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概念释义、论域限定与研究思路

现代伦理学几乎都是人际伦理学。人际伦理学为人类文明中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属于不同文化形态的若干模式。但随着地球进入后进化阶段，人类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不断提高对原始自然的改造能力，已经越来越把我们推向危机的边缘，越来越多的问题溢出了人际伦理的理论体系。面对日益复杂的自然状况和文化危机，伦理学试图探求一种能够恰如其分地尊重和处理地球上所有物种和生命的新的伦理——生态伦理。

生态维度是当下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不可缺少的理论维度。

国外对生态问题的自觉关注，始于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莱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的发表。1970年，罗马俱乐部发表《增长的极限》，为生态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此后，在哲学、文艺学、文学等领域，对于生态问题的思考逐步深入，在生态文学创作和生态伦理学、生态美学等方面都获得极大发展。

国内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伴随着日趋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书写生态问题的文学作品开始出现。1992年环境文学研究会成立和《绿叶》杂志创刊，使创作界有意识地使用“环境文学”“绿色写作”“自然书写”等相关概念。1999年“生态与文学”国际研讨会在海南召开，国内学术界对本土创作的研究逐渐增多。在新世纪的10年里，随着生态文明概念的不断拓展，包括政治经济政策制定在内的各领域对其的关注度更是以加速度增长。与之相应，学术界对文学与生态关系关注的话题亦日趋密集。比较早的是对外国文学中生态文本的研究，如许贤绪《当代苏联生态文学》《苏联当代文学中的生态平衡题材》等。此后，在哲学、文艺学等研究领域内，余谋昌、曾繁仁、鲁枢元等学者先后对生态思想做了系统而深入的理论探讨，使生态思想被国内学术界广泛关注，并逐渐形成如下学术格局：一是前述生态哲学、生态文艺学等领域，在反思实践美学理论的基础上，吸收生态学、存在主义及中国传统美学，探讨生态伦理学、生态美学的建构；二是以王诺等学者为代表的对欧美生态文学和生态思想理论的研究，如《欧美生态文学》等著作，在欧美生态文学的发展中探求生态思想的理论根源，并与中国传统文化作比较；三是对中国本土生态文学创作及文学中生态意识情况的关注，如张皓《20世纪中国文学生态意识透视》，杨剑龙《论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创作》，赵树勤“中国当代生态文学”课题系列研究成果，汪树东《生态意识与当代中国文学》等均对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生态意识进行了研究。

伴随着生态思考的日趋深入，文学叙事中的生态意识经历了从无到有并逐步走向成熟的过程，其生态伦理问题有了提出的必要。文学叙事必须伴随着伦理思考，法国学者阿尔贝特·史怀泽在其著名的《敬畏生命》中说，“文学的叙事应该是将知识的发现与伦理态度结合在一起”，以“调整人类集体意识的进化方向”。

生态伦理区别于一般生态意识/生态思考之处在于，通过清晰的伦理模式及其理论体系的建构，实现对既有伦理指向的超越与替代，进而使生态思考从混沌走向清晰并实现理论的自觉。

但是，由于伦理学研究与文学研究之间跨学科边界融合的滞后，生态伦理学的最新研究进展未能及时、充分和有效地影响到文学研究领域。文学研究尚停留在对生态意识和生态思想的梳理阶段，对于其中至关重要的“生态伦理”问题内涵缺乏系统的关注，由此在对人与自然、人类与非人类关系等问题的判断中缺少必要的生态伦理坐标，因而在文本分析中对道德主体和道德对象，道德主体和权利主体等问题缺乏必要的界定和价值判断的分寸。此外，对于文学中生态伦理精神的逻辑起点及文学史定位等问题均未能给予足够的关注，即未能在既有的文学史、文学思潮的发展背景中，寻找生态伦理精神的逻辑起点及其与启蒙思潮、科学精神的关系等。还有对生态伦理精神的审美表达关注不够。与女性写作努力在男权话语霸权之外建构女性话语一样，生态写作同样需要不断建构一种超越“人类中心”话语的生态话语，并在叙事特征上有所体现。

鉴于此，本课题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重视从生态伦理内涵的阐释入手，尝试将伦理学与文学研究的有效融合，并从生态伦理与文学史进程的关系，以及生态伦理精神的话语形态等方面切入，展开深入研究。

为了清晰地说明本课题的研究情况，有必要先对其基本概念、理论视域、研究论域与具体的研究思路等方面加以界定。

第一，作为核心概念的“生态伦理”及其相关理论视阈的界定。本论题中的生态伦理精神是指文学作品中蕴涵的，在探讨人类与自然、人类和其他非人类生命关系时的道德态度和伦理规范。这种伦理精神强调对自然和其他生命的价值、权利的肯定与尊重，并通过文学的方式实现对其伦理态度的审美表达。

在伦理学研究领域，相对于人际伦理学的历史悠久与体系成熟而言，作为本课题核心概念的“生态伦理”是新兴且依然不断完善的伦理范畴。因而，本课题在研究过程中，关于基本概念的理论视阈界定，尝试从廓清以下两点入手。

其一，在对生态伦理与人际伦理差异的区分中，界定生态伦理的内涵。

与既有的人类中心哲学指引下的人际伦理观相比，生态伦理精神的研究首先强调对人际伦理与种际伦理之间差异的辨析。在生态伦理立场生成之前，文学叙事的主导伦理立场是人类中心哲学指引下的人际伦理立场。它是以人类既作为伦理主体又作为伦理关怀的对象，探讨人与人之间不同关系的伦理准则。人类中心哲学指引下的文学作品，其叙事立场以人类的利益作为核心，将自然与非人类生命视为人类的附属物，单向地强调人类对其管理权和非人类对人类的义务，因未能覆盖自然与非人类生命进而在处理与它们之间关系时存在着伦理准则的缺失。

生态伦理与传统伦理的区别在于，试图用种际伦理立场来处理物种之间的伦理关系，取代长期以来对人际伦理学的借用。把人际伦理原则用于不同的物种之间，是一种理论的误置，只涉及人对人关系的伦理学是不完整的。简单地将人际伦理挪用于处理人与自然、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关系，是不合理因而缺乏实施的有效性的。种际伦理强调，不同物种之间的伦理关系，不应按人际关系的标准确定其权利和义务，而应按不同物种在生物圈中的处境，遵循属于物种与物种之间的伦理准则。本课题在探讨生态伦理精神的有无及其生成度时，皆是在与人际伦理叙事的参照中予以比较分析的。在对新时期以来文学文本的伦理立场辨析中，能否通过对种际伦理的接受来实现对人际伦理的超越，是生态伦理立场有无的重要指标。

其二，作为伦理学与文学研究视阈融合的尝试，本课题在对文学作品的研究中，将人与自然、人类与非人类这两种关系，作为生态伦理内涵在文学叙事中的依托，从上述两种叙事模式中的不同叙事立场，区分其伦理形态。

尤其是在原有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上，拓展出人类与非人类关系这一维度，通过将生态伦理精神具体化为两种有生命物种之间的伦理关系，以有效地衔接伦理学理论用于文学研究时的边界融合问题，完成文学中生态伦理精神的体系建构。通过文学作品中对二者关系的书写所呈现的叙事伦理变化，来判断生态伦理立场的生成度：将自然和非人类视为伦理关怀的对象且将其视为具有审美主体性和独立叙事功能的对象，只有这样，才具备生态伦理立场，否则，仍是人际伦理立场的延续。

第二，研究论域中时段的划分问题。本课题中“新时期”所对应的时段，在学术界通常有两种界定方式：一种是指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80年代末，其下限与“后新时期”或“转型期”相衔接，并与“新世纪”构成完整的时间序列。另一种则是模糊地将“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的时段统称为“新时期”，不再作具体的细分，相应的创作被称为“新时期文学”。本课题的时段界定，主要采用后一种。因为在研究过程中，笔者发现，狭义上区别于“后新时期”“转型期”与“新世纪”的“新时期”时段内，并未完成生态伦理精神生成的完整历程。因而，在研究过程中，并未将论域局限在“文化大革命”结束至80年代末这一范围内，而是事实上将研究时段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一直延伸至新世纪，以便完整地勾勒出生态伦理精神的生成过程，并以成熟之后的生态伦理叙事文本作为范文本，解读其叙事模式与话语形态，并进一步探讨其本土化的完整历史，这是此处需要特别说明的。

第三，在研究资料方面，为呈现出生态伦理精神在新时期文学中产生历程的漫长和复杂的创作特点，本课题的开展以1976—2000年文学期刊作为资料来源，以该时段中国大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主要文学期刊公开发表的作品作为研究资料，大量汇集、展示人类与非人类、人与自然关系的文本，特别是生态伦理精神尚处于萌芽时期的作品，从中筛选出1119篇涉及人类与非人类关系的文本，并进一步选取其中80余篇具有标志性的文本作为论述支点，尽可能还原生态伦理精神在既有人际伦理体系中艰难的萌生和成长过程，勾勒出从生态伦理缺失到生态伦理逐步建构的基本脉络；并以2000—2010年全国各地文学期刊发表的作品作为研究对象，探讨生态伦理精神在新世纪写作中的主要走向。

除此之外，还结合大量长篇小说单行本或作家文集收录的作品，在解读文本本身之外，关注其二次发表的机会，进一步判断生态伦理精神在文学内部的接受状况。并运用版本学知识，比较不同版本之间叙事形态的差异，解读作家在初刊本到不同版本的单行本之间的修改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修改行为与创作主体生态伦理精神不断增长之间的关系等重要信息。

第四，在研究思路方面，从宏观视角出发，从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张力关系中进入新时期文学。生态问题是自然科学中多学科的关注对象，但文学并非仅仅对生态科学结论的演绎，而是以其审美性呈现出与其他学科的差别。

在研究过程中，坚持从原始资料积累中发现问题，以问题带动研究。如在文本搜集、整理过程中发现大量文本长期被文学史所忽略，深入研究发现“匿名登录”的缺失体现；在文本解读过程中发现大量自然科学话语的存在，于是进一步探讨这种状态何以形成，以及在何种程度上以何种策略完成对其审美性的建构；又如在发现最初的生态写作与生态现实之间出现明显的错位后，通过进一步探讨该现象的形成原因，最终发现此为生态伦理精神本土化过程中特有的现象，等等。

在文本干预和叙事模式提炼过程中，进一步将文本对人类与非人类关系的叙事中，梳理出“狩猎”与“食用”两个最直接的冲突形式。因而论题从“狩猎主题”与“食物主题”入手，抓住生态伦理精神的核心冲突，以期实现理论切入的有效性。

在对生态伦理精神的话语分析过程中，以空间、时间和身体作为三个重要的切入点，以此涵盖人类与自然、人类与其他生命之间共同拥有的话语支点，使研究结论更能接近研究对象的本质特征。

对生态伦理精神的文学史定位，则是从两个角度展开分析的：其一，从生态伦理精神与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人文、科学两大核心精神命题的关系入手，展示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宏观格局中，生态伦理精神不是对“人的文学”的颠覆和解构，而是对既有精神体系和理论内涵的拓展和延伸，是在“人”的建构的既有维度之外，增加生态维度。在此基础上，对生态伦理精神之于宏观文学史的意义重新予以合理和有效的定位。其二，在西方文学的参照下，探讨中国大陆文学中生态伦理精神的本土化历程。关注在全球化视野中，中国文学如何通过将世界命题与中国本土实际语境的对接，在本土资源中寻找到有效的切入点，以本土的叙事模式和话语形态，完成生态伦理的本土化转换。在纵向与横向的参照中，对研究对象予以定位，更为有效地在全球化和本土性问题上做出较为恰当的判断。

第五，在具体的研究方法方面，需要特别提及的是：本课题的展开，在文本细读、叙事学、主题学等常用的文学研究方法之外，有意识地借鉴自然科学研究中常用的数据统计与支持，以期提升人文学科研究的科学性。在研究过程中，在作家群体情况分析方面，通过同一作家具有生态意识的作品量及其创作总量的关系体现生态伦理立场最初的不稳定性；在生态写作与古典小说叙事模式的相关度研究等方面，通过对《太平广记》500卷小说的题材分析，梳理出古典小说中的优势题材，用以解释生态写作在与本土生态现状衔接过程中的错位问题等。通过使用数据统计与支持的研究方法，提升人文科学研究中的理性气质。

另外，比较文学的研究视野和版本学的研究方法在本课题展开中也颇为重要。在研究过程中，大量阅读古典、西方文学同领域的作品，在平行研究与影响关系的探讨中寻找更为宏阔的文学史思路。版本学的研究方法，则主要用于对同一著作不同版本修改过程中叙事元素的变化，探讨此类变化对生态伦理立场的影响。

生态伦理和人文精神的契合点在于将人文精神中的自由、平等、博爱延伸到非人类生命和自然上。因而，生态伦理精神不是对人文精神的否定，而是在人文精神原有的理论框架中添加了生态维度之后的新的人文立场。将新时期文学研究从对人与人关系的关注延伸到对人与自然、人类与非人类关系的关注上，拓展了人文精神的理论内涵和文学研究的学术视野。

20世纪初以来，中国文学以不断书写对人的价值和权利尊重的人文精神追随着“德先生”的指引。新时期具有生态伦理精神的写作则进一步把人文精神中尊重的对象拓展到人之外的自然和其他非人类生命上，实现了生态伦理与人文精神的对接。“……‘生态伦理’，给一个陈旧的话题又赋予了许多新的含义，在理论家们探讨人与人、人与社会的伦理关系时，‘伦理’的外延扩展得更为广泛，人与自然何尝不存在着伦理道德的约束，在我们谈论保持人类尊严的时候，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发展，对动物的尊重，何尝不是保持人类尊严的一个重要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