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呼吁救济

1945年7月，英国诗人斯蒂芬·斯彭德（Stephen Spender）从法国前往德国执行一项特别任务。在魏玛共和国垂死的那几年里，他曾在汉堡和柏林居住，之后便再也没有回去过。这一次，斯彭德以同盟国管制委员会（Allied Control Commission）官员的身份来到德国的英军占领区，执行一项为期6个月的不同寻常的任务，内容是“了解德国知识分子的生活与想法，重点是发现德国文学界幸存的人才”并“了解图书馆的情况”。他为此次任务撰写了日志，在1946年以《欧洲见闻》（European Witness）一书出版，是关于遭到毁灭的欧洲最早的第一手回顾资料。几年前的1942年，斯彭德出版过一本名为《毁灭与景象》（Ruins and Visions）的诗集，里面谈及他的个人体验，主题包括空袭、纳粹势力占领法国与死亡本身。但他没有做好准备，来面对在德国等待他的废墟和景象之震撼与规模。科隆的市容——或者说，科隆的遗迹残骸——深深地震撼了他，“经过科隆时，我的第一印象是这里居然连一间房屋也没有剩下”；烧得焦黑的残垣断壁“就像一张薄薄的面具，挂在潮湿空洞的、散发恶臭的、内里已被彻底破坏的房屋前面”。同样令他内心不安的，还有惨状堪比废墟的幸存者：“居民的内心就像这座城市，同样沦为废墟。他们就像一个流浪的部落，在沙漠中发现了一座荒废的城市，在那儿露营、居住在地窖里，在废墟间搜寻抢掠一个死去文明的残存之物。”[1]

对斯彭德而言，这些惨遭轰炸的城市里正在冒烟的废墟，不仅仅表明它们是希特勒第三帝国的牺牲品。这些“鬼城”已经成为“我们文明的丰功伟绩”，它们的废墟“是我们这个世纪的造物，正如哥特式大教堂是中世纪的造物”。斯彭德承认，“我们这个时代造成的骇人听闻的情景”令他感到心中不安，而与之密不可分并且令他更加心烦意乱的，是对“德国的废墟将有可能波及整个欧洲，令其同样沦为废墟”的担忧。令他感到困扰的情形还有：“当我走在波恩的街头，一阵风刮起散发着腐朽气息的废墟尘土，味道就像胡椒粉那般辛辣扑鼻，愈发令我觉得我们的整个文明只有脆如蛋壳的墙壁作为保护，一天之内就会被吹倒。”[2]

描写欧洲文明在零点时刻（Zero Hour）崩溃的人并非只有斯彭德。对他与其他人而言，对文明的呼唤与19世纪早期浪漫主义时代对文化传承断绝的思考根本不可同日而语。我们将会了解到，这些记录讲述着巨大的冲击和断裂，它们意味着欧洲的权力和文化力量的急剧崩溃。大规模的毁灭也促成了对采取行动的呼吁。本章将探讨来自新成立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简称“联总”（UNRRA）］的外国观察家、慈善工作者与国际救济人员如何见证了欧洲沦为废墟，并在战后立刻投身在物质层面与道德层面的重建工作前线。这不是小规模的历史演变，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标志着19世纪欧洲文明教化使命的彻底逆转。长久以来，欧洲一直是在全球各地积极传教的力量，现在，这里的传教活动却热火朝天，也颇受外部力量的影响。外国救济机构——它们既有宗教背景，也有世俗背景——为在轴心国占领时期受尽苦难的人们提供援助；“联总”在遍布欧洲的16个国家开展任务，并照顾德国、奥地利与意大利的流离失所者（DPs）。这些由国际协调进行的大规模救济任务是战后推行国际主义的大胆实验，也导致了冲突与争议。虽然冷战的起点通常被认为是1947年杜鲁门主义的发表或1948年至1949年的“柏林空运”行动（Berlin Airlift），但其实它在流离失所者安置营里就已经开始出现。我们将关注这些直面废墟、难民和所谓文明危机的国际援助工作者的日记与照片。在战后欧洲第一批叙述者和建造者当中，有服务于宗教慈善团体和国际政府组织的外国志愿者，他们的工作对欧洲大陆的物质与道德重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45年是报应来临、苦难深重的一年，这体现于堆积成山的瓦砾、尘土与死尸，令欧洲大陆面目全非。一座座城市被摧毁，格尔尼卡、鹿特丹、卡昂（Caen）、德累斯顿和华沙被夷为平地，成为全面战争时代的建筑标志。华沙超过九成的房屋被摧毁到无法修复的地步，明斯克、布达佩斯、基辅和哈尔科夫（Kharkov）以及临近战争结束时的许多德国城市也遭受了相同的命运。即便如此，谈到毁灭的严重程度，柏林仍占据了特殊地位。美国战地记者威廉·夏勒（William Shirer）形容柏林为“一大片满是瓦砾的荒芜之地，其中散布着没有屋顶、被烧毁的建筑，低矮的日头从原本是窗户的地方照进来，看起来就像是捕鼠器”。死亡、阴森的寂静与末日的感觉是当时描写战败德国的主基调。一个在柏林的英国士兵被“笼罩一切的寂静”深深震撼，在寂静中，人们“低声交谈，似乎害怕吵醒埋在废墟下的死者”。苏联战地记者注意到柏林“一片狼藉，到处是巨大的弹坑、被烟熏黑的石头、混凝土碎屑、扭曲的钢梁和玻璃碎片”，这总是令他们感到心满意足。[3]

观察家经历了超出理解范围的毁灭，尤其是德国与德国人被彻底颠覆的命运。夏勒在1945年11月3日的柏林日记里写道（当时已经停火将近6个月了），他根本无法“以言语去真切地描述这座已被摧毁得面目全非的宏伟首都”，也无法去描述这个一度意气风发而如今却遭遇彻底失败的“优等民族”（master race），他们“在废墟间翻寻，沦为神志恍惚、意志消沉、瑟瑟发抖、饥肠辘辘的可怜人，失去了意志、目的或方向感，像牲畜般觅食和寻找栖身之所，只为了再苟活一天”。《纽约客》（New Yorker）记者珍妮特·福兰纳（Janet Flanner）强调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上一场世界大战的区别：“上一场战争的失败并没有令德国本土有任何损失，而这一次，毁灭者自身遭受了毁灭。”来自费城的年轻贵格会信徒科妮莉娅·斯特布勒·吉勒姆（Cornelia Stabler Gillam）曾到欧洲举行钢琴演奏会以慰劳美军，她在1945年6月一封写给父母的信件中描述了亚琛这座大城市的毁灭：“人们像老鼠一样爬出他们居住的沦为废墟的建筑，”“有好几次，我害怕自己会失声痛哭，我知道这么做可能会产生误解。我不是在为德国人哭泣，而是在为全世界哭泣。”[4]

德国作家也记录了内心的震撼与困惑，尤其是那些结束流亡返回祖国的人。克劳斯·曼（Klaus Mann）以美国军方报纸《星条旗报》（Stars and Strips）记者的身份回到心爱的慕尼黑时，记录下了心中的疑惑与绝望：“这里曾经是德国最美好的城市，如今却变成了一座巨大的墓地。我差点在那片曾经很熟悉的街区迷路了。”西奥多·普里维尔（Theodor Plievier）在1945年春天从莫斯科来到德国，描述了德累斯顿“奇怪的幽灵般的”气氛，“一堆又一堆的瓦砾和碎石冻结了似的纹丝不动”。在《废墟之城行记》（A Journey through the City of Ruins）一文里，阿诺德·茨威格（Arnold Zweig）将柏林的废墟描写为“全面战争的反噬”，一道阴森的等价交换公式：“灾祸就是在这里被释放：曾经有10万张喉舌在体育馆高呼赞成，就有10万间房屋沦为废墟，当中便包括那座体育馆，”“柏林为希特勒与戈培尔（Goebbels）的花言巧语付出了惨痛代价”。对于茨威格与其他人而言，柏林的毁灭是第三帝国战争机器的暴力行径在战争最后两年反噬德国而导致的报应。[5]

柏林激发了对欧洲在全面动乱的情况下命运将何去何从的历史反思，人们援引古典历史以理解毁灭的含义。斯彭德来到德国国会大厦与总理府的废墟，“那种感觉就像来到古罗马竞技场，心中怀着相同的惊诧，激起相同的想象”。哈里·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曾长期担任富兰克林·D. 罗斯福总统的顾问，1945年，他从飞机舷窗俯瞰柏林，将其比喻为“第二个迦太基”。客居英国的波兰流亡历史学家伊萨克·多伊彻（Isaac Deutscher）将这座遭到狂轰滥炸的第三帝国首都比喻为远古废墟，1946年，他在发表于《观察者报》（The Observer）的文章里写道：“柏林令人觉得它犹如一座奇迹般被保存完好的远古废墟——就像庞贝或奥斯提亚（Ostia）——只是规模更加庞大。”这种废墟浪漫情怀在第三帝国时期就已经存在，阿尔伯特·施佩尔（Albert Speer）曾惆怅地期盼他所设计的柏林大型建筑能在经历几个世纪的自然侵蚀之后依然闪耀着崇高之美。在1945年，施佩尔臭名昭著的“废墟价值理论”以野蛮的形式得以实现，千年帝国就只剩下彻底战败后静默无声的废墟。[6]

外国人士留意到德国的幸存者对于这场毁灭的反应。一个贵格会救济人员在记录中写道：“我见证了一种麻木的绝望，如此多你曾经了解的美丽城市如今已不复存在，你几乎无法意识到不可挽回的损失有多大。”这种绝望的感觉不会立刻消散。另一个英国贵格会信徒在描述1946年5月于柏林举行的一场艺术展时，察觉到“一种令人震惊的启示，让人了解到当前德国人心中是多么混乱与沮丧，所有这些汇聚为一个充斥着恐怖、灭亡与虚无的故事”。据一本日记主人的记载，在伦敦市民热烈庆祝德国无条件投降，“特拉法尔加广场陷入兴奋疯狂，半个伦敦灯火辉煌”之时，黑暗与寂静笼罩着德国。德国的日记主人以“零点时刻”（Stunde Null）去形容他们的世界彻底崩塌。一个柯尼斯堡人在欧洲胜利日的日记里总结了战争的影响，他说：“由伟大的德国统治世界这个迷梦的结局，就是欧洲沦为废墟，而苏联的势力范围大大扩张。”对毁灭程度最精确的描写，或许出自一个14岁的柏林少年之手，他在1945年5月见到躺在公园里和马路边的尸体，总是被扒个精光，根本分辨不出那到底是中枪的士兵还是被杀害的平民。他继续写道：“被强暴的女人大张着嘴巴，里面的金牙已被强盗撬走。在焚毁的房屋废墟里躺着烧得半焦的尸体。再也没有紫丁香与洋水仙为这个春天带来芬芳。”[7]

这种现实世界和伦理道德彻底毁灭的感觉最深切地体现于对解放集中营的记述。在1948年的回忆录《欧洲的十字军东征》（Crusade in Europe）中，驻欧洲的盟军最高指挥官德怀特·D. 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回忆在解放布痕瓦尔德附近的奥尔德鲁夫（Ohrdruf）分支集中营时，他“直面了证明纳粹政权的残暴行径与罔顾道义的无可辩驳的证据”，并补充道，“我从未体验到同等程度的震撼”。艾森豪威尔深受触动，当即便致电华盛顿与伦敦，讲述自己的所见所闻，敦促两国派遣“各大报刊的编辑”，并推举代表前往德国，“不让猜忌怀疑有任何存在空间”。12位美国国会议员、18位报刊编辑与8位英国下议院的议员在1945年4月考察布痕瓦尔德时，目睹了——用一个随行的美国记者的话说——一桩“有组织的反文明罪行”。英国工党下议院议员梅维斯·泰特（Mavis Tate）在刊登于《旁观者》（Spectator）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我刚从德国回来，目睹了德意志民族内心深处的邪恶与暴虐，一个几世纪来大谈西方文化与文明的民族居然是这副德行，实在是令人始料未及。”[8]

据英国目击者的描述，贝尔森的“恐怖营”（horror camp）是纳粹势力的残酷暴行与人类苦难最为阴森残酷的表现。英国广播公司的战地记者理查德·丁布尔比（Richard Dimbleby）在报告中写道：“经过栅栏之后，我发现自己置身于噩梦之中。马路和车辙两旁堆放着死尸，其中一部分已经开始腐烂。”1945年4月24日，德国策勒的市长与该地区其他城市的市长以德国人民代表的身份被召集起来，亲眼见证在贝尔森发生的暴行，高音喇叭上在朗读一则德文告示：“你们在这里所见到的情形令德意志民族蒙上莫大的耻辱，它的名字必须从文明民族中被清除。”一位市长在掩面痛哭，另一位市长在恶心呕吐。英国陆军第八军团的犹太拉比莱斯利·哈德曼（Leslie Hardman）只是请求英国军官耐心对待被解放的囚犯，因为作为一个民族，他们不仅遭到“蓄意的灭绝行动，而且他们的灵魂已彻底崩溃”。[9]

据贝尔森的幸存者讲述：“在我们得到解放的那一刻充满了诡异的寂静。我们太虚弱了，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已经无法感受到快乐。”据一个英国士兵的记述，被解放的囚犯“似乎连话都说不清楚，哪怕我们之间语言相通”。贝尔森标志着文明自身的终结和转折点，W. J. 巴克利（W. J. Barclay）军士撰写的《贝尔森报告》（Belsen report）开头第一句便尖锐地表达了这一点：“贝尔森。文明的纪年1945年4月21日。”在伯根集中营（Bergen camp）于1945年5月21日被焚毁之前，英国官方在入口竖起了一块控诉其罪行的告示，结尾写道：“在这里曾发现1万名未被埋葬的死者，另外还有1.3万人丧命于此，他们全都是德国的欧洲新秩序的受害者，也是纳粹文化的范例。”[10]

在描写德国彻底战败与全面毁灭的文字中，形容末日灾难的语句俯拾皆是。在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上，被征服的德国及其原来的首都被分割为不同的占领区。德国失去了自主权，任由同盟国处置。虽然当时有一些观察家（之后还有许多历史学家）对这种“白板”（tabula rasa）情绪表示异议，因为它抹除了与过去的延续，但“零点时刻”这一用语深刻地揭示了这个历史时刻的内涵，在这个时刻，过去与未来似乎融合为永恒的当下。过往的其他重大历史动荡（如法国大革命与俄国革命）都自豪地声称他们的政治革命具有拯救世界的意义，是造成断裂的全球性重大事件，使1789年或1917年成为现代政治的起点，重写了历史进程。尽管1933年的纳粹革命并没有带来同样的“历史至此终结，新千年即将展开”的感觉，但第三帝国“国祚千年”的自我吹捧却广为流传。戈培尔与其他纳粹理论家一直在不知疲倦地鼓吹：1933年始料未及的希特勒掌权是20世纪在规模和影响力上足以与法国大革命相媲美的政治事件，远远超过了之前发生并为它所深恶痛绝的苏维埃革命。[11]

“零点时刻”这个词语标志着彻底的灾难与毁灭，是以往充满希望的革命宣言的对立面。它是一个负面的词语，意味着历史被彻底清除。熬过黑暗时刻的经历对中欧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情——在黑死病肆虐与三十年战争时期，以及世界大战开始与结束时，相似的末日来临的感觉被记录了下来。魏玛共和国早期曾经历恶性通货膨胀，货币在不断贬值，每一天的生活都会迎来数字“零”的急剧增加——在1924年，情况一度严重到1兆德国马克兑1美元的地步。在恶性通货膨胀的那几年里流传着许多恍如狂欢节的故事，人们用平板车推着钞票匆匆赶到银行，在钞票进一步贬值之前存进去，这概括了魏玛共和国早期经济生活一团糟的情况。德裔保加利亚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埃利亚斯·卡内蒂（Elias Canetti）记述了一个建立在节俭、理性交换和心理预期之上的世界（更不用说安稳的过去和对未来的乐观）对于个体和国家而言是如何突然被清零并消失得无影无踪的。1945年，“零”的意义发生了剧变，彻底战败导致食物和住房短缺，政治局势动荡，道德秩序崩塌，这些都是自三十年战争以来未曾见过的情况。与魏玛共和国时期不同，1945年并没有在大规模地制造货币单位后面的零，令其币值不停缩水；更确切地说，它标志着价值观与文明的陨落，是欧洲文化的归零点（Ground Zero）。现在这片大陆的标志是废墟与流离失所者，就好像香烟、苦难和怨天尤人成为中欧的普遍现象。[12]

对由许多作家与观察家做出令人难忘的描述、已饱受摧残的中欧来说，仍有大量实际工作需要完成。文明不只是一套已经摇摇欲坠的价值体系，它还意味着必须迫切务实地组织行动。在这种情形下，文明从传统精英人士的专用词汇转变为对战争受难者实施救济的呼吁。流离失所者安置营的大部分日常工作由外国救济人员执行，大部分人来自英国、法国、加拿大和美国。这片大陆有数百万流离失所者、被驱逐者和战俘躲在临时搭建的安置营里瑟瑟发抖，这些安置营密布于欧洲中部和南部从前交战的地区。瑞典小说家斯蒂格·达格曼（Stig Dagerman）在创作于1946年的作品《德国之秋》（German Autumn）中将难民描述为时代的见证者与象征。“这帮不受欢迎的人衣衫褴褛，目光呆滞，麇集在散发恶臭的漆黑车站或没有窗户的巨大掩体里，后者就像长方形的贮气罐，若隐若现，如同书写德国战败的巨型纪念碑。”[13]

到战争结束时，欧洲有4000万流离失所者。在1945年，光是德国就有800万平民被列为流离失所者，其中有十分之一是犹太人。虽然战时规划者已经尽力为这场危机做好准备，但流离失所和人口迁徙的规模仍压倒了一切。美国助理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早在1944年就已经向美国众议院做出陈述：“我相信自中世纪以来，从未有过像这场战争造成的如此大规模的人口迁徙。”随处都可以看到社会稳定、道德权威和基础设施陷于崩溃的情景。紧急情况的范围远远不止修复被炸毁的建筑和道路、供水系统、卫生体系、医院和学校。疟疾与结核病在这片大陆肆虐，饥荒盛行，尤以维也纳和布达佩斯的情况为甚。同样棘手的还有幸存者自身的暴力倾向和心理失衡等问题。他们的行为被归因于战时暴力行径、家庭生活破裂和道德秩序崩塌所导致的心理创伤。战后的欧洲总是被形容为只剩下女人的大陆，但它也是儿童沦为孤儿或家人天各一方的大陆。在1946年，罗马、那不勒斯和米兰三地有将近18万名流浪儿童。在流离失所者安置营里，人们在广泛讨论令人困扰的所谓“狼孩”的出现，用英裔美国作家艾丽斯·贝莉（Alice Bailey）的话说：“这些孩子毫无道德感，也没有任何文明的价值观。”[14]

人道主义以新的方式在援助数以千万计的流离失所者方面发挥了作用。“二战”期间，许多私人及宗教慈善机构纷纷成立，并在欧洲和亚洲展开工作。一神普救派服务会（Unitarian Service Committee）创建于1940年，天主教救济会（Catholic Relief Services）创建于1943年，路德派世界救济会（Lutheran World Relief）创建于1945年，或许最出名的美国援助欧洲合作组织［Cooperative for American Remittances to Europe，简称“援欧组织”（CARE）］创建于1945年。外国救济人员在欧洲出现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红十字会创建于1864年，此后在许多国家设立了分支机构以救助天灾人祸的受害者。其他服务机构加入了它们的行列，譬如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American Jewish Joint Distribution Committee，创建于1914年）与美国公谊服务委员会（American Friends Service Committee，创建于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社会改革家埃格兰泰恩·杰布（Eglantyne Jebb）创建了英国救助儿童基金会（British Save the Children Fund）；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其他私人机构纷纷成立以救助受战事波及的平民。犹太救济与救援委员会（Jewish Relief and Rescue Committee）于1944年至1945年间在布达佩斯积极行动，1942年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的一份关于“援助海外犹太人”的报告记录了该机构在困难重重的条件下为救济犹太人所做出的努力。尽管它悲观地指出“总体来说，这份报告是一份毁灭、死亡与绝望的记录”，但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还是设法“为数十万犹太人带去了帮助与希望”，而且它是德国境内美军占领区里援助规模最大的机构。[15]

救济人员见证了欧洲的满目疮痍。1945年后，私人组织的人道主义外展服务的兴起总是被解读为——与基督教团体的关系尤为密切——战后欧洲在经历了战争与政治暴力之后“重振基督教精神”新使命的一部分。当然，正如我们将在第三章了解到的，对于某些教会权威人士而言，这确实是一个关键问题。但对于大部分救济人员而言，当前的主要任务就只是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以传教为己任的欧洲反倒成为外国关怀与抚慰的对象。

天主教的救济人员在1945年大批抵达欧洲。梵蒂冈救济组织派遣援助人员到战后德国的全部3个西方国家军事占领区，为流离失所者提供精神与医疗上的救济。天主教救济会在战后率先抵达意大利，之后又在德国、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开展救济行动。虽然天主教救济团体在战争最后两年将重点放在救助波兰天主教徒上，战后又放在救助德国天主教徒上，但很快他们就将慈善工作拓展到所有处于危难中的人群。勒尼奥神父（Abbé Regnault）是梵蒂冈教团驻贝尔森的领导人，他明确表示天主教将一视同仁，“不分种族或宗教”，为所有人提供援助，因为我们“是为全人类服务”。天主教提供外展服务，目的除了化解国际社会对天主教会在犹太人需要帮助时无所作为的批评之外，还表明罗马教廷将会在战后欧洲事务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16]

新教人道主义者也不甘人后。全世界超过五分之一的路德宗信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沦为难民，特别是在德国，他们迫切需要物资援助，路德宗信徒们对此深表关切。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与瑞士弟兄们伸出了援手，加拿大路德宗世界救济会（Canadian Lutheran World Relief）在1946年成立。光是1946年年初的3个月，路德宗世界救济会就送出了2260包衣物与床单，外加245箱鞋子到德国、芬兰、荷兰、捷克斯洛伐克、比利时和南斯拉夫。贵格会沿袭在战区提供救济的传统，在1945年的现场工作中尤为活跃。虽然他们的人数不是最多的——在1945年大约有1200名义工——但他们经验丰富、成绩斐然。自克里米亚战争以来，公谊会（Society of Friends）一直在救助战争的受害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贵格公谊会救护队（Quakers’Friends Ambulance Unit）在埃及、阿拉曼、希腊、法国、中国、缅甸、叙利亚、埃塞俄比亚和印度展开行动。1945年后，他们的人员遍及欧洲，从西西里、希腊到南斯拉夫和奥地利，当然还有德国，都可以见到他们的身影。贵格会的特别之处在于，他们奉行向所有有需要的人提供援助的原则，包括从前的敌人，这使得军事当局或本国公众对他们报以冷淡的态度。[17]

外国援助人员是战后欧洲的第一批叙述者。他们在笔记和回忆录里讲述了欧洲在“二战”之后所面临的困境，他们记录的发生在欧洲的暴行、疏离和道德迷失是了解纳粹势力投降后日常生活状况的资料来源。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是经验丰富的救济人员，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又在西班牙内战中发挥作用。但就连他们也被欧洲的新情况深深震撼。在他们的日记里遍布诸如“蛮荒之地”“在巴比伦的河边”“失去方向的欧洲”等标题，反映了如今的欧洲显得如此陌生古怪时，他们心中的困惑。许多人感受到实施援助的沉重负担所带来的压力，有些人承认自己在面对德国人时未能以和蔼的态度相待。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罗伯特·科利斯（Robert Collis）一直认为奥斯纳布吕克（Osnabrück）的毁灭是1940年德国进攻鹿特丹的报应，因为“是他们先挑起了战端”。一个法国救济人员为她的弟弟在战争中遇害而哀悼，她记下了自己面对德国人时内心的愤怒，她写道：“我恨透了他们！”“没有哪个文明的民族会接受一个如此卑劣的独裁政权。”一个英国救济人员被分配到德国维尔德弗莱肯（Wildflecken）的流离失所者安置营，他毫不隐讳地承认：“当我见到一个可怜人身上有数字刺青时，我对他可不会客气。”[18]

贵格会与天主教救济人员拍摄的照片充满了人道主义情怀。它们总是捕捉到慈善服务、同志情谊乃至友爱之情体现于非正式场合的情景，其重点落在捐赠者与接受者之间交流的瞬间，总是令人想起宣扬基督教慈善工作的传统图像。这一点可以从图1中看出，在图片中，天主教救济会驻德国负责人阿尔弗雷德·施奈德蒙席（Monsignor Alfred Schneider）正为德国流离失所者安置营里一个无家可归的孩童分发食物；图2展现了一位修女在某座不知名的营地里拥抱一位年迈的难民。在这些与其他照片里，天主教徒以经典的传教士风格向惨遭蹂躏的可怜人提供救济。贵格会信徒的照片略有不同，他们一般不采用摆拍的手法，而在吃饭、玩耍甚至举行婚礼时拍摄，以反映他们与流离失所者的同志情谊。这在一定程度上与传播媒介和受众有关。天主教提供救济的照片有时候会被教会的公关宣传资料采用，而贵格会信徒很少发表他们的照片，即便发表出来，也是在多年后才出版的日记里。[19]

贵格会信徒的许多叙述体现了他们对欧洲救济使命的理解。他们当中有一些人记录了发现“到处躺着未能安葬的死者，而活死人在粪土中爬行”时内心的震撼。英国贵格会信徒罗杰·威尔逊（Roger Wilson）记述了自己1940年至1948年在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奥地利和波兰从事救济工作的经历。和许多人一样，他记录了令人抓狂的物资紧缺，以及申请衣服、被褥、毛巾、食物和牛奶时遇到的困难。当他从希腊前往德国，面对不计其数的战俘、难民、猖獗的黑市交易和犯罪时，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对他来说，改善外国人对德国人的观感，并照顾绝望无助的欧洲人的身体与灵魂是基督教慈善精神的高贵表现。正如他所说：“战争最严重的破坏并不是时而发生的骇人听闻的事件，而是它对人的灵魂缓慢而持久的侵蚀。”许多贵格会信徒认为，公谊会救助服务（Friends Relief Service）的使命是：“遵循在上帝面前的奇妙的共同责任感行事，得到快乐、平和与力量。”虽然许多流离失所者和被驱逐者说他们觉得贵格会信徒都是怪人，尤其对他们的反战思想感到疑惑，但公谊会的成员仍然努力在营地里营造出持久的信任、同情与互相理解的关系。[20]

英国贵格会信徒玛格丽特·麦克尼尔（Margaret McNeill）的回忆录《在巴比伦的河边》（By the River of Babylon）是格外有启示意义的资料来源。书名来自《圣经》中的《诗篇》：“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她怀着同情与恻隐之心，讲述欧洲“不幸的流亡者”的故事，体现了德国与波兰的流离失所者在生活中所经历的困惑与不安。她描述了贵格会信徒的工作如何试图改变军事占领者和绝望的难民之间冷漠而疏远的关系。1945年7月1日，麦克尼尔第一天来到德国的流离失所者安置营，她写道：“在一片污秽中，有一群人正忙于将一头死猪剁碎，准备大吃一顿。在完全不知所云的波兰语和其他没有多少人能听懂的小语种的吵闹声中，英国的士兵在巡逻，脸色铁青，强忍着不发火。”和其他援助人员一样，她发现自己的任务不只是分发食物和物资，还包括向德国人解释盟军为何会对他们抱以敌意。“德国平民的无知一再令我们感到惊诧，他们根本不知道为什么曾被德国军队占领过的国家会对德国怀着仇恨与轻蔑”，他们当中大部分人“认为盟军对流离失所者的特别关照，即使那并不算什么照顾，其实只是刻意为之的针对德国人的羞辱”。她的其他记述里写到德国平民艳羡地看着犹太人得到外国援助人员的救助，有时候以至于许多人“开始将奥斯维辛与德累斯顿相提并论，并认为在东欧地区强行迁徙德国人的举措与迫害犹太人的行径其实没什么两样”。这一观点与汉娜·阿伦特的看法不谋而合，在1950年发表于《评论》（Commentary）的文章《来自德国的报告》（Report from Germany）中，阿伦特指出，德国人在“逃避责任，拒绝接受现实中发生的事情”。在20世纪50年代以及后来的时间里，否认现实并将自己打扮成受害者成为德国幸存者的主流战争叙事，麦克尼尔是最早一批记录它们如何被表达的外国人士之一。[21]

麦克尼尔对重新引入文化以为流离失所者带来文明的慰藉这个问题的看法也同样令人印象深刻。众所周知，流离失所者踊跃地在安置营里创办图书馆、剧院和报纸，举行手工艺品展览、演唱会、体育赛事和交响乐表演，努力补偿多年的文化剥夺。救济工作者细心地记录了这些活动，但他们也注意到围绕着营地里的文化节目爆发了“民族主义间的竞争”。贵格会慈善工作者的应对措施是在营地里倡导传统舞蹈表演而不是举办手工艺品展览或体育比赛，他们相信舞蹈能激发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好奇心并鼓励合作精神。有时候，复兴文化甚至引发了悲伤。麦克尼尔提请我们注意，外国救济人员像传教士一样热情地举行文化活动以抚慰战争创伤，这与战争幸存者饱受创伤的心理状况之间格格不入。“对文化的热爱并不一定能令人们团结起来”，因为对于许多流离失所者而言，文化是“与他们支离破碎的过去密不可分的事物”，也是战前“一个自尊自重、稳定的社会的产物，它非常脆弱而且复杂，竞赛与小组讨论并不能促进它的成长”。在这里和其他地方，救济工作揭示了重塑文化的局限性以及降低期望的必要性。最后，麦克尼尔总结说：“我们不再尝试为流离失所者组织文化活动，只是与他们分享令我们自己非常快乐的事物。”这些宗教慈善工作者与流离失所者之间交流的记录很早便揭示了新的文明教化使命的梦想与局限性。[22]

在救济工作的世界里，欧洲最引人注目的新来者是与联合国新创立的特别救济机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有关的人员，它与宗教慈善团体有着本质上的不同。“联总”创立于1943年，当时来自44个成员国的代表在白宫东厅（East Room）里举行会议并签署协议，承诺展开合作——用富兰克林·D. 罗斯福总统的话说——对“德国和日本的野蛮行径的受害者”实施援助。虽然名义上是联合国的特别机构，但“联总”早在联合国正式成立的两年前就已经存在。美国人是“联总”主要的出资人和救济工作组织者，根据一位评论家的描述，这些工作是“战后秩序的第一份蓝图”。“联总”在中国、菲律宾、朝鲜和中东设立了办公室，协助从战争到和平的过渡工作，提供“恢复的途径”。这个新机构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把重点放在国际合作上，因为在“二战”之后，正如一份宣传册所说，“各国联合行动，共享资源，实现共同福祉”的理念方兴未艾。[23]

战时欧洲对食物与住房的迫切需求，引发大西洋两岸展开对欧洲文明生活最低限度要求的讨论，并帮助促进了新的国际组织和欧洲福利国家的发展。在这方面有影响力的一次事件是1942年12月费边社国际局（International Bureau）在牛津大学组织的一次战时会议，主题是探讨救济与欧洲重建。那是群星荟萃的盛会，有英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伦纳德·伍尔夫（Leonard Woolf）、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与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工党下议院议员菲利普·诺尔——贝克（Philip Noel-Baker）开启会议，希望与会者关注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时刻，他表示：“停战协定将开启人类有史以来集体进步的最大机遇。”杰出的维多利亚时代作家伦纳德·伍尔夫的发言最为深切地表达了卷入战争所付出的高昂代价。他说：“城市被轰炸和焚毁并不要紧，真正的问题是人类生命与文明本身的破坏和毁灭”，因为“这些人才是我们文明真正的废墟残骸，而罪魁祸首是纳粹分子和这场战争”。对于伍尔夫而言，欧洲的文明重建必须以民主体制与国际规划的结合为开始，如此一来，“从野蛮行径、希特勒主义和战争的灰烬中，新秩序或将出现，那就是自由的人民结成的文明社会”。赫胥黎的讲话也遵循着类似的主旨，强调超越“所有国家享有平等与主权的威尔逊式幻想”的必要性，以协调新的国际救济任务；拉斯基甚至提出当前需要建立一个联合协作的新“救济机制”，而那将“再度营造令文明生活成为可能的氛围”。这些英国费边社成员并不孤单，20世纪40年代初期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和慈善团体曾有过大量的国际讨论，探究在战胜纳粹势力之后如何处理欧洲的残局。[24]

“联总”的宗旨是实现1941年《大西洋宪章》第6条的内容，其中写明了美国与英国的作战目的，包括希望“保障所有地方的所有人在免于恐惧与不虞匮乏的自由中，安度他们的一生”。最令人担心的问题是如何避免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肆虐欧洲的瘟疫卷土重来。发生于1918年至1919年的西班牙大流感在和平时期的4个月中杀死的平民比在为期4年的战争中死去的所有战斗人员还多。“联总”的主要任务是为欧洲和亚洲的战争受害者提供食物、衣物和房屋，重点是提供饮用水、伙食、公共卫生、衣服、住所、专业技术、消费必需品和通讯设备。它由实际事务驱动，众多医生、护士和护理人员受命抗击疾病和解决物资匮乏。这个新的联合国机构体现了战时大联盟人道主义的一面，但它的使命远不止如此。它还承担起寻找失踪者、监督难民中心和遣返儿童的任务。它与其他援助机构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既不是私人机构，也不是国家组织或宗教团体。事实上，“联总”类似于协调行动的组织，负责整合横跨欧亚的40多个国家政府与民间慈善团体的救济行动，标志着历史学家杰西卡·赖尼希（Jessica Reinisch）称之为“国际主义使命”（missionary internationalism）的历史新起点。[25]

这些国际组织的援助引发了如何处理人道主义与国家主权之间关系的种种问题。这些并不是新问题，长期以来，人道主义危机被认为是侵害受援助国家独立主权的托词。英国自由党政治家威廉·尤尔特·格拉德斯通（William Ewart Gladstone）发布于1876年的小册子《保加利亚的种种恐怖情形与东方的问题》（Bulgarian Horros and the Question of the East）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在这本小册子中，这位英国首相对奥斯曼土耳其人被指控针对基督徒犯下的暴行感到十分气愤，拒绝承认奥斯曼帝国的主权，也不接受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国际准则。1945年德国和日本的无条件投降，以及这两个国家饱受摧残的状况，为以从前无法想象的方式扩大国际救济规模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机会。[26]

主权与救济之间的矛盾在法国引发了热烈讨论。法国没有派代表出席1943年德黑兰战时盟国会议，也没有出席1945年在雅尔塔和波茨坦举行的后续会议，这些会议讨论了许多关于战后军事占领德国与奥地利的实际操作细节。战争结束时，法国在“联总”中没有明确的地位，这是因为它拥有双重身份：它曾被纳粹德国占领过，因此根据“联总”的指导方针，它是有资格接受援助的国家；同时它又是击败德国的胜利者之一。无论这个国家多么迫切需要救济，法国官方都不会允许国际援助侵犯它刚刚失而复得的国家主权。对于法国的“联总”官员而言［在1944年由政治经济学家与外交家让·莫内（Jean Monnet）指导］，最重要的问题是确保法国不被列入“受援助国家”，以免令国家主权受到侵犯。正如一位法国官员所说，法国“不希望受人恩惠，宁可让自己的人民饿肚子也不会乞求施舍”。1944年秋天，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将军甚至签署了与苏联结盟的条约，以减少法国对英国和美国这两个盟友的依赖。战后，法国加入了“联总”，认为它对于增强与西方集团的联系以及获得急需的物资和外汇至关重要。关于主权的问题在其他国家也出现了，如重新掌权的希腊右翼政府怀疑“联总”遭到共产主义者渗透，坚持要接管它在希腊境内的项目，之后“联总”只担任顾问的角色。[27]

另一个例子是苏联，它曾遭到纳粹政权的大规模入侵，在抗击希特勒的军队时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停战之后急需得到援助。美国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并不愿意将美国的资金用于帮助共产主义国家的战后重建，但由于“联总”已经支援了从前的敌对国家，如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根据章程规定，它不能拒绝苏联的请求，因此苏联以纳粹侵略行径的受害者身份，得到了应有的食物与援助。“联总”在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展开多项任务，其工作人员几乎都是美国人。当他们抵达时，就因明斯克与波尔塔瓦（Poltava）等城市遭到的严重破坏与饥荒和结核病四处蔓延的情形而大为震惊。他们在这些地区展开了大规模行动，根据1946年的一份报告所述：“几乎每一个白俄罗斯的农民、产业工人、政府官员或党的领导人都与‘联总’的项目有过接触。”在困难重重的情况下，美国救济人员与当地的苏维埃政府和工作人员结下了友好的关系，美国机构的官员留意到苏联市民普遍对美国代表团报以善意。正是在那里，“联总”驻乌克兰特派团团长，纽约律师马歇尔·麦克达菲（Marshall MacDuffie）与乌克兰的共产党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正如他在记录了自己驻守俄国和乌克兰经历的回忆录《红地毯》（The Red Carpet）里所记述的那样。虽然在苏联境内的“联总”工作人员清楚地知道，壁垒分明的意识形态分歧不可能一厢情愿地消失，但他们相信——正如一份“联总”报告所写的那样——“懂得如何和平地共同生活与工作的人”可以创立一个有行动力的主权国家共同体。[28]

冷战时期对“联总”受到操纵以及损害被援助国主权的担忧围绕“救援管理”而产生。一方面，苏联的疑心变得越来越重。虽然苏联在1944年发行的宣传册《战争与工人阶级》（War and the Working Class）中对“联总”的人道主义援助大加赞许，但它怀疑这个机构的主要目的是实现“英美两国政商圈子的利益”。当然，“联总”经费负担的分配是不均衡的：美国承担了“联总”73%的整体预算开支，英国贡献了16%。在苏联的眼中，“联总”代表了英美两国以人道主义为幌子的侵蚀计划，它被禁止在德国的苏占区开展行动。另一方面，美国人同样担心“联总”在工作现场会受国际主义影响而偏离使命，尤其是在共产主义国家。1945年11月，《生活》（Life）杂志的一位编辑气愤地表示，这个救济机构“已经成为英美两国救济受苏联控制之欧洲的行政机构”。一时间谣言四起，说苏联境内的项目被安插了许多间谍和共产主义同路人，他们受到蒙蔽，将美国的救济资金用于俄国的军事目的。猜忌的阴云笼罩在“联总”官员的头顶，因为他们太富于国际主义情怀、同情共产主义，以至于那些曾经在苏联和南斯拉夫服务过的人员后来一律被联合国禁止录用或勒令不得参与马歇尔计划。虽然对间谍活动的指控被过分夸大了，但有时候指控的罪名也得以确认：1947年，有6位美籍“联总”高层人员被揭穿为苏联间谍，更是加深了美国对这个机构的猜忌。[29]

但这个机构还是在困难重重的情况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援助的船只早在1945年3月就抵达南欧，比欧洲胜利日足足早了两个月。“联总”由72艘船组成的船队运送了超过30万头家畜前往海外，被一份刊物形容为“自诺亚时代以来最重要的动物水上迁移”。它在欧洲的行动起初只局限于欧洲东南部的几个国家（希腊、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但后来逐渐扩展到波兰、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捷克斯洛伐克，接着是德国、意大利、奥地利和匈牙利。欧洲有超过300个流离失所者安置营由它管理。有时候它是一个勇于作为的机构，救济人员不得不动用军事手段才能展开救济。在撒丁岛，救济人员动用了火焰喷射器和吉普车才将成群的蝗虫驱走，并使用新式的六氯化苯化学剂杜绝虫患和抢救那里的粮食收成。这个机构有1万名受训员工在17个国家分发援助物资，监督实施了被誉为有史以来在和平时期规模最大的海运行动。到1946年底，它那支由6000艘船组成的船队运送了2500万吨物资前往欧洲和亚洲，是“一战”结束后救济水平的三倍多。尽管它总是遇到瓶颈、在行政工作上错漏百出，但这个机构可以自豪地宣称它为大量流离失所者摆脱许多无家可归、饥寒交迫、衣衫褴褛、被迫流亡以及心怀绝望的状态做出了重大贡献，并向那些在德国和日本战线后方苦等的人证明——用“联总”的一份出版物里的话说——他们并没有被遗忘。[30]

阵容庞大的志愿者（和平主义者、出于良心拒服兵役者、宗教活动家、护士与社工）聚在一起帮助战争的受害者。大部分人员来自英国和美国，但也有一些人来自法国、加拿大、荷兰、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罗的海国家。比起其他国家的人员，加拿大的官员和护士往往更加胜任工作，为那些有需要的人提供了出色的服务。许多志愿者是妇女，在1946年年中，42%的员工是女性；到同年年底，这个比例增加到了将近50%。1945年后许多在欧洲展开行动的机构护士和救济人员最初是20世纪30年代在西班牙服务的贵格会救济人员，他们加入“联总”是因为无论在行政部门还是在现场救援部门，待遇都更好一些。艰苦的条件、激烈的政府预算争夺和重叠冗余的人员构成导致组织内部出现了分歧，美国工作人员遭到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指责，后者认为前者人浮于事，而且还是投机分子。英国作家艾丽斯·默多克（Iris Murdoch）曾在1945年当过这个机构的志愿者，她讽刺那帮无所事事的美国官员“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面，嚼着口香糖，和自己的同胞称兄道弟”。[31]

“联总”工作人员还面临文明崩溃的难题，这体现于人满为患的营地、住房紧缺和临时搭建的卫生设施，但回忆录的重要内容还是在战争中付出巨大代价的人——身体孱弱、精神错乱的幸存者。他们记录了流离失所者心中极度的破碎感与失落感，用某人的话说：“惊慌孤独的无家可归者在绝望呐喊，却没有得到回应。”他们描述了流离失所者如何遭受所谓的“解放情结”的折磨，沮丧、情绪波动和复仇的渴望交织在一起，这使得管控他们变得非常困难。流离失所者难以融入战后生活的情形是如此普遍，以至于被专家与救济人员称为“流离失所者淡漠”（DP apathy）或“贝尔森症状”（Belsenitis）。满足他们的需求被视为欧洲在精神层面开始重建的第一步，创伤的发生地点从战场转到了流离失所者安置营。[32]

窘迫的处境坚定了完成使命的决心，弗朗西丝卡·M. 威尔逊（Francesca M. Wilson）的回忆录《后果》（Aftermath）所记录的救济工作经历清楚地体现了这一点。这个新机构令她欣赏之处在于，它“不会把时间耗费在会议桌上，也不会尽说一些陈词滥调，纠缠于细枝末节”，恰恰相反，“它的职能就是行动”。它由机智的冒险者构成，他们积极投身任务，令许多军官感到恼火，这些军官怀疑他们的动机与能力，还质疑他们偶尔利用黑市交易获取匮乏物资的做法。威尔逊是英国贵格会的职业福利工作者，在“一战”时曾与法国、塞尔维亚与黑山的平民共事过，接着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积极参与救济俄国饥荒的行动，后来还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的救济工作。这一次，威尔逊“与如此多志同道合者共事，参加从敌人的领土上解救祖国与其他国家的被驱逐者的任务，心中非常振奋”。在巴伐利亚州费尔达芬（Feldafing）的流离失所者安置营里，她惊诧地见到“会行走的骷髅”，而且“他们的神情和姿态就像被捕猎的动物那般鬼鬼祟祟”，“经年的残酷遭遇与长期以来对死亡的恐惧将所有生而为人的品质统统消磨殆尽”。与其他人一样，她坚信“纳粹集中营的阴影将笼罩欧洲长达几个世纪之久”，并将“夺走作为欧洲人的尊严”。[33]

凯瑟琳·休姆（Kathryn Hulme）的《蛮荒之地》（The Wild Place）记述了她在“联总”驻德国维尔德弗莱肯的波兰流离失所者安置营担任副主任的经历。在回忆录里，这位美国志愿者留意到维尔德弗莱肯的本意正是“蛮荒之地”，对她而言是这个就像世界尽头一样的地方最合适不过的名字。物资长期匮乏，难民如潮水般无休无止涌来，她就在这样极度艰难的条件下发放食物，勉强度日。她觉得“联总”在某种意义上是“接受考验的联合国”，“流离失所者的世界变得恍如爱丽丝漫游的奇境”，在这个世界里，“我们守护着大地上一个风雨飘摇的角落，情况变得越来越诡谲离奇”。她承认有时候福利工作者会在压力下崩溃。当休姆面对另一批有数百人之多的绝望的波兰流离失所者吵吵闹闹要求领到食物时，她承认：“当时我觉得国际救济简直就是疯狂的举动，竟然以为能为这座人类灵魂的废墟做些什么，它比欧洲境内所有堆积如山的瓦砾废墟还要可怕得多。”苏珊·T. 佩蒂斯（Susan T. Pettiss）的回忆录也记述了类似的情绪。佩蒂斯是来自亚拉巴马州莫比尔（Mobile）的社工，为了逃避即将破裂的婚姻，志愿前往欧洲。她投身其中是希望为创造“一个有新社会体制和国际关系的真正的大同世界”尽一份心力。佩蒂斯记录了那些无家可归的难民无休止的要求与24小时连轴转的工作，以及偶尔与黑人士兵结交和跳舞的经历，甚至记录了作为一个美国南部的白人妇女第一次与非裔美国黑人男子交往的体验。佩蒂斯还描写了欧洲陷入道德危机的情形，因复仇、遣返和暴力行径而变得面目全非，所有这一切都在挑战她的信念。救济人员不可避免地堕入一个无所不用其极的世界，以乞讨和“月下征用”（即偷窃）德国人的物资等手段填饱饥民的肚子，这些做法在考验她的良心。“我觉得自己的价值观被动摇了”，“我总是得面对一个难题，那就是如何分辨偷窃、缴获、没收与征用敌人的物资这些行为的区别”。[34]

“联总”与传统宗教援助机构的区别在于，对身体的照顾取代了对灵魂的关怀，救援人员充当起新一代的传教士。这一点可以从这个人道援助机构的照片中看出。将近一个半世纪以来，人道主义者借助摄影引起人们对与战争破坏、社会动荡和贫穷密不可分的人间苦难的关注。尽管这类人道主义摄影起源于19世纪，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作为使不公与暴行成为政治议题、为各种国际道德事业争取公众支持的手段，它却迎来了大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人道主义摄影打动人心的手段再度回归，而“联总”是令这一摄影手法复兴的中坚力量。它的大部分摄影师是美国人，许多人是曾在美国陆军通信兵团（US Army Signal Corps）服役的退伍军人。描绘流离失所者的方式受到了美国农业安全管理局［Farm Security Administration，简称农安局（FSA）］著名的考察纪实工作的启发。在20世纪30年代，“农安局”以美国流动工人为对象的摄影作品引发了推行社会改革的强烈呼吁。“联总”的两位最负盛名的摄影师——在波兰的约翰·瓦尚（John Vachon）和在中国的阿瑟·罗思坦（Arthur Rothstein）——都曾就职于“农安局”，这并非巧合。如图3所示，瓦尚镜头下满目疮痍的华沙荒凉黯淡的照片以被摧毁的建筑、遍地狼藉的都市生活和无助的儿童为主题，所有作品都流露出深切的同情与怜悯。[35]

“联总”的摄影作品流露出明确的政治意图。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因为该机构在美国遭到抨击。美国副国务卿艾奇逊抱怨大部分的救济物资被投放到了东欧，“被对我们怀有深深敌意的政府用于增强自身的实力，与雅尔塔会议达成的协议背道而驰”。波兰与南斯拉夫是“联总”援助的两个最大受益者，这令美国公众对“联总”大为不满。《生活》杂志的出版人亨利·R. 卢斯（Henry R. Luce）是坚定的保守派，对“联总”在欧洲援助共产主义国家重建的行动报以高度批判的态度，拒绝在海外刊登正面宣扬“联总”活动的照片。结果，“联总”不得不将相当一部分资源用于通过电影和摄影作品宣传自己的善行。吉恩·福勒（Gene Fowler）在1946年上映的纪录片《命运的种子》（Seeds of Destiny）中怀着爱心记录了一船船粮食被运往世界各地的情景，“联总”的摄影媒介记录了许多犹太家庭兴高采烈地登船返回祖国或前往巴勒斯坦的场面。曾罹患营养不良的儿童的前后对比标准像被用于宣传流离失所者安置营卓有成效的工作。发布于1946年的宣传册《关于联总的五十个事实》（Fifty Facts About UNRRA）在欧洲和亚洲接受援助的国家广泛发行（见图4）。该宣传册的封面印着一个迫切需要得到照顾的瘦弱小孩，而其他图片（见图5、图6、图7）则反映救济人员如何在南斯拉夫、德国和意大利为孩子们提供援助。[36]

虽然许多流离失所者和救济人员总是经历混乱、绝望与挫折，但机构的官方照片描绘的却是一个秩序井然的世界：营地运作良好，难民遣返井井有条。一个救济人员承认乌克兰人——“体格魁梧强健的男人”——“在我们寄回国的展示流离失所者正在工作的照片中占了很大比重。”痛苦、折磨和哀愁并没有被展现，恰恰相反，重点放在了难民生活的正面时刻：能吃上饱饭、得到照料、接受医治、孩子们在玩耍、难民登上船只或火车返回故乡，这一点体现于那张展示犹太难民在“联总”运作的奥地利林茨城（Linz）外的流离失所者安置营里领取食物的照片。

许多照片的拍摄内容是成年人在工作，因为“联总”的使命是殖民时代“通过劳动得到重生”理念的升级版。这些照片还强调了“帮助受援助者自立”的口号，其设想是流离失所者受纳粹迫害的创伤将通过自力更生而得以痊愈。最重要的是，该机构的照片被用于证明这个迅速扩张的国际人道主义事业的善行（和成本急剧增加的合理性），并向其他待在营地里的难民传达进步的故事。摄影师得到明确指示，要正面烘托联合国的这一救济使命，瓦尚不满地称之为“联总角度”。[37]

机构的照片也反映了“联总”使命的内在矛盾。与基督教慈善工作的照片不同，从“联总”的照片里可以看出情感上的疏离。起初这或许会令人感到惊讶，因为“联总”的创立是为了展现全球治理的人道主义的一面。机构的官员不得不与主持工作的军事当局合作，并总是在流离失所者安置营的行政管理上与他们发生争执。救济人员抱怨军队对他们负责看守的流离失所者根本漠不关心，只满足于让这些人有地方住，有饭吃和接受除虱。一个救济机构的工作人员绝望地说：“他们似乎对实际工作所产生的情感联系没有丝毫察觉或根本不加重视”，因为“这里遵循的是类似于福特生产线的组织模型”，令我们觉得自己就像“任由上级官员摆布的棋子，这是令我们总是有挫败感的原因之一”。他们的沮丧总是借由文明的话语加以表达。一个英国救济人员在1945年6月17日的日记中表达了内心的气愤，他写道，是否这些“身居高位的混蛋”能“勉强意识到这些人也是人，他们身处战火中时，我们正在本国过着安逸的生活。如今在哈瑙（Hanau）这里，他们多年来第一次有机会去建立属于自己的文明”。[38]

“联总”的工作还包括提供医疗协助并协调政府间行政管理事务，但没有像宗教团体那样通过关怀照顾而形成非正式的亲密关系。“联总”甚至贬低宗教慈善团体的工作“虽是出于好心却不够专业”。贵格会则指责“联总”墨守成规，坚持一成不变的赈粮安排，以军事化管理的方式提供物资；其他宗教团体的慈善工作者讥讽“联总”的员工“光拿高薪，心中却毫无理想”。营地里总是出现疾病肆虐的情形，需要保持严格的卫生安排，而这也是令救济工作的施与者与接受者彼此疏远的因素之一。另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是它在美国受到抨击，人们怀疑它在其他国家遭到同化，有国际主义倾向和同情共产主义；体现了职业距离和人际疏离的照片被用于传达这个机构着重效率的自我形象。通过这种方式，官方发布的反映工作人员发放食物和提供医药的照片达成了一个更广泛的目标，即尝试将观看者的同情与支持引向这个救济机构本身而不是接受援助的人。[39]

正面的摄影作品并不能掩饰“联总”面临重重难题的事实。首先，它完全依赖于国家政府和军事占领当局的施政重点，因此只能服从于风云突变的国际政治局势。同盟国军事当局倾向于与已经成立多年的慈善机构如红十字会合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联总”的官员缺乏经验而且能力不足。伦敦《图画邮报》（Picture Post）的记者洛娜·海（Lorna Hay）1945年在德国进行报道工作，她注意到“联总逐渐意识到自己是没人要的孩子，没有人对它寄以希望，它招人讨厌，因为它总是出现在救济现场，别人还得为其人员提供住所”。救济人员注意到，流离失所者（尤其当他们与同胞在一起时）总是会捍卫自己的自主权，对救济人员抱有戒心，认为他们是不请自来的人，总是好心办坏事，对自己在战时的斗争与牺牲根本漠不关心。“联总”还与其他慈善救济机构展开竞争，后者的工作人员有时会嘲讽“联总”名字缩写的真正含义其实是“你哪一个都帮不了”*。据悉，有些官员还从波兰流离失所者中挑选情妇，所有这一切都损害了它的使命和道德合法性。[40]

遣返工作是最棘手的问题。在欧洲有4000万非战斗人员在战争期间流离失所，而“联总”的任务是尽快将他们遣返。那是“二战”之后范围更广的、有组织的人口迁徙的一部分，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下推进。历史学家彼得·加特雷尔（Peter Gatrell）曾表示：“纳粹主义的失败根本没有结束有组织的人口驱逐，反而令这个想法更加普遍。”在战争期间，粮食、住房和遣返流离失所者已经是讨论的焦点，而在停战之后，它们成为严重的问题。一开始，最迫切需要处理的问题是遣返俄国人——到战争结束时有600万俄国人流落苏联境外——他们被视为危险人物，将会对被分而治之的德国的公共秩序构成威胁。为俄国人提供伙食的成本很高昂，因为按照“雅尔塔协定”，他们享有与同盟国士兵同等的待遇。“联总”还被告知，他们越快遣返俄国人，莫斯科就会越快遣返仍滞留在苏联境内的同盟国战俘。[41]

如何处置流离失所者也是同样复杂的问题——尤其是来自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的流离失所者——他们并不想返回自己的祖国。他们当中许多人已经失去了一切，认为自己回到祖国将成为不受欢迎的人，害怕受到报复，希望在别处开始新的生活。汉娜·阿伦特在当时曾说：“有相当大一部分人认为所谓遣返其实是驱逐出境。”救济人员清楚地知道情况并不明朗，但他们受到严格指示，要为流离失所者的遣返做好准备工作。尽管“联总”在创办初期心怀从战争废墟中营造大同世界的美好愿望，但它不得不依照国籍区分援助的对象，并将他们送回各自的祖国。这方面的工作是“联总”与宗教慈善机构的区别，令许多援助人员感到难过与不安。当凯瑟琳·休姆得知一些俄国难民“宁肯割腕、脱光衣服和上吊，也不愿登上遣返的火车时”，她的内心深受震撼。这种绝望是否普遍，我们不得而知，但苏联非常重视抵制遣返的情况。诸如《归家路》（The Road Home）、《飘零无家终归返》（Home for the Homeless）等苏联制作的电影展现了被解放的波兰与波罗的海国家积极正面的生活；在伊朗、希腊、埃及和其他地方负责遣返工作的苏联官员兴办报纸，鼓励流离失所者返回祖国。一部分宗教团体，尤其是贵格会，基于道德原因强烈反对这些强制迁徙的措施。与之相反，“联总”不得不强制遣返所有被驱逐者。统计数字相当惊人：1945年5月，在德国境内有大约770万流离失所者；到7月底，已有超过400万流离失所者被“重新安置”。救济人员罗达·道森（Rhoda Dawson）惊诧地指出，机构的政策从原先对难民是留下还是回国奉行“绝不干预”的方针，转变到“援助是最后考虑的事情，遣返才是主要任务”。道森还写道：到1946年底，“联总”的“遣返官员”与“遣返工作组”配备了一辆“安装有高音喇叭的面包车、留声唱片和电影播放设备”，以波兰语、俄语和意第绪语播放，鼓励流离失所者回国。据说机构的工作人员甚至以停发口粮威胁那些拒绝回国的人。但苏联仍怀疑西方在遣返流离失所者的工作上拖拖拉拉。联合国内部就流离失所者的命运与捍卫难民的人权免遭邪恶国家蹂躏等议题展开的多次辩论，加深了冷战的矛盾，令人道主义成为新的分界线。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曾担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主席，将关于难民命运的争执形容为“苏联与西方早期冲突当中的一个场面”。[42]

情况同样棘手的是如何处理不是本国国民的群体，首先是幸存的犹太人。在经历了“二战”的种种恐怖之后，犹太人群体对各国政府里既没有“联总”承认的犹太人中心团体，也没有一个犹太人中央机构在协调救济犹太人的行动这一情况感到十分担心。他们呼吁创立专为犹太人服务的机构，但“联总”坚决拒绝在国际范围内对犹太战争受害者提供特别优待，理由是“犹太人的问题”必须在每一个受到战争破坏的国家里单独解决。早在1944年，美国犹太人大会（American Jewish Congress）和世界犹太人大会（World Jewish Congress）就呼吁犹太代表在“联总”里的人数应该增加，一个重要原因是纳粹分子对犹太人犯下的暴行使人们注意到为犹太人提供救济和帮助他们重新振作的迫切性与独特性。犹太幸存者前途未卜的命运成为说服犹太人迁移至巴勒斯坦的契机。对于无路可走的集中营幸存者而言，犹太复国主义成为代表理想和出路的意识形态。在德国的流离失所者安置营里，救济人员注意到“犹太民族国家”（Jewish ethnological nationality）这一理念的兴起，随着时间推移，“联总”承认了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建国的诉求。大卫·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曾担任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行政首脑，后来成为以色列的首任总理，在1945年到1946年曾5次巡游欧洲，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讲，鼓励幸存的犹太人迁徙至巴勒斯坦。关于犹太人定居巴勒斯坦的正面报告被撰写、印制并在营地里分发，希望说服欧洲的犹太人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事业，其使命以中东地区新的文明教化使命的话语加以表达：“在特拉维夫的城郊，我见到第一批房屋。这里的情况有了明显改善。我在心里对自己说：‘犹太人正将文化带到中东地区，你眼前见到的情形就是证明。’”招募行动取得了成功，据说所有犹太流离失所者中有四分之一最终定居新成立的以色列国，其他人则被遣返东欧。对于一些援助人员而言，民族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在营地里的兴起并不符合“联总”自身的国际主义原则。佩蒂斯怀着“大同世界”的理想来到“联总”，但团结并没有立刻实现，她的理想幻灭了，她意识到：“无论是出于心理安慰还是务实，在动荡不安和饱经创伤的时代，对于流离失所者的生活而言，民族抱团才是最好的做法。”[43]

还有另一个关键因素将世俗的人道主义与宗教慈善区分开来。“联总”的宗旨是只帮助“德国和日本暴行的受害者”，不会为前轴心国的士兵或平民提供救济或支援。只有那些被认定为“纳粹恐怖行径受害者”的德国人才有资格得到援助。这种做法并非没有前例。1945年，波兰红十字会拒绝为铁路沿线各个车站的德国人提供热饮与食物。然而，正是这一歧视性的做法令“联总”有别于大部分宗教救济群体，尤其是贵格会，后者恪守政治中立和基督教服务精神，为所有需要帮助的人提供食物、衣服和照料，无论他们是什么国籍、种族或政治立场。1945年从东方大批涌入的德国难民令机构的官员感到良心不安，他们希望将救济的对象扩展到现场有需要的德国人，但政策并没有被修正。结果就是，德国人依然没有被列为“联总”展开人道主义支援和维护人权的对象，这表明该机构（以及国际社会）在战后对人性与人道主义的有条件的理解。[44]

“联总”对德国人的歧视政策在美国本土激发了围绕慈善与文明的激烈的道德讨论。美国的罗马天主教主教阿洛伊修斯·约瑟夫·明希（Aloisius Joseph Muench，1951年至1959年担任驻西德教廷大使），力主通过救济促成德国人与非德国人之间的和解。在他写于1946年的广为流传的布道讲稿《慈善世界》（One World in Charity）里，明希呼吁对德国人应抱有仁慈之心，并结束美国冷漠的、精心算计的报复政策。明希对“在基督教国家的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由于强权政府的阻挠而令基督教慈善工作无法开展”的情况表达了强烈不满，并明确谴责“官方的不人道政策”阻止“联总”向德国人提供援助。他继续说道：“慈善是文明最卓有成效的建设者。”他在讲稿里认为天主教徒是无罪的，几乎没有提及犹太人，还否认任何集体罪咎。这篇讲稿在美国被广泛重印，翌年被翻译成德文并在德国出版，引起了一场轰动，成为战后初期德国基督徒受迫害神话的佐证。明希一直在为德国的美占区组织大规模的慈善活动，帮助重建美国与德国天主教徒之间在精神与物质上的纽带。[45]

1946年1月，美国参议院就德国发生饥荒的情况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辩论。一部分参议员要求“联总”与美国救济人员改变对德国人的歧视政策。文明处于危难之中的话语被援引以证明新行动的正当性。1945年12月15日，一份由内布拉斯加州参议员肯尼斯·S. 惠里（Kenneth S.Wherry）起草并得到两党34位参议员签名的请愿书被提交杜鲁门总统。他们要求结束“德国与奥地利骇人听闻的饥荒”，“这两个国家今天正面临一场西方文明史上规模空前的饥荒”。科罗拉多州参议员尤金·米利金（Eugene Millikin）表示：“这并不是同情德国人的问题，而是关乎是否认同我们自己的文明准则的问题。”反对宽大处理德国的人士则引述了不久前出自杜鲁门总统的一封信件，在信中，杜鲁门总统坚称：“除了德国自己之外，没有人应该为德国的不幸付出代价。”但反对援助德国的人只占少数，绝大多数参议员都认为美国和“联总”拒绝为德国人提供援助的政策正在导致大饥荒，并将酿成一场“世界性的灾难”。宗教团体对这个事业伸出援手。1945年11月，《基督教世纪》（Christian Century）刊登了一份由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的联合委员会、国际红十字会、世界犹太人大会和救助儿童基金会共同签署的呼吁书，声称：“当前美国正在中欧地区推行的冷血无情的政策是对基督教慈善精神的否定，违背了基督教的道德准则。”面对各教派的联合请愿和草根阶层的广泛呼吁，美国开始对德国和不在“联总”救助渠道内的德国人实施援助。到了1947年，60%的美国援救物资被送往德国。这一政策转向逐渐被视为合乎道德并且在政治上有利的举动。卢修斯·D. 克莱（Lucius D. Clay）将军当时是驻德国美军副司令，他补充了自己的观点：“我们不能指望在一个饥荒肆虐的国度建立民主。”这场争辩反映了人道主义活跃分子对国际救济工作的道德使命和对待战败敌人的态度发生了改变，这是我们将在下一章中了解到的内容。[46]

不管怎样，“联总”在困难重重的条件下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到1947年6月结束运作时，它协助解救了奥地利、南斯拉夫和希腊的饥荒，监督德国境内的美占区和英占区数百座安置营、奥地利境内21座安置营和意大利境内8座安置营的运作。在两年时间里，东欧有将近1000万流离失所者得到支援。受援助的国家以各种形式表示感激。数千封感谢信被寄到当地的援助机构；在波兰，有一座献给援助机构的雕塑举行了揭幕庆典；在捷克斯洛伐克，一座学院被以“联总”的名字命名；在中欧和亚洲，举行了多场游行和展览活动；在中国的村庄，农民蜂拥而至，为“联总”征用的吉普车的到来而欢呼；在中欧，许多人以“联总”的名字为孩童、马匹和牲畜起名。这个机构标志着在紧急情况下实施全球治理的初次尝试，由恻隐之心、技术官僚主义和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主义共同塑造。虽然它遗留的影响好坏参半，但“联总”确实为战后欧洲的文明及其文明教化使命创造了一种新的语言。在其短暂的历史里，它展现了协调一致的国际支援行动的力量与问题，以及改变各民族混居的局面（以强制遣返的形式进行）是政治和平的前提条件这一意识形态信仰。国际援助促成的结果反倒强化了民族国家和以民族为基础的国际体系。在战后推动政府间救济和重建工作的两个指导原则——家庭和国家的恢复——继续成为冷战时期欧洲、西方和东方政治秩序的道德基础。从事现场救援的“联总”在许多方面与日益沉重的冷战压力格格不入。乌克兰援助任务的领导人马歇尔·麦克达菲说，在苏联开展的任务是“英美两国与苏联的关系照亮整个世界的最明亮的标志”，他确实言之有理。一篇刊登于《经济学人》（Economist）的文章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认为这个援助机构是“唯一仍能沟通东西两方的组织或活动”。华盛顿的欧洲复兴计划（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在1948年4月启动，标志着美国拒绝了“联总”式的国际主义，以“国家利益压倒一切”的理念控制了对欧洲的援助。用1947年美国国务院一位官员的话说：“我们必须避免再产生另一个‘联总’。此次行动必须由美国主导。”[47]

这些新的人道主义者为欧洲大陆的和平做出了贡献，并塑造了西欧在面对战后余殃时的新理念。在第一线工作的救济人员面对的是战争的受害者和从前的敌人。战时的敌意被一种新的文明教化使命所取代，这种使命以关怀、同情与为欧洲各地不计其数的流离失所者治愈战争创伤的愿望作为驱动力。规模前所未有的国际救济工作以人性和人道主义的名义组织进行，幸存者的基本物质需要压倒了一切。即便对于宗教慈善团体而言，肚皮而不是《圣经》才是最受关切的问题。极富热忱和使命感的欧洲见证了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围绕救济和帮助战争受害者重新振作这些问题而产生的矛盾；它也标志着美国在和平时期的孤立主义的终结，以及在美国主导下与西欧缔结的跨大西洋新同盟的成立。

1945年既有狂热的破坏行为，也有热烈的重建活动；在这一年，志愿救济人员在同盟国军事当局的阴影下辛苦工作，终于迎来了和平与文明的希望。处处都可以察觉到文明的危机，面对文化意义与道德准则的崩溃，一些人埋首于久远的过去，包括古典文明。对于斯蒂芬·斯彭德和其他人而言，中欧的废墟和难民象征着一个世界的终结和新世界充满不确定性的开始。从零开始的感觉绝不仅限于战败国，它还蔓延到西欧其他地区。在1945年，文明的危机从困惑与绝望迅速转变到协调国际行动以应对战争的破坏和照顾受害者，故事可谓峰回路转，出人意表。对于在现场工作的人道主义工作者而言，文明不是一个与过去的辉煌或传承联系在一起的概念，与历史进步乃至未来也没有丝毫关系。它代表了零点时刻，代表了此时此地的废墟和断裂；此外，它还是在艰难的情况下要求采取行动的呼吁，呼吁踏踏实实地帮助最需要帮助的人。大面积展开的救济行动标志着战后新式的、世俗化的国际使命，流离失所者安置营是它展开活动和履行使命的主要地点。

这些人道主义者也是战后欧洲的第一批见证者和建设者，致力于欧洲大陆从战争到和平，从杀戮到关怀的转变。他们当中有世俗团体和宗教团体的志愿者，有男人也有女人。他们的经历大体上被记录在不会出版的私人日记、信件和照片里。在它们当中也有例外：休姆的《蛮荒之地》出版于1953年，并在那一年获得《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非虚构作品奖。这些战后初期关于救济和重建的经历和故事大体上在欧洲历史中被忽略了，1945年到1950年这段时期通常会被一笔带过，认为它只是希特勒帝国覆灭和冷战开始之间的过渡。这种叙事上的缺失与所谓的德国“瓦砾女”（rubble women）的崇高地位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停战之后，她们夜以继日地工作，清理德国各个遭到轰炸的城镇里堆积如山的废墟，以便重新开始生活。其实这些女人并不像传闻中那样无私和富于自我牺牲精神，她们当中许多人清理废墟只是为了得到口粮或是遭到同盟国的惩罚。即便如此，令人惊叹的“女性时刻”（Hour of the Woman）得到盛赞并被新发行的国家报纸普遍宣传，作为德国（西德）坚忍不拔的比喻与战后恢复的象征，这些女人对重建做出的贡献被拔高为这个国家获得重生的寓言。[48]

这种待遇并没有发生在国际援助工作者身上，无论是他们的行动还是他们讲述的事迹。一部分原因是他们总在军事占领政权的阴影下默默工作，任务宣告完成之后就返回祖国。“联总”的许多工作人员继续在世界上其他危机四伏的地区从事国际公共卫生服务，而且总是和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保持联系。他们的经历和故事悄无声息地消逝，同时也因为更宏大的事业——处理紧急情况的国际主义和协调进行的外国福利支援——在民族国家逐渐恢复和冷战分歧日益加深的世界里根本没有叙事空间。当然，国际援助并没有消失，因为接下来的马歇尔计划促进了欧洲的经济恢复。对于马歇尔计划，存在于这个平凡世界上的第一人称叙事者是政客、商人和精英媒体人，大部分内容是西欧如何被美国同化。相比之下，从1945年到1947年在欧洲从事援助工作的普通志愿者的艰苦经历和谦逊回忆并非精英人士所书写。其中有许多内容出自女性志愿者的笔下，她们以照顾和安慰饥肠辘辘的流离失所者的亲身经历，讲述了欧洲产生的巨变。她们是西欧默默无闻的文明建设者，改善了数百万流离失所者和战争受害者的生活，也是这片正迅速从热战转向冷战的大陆上正在消失的调解员。讽刺的是，她们在流离失所者安置营里的行动在不经意间加速了战时大联盟的瓦解和世界大同前景的崩溃，比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冷淡和剑拔弩张还早了几年。

在当时，人们并不知道这将对欧洲的未来产生怎样的影响，因为1945年标志着希特勒帝国的垮台以及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势力扩张。著名美国作家和文学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捕捉到了这一时刻的全新意味。和斯彭德一样，他曾在1945年夏天游历欧洲。战前埃德蒙经常探访欧洲，但这一次无论去到哪里，他见到的欧洲都令他深感不安。他心中深深的困惑体现于其游记作品的书名：《失去方向的欧洲：意大利、希腊与英国的废墟纪实》（Europe Without Baedeker: Sketches Among the Ruins of Italy, Greece and England）。在书中，他记录了各欧洲小国的急剧凋零，认为这是新的超级大国造成的影响。在意大利和希腊，他与深感挫折的“联总”官员进行交流。在意大利的官员坦承他们的工作虽然很有意义，却只是杯水车薪，而且他们的心中充满“无助感”。即使他们的努力得到当地人的衷心赞许，这些救援人员也承认自己觉得很尴尬，因为“他们贡献甚微，却过得很舒坦”。特权者与弱者在一起时会觉得不自在，这原本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但威尔逊察觉出这种情绪背后隐藏着更严重的问题——帝国的负担和在彻底改变的环境下重塑欧洲文明的使命。“在敌人无家可归、忍饥挨饿的地方，在我们将他们的城市夷为平地的地方，我们现在甚至得不到任何有用的战利品，也没有找到一个可以被肆意抢掠的帝国，”他写道，“只有令人不胜其扰的无休止的要求与责任。”我们将会在下一章了解到，虽然外国军事管制的期限和要求改变了，但军事控制、司法和重建的道德代价这些问题（就像国际援助一样）将继续影响盘踞在中欧的各方。[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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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总的缩写是“UNRRA”，“你哪一个都帮不了”的英文是“U Never Really Rehabilitate Anyone”（如无特别说明，本书所有页下注均为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