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平川彰及其《印度佛教史》
十九世纪下半叶欧洲学术界所发展出来的佛学研究，为人类的佛教研究史开启了一片新的视野。从此，一种客观的、批判的、重视原典与史实的研究风气，逐渐弥漫到各国佛学界，并且逐渐扭转了亚洲佛教国家的传统佛教研究法；其中，受到最大影响的佛教国家是日本。
日本的传统佛教研究，所承袭的是中国汉传佛学传统。从七世纪初圣德太子的佛典注释开始，一直到十九世纪间各大宗派的义学体系及各家著述，大体都可以说是中国汉传佛学的承袭与衍生。这样的佛教研究传统是信仰式的，带有宗教感情而不能全然客观的；纵使有所批判也是局部的、有限的。这样的传统研究法当然无法重现原典（梵、巴文佛典），而仅能以汉语佛典为依据。此外，在史实考订方面，经文上的记录不能怀疑，必须肯定大乘经典是释迦牟尼亲口所说；偶有批判者（如富永仲基的《出定后语》）也无法蔚为学术主流。这样的研究立场、态度与风格，我们可以名之为“信仰式的佛教研究”。
相对于这种信仰式的研究风格，十九世纪以来欧洲所开启的方向，我们可以称之为“学术性的佛教研究”。日本佛学界开始意识到这种客观、批判与求真特质的重要性，是在欧洲佛学界形成这种学风之后不久。公元一八七六年，日本净土真宗大谷派的南条文雄被送到英国牛津大学研习梵文及欧洲学界所开启的学术性佛教研究法；公元一八八四年，南条回到日本，次年他在东京大学讲授梵语。这是日本佛学界从事客观性佛教研究的开始，也是在高等学府中开设梵语课程（客观性佛学研究的指标性课程）的开始。
此后，到欧洲学习这种研究法的日本学者愈来愈多，他们回日本后所造成的影响自是不可言喻。二十世纪日本各所公立大学所开设的佛学课程，以及日本各大佛教宗派所设大学之佛学课程，几乎清一色都以欧洲学界所开启的这种研究风格为导向。而承袭自中国汉传佛学的佛典诠释法及研究法，则逐渐退缩到各大宗派之中，成为传教弘法的内容，而无法在客观学术界争一席之地。
平川彰（公元一九一五～二〇〇二年）便是在这种学术背景之下成长的佛教学者。他承袭了南条之后学术界数十年的研究成果，在东京大学毕业后又曾到西德、英国及印度等地留学。丰厚的学术资源与宽广的国际学术视野，加上他本身的优秀条件，使他成为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卓越佛教学者。
平川彰的博士论文是《律藏的研究》。其著作中最常被人讨论的是《原始佛教的研究》 《初期大乘佛教的研究》与《印度佛教史》。这些著作的领域都在“印度佛教”范围内，而其所处理的主要问题也大体可以归入“历史学”范围。专业领域主要在印度佛教，所探讨的又多半是历史问题，具有这种学术背景所撰写完成的《印度佛教史》，其基本可信度应该是比无此条件者要高一些的。
当然，学术背景只是基本条件，我们还必须谈谈作品本身。
这部《印度佛教史》的最大特色是，作者总结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学术界在印度佛教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在这一基础之上，透过作者的抉择与取舍，并提出其独特的看法，然后组织、结构以形成此一通观印度佛教的历史著作。因此，检读这部著作，我们大体可以窥见近百年来国际学术界在“印度佛教”领域内，所注重的是哪些层面，所解决的又有哪些问题。如果我们能再注意每章所附的注释说明，则更能加强我们对印度佛教研究史的认识。
其次，本书是有关印度佛教的“通史”。“通史”的主要意义不只要通贯全史，而且所照顾的层面也要宽阔，要适度地掌握“大局”，而且要能贯串前因后果；在这方面，本书可以说是拿捏得宜的。全书从原始佛教论述到密教后期，也能注意到历史发展之承先启后的特质，让读者在展读过后，可以对印度佛教的发展与流变有一通盘、均匀而不偏倚的理解。此外，在论述主题方面，教义、教团、经论文献、历史人物等，作者也都能适当地诠释或批评。质言之，作者在通史体裁的运用上，可以说掌握得颇为得心应手。
研究印度佛教史的人还要面对的另一重要问题是历史分期。本书将印度佛教史分成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佛教（又分初期、后期）、秘密佛教四期。这是日本佛学界行之有年的分期法，但是与汉传佛学界并不一致。二十世纪汉传佛学界的二大巨擘吕澂与印顺，他们对印度佛教的分期法便与本书不同。吕澂的《印度佛学源流略讲》将印度佛学依序分为原始、部派、初期大乘、小乘、中期大乘、晚期大乘及余论等七期。其中他将部派佛学区分为前期的“部派”与后期的“小乘”二部分，而且对密教只在余论中以两三页篇幅稍稍提及。
至于印顺也有其独特的分期法。他在其《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序文中，将印度一千余年的佛教史分为“佛法”“大乘佛法”“秘密大乘佛法”三阶段，与吕澂、平川彰二氏都有不同。
印顺用“佛法”一词来概括“原始”与“部派”二时代的佛法，此中固有所见，但是“佛法”一词的通俗意义容易与此处之特殊意义相混淆。而吕澂对流传印度数百年之密教的有意忽视，虽然有其思想上之见地为依据，但仍难脱“有违客观史实”之评论。因此，平川彰之分期法虽然不甚细腻，但是以时代显学为宗，通俗易解，因此较易为学界所接受。
关于作者在本书中的特殊看法，可举上册第三章为例。他以为大乘教团的起源与佛塔信仰有关，大乘应出自非僧非俗的佛塔集团，而非出自小乘部派僧团；这一看法源自其另一著作《初期大乘佛教的研究》。这一见解的提出，曾引起国际佛学界的热烈讨论；台湾的印顺法师也曾撰文批评。
综合地看，这部书能译介到汉传佛教学术界是值得赞叹的。当前的汉传佛学界，并未形成严格的学术规格，佛学界的学术基准也言人人殊，并不精确。加上信仰式研究与学术性研究的界线不清，非专业研究者与专业研究者的互不认同，乃使长年来的研究成果良莠不齐。因此，在这时候多译介一些像平川彰这类纯学术性的名著进来，对国内学术基准的建立与学术共识的形成，应该是有益的，对客观的佛教研究，应该也会有正面的影响。
（本文作者为台湾佛光人文社会学院宗教学研究所副教授、“中华佛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