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追思段晴教授

海棠先著北枝花
——我所知道的段晴老师和她的冷门绝学

朱玉麒（北京大学）

一、北大声誉：和段老师的第一次见面

我知道段晴老师的名字，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那时我在新疆工作，看到刊物上登载段老师关于于阗研究的文章，想当然地认为这可能是殷晴的误写。殷晴是新疆社会科学院的前辈学者，曾经在和田地区工作20多年，其后终身从事于阗历史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以于阗与丝路南道研究的论著蜚声学界。当段老师于阗研究的论文开始在《西域研究》等刊物上发表的时候，将殷晴和段晴误认为一人的，不止我一个人。

刚刚过去的3月下旬，风雨不绝，于阗学的天空也是阴霾密布，连失二“晴”。段晴老师不幸辞世五天之后，殷晴先生也西天远行。段老师一篇最新的文章《浸没的家产——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于阗语案牍BH4-68研究》，刚刚经由我手，编入《坚固万岁人民喜——刘平国刻石与西域文明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尚未印行；殷晴老师最后的长文《汉唐西域城市研究》，也正在《西域文史》最新一辑排队。对于一个丝路研究同人论集的编辑者而言，这些文章最终无法让作者见到，我的伤痛无以言表。

2002年的夏天，我第一次见到段老师。

我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博士后流动站出站，当时撰写的出站报告与西域史地相关，合作导师荣新江教授邀请外国语学院的王邦维老师担任委员，我因此到当时还在静园一院的东方文学研究中心请王老师签字。这时，段老师风风火火地走进来，要和王老师说事情。恰好王老师的一位博士后进站，也在办公室，王老师便把我俩介绍给了段老师。

那位博士后的专业与段老师比较接近，段老师比较了解他的学术，立马就对他毫不客气地教训了一番。大概的意思就是：你来北大就好，就要有北大的样子，不要写那些乱七八糟的文章，坏了北大的声誉。站在一旁的王老师一直宽厚地笑着，大概也默许了段老师为他的博士后做当头棒喝的“入站教育”。

即使不是在说我，旁边的我也是坐立不安，并暗自庆幸与段老师在专业上没有任何交集，不必遭遇如此猛烈的批评。

然而我在出站不久，和段老师频繁的交集开始发生，当然也不可避免地遭遇一如我当年旁观、现在却要正面迎接的凌厉泼辣的风格。

如今我更加庆幸的是，有机会在段老师最后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能够走近她，她的学术天地和人格魅力给我留下无尽的回忆。

二、于阗：丝路文明研究的一把钥匙

昆仑山的冰川融雪，在塔里木盆地的南缘冲出玉龙喀什和喀拉喀什两道奔腾不息的河流，孕育了丝路南道上最为广阔的和田绿洲，西域三十六国在丝路南道上最大的王国“于阗”，玉韫山辉，就在这里诞生。

在长达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于阗古代文明的建设者，是塔里木盆地中操印欧语系印伊语族东伊朗语支的于阗语的族群。他们在这里建立的于阗佛教文化——思想、绘画、歌舞……与和田玉一起，经由玉门关而输入中原，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因子。于阗矗立在东来西往、南下北上的十字路口，对于阗历史文化的解读，堪称丝路文明研究的一把钥匙。

物换星移，千年过去，如人类曾经使用而被遗忘的众多语言一样，于阗语退出了历史舞台。20世纪的百年历程，西方学者通过探险家获得的出土文书，破译了婆罗米字母书写的于阗语，揭开了于阗历史曾经的光辉。而在于阗语破译之初，中国学者始终缺席，不能不说是丝路研究的缺憾。

21世纪初元，中国国家图书馆终于入藏了一批来自和田绿洲的以于阗语为代表的非汉语出土文书。它的存在，从语文学的角度，为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丝路文明的多样性等特质提供了鲜活的注脚，因此继前此敦煌遗书、《赵城金藏》、《永乐大典》和文津阁《四库全书》组成的国家图书馆“四大镇馆之宝”之后，这一批文书堪列“五大”。而地不爱宝，此前此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等也征集到了新的多语种文书。

然而，谁来释读中国宝藏里这批新出现的非汉语文书？

历史将这一重任交给了当时中国唯一的于阗语传人段晴教授。

段晴老师是北大外国语学院梵巴专业的教师，梵文、巴利文是她早年跟随季羡林先生、蒋忠新先生攻读印度学硕士学位的主业。然而，富有远见的季羡林先生很早就将段老师送赴德国，在汉堡大学师从历史语言学大师恩默雷克（R. E. Emmerick）教授主修伊朗学，钻研于阗文。学成归国的段老师一方面在梵巴专业的领域里讲授梵语、巴利语、犍陀罗语、中古伊朗语等语言及相关文献课程，带领自己的团队在中印佛教文化的文献译介与研究中冲锋陷阵；另一方面，她也在西域非汉语文书的“冷门绝学”领域中，根据零星的出土文献默默耕耘，操练其屠龙之技，直到成批的于阗语文书出现在她的眼前。

千年等一回！

新世纪的门槛上，段晴教授郑重接受了文书的释读任务，为中国学者在丝路历史语言的释读中争得了一席之地。不仅如此，丝绸之路上的其他语种如犍陀罗语、据史德语等等，也都在她的整理和研究范围之中。“山川异所，草木同春！”丝路古代语言的研究因此突飞猛进，为国际学界所瞩目。

然而，3月26日，段老师走了。

那一天早晨起来，看到这个消息，我感到世界一片沉寂，仿佛与段老师行走在前往中亚的考察途中，穿过一片现代人生活着的绿意盎然的村庄，忽然站到了阒无人烟的断垣残壁前。我知道，段老师清脆悦耳的声音从此不再传来。

只是，对于段老师的回忆，此后却像春日的飞絮一般，每天都在心头萦绕。回忆与她相识的场景，总是恍惚在不同的学术研讨会场合，看到段老师从听众席上站起来，向主席台上的演讲者语如闪电般地发问；而我个人历年来接收段老师发过来的种种批评和教诲，似乎也能听到她噼里啪啦打字传过来的键盘声音。

三、于阗语：从佛教经典到人间烟火

2008年，段晴老师的《于阗文本〈修慈分〉》在《西域文史》发表，是我有幸与段老师学术交流的开始。

我从北京大学博士后出站回到新疆师范大学工作，承乏担当起了该校西域文史学科的建设。我在那里开始主编《西域文史》的同人集刊，希望在西域本土创立一个与国际学界相呼应的学术园地。这项工作得到了荣新江教授的鼎力支持，经由荣老师的推荐，段老师将她多年写成的上述长文在《西域文史》第3辑首发。

今天来回顾这篇文章在于阗语研究史上的地位，确实显示出了段老师将在新世纪里大显身手的开端，气象非凡。该文研究的对象实际上是于阗语破译过程中的重要文本《赞巴斯特之书》。这部佛典是集成性质的于阗语文献，率先由段老师的德国导师恩默雷克完成了释读和翻译，为欧洲学者在于阗语研究领域的长足进展奠定了基础。然而作为消亡千年的死语言，发现梵、藏、汉平行文本的存在，得到对应的解读，是破译的关键。段晴老师的团队在研读《赞巴斯特之书》过程中，发现其第三章正是武则天时期的于阗僧人提云般若汉译的《大方广佛华严经修慈分》。由于这部经文再无梵语或藏语平行文本存在，汉语佛典的发现，就成为于阗语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赞巴斯特之书》中的许多于阗语词汇得到了更完善的解读。该文发表的《修慈分》于阗语-汉语对勘，以及附录的于阗语-英语汉语的词汇对照表，无论对于语言研究本身，还是对佛教义理以及于阗佛教史研究而言，都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

2013年，我们在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中心成立大会上举办“黄文弼与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国际学术研讨会”时，段晴老师继续贡献了《于阗语〈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之源与流》的大作。她不仅在以往的于阗语文献和中国国家图书馆新藏的BH3-75/1、BH3-75/2中比定出贝叶经格式的《无垢经》残片，而且也对一件长达539行的私人于阗语长卷《无垢经》进行了比定，揭示了这一佛经从犍陀罗故地到于阗、中原、朝鲜、日本一路东来，在千山万水之隔的丝绸之路上，以不同的文字和语言谱写出源远流长的文化传承。这篇长文发表在由荣老师和我共同主编的会议论文集《西域考古·史地·语言研究新视野》中。此后她关于长卷《无垢经》的整理，更是在2019年出版了专著。

如果说于阗语本《修慈分》和《无垢经》的研究体现了段老师在传世的佛典中利用平行文本而给于阗语学界带来了福音，那么此后她在新出土于阗语世俗文书方面的破译，更展现了精湛的绝学造诣。

2011年，《西域文史》第7辑发表了段老师对出土在策勒县达玛沟的于阗语买卖契约的释读文章《尉迟曜十一年裴捺卖地案牍》。于阗王国的契约文书是中原木匣式的形制，而书写的文字则是婆罗米文的于阗语。这篇论文释读了发生在于阗王尉迟曜第十一年（公元777年）一位名叫裴捺的人出卖房产的事情，同时也讨论了作为“村”的概念的于阗语常见词Bisā-的语源。这桩房产买卖的主人裴捺，也出现在国家图书馆藏BH5-2号案牍涉及一桩舅卖甥女案件的木牍中。此后段老师还将这些零散的裴捺事件绾结起来，写出了《裴捺的人生轨迹》，勾勒出8世纪一个于阗人清晰可循的人生历程。

2018年，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和冯其庸学术馆举办“北京大学丝绸之路文明高峰论坛”时，段老师提供的《于阗伏阇雄时代的两件契约》一文，再次对新疆博物馆藏XB17334、XB17335的于阗语案牍进行了释读。在这里，发生在更早的7世纪后期的于阗王伏阇雄五年和八年的一位名叫清福的人的契约被发现，此人因买卖人口而订下契约、因家人偷窃赔偿而立下字据。这些于阗王国的日常社会琐事，通过揭开封泥、解下绳缚的木牍得以还原。若干重要的于阗语词汇在上下文的语境中找到了对应的词义，为今后其他于阗语文献的解读提供了帮助。我也因此有幸与荣新江老师在会议论文集《丝绸之路新探索：考古、文献与学术史》中编辑了这篇有意思的论文。

2021年，我们又在新疆拜城举办了“刘平国刻石与西域文明学术研讨会”，段老师提供的最新的研究成果，是关于国家图书馆藏BH4-68的于阗语案牍的。这篇题为《浸没的家产》的论文，记录了于阗国一个僧房被盗的案件，这一份梵语和于阗语夹杂的文书，详细记载了盗窃案被侦破的过程，以及对于行窃者喆遮疾的重罚——所有家产被浸没。文书的发生时间，也被准确地考订在629年前后。这一细节清晰的案子被揭秘的论文，发表在李肖教授和我共同编辑的《坚固万岁人民喜》的论文集中。可惜，在我写作这篇怀念文章的此时此刻，它才被印刷出来，段老师已经不能亲眼看到。

段老师“重译”的这些于阗语文书，为我们展示了千年以前的丝路古道上，一个绿洲王国在成熟的社会制度下的民间日常生活。它们与前此揭示的于阗语佛教经典一道，共同构成了千年以往僧俗交融的于阗文明之一斑。

四、犍陀罗语：佉卢文释读的新时代

事实上，关于裴捺的于阗语契约在《西域文史》发表之前，段晴老师和她的团队已经在国家图书馆藏新出其他非汉语文书方面整理有年，其中一批是比前此于阗语文书还要早差不多四五百年的佉卢文木牍。

佉卢文本身是一种死文字，是梵语“佉卢虱吒”一词的简称，汉译佛经称为“驴唇”，意指“像驴唇形状的文字”。它最初起源于犍陀罗地区，书写于印度西北地区的俗语方言，剑桥大学的伊朗语大师贝利（H. W. Bailey）将其命名为“犍陀罗语”。这种文字在3—4世纪流行于环塔里木盆地诸绿洲，一个世纪前的西方探险家如斯坦因、斯文·赫定（Sven Hedin）等最早在这一地区获得了一批文献。它们没有可以凭借的平行文书，因此，段老师和她的团队在以往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知难而行，后来居上，再度开启了21世纪中国学者佉卢文研究的新里程。

2010年，《西域文史》第6辑有幸接收了这些文书的第一批成果：段老师和她的学生张雪杉、皮建军对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四件佉卢文木牍的释读文章《中国国家图书馆藏BH5-3佉卢文买卖土地契约》等三篇。论文不仅将这些丝路南道上的信件、买卖土地契约和判决文书进行了完美解读，确定了它们制作于3世纪末4世纪初的时间，解决了它们的出土地点是在精绝国，还附录了以这些木牍文书为基础而制作的佉卢文字母表，为后期文书的不断解读提供了参照。而后续的成果确实接二连三，喷薄而出。

2017年，在我和孟宪实教授编辑的王炳华先生八十华诞祝寿文集《探索西域文明》中，段老师提供了《佉卢文的证言——青海藏医药文化博物馆藏两件佉卢文尺牍研究》一文。青海藏医药文化博物馆总计收藏有4件佉卢文尺牍，这篇文章刊布了其中两件，发表了她的转写、翻译、释文等。虽然这些尺牍的征集地远在拉萨，段老师根据“此文牒由佛图军（Budhasena）持有”的字样，判断它们均出土自新疆民丰县的精绝遗址，也确定了它们撰写于安归伽王二十五年、二十六年（约271年、272年前后）的时间点。其中的文牒一是证明自身清白的法律文书，文牒二也是一件法律证书，通过立誓标明其完成的宗教仪轨是“神咒”而非巫术。它们都涉及鄯善王国解决纠纷的一项特殊法律程序——证言的重要性。

2018年，段老师将她团队中的研究生姜一秀的文章《中国所出佉卢文书所记载的古鄯善国的刑罚及其源流》推荐在《西域文史》第12辑发表。在研究新疆博物馆所藏30余件未经释读的佉卢文文书的基础上，作者在这篇文章中对中国所出佉卢文文书中的刑罚问题做出了汇总，从受刑者身份、罪行以及刑罚方式等方面考察鄯善的刑罚类别与特征，结合同时代鄯善国周边文明中涉及刑罚的传世文献与出土文书，总结了这些刑罚源自多种文化的影响。

正如段老师论文所言：“每一件佉卢文简牍皆是奇迹，将发生在久远之前的、被沙漠掩埋的、一隅之地的人类文明保鲜下来，至今令人能够通过这些文书而窥见、感触到鄯善王国的社会生活。”

正是这样一点点的积累，塔里木盆地的佉卢文文书，迎来了释读的新时代。

五、据史德语：面对百年挑战

段老师在《西域文史》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是2021年的第15辑上《黄文弼发现的两件据史德语文书》。这篇论文涉及另外一种塔里木盆地的语言——“据史德语”，它是用婆罗米字母记录的在今巴楚、图木舒克绿洲中古民族所使用的语言。1935年，国际语言学界把德国吐鲁番探险队从新疆图木舒克发现的一组婆罗米文写本分离为东伊朗语支的一支方言，并在其后命名为“图木舒克语”。作为一个非正式的称呼，一直到1992年，才有荣新江老师发表论文《所谓图木舒克语中的“gyaźdi-”》，揭示其真正的语言名称为“据史德语”；其后他还和段晴老师一起合作了《据史德语考》的中文论文，更全面地为这一塞语方言的名称定谳。但是迄今为止，这一语言的写本总数也不到80件，而且绝大部分是世俗文书，几乎没有可以参照的平行文本。

2014年，刘子凡博士毕业来北大博士后流动站，由我承乏担任合作导师，进行“黄文弼与中国早期西北考察”的研究。那时，另一位年轻的西域历史语言学家庆昭蓉博士刚刚发表一篇论文，认为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中记录的在图木舒克“托和沙赖”遗址（今多译为“托库孜萨来”，俗称唐王城）发现的4件非汉语文书是龟兹语的世俗文书，因此其出土地点应该是库车某地。她通过文书内证做出的结论非常坚实，但也遭到外行的质疑。如果能够找到黄文弼在图木舒克获得的文书，这个疑问就涣然冰释。我请刘子凡博士根据线索，首先做这一调查。他果然不负所望，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档案馆的胡适与黄文弼的通信中发现了附录其中的未经刊布的两件非汉语文书照片。这正是所谓的“托和沙赖”文书！

作为于阗邻近地区出土的婆罗米字母文书，我们当然想到了请段晴老师来进行破译。段老师也首先是在第一件文书第10行判断出“据史德国王”一词的。此时的段老师，正在巴利语佛典的翻译和于阗语、犍陀罗语的文献整理中“南征北战”，分身乏术。但是她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一项目。2020年，她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投身据史德语的研究，最终破解了这两份难得的文书。

按照段老师的研究：图木舒克遗址区出土的写本所使用的婆罗米文字，与龟兹一带出土的吐火罗语B所用文字几近一致，却有独创的12个字符，体现了据史德人的身份文化认同。黄文弼发现的文书，使用了受中原影响的生肖纪年，书写时间相当于唐高宗年间（650—683年），第一件《弥那藩王的承诺》记载了两项承诺，一是弥那藩王邀请米奴一家定居从事畜牧业，承诺提供食物和住房，二是青年男子乌郎在母亲失踪的情况下，承诺成为妹妹妙意的监护人。第二件《供养师傅书》则可能是某人表达供养师傅的意愿文书。在这一系列民间契约文书的背后，又隐含着图木舒克绿洲在6世纪前后受到丝路南北道当地文化和唐朝经营西域的多元影响。

1929年，黄文弼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在图木舒克获得的这两件文书，曾经委托当时在北平的语言学大师钢和泰（Alexander von Stael-Holstein）、葛玛丽（Annemarie von Gabain）予以释读，也请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的外方团长斯文·赫定和理事长胡适寻找解人。但在当时的国际语言学界，尚未能够破解据史德语，这两件文书在将近百年的时间中延宕着，也被历经战乱的黄文弼所遗忘，直到与段老师邂逅。

2021年5月，北京大学举行期刊建设的座谈会，书记和校长都极为重视，同时前来参加。《西域文史》作为全校60多种人文社科集刊中唯一的丝绸之路研究刊物，被要求作为代表进行汇报。在论及本刊“展示高水平研究成果”的目标时，我只是举了段老师的这篇文章予以说明：

在“展示高水平研究成果”方面，以最新一集的《西域文史》为例，打头的文章是本校外国语学院段晴教授的《黄文弼发现的两件据史德语文书》。据史德语是曾经流行在新疆丝绸之路上图木舒克一带的已经死去的语言，因为文献资料的缺失，破译艰难。1929年，北京大学教师黄文弼参加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获得的两片据史德语文书，曾经委托斯文·赫定在欧洲寻找解人，也曾交给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在他遍地是朋友的美国予以识读，但都没有成功。90多年以后，我们从胡适档案里找到这两片雪藏了差不多一个世纪的文书图片，终于由段晴老师成功破解。这篇文章，对于丝绸之路的研究、对于国际历史语言学界来说，差不多也会是一个小小的地震。

虽然是很外行的介绍，但段晴老师在北大的耕耘和收获，已经使全场为之动容。会议结束，书记走过来要走了被我涂改满篇的发言稿。

在一个月后《西域文史》出版之际，德国的回鹘语大师彼得·茨默（Peter Zieme）先生即迫不及待地来信，希望尽快读到这篇文章。

事实也确实如此，是段老师的释读，使得黄文弼发现的文书百年重生，据史德语千年梦回！

六、下车间：为了中国学术的进步

我是如此荣幸，得以通过《西域文史》和各种不同的会议论文集，编辑了8篇段老师关于西域古代语言研究的中文论文，先睹为快她在西域非汉语文书研究中的成就，并一斑窥豹，视如家珍地在这里介绍我所知道的段老师成果的点点滴滴，虽然它们还远远不能涵盖段老师在冷门绝学的多个领域散发出来的耀眼光芒。

但是，这种不仅属于我、也属于所有中文读者的荣幸，却是建立在段老师对于自己的研究成果付出双倍精力的情况下才得以实现的。因为，段老师的学术成果首先属于英文通用语的国际学界，正如荣老师在《西域胡语文献研究获得新进展——段晴教授及其团队的贡献》中所说：“这些西域文书的解读研究，在国际上是属于伊朗学、印度学、中亚学领域，因此备受关注，但这些学术领域的通用语言是英语。因此，这个团队从一开始就具有国际视野，把陆续取得的研究成果，用中英文同时发表。这就是我们从本文注释中看到的，大多数中文文章都有对应的英文论文。”

然而，段老师始终将她的成果面向国际语言学界和中国文化两个不同的层面，这是她从季羡林先生那里继承的重要学术品格。在《德国的印度学之初与季羡林先生的学术底蕴》一文中，她称道季羡林先生：“能使用两种不同的风格面对两个不同的学术群体，这是因为季先生了解中国学术圈的水平以及所关心的问题所在，也了解世界相关学术领域的水平。唯有处于中外两个不同学术世界之水平之巅的人，才能游刃于两个世界。”毫无疑问，这也成为她努力的目标。但是面对中国学界长期脱节于国际学术的轨道，段老师需要付出更多的精力来处理她的中文面向。

我从最初接收《于阗文本〈修慈分〉》开始，便见识了这份辛苦。

这篇将近60页的文章，首先就在排版过程中遇到了不小的麻烦。它涉及西方语言学规范中无数的排版细节，在《西域文史》过去的编辑过程中，还没有遇到过如此巨大的挑战。《西域文史》的出版单位科学出版社，也算是国内顶级的出版社，但是通过原有的以中文为主要对象的排版系统打出的校样，与应有的语言规范差距甚大。段老师在之前赐稿的时候，就特别强调：“我的稿件中很多特殊字符，请校对人员认真把关，我自己也要看校样，必要时去车间修订。”此后，在与刚刚接任《西域文史》责编的郝莎莎的通信中，我知道段老师果真去了两次排版厂，盯着排版逐字改定。有一次，莎莎告诉我：“段老师昨天在排版厂一直待到晚上十点，拿走了新出的样稿再校正一遍，基本就差不多了。”

那时我在新疆，无法体会到段老师不断下厂的费心费力。不过，为了一篇文章的校勘需要两次前往排版厂去对接，如果是我的论文，也会火冒三丈。

2010年，我重返北大，《西域文史》也成为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和新疆师范大学西域文史研究中心共同合办的同人刊物。当我再次写信向段老师约稿的时候，她凌厉的语言通过邮件接二连三追了过来：

告诉我，什么时候截稿？另外，再不要在那家出版社出。

如果仍在那家出版社，一定要换排版公司。不然，即使辛苦，也是没用的。上次勉强排出来的东西，是不合规范的。说是别地的出版物，还勉强可以，但是，如果说是北大的，一定不合格。

排版问题不解决，出版这一期是没有意义的。请出版社找能够用Indesign排版的公司，即可解决问题。

……

在来来往往的信件中，段老师简洁的短语劈头盖脸，让我无地自容。我于是想起了第一次在静园见到段老师的样子。从那时候的“北大声誉”到眼前“北大的出版物”的提醒，段老师已然用北大与一流学术的标准自律律人，不进则退！

最后，《西域文史》从第6辑起，使用了兼容性更强的Indesign排版系统；之后我参与编辑的论文集，遇到特殊字符较多的论文，也一定向出版社声明这一要求，保证了一校出来不至于一塌糊涂。即便如此，段老师在校勘上付出的精力并不因此减少，我也多次听说她在京沪两地奔波，就是为了去上海校勘她在中西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论著。一旦遭遇大量的西文和特殊字符，国内排版的短板便暴露无遗，这似乎不是《西域文史》和科学出版社一家单位的问题。中国学术尤其是丝绸之路研究的全球化，即此一点，就有待于我们共同的努力。

此后的段老师依旧乐此不疲地用英汉双语在海外和国内发表她的成果。我想，她时刻记得在她的文章中引用的季羡林先生的名言：“我们也绝不能把自己关在自己民族语言研究的大门之外。我们在这方面应该做出至少不低于其他国家学者水平的贡献，这才符合我们国家的地位。”（季羡林《吐火罗文研究》）她也一定在以学术的行动默默承担着中国学术进步的重任。

正是由于段老师的身体力行，《西域文史》开始不断发表排版唯艰的西域历史语言研究论文，确实为刊物在国际学界创下了品牌。沈卫荣教授那时也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创办了《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曾经和我开玩笑说：你的刊物也快成了“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了。

七、重建巴别塔：充满爱心的学术共同体

巴别塔是《圣经·创世记》中的一个故事：人类在使用同一种语言的时代，希望建立一个通往天堂的高塔；这时上帝出来，让人类说不同的语言，分散各地，阻止了这个计划。“重建巴别塔”从此成为语言学乃至全球化的一个隐喻，表达了人类实现沟通、取得共识的追求。

回忆与段老师的交往，我深感她正是这样一位用爱心重建巴别塔、打造学术共同体的理想主义者。

段老师及其团队解读于阗语等非汉语文书的杰出才能，一方面是他们与西方学界交流、对西方学者释读中古非汉语文书成果的继承，另一方面也在于他们对西域汉文文献成果的理解。众所周知，两汉时期中原王朝的西域经营，已经在塔里木盆地的西域三十六国中带来了持续的汉文化影响，从制度到词汇的互相接受，对于不懂汉语的西方学者来说，是一个缺憾。段老师却在西域文史的领域里，深入到中国学者不同的群体中左右逢源。在我参与组织的几次偏重于历史、考古的西域学术会议中，段老师总是最积极的参加者，甚至呼啦啦地就约了一批从事语言学的同道参加进来，组成了会议的一个语言学主题。

我至今还记得段老师在完成佉卢文木牍的论文时，向我咨询文中弥里码（milima）这一容量单位如何换算为作物的重量单位的问题。这在西域汉文文书的研究中已经不是问题，裴成国博士提供了吴震先生的研究成果，解决了她的度量衡换算。而在佉卢文木牍中频繁出现的“cozbo”一词，她也在后来的研读中，由原来释读的“州长”而改为与汉语官称“主簿”的完美勘同。在《黄文弼发现的两件据史德语文书》中，段老师对据史德王时代的种种文化变迁，提示了贞观二十二年唐朝进击龟兹对塔里木盆地周边邻国之间的制度影响。这些，无疑都是她与不同的学术圈互动而获得新知的结果。

《西域文史》也总是时不时地得到段老师代为邀约的丝路文明研究的不同文章。有时是段老师带着一组文章来投稿，如前述张雪杉、皮建军等人的论文；有时是她将青年同事的文章引荐给我。从事巴列维语研究的吴赟培的《琐罗亚斯德教星象学》、从事乌尔都语研究的张嘉妹的《〈福乐智慧〉中的苏非主义思想》，都是这样不期而然地成为《西域文史》的重要篇章的。2021年7月，甚至为了外院蒙古语青年教师袁琳的研究，她也会热心张罗一个小型报告会，不耻下问地让我安排历史圈的相关研究者带着“历史系的思路以及掌握的材料给我们新的启发”。正是有了段老师这样热心者的参与，《西域文史》这样一个冷僻的刊物，总能在不同的领域遇到它的作者。

段老师去世的那一天，北大图书馆的汤燕老师发给我一张照片，是我们一起在2021年6月参加“刘平国刻石与西域文明学术研讨会”的留影。我在博孜克日格沟口为与会专家介绍刘平国刻石的情况，段老师举着她的手机录音给后续前来的她的团队。那天谷口的风出奇地大，但是她坚持着托举手机的动作，直到我讲完。她的团队意识，总是出现在她生命的时时刻刻。

在我的记忆中，段老师也是少数因为研究新疆而去过无数次新疆的学者。我虽然在新疆生活多年，后来与段老师一起到新疆，却常常有她的朋友在各地出面前来招待。究其原因，也是她毫不吝惜为新疆奉献的缘故。2016年，她忽然就申请了一个公益项目去做“新疆地区民间文化的调查与传扬”，并在翌年在石河子大学举办了“首届新疆民间文化高级研修班”，全程免费给新疆各地特别是南疆喀什、和田的地方院校教师提供进修的机会。

最初在她申请这个项目并请我们提供建议时，我认为那纯粹是一个耽误自己研究的工夫而得不偿失的举动。当然，在她义无反顾地开始执行这个项目时，我也认真准备了一次演讲前往“声援”。

其实，在报到的第一天，当我看到从南疆和田前来的老师带着兴奋而紧张的表情在石河子大学的校园里问路时，忽然便热泪盈眶：对于边疆地区的教师来说，这是个多么难得而幸福的充电机会！也许，他们在遥远的地方，已经多少年没有这般轻松的交流了。为什么不是我，而是段老师——她比我更加感同身受——安排了这一场学术的盛宴呢？

3月30日，阴雨霏霏的日子，我在校园里坐大巴去送段老师最后一程，文研院的渠敬东老师与我邻座，共同回忆起2021年和段老师的最后一面。他说：去年接到段老师的最后一个电话，是在她手术之后，托付我为9月份前来文研院驻访的一位新疆少数民族教师安排好住宿。

无论有多远，哪里是段老师的学术研究覆盖到的地方，哪里就是她关爱的学术共同体所在！

八、梵巴教研室：海棠依旧，先开了北枝

每年的春天来临，从北大西门过校友桥，便是一片姹紫嫣红、次第开放的花海。外文楼前的一溜西府海棠，在西头的杏花盛开的时候，都在悄悄含苞，以待接力。4月初的时候前来，资深的北大人会告诉你一个特别的秘密：只有外文楼前的六株海棠花，浑不吝“向阳花木易为春”的格言，靠墙的北枝总是先期怒放。

五年前，段老师被聘任为北京大学的博雅讲席教授。一次餐叙时，我写了一首诗表示祝贺，便把这个物理现象嫁接给了她：

贺段晴博士受聘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

东语系南墙海棠，每岁北枝必先著花，簇拥段师二楼窗前。岂花亦解语，而必为之首开欤？

梵巴贝叶驴唇字，

更探氍毹吉尔伽。

筑得人间巴别塔，

海棠先著北枝花。

每句都用了典故，实际是诗之大忌，但都是段老师这个圈子里的典，她一看就懂。第一句是说她在梵文、巴利文、贝叶经、佉卢文等非汉语领域的独步，第二句是说她近几年来从和田一组地毯识读来自苏美尔史诗《吉尔伽美什》元素的研究心得，第三、四句是说她的事业如巴别塔的重建，连海棠也为她改变物性、先开了北边的花朵。第三句本来也写作“老妇皤皤谁晓得”，用段老师的今典，因为在她得意的时候，便会自称“大老太太”，便会用苏白“晓得伐”。

段老师看了我的诗，忽然诗兴大发，说我这句不行、那句不行，塞给了我一堆需要修改的方案，如应该要写季先生梵巴教研室的开创之功、要写我们团队继承了季先生的学术在国际学界如何如何、要写……我苦笑一下，打断她说：段老师，小诗容不下您这么多前因后果。

是的，段老师的一生是那多姿多彩的诗，我怎么写得动？

又是人间的四月天，月初的一个傍晚，我特地去了一次外文楼下。我在那里伫立很久，只为了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对段老师说一声：

梵巴教研室南窗下，海棠依旧，先开了北枝。

2022年4月26日，段晴老师辞世一月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