系统里给出的完整课名叫作“政治学定性研究方法（历史社会学）”。因为杨光斌老师和我们讨论说，虽然定性方法没有统一的标准，但我们至少要告诉学生向哪个方向学习。主要的学习方向就是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和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开始，在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和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那里发扬光大的历史社会学。但因为斯考切波给这个方向起名为“历史社会学”（Historical Sociology），我们教学团队还是觉得不甚满意。所以在2018年的一次餐叙会上，我们向朱老师半开玩笑地抱怨道：“为什么我们政治学的方法课只能叫历史社会学呀？我们是不是要被‘社会学帝国主义’统治了呀？”当时朱老师回答我们：“不如就叫‘历史政治学’（Historical Politics）吧！”我们仔细一想，这个名称既能体现政治学的学科主体性，也能学习历史社会学的思考方式，还能概括我们很多学者的研究领域。因此，从2019年开始，定性方法课的名称正式改成了“定性与历史政治学研究方法”，我们的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心也正式成立了。

历史社会学和历史政治学这两个领域，其实本来就是同根同源的。经过和朱云汉老师、赵鼎新老师等前辈的讨论，我慢慢发现，其实摩尔、蒂利、斯考切波和米格代尔（Joel S. Migdal）等半数以上的知名历史社会学家本来就是政治学家，他们要么毕业于政治学系，要么终身在政治学系任教。他们之所以被统称为历史社会学家，可能是因为当时的美国政治学界正在受行为主义范式支配。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斯考切波本人与美国的社会学界存在一些矛盾，因为她的母系哈佛大学社会学系拒绝让她留校任教，所以她至今都在哈佛大学政府系工作。因此，当她主编《历史社会学的视野与方法》这一流派宣言时，主动将自己的方向取名为历史社会学，以示其对社会学的重要性。因此可以说，20世纪下半叶以来很多重要的政治学理论成果都是历史政治学研究，只不过那些前辈们没有主动地使用这个名称，或者是被别的流派所掩盖了。历史政治学这个更具学科自觉性的名称，瞬间激发了我们对本土研究案例、定性研究方法乃至整个政治学学科建设的兴趣，帮助我们发现了一座富矿。因此对我而言，这是朱老师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情。他让我们在相对迷茫无助的时候找到方向，受益匪浅。现在我上课时，无论是个案研究还是比较案例研究，无论是历史案例还是当代案例，虽然不可能有像定量研究那样统一的操作框架，但我们的教学方向和发展方向都更加明确了。

其次，在朱老师这一代人的学术启发之后，我们应当树立怎样的学术目标呢？特别是对于像我这样“85后”“90后”的年轻一代而言，政治学的外部环境被压缩了，内部学术环境也更“卷”了。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应该如何继承朱老师等前辈为我们开拓的学术空间，未来取得接近他们的学术成就呢？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毕竟历史政治学这个大方向虽然提出来了，但具体如何研究仍然面临着诸多的问题和争议。例如，现在政治学等社会科学学科在研究中国历史经验时，总是陷入如下两种“陷阱”：要么完全使用西方的理论或者现代实证主义的方法去检验中国的案例，甚至直接跑数据做检验，根本不看历史或党史的材料；要么完全忽视或者拒绝西方社会科学积累的理论方法，直接拿孔子、孟子和毛泽东说过的概念再说一遍，以之为“中国话语”。客观地看，这两种做法都是很极端的，是不可取的。因为前一种做法没有进入“历史”，没有认真对待中国历史特别是两千年来的政治变迁经验；后一种做法没有进入“政治学”，缺乏政治哲学的抽象思维和比较政治学的拓展空间。

因此，我们需要寻找一种所谓“中道”或者“辩证统一”的学术态度。特别是像朱老师这样的学者一样，既重视中国的本土性，又重视现代政治学的科学性和分析性。具体而言，在实证方法上，我们既要从中国的政治史中寻找史料、挖掘数据、进行观察和访谈，又要像西方政治科学一样发展更精准的测量方法，确保这些史料、数据和访谈的信度和效度。在概念使用上，我们既要重视传统中国和现当代中国中的重要思想、特殊概念、特色制度，同时又不能直接使用这些概念，而是应该与世界政治学的普遍概念进行对话交流、自我反思。真正的知识分子既要批判资本主义，也要反思和改革社会主义，因为没有哪个概念是不证自明、无须反思的。只有同时对中西、对古今、对左右两方面的优缺点进行反思，我们得出的政治学理论才不是迎合一时一地之热点，而是对未来的中国、未来的社会科学都有益处的。我认为，这样的态度既能继承朱老师一代学人的遗愿，也是我们年轻学者真正成长起来的必经之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