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阴阳之思考

不可否认，徽宗刚开始当上皇帝的时候，励精图治，奋发进取，一段时间，大宋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当然，徽宗当上皇帝，还要感谢他那位酷爱房事的哥哥宋哲宗。哲宗英年早逝，无有子嗣，一方面在房事方面留给徽宗一个血的教训，另一方面将皇帝的宝座腾了出来，如此好的哥哥，在皇帝圈里可谓凤毛麟角。

不过，徽宗当上皇帝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有十三个兄弟，除了死了的，还有五个是活着的，徽宗既非嫡更非长；而当时的宰相章惇对徽宗很不感冒，并说他“轻佻，不可以君天下”。但是，当时的向太后非常支持徽宗，说他“有福寿，且仁孝”，不同于其他王子。更重要的是，她说这些都是徽宗他爹说的。主管军事的大臣曾布也斥责章惇：“所发议论，令人惊骇，不知居心何在？”这句话包含着十恶不赦的谋反之罪。如此一来，宰相不说话了，徽宗自然也就当上皇帝了。

徽宗当上皇帝，虽非一帆风顺，但也算有惊无险。徽宗成为皇帝，向太后起了决定性作用，不过最终来说，徽宗靠的还是自己的实力。不管徽宗是如何败国败家败天下的，无论正史还是野史，甚至像《水浒传》这样的小说，谈及徽宗，皆有一个共识：此人才俊过人，三教九流，无所不通。事实在那儿摆着，没有点儿水平，也不可能画幅画就值几千万元，写幅字就卖一个多亿。史书记载，“徽宗好学，潜心词艺”，徽宗在进行书画练习时，能达到废寝忘食的程度。可以想象，其他皇族子弟都在吃喝玩乐，唯独徽宗勤奋学习，努力钻研诗歌、字画、骑射，所以，在徽宗当上皇帝之前，已经赢得了很好的口碑。

至于被后人称为奸臣的章惇为何对徽宗不感冒，不会是因为章惇心怀国家社稷，以为徽宗“轻佻”，不能事天下。其中之原因，可从章惇未来的前途，譬如谁当了皇帝对自己更有利等方面进行分析寻找。

徽宗即位之初，每日小心谨慎，时刻注意自己言行举止，力图树立勤政、爱民、节俭、开明的形象。徽宗刚刚即位，便采用吏部尚书韩忠彦的建议，“广仁恩，开言路，去疑似，戒用兵”。之后，发布《日变求直言诏》诏书，真诚希望天下人对国家朝廷提出意见和建议。这使得大宋百姓对国家政事的热情大大提高，短短一年多，臣民上疏直言者多达五百六十三名，当时大宋臣民议政谏言已蔚然成风。

之前朝廷设置“逻卒”这个机构，专门监听百姓言论，有谁议论朝政，便冠以“谤讥”之罪，令百姓深恶痛绝。开封府尹吴居厚反对百姓议论朝政，上疏请求增设逻卒。徽宗便问：“他们谈论的事情，涉及朕本人了吗？”吴居厚回答：“还不敢指斥。”徽宗说：“如涉及朕了，朕自当修身反省。”皇帝竟然如此虚心谦逊，吴居厚始料不及，只能“惭谢而退”。于是，朝廷“罢增逻卒”。

徽宗登基之初，觉得皇宫建筑过于豪华，对大臣说：“皇宫的墙上和梁柱上都涂着金子，像首饰一般，太虚浮了，太奢侈了。”哲宗时候，曾修建了一个月台，用于赏月和宴待宾客，徽宗认为这个月台太过华靡，便下诏令人将其拆除。徽宗还采取措施，减轻百姓负担。他数次下诏赦令，免除贫困边远地区、受灾地区百姓的赋税。

徽宗除了整顿朝纲，兼听直言，还坚决果断地平反冤狱，贬罚奸佞，提拔贤良。对于这些“贤良”，有两个我们较熟，也符合人们传统的贤良标准，他们是苏东坡和范纯仁。苏东坡曾在章惇当宰相时被贬往海南，可惜在平反召回的路上就去世了；范纯仁不很有名，但他的老爹范仲淹非常著名，不过此时范纯仁已是七十岁高龄，回来不久也去世了。

此时的徽宗，对于廉洁正直的大臣，是非常喜欢并重用的。毛注只是一个县官，为政清廉，深得民心，徽宗知道后，破格将他调入京城，提拔他为殿中侍御史，相当于现在的监察司司长。徐为人坦率耿直，徽宗将其提升为中书舍人，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办公厅副主任，徽宗对他说：“朕每听臣僚进对，非诈则谀；惟卿鲠直，朕所倚赖。”注1

注1《宋史·卷三百四十八·列传第一百〇七·徐》。

陈禾，字秀实，是徽宗时期愚蠢的二愣子官的典型代表。有一次，陈禾抓住一个机会，与徽宗谈论国家大事。陈禾口似悬河，唾沫飞溅，一直谈到日落时分，仍是滔滔不绝。徽宗终于不忍，说：“现在天色已经晚了，朕也是腹中饥饿无比，改日再谈吧。”陈禾拽住徽宗的衣服，哭着说：“陛下少留一会儿，容臣将臣的衷心说完。”徽宗又坐下，不料衣服被这位二愣子拽撕了。徽宗大叫道：“你撕坏我的衣服啦。”陈禾激切地说道：“陛下不惜撕碎衣服，微臣即使粉身碎骨报答陛下，又有何惜？”此番话深深感动了徽宗那颗本已饥饿的心。徽宗意味深长地说：“有你这样的臣子，朕还能有什么忧虑。”侍从要给徽宗换衣服，徽宗说：“不用了，不过这件衣服要好好保留起来，我用它来表彰忠诚正直的大臣。”

此情此景，多么令人感动涕零，然而，激情燃烧的日子总是短暂的，这种日子消失的一个标志是崇宁元年（1102）七月蔡京上台为相，之后崇宁四年（1105），设置应奉局，专领花石纲，被罢除的“逻卒”也“稍稍复置”，朝廷中愚蠢的二愣子官逐渐减少，最后绝迹，取而代之的是以蔡京为首的一批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奸臣……所有的情景又回到了我们熟悉的北宋末年的那些情景，徽宗也变成了我们熟悉的那个徽宗。之后二十余年，对于徽宗来说是美好的，而对于大宋王朝，就像一艘巨大的破船，船体不停地被海水灌入，直至剩下最后一根稻草，这根稻草被金兵轻轻放了上去，于是这艘破船永远地沉入了无底的深渊。

诚然，这一切变化的根源在于徽宗，而又是什么原因使徽宗从一个积极向上的有为青年变成一个腐败贪婪的昏君庸主？是什么原因使徽宗判若两人？所有这一切让人不可思议，而其中好似找不到使其发生变化的任何缘由。

有些观点将这种变化归结为徽宗身上天生的轻佻、艺术家气质和蔡京的影响，这些因素杂糅在一起，遂使徽宗变成了后来人们心目中的那副模样。

这绝对是这种变化的原因。不过，我觉得这只是徽宗变化的外在原因。

人行为的变化取决于人性格的变化，暂且拿出一些篇幅粗浅分析一下人性格变化的原因，或许可以找出徽宗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根本原因。

本节的标题叫“阴阳之思考”，所以少不了谈论一些“阴阳”的问题。阴阳之说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优秀智慧的结晶，自然界各种对立又关联的现象，都可以用阴阳来表示，譬如天地、日夜、寒暑、男女、善恶、强弱、智愚。阴阳学说深刻地影响了国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对于人的好坏，中国古书认为：“中国也、君子也、天理也，皆是阳类；夷狄也、小人也、人欲也，皆是阴类。”史学家黄仁宇先生也曾用阴阳学说对人的行为处事进行分析，认为人存在阴阳两面：“阴”指人们内心不可告人的私欲，“阳”指人们口头上公认的理想。

现在，我们将阴阳学说应用在人的性格之上。

我们做如下定义：将人性格中积极的方面定义为“阳”，譬如坚强、善良、公正、谦逊、自信等；将人性格中消极的方面定义为“阴”，譬如软弱、邪恶、自私、骄傲、自负等。如此一来，具有阳性的人便是“好人”，而具有阴性的人便是“坏人”。

有一段时期，我们断然把人分为“好”与“坏”两种，即“阳”与“阴”两种，而没有中间层面，后来我们逐渐认识到，有人虽然是好人，却会做坏事，有人虽然被认为是坏人，却做了许多好事，所以也就有了“伪君子”和“真小人”的说法。

我们的观点是，一个人的“阴性”和“阳性”所包含的所有元素都会不断发生变化，这种变化达到一个平衡点时，就是某个阶段一个人的性格。譬如一个人变化的结果是坚强、勇敢、公正，却又包含骄傲和自负；一个人软弱、堕落，却又包含善良等。

至于纯“阴”和纯“阳”的人是否存在，并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暂且不谈。

我们讨论的重点是，有些好人会变成坏人，有些坏人也会变成好人，其中变化的原因是什么？用阴阳之说分析，即一个人“阴性”与“阳性”之间转变的原因是什么。

问题已经提出，如果能很好地解答，或许可解答徽宗发生变化的原因，如此一来，人类社会中的一些问题也可能得到解释。

首先要弄清人的性格形成的原因。概括起来，人的性格形成取决于两种因素：第一是父母遗传（亦可说是先天环境），第二种是后天环境。这应该没有异议。

父母遗传，即一个人的天性，自己是决定不了的。几千年来，人们一直争论人的天性是“善”还是“恶”，近代现代科学研究偏向于“人性本善”之说。不过这些都没有多大关系，人的性格与人的智力不同，许多研究表明，后天环境很容易影响人的性格，但后天环境对人智力的影响很小。

性格形成的过程也是性格转变的过程，性格是会不断发生变化的，所谓的性格形成只不过是人性格转变的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有研究表明，这个稳定的阶段，最早出现在人的少儿时期。我们以这个稳定的阶段为前提，来分析人性格中“阴”“阳”转变的缘由。

“路边的野花”一节提到，解决“喜新厌旧”有两种方法：一是自己抽自己耳光，即自我克制；二是别人抽自己耳光，即他人教导。

这种“抽耳光法”，同样适用人性格中“阳”“阴”之间的转变：自我抑制力强，他人教导得当，便会产生由“阴性”到“阳性”的转变；反之，便会产生由“阳性”到“阴性”的转变。

除了“抽耳光法”，还有没有其他方法使人产生“阴性”向“阳性”之间的转变？我认为还有以下四种因素。

第一，道德约束。

人们将人最优秀的品质称为道德，并将其作为生活与行为的准则和规范。道德作为人类社会的正面价值取向，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的性格。但道德本身是比较模糊的，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社会背景的道德标准会有很大差异，而不同人对道德的理解也存在差异，如果人的自我克制力不强，道德对人行为的约束力会非常有限，由此对人的性格影响也很有限。

第二，环境影响。

广义来讲，除了自身之外的任何影响都可归纳为环境影响（即上面提到的后天环境影响）。这里指的是狭义的环境，主要包括自然环境、生计环境、社会风气等。自然环境指地理和气候环境，对性格的影响可做如下解释：中国北方人性格较粗放，南方人性格较细腻；日本的岛国地理特征决定其国民性格偏向于残忍和变态，韩国的半岛地理特征决定其国民性格偏向狭隘和自负，等等。生计环境包括生活环境（含家庭环境）、工作环境等，这一因素对性格影响最著名的例子是孟母三迁。社会风气包括好风气和坏风气，好风气有时又与道德因素相互关联，相互转变。

不过，随着社会的发展，环境对人的性格影响会变得越来越小。但是，环境的突然改变会极大地影响人的性格。

第三，宗教和信仰。

从整个历史来说，中国国民受宗教影响较小，但有些国家和民族，宗教力量对其国民性格起着决定性影响。这里不做过多论述。

第四，法律制度。

如果有人质疑法律制度对人性格影响，那么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可以明白：当前法律禁止卖淫嫖娼，如果这一条令被取消，社会风气一定会发生很大变化，从而影响人的性格——社会风气变化的根源在于社会中每个人思想的变化，思想表现出来的东西，就是人的性格。再扩大开来，当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代替旧的制度，整个社会的思想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随之而来的是国民性格的一个整体巨变。

法律制度具有强制性，这使得人们必须服从它规定的每一项法令，人的行为被约束在法律制度的框架之内，自然会产生一种法律制度框架内的人的性格。法律制度的强制性也决定了法律制度是影响人性格变化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知道了影响人性格变化的因素有：父母遗传，自我克制，他人教导，道德约束，环境影响，宗教和信仰，法律制度。基于以上因素，我们分析徽宗性格由“阳”向“阴”转变的原因。

父母遗传：章惇说徽宗“轻佻”，这可以归为父母遗传，不过，这并不是重要的，许多因素都可以改变其“轻佻”的性格。

自我克制、他人教导：在“路边的野花”一节中，我们知道了这两种因素对徽宗影响不大。

道德约束：“道德约束”取决于“自我克制”，从徽宗与男优、女优缠绵愉悦，不时垂怜路边野花可以看出，徽宗对“道德约束”也具有免疫力。

环境影响：徽宗在位二十五年，所处环境大多数是，对外无生死之患，对内无生存之忧，可以说是环境比较安乐。

宗教和信仰：这一因素对徽宗的影响只是使徽宗由“阳”到“阴”转变，那真正是适得其反。

最后只剩下了“法律制度”。

在万恶的旧社会，中国都是以人治、儒家思想（道德）、法律共同来治理国家，而其中最重要的是人治，主张依靠道德高尚的君主通过道德感化来治理国家，法律制度只是作为辅助手段。这使得法律制度只是用来为徽宗服务的，不能也不可能对徽宗有强制性。这并不是徽宗一朝是这样，中国社会几千年来都是这样。

由此可以想象徽宗的状况：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胡作非为在这里可以美化为替天行道；生活工作之中，周围满是阿谀奉承、吹嘘拍马、唯唯诺诺、投其所好、歌功颂德、罔上欺下之徒，个个顺其心意，整日被拍得痒痒的、舒舒服服的；整个国家没有大的内忧外患，代表天神的宗教把他说成是天神，他不会有任何约束……

我有时会想：任何一个人坐在徽宗位子上，会怎样？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答案是肯定的：人的性格会逐渐转向阴性。

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古今亦然。

看看中国社会的历朝历代，其发展的最终结果都是灭亡，如果后期遭遇外患，只是加速这种灭亡的速度。这是宿命。徽宗是无法改变这种宿命的。

以上是我们对影响人的性格转变原因的一个讨论。

我们提出这个问题，又用较长篇幅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最终目的并不是寻找其中原因，而是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在我看来，主要还是健全的法律制度。

纵观整个人类发展史，在制度变革之际，人们总是对前代制度提出尖锐的批评甚至全盘否定，其真正的价值并不是提供客观而公正的历史评价，而是针对当时社会存在的问题，通过揭示暴露前代制度的弊病和不足，来提出并施行新的社会制度。但一种制度实施之后，权力阶层又千方百计地维持这种制度，哪怕这种制度已不适应时代的发展。

这也容易让人理解，制度变革总是伴随着利益的巨大转换，所以对一种制度进行和平变革，往往是很难的，需要权力阶层有足够大的勇气和全盘掌控能力。

但我们又看到，和平变革也会出现在社会矛盾极大激化，并已使社会陷入极大危难的时候，而在社会矛盾不激化时，改革往往很难进行，即便社会矛盾已经很突出。这时，便会出现矛盾就在那里，却无人能够解决的一个奇怪而又正常的现象。由此，又会陷入矛盾激化致使社会产生极大破坏，之后社会制度又以非和平方式进行整体变革这样的恶性循环之中。

有了如此多的教训，在一种制度下如何进行变革，以保证社会矛盾最小化，就成了一门巨大学问。

我们的前辈曾用“民主”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但事实证明，没有健全的法律制度，民主只不过是虚无的海市蜃楼，无论怎样美丽诱人，最后总是要消失。人都有“阴”“阳”两性，仅靠外部影响和自我约束，是不能剔除人的“阴”性的，所以，只能靠强制性，只能靠法律制度。法律制度是否健全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当前，意识形态的东西已逐渐被人忽略，只要有健全的法律制度，无论社会体制如何，都能拥有良好的发展潜力并取得巨大的社会进步。

社会矛盾产生的根源在于各个阶层存在的不平等，健全的法律制度会将平等视为基本准则，在这种制度下，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能平等、公正、合理地被对待，没有特权阶级，也没有了弱势群体。试想，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人们又有什么理由冒着失去生命的危险去改变社会制度？

至此，徽宗和他的那些事儿暂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