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鉴往知来，学习佛陀的人间关怀
溯源穷流，发挥菩萨之人本精神
印度文明源远流长，约可上溯至公元前二千五百年，是人类精神文化的重要遗产之一。其中，印度佛教发展成世界性的宗教，佛法中“缘生缘灭”的宇宙论与“无常无我”的人生观，历久弥新，颇为现代社会注意与重视，广为各方人士学习与运用。
但是，由于佛教不是由“天启”（神的启示或旨意）而产生的宗教，典籍与教义有其发展的“自由度”。因此，佛教典籍浩瀚，只算传译至中国的印度佛典约有一六九二部（五千余卷）。佛教流派繁多，在印度有声闻乘二十部派，菩萨乘中观、瑜伽学派，以及金刚乘金刚界、胎藏界两部密教法门。佛教思想深广，可分为“我空法有”“诸法皆空”“空有双彰中道”三时教法，以及我法俱有宗、法有我无宗、法无去来宗、现通假实宗、俗妄真实宗、诸法但名宗、胜义俱空宗、应理圆实宗等八种宗义。
如何探索佛教的本质以去芜存菁，或舍“方便”取“真实”？如何究明各种法门的流变以截长补短、各尽其用？佛教起源于印度，流传成为国际宗教，乃至现代，但又为什么印度佛教却在十二世纪灭亡？这是攸关正确地理解与实践佛教的大课题，也是很高难度的目标，因为古印度是史籍史料比较缺乏的地区。
古来传译至中国或汉译的中国撰述的佛教史传资料被编辑在《大正大藏经》的“史传部”（第四九册～五二册）。其中，作为印度佛教史料类别有：佛典结集史、法住法灭史、部派史、佛教通史（《历代三宝纪》《佛祖统纪》《佛祖历代通载》……）、佛传（《释迦谱》）、阿育王传、印度祖师（马鸣、龙树、提婆……）传、《付法藏因缘传》等。但是，由于新史料史迹的发现与丰富的现代学术研究成果，有需要重新撰写合乎实证主义要求的印度佛教通史。
佛学界泰斗印顺法师在他的《印度之佛教》（一九四二年）序文中，叙述其研习印度佛教史的动机：“深信佛教于长期之发展中，必有以流变而失真者。探其宗本，明其流变，抉择而洗炼之，愿自治印度佛教始。察思想之所自来，动机之所出，于身心国家实益之所在，不为华饰之辩论所蒙，愿本此意以治印度之佛教。”
一九八八年他又撰写《印度佛教思想史》，于自序中说明：“一九六七年，我在《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自序’中说：‘在战乱中所写的《印度之佛教》，是用文言写的，多叙述而少引证，对佛教史来说，体裁是很不适合的，而且错误与空疏的也不少……我要用语体的，引证的，重写一部。’但直到现在，二十年的悠长岁月，《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以外，只写了《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如来藏之研究》《空之探究》，晚年衰病，‘重写一部’——分为多少册的意愿，已无法达成，所以三年前，将《印度之佛教》重印出版。《印度之佛教》的错误与空疏，在上面几部写作中，虽已作部分的改正与补充，但印度佛教演变的某些关键问题，没有能作综合联贯的说明，总觉得心愿未了。现在据我所理解到的，再扼要地表达出来。
“‘佛法’在流传中，出现了‘大乘佛法’，更演进而为‘秘密大乘佛法’，主要的推动力，是‘佛涅槃后，佛弟子对佛的永恒怀念’。怀念，是通过情感的，也就可能有想象的成分；离释尊的时代越远，想象的成分也越多，这是印度佛教史上的事实。”
本书的作者平川彰（公元一九一五～二〇〇二年）教授是东京帝国大学文学博士，从公元一九八三到一九九一年担任日本印度学佛教学学会理事长、日本学士院会员、日本国际佛教大学理事长。其代表作为《律藏的研究》《初期大乘佛教的研究》《佛教通史》《印度佛教史》（上、下）等。在工具书编辑方面，有《阿毗达磨俱舍论索引（梵汉藏）Ⅰ, Ⅱ,Ⅲ》（一九七三年，一九七七年，一九七八年）、《印度学佛教学研究索引》（一九八七年）、《佛教汉梵大辞典》（一九九七年）等，并且推动成立“印度学佛教学论文资料库”（Indian and Buddhist Studies Treatise Database, INBUDS，一九八四年开始输入，一九九八年开始网络公开于http://www.inbuds.net/）。近年来，教授整编所有著作为《平川彰著作集》十七册（东京春秋社），对日本学术界举足轻重，被尊为日本国宝级学者，也是国际知名的佛学专家。在教学、研究、推广教育等方面，精勤不断。他于二〇〇二年三月三十一日逝去，享年八十七岁。
我在日本东京大学留学期间（公元一九八六～一九九二年），有幸有几次亲聆演讲或讲课的机会，很佩服其诲人不倦、乐说无碍的讲学精神。去年（二〇〇一年）印度学佛教学学会五十周年纪念大会，教授已是八十六高龄，并且据说身罹癌症，但他在纪念晚宴时，仍然宝刀未老，侃侃而谈，高情逸态，四座无不动容，真是学者典范。平川彰教授数次来台学术交流，特别是在一九九七年七月台湾“中华佛学研究所”主办的“第三届中华国际佛学会议”期间，以“净土之现代意义”为题，担任主题演说者，广为当时的报章杂志所报导。
教授的《印度佛教史》以“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初期大乘佛教”“后期大乘佛教”“密教”等五章，来论述印度佛教源流之生灭，令鉴往知来；并探究佛陀本怀与宗派发展，使本末有序。此书各种议题考名责实，参考资料巨细靡遗，内容条理分明，文笔深入浅出，不仅是学者专家之参考必备，也是初学大众的入门指南。本书是我研究生时期的佛学研究启蒙书，乃至今日身为教授，也常置于案头，以便教学与研究。
《印度佛教史》名重国际，是学术界经典之作，美国弗吉尼亚的Paul Groner教授（也是平川彰教授的高足）曾英译出版上册为A History of Indian Buddhism, From Śākya to Early Mahāyāna（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0）。如今由庄昆木先生汉译全部，以飨华语世界的读者，可谓学术交流的一大庆事。庄先生目前就读于东京大学印度哲学研究所，他在台湾学习期间已有深厚的佛学与语文基础，博学多闻，古道热肠。在留学课业繁忙之际，有心译介如此名著，并且提供相关延伸阅读资料，以提升华文学术界水准，非常值得随喜赞叹。本人并补充下列两点，野人献曝，也谨作为序言之结语。
一、平川彰教授在《初期大乘佛教的研究》（一九六八年）、《印度佛教史》（一九七四年，一九七九年）“第三节 大乘佛教的源流——佛塔信仰与大乘”中对于印度佛教之大乘佛法的起源问题，提出“大乘教团不是出于出家的部派佛教，推想有‘非僧非俗’的佛塔教团，以说明菩萨团体的起源”的观点。对此，印顺法师之《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一九八〇年）中论及：“果真这样，初起的大乘教团，倒与现代日本式的佛教相近。这一说，大概会受到日本佛教界欢迎的，也许这就是构想者的意识来源！不过，佛塔与出家的僧伽别体，佛塔非僧伽所有，是否就等于佛塔与在家人，或不僧不俗者一体？佛塔属于不僧不俗者的所有物？部派间真的不能交往吗？十善戒但属于在家吗？这些问题，应该作更多的研究！”（p.9）并且提出：“佛法”，是从“对佛的永恒怀念”而开显出来的（p.4）。“初期大乘经，决不是离开传统的部派佛教，由不僧不俗的第三集团所阐扬出来。起初是从部派佛教中，倾向于佛德、菩萨行的少数比丘，或重信，或重智，或重悲，多方面传出，渐渐地广大起来”（p.1302）。这是我们可注意所谓华人观点的回应之一。
二、印顺法师与平川彰教授一致认为：佛教不断地“密教化”，进而“印度教化”（梵神化、梵我化）是印度佛教衰亡的主因。印顺法师说：“大乘初兴，犹知‘正直舍方便，但说无上道’。而后起者，惑于菩萨方便之胜于二乘，举一切而融摄之。不知时空之适应，不知主客之势，不知常轨与变例。彼‘方便究竟’者，且举淫秽邪鄙为无上方便，遑论其余？佛教有谚云：‘方便出下流。’吾于佛教之梵化，有同感也。嗟乎！过去之印度佛教已矣，今流行于黄族间之佛教又如何？殷鉴不远，勿谓圆融神秘而可以住持正法也！”（《印度之佛教》p.332）
平川彰教授则说：“亦即在大乘佛教中，刚开始时咒术的成分很大，但这是为了回应民众的宗教要求，也有不得已之处……这种咒术的成分在大乘佛教中渐渐取得优势，而自公元六世纪左右起，密教逐渐兴盛。密教虽然也是佛教的一种，但其表相的仪礼与印度教几乎没甚么两样，因此若忘却了根本精神，只重视表相的仪礼的话，密教会完全消解于印度教之中……中国及日本的密教中，在表相的印度教仪式背后，佛教的空观思想成为支柱，因此密教并不失佛教的本质。但是在印度，佛教不断地密教化，进而印度教化的结果，终于完全失去了密教之所以是佛教的特征……佛教在初兴而充满朝气的时代，曾强力主张无我或空的思想，但随着时代变迁，在教理产生变化之中，渐渐与梵我思想同化，然后佛教在印度就失去了势力。佛教本来不是梵我说，这是佛教在印度灭亡的一大理由。”（p.5—9〔上〕）
最后，祈愿读者，鉴往知来，学习佛陀的人间关怀；溯源穷流，发挥菩萨之人本精神。
二〇〇二年九月一日 释惠敏 序于西莲净苑
（本文作者为台北艺术大学荣誉教授、法鼓文理学院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