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相关理论及文献回顾

对于委托人与代理人目标差异的研究，国内外学者做了大量努力，获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自20世纪以来，各国学者从不同视角揭示了掌握控制权的管理者和拥有所有权的股东之间目标差异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阐述，学者从各自的研究角度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1.3.1 “两权分离”理论

两权分离即公司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这一现象是与股份公司相伴而生的，是股份公司固有的特征。企业的所有权与控制权在传统的企业制度下合二为一，而在现代股份制公司中是分离的。“两权合一”使得经营动力机制在传统企业制度下不成问题，而“两权分离”却使得经营动力机制成为现代股份公司成败的关键。

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76）较早认识到股份公司两权分离这一问题。他指出，股份公司董事管理的不是他们自己的钱而是别人的钱，因此，不能期望他们会像私人合伙企业中的合伙人那样尽心尽力。他认为，股份公司经营不善的主要原因是企业由非所有者从事经营管理。在这里，斯密切中了股份公司的根本特征和主要问题。凡勃伦（Veblen, 1923）也在《无主所有制》中论述了联合股份公司的前途和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趋势。但对此进行充分论证的是伯利、米恩斯和钱德勒（Alfred D.Chandler）。

伯利和米恩斯（1932）在大量实证材料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结论：到20世纪20年代末，现代公司的所有权与控制权实现了分离，控制权由所有者手中转移到了管理者手中，而管理者的行为经常偏离股东的利益。随着现代股份公司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和股权的高度分散，股东对自有资本及公司财产的经营控制变得更加困难，企业核心权力由所有者向经营者转移也成为必然。伯利和米恩斯首次对股份公司的两权分离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他们指出，所有者在企业中的地位，已降低为仅在企业中拥有一系列合法的、实际的利益，而我们称之为控制者的集团，则居于对企业拥有法律和实际权力的地位。这一命题突破了传统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假设，开创了从激励角度研究企业的先河。

伯利和米恩斯指出，“无论在公司经营、收益分配，还是在公开的证券市场上，股东都具有某种明确界定的权益。一般来说，这都是为了股东的利益。”但是，这一学说并没有明确代理人所追求的具体目标，而只是指出，代理人不可能自动地为股东谋求利益，相反，他们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往往导致浪费和非效率。假设代理人追求的是个人收益，那么他们的利益与所有者的利益是完全对立的，因为“单纯追求利润的控制者集团绝不会很好地服务于所有者”。伯利和米恩斯列举了1900—1915年间，美国一些铁路公司的破产案都是源于控制集团对自身利益的追求，而相应的破产损失都落到了证券持有人的身上。这些历史的实证也说明了企业的委托人（所有者）与代理人（企业家）之间的确存在很大的目标差异，协调二者之间的利益已经成为一个经济管理的难题。

伯利（1954, 1959）进一步论述了这种分离现象。伯利（1954）指出，公司制度的兴起以及随之而来的由于工业在公司形式下的集中而产生的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是20世纪中第一个重要变化。这种两权分离表明，一方面，现代公司制企业出现了权力配置中排挤投资人的现象，即企业的所有者不再直接拥有企业的经营权，甚至不再拥有企业的人事决策权，而成为一个纯粹的“食利者”阶层；另一方面，掌握企业管理权的经理则对企业实施着实际的控制。

钱德勒（1977）通过对美国现代工商企业形成的历史过程进行考察发现，到20世纪初，在国民经济中居中心地位的已经是各种现代工商企业，并由中、高层支薪经理而非市场机制来管理并协调各单位的工作，这些经理已形成一个新的企业家阶层。20世纪的美国已经由崇尚自由竞争的企业家资本主义进入到经营者资本主义时代，职业经理层已成为最有影响力的经营决策者集团。“1963年，200家最大的非金融公司中有169家，也就是84.5%是由经理控制的……因此，到20世纪60年代时，在美国经济的一些主要部门中，经理式的公司已经成为现代工商企业的标准形式”。钱德勒这里所说的“经理式的公司”是指已经实现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而由职业经理人掌握控制权的现代股份公司。

从钱德勒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促使现代公司制大企业两权分离的主要有市场规模和管理制度创新两个因素。两权分离在促使大规模社会化生产成为主流生产方式以及现代公司成为主要企业形态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在古典企业里，所有者与经营者合二为一，只有一个声音、一种意志、一个目标，因此不会产生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利益分歧。但是，在现代公司制企业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情况下，由于所有者和经营者是不同的利益主体，二者之间难免产生摩擦甚至冲突。即使在清晰的委托代理关系下，由于代理人拥有企业内部信息和经营才能及努力程度等私人信息，也很难为委托人所监督。而理性的代理人又往往具有基于自身利益和信息优势的机会主义动机，因而现实中的委托代理契约不可能是一个完全契约。这就需要设计一套相应的制度安排，使委托人基于自身利益对代理人的行为进行监督和激励，委托代理问题应运而生。

1.3.2 委托代理理论

如前文所述，现代公司的根本特征是两权分离。股东是出资人，但却不直接从事经营，而委托代理人进行日常经营管理，所产生的风险由委托人承担。那么如何使具有私人目标和利益的代理人能够维护委托人的利益并为实现委托人的目标而努力，这就是委托代理理论所研究的核心问题。委托代理理论的基本理念是：拥有物质资本的股东是委托人，而拥有人力资本的经营者是代理人，代理人是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经济人，他们的目标函数有别于委托人，具有强烈的机会主义倾向。

詹森和麦克林（Jensen and Meckling, 1976）、法玛和詹森（Fama and Jensen, 1983）指出，代理理论研究的目标是设计一种机制或契约，为代理人提供有效激励和约束，促使他们向有利于委托人利益的目标努力工作。詹森和麦克林（1976）、普拉特和泽克豪泽（Pratt and Zeckhauser, 1985）、罗斯（Ross, 1973）、格罗斯曼和哈特（Grossman and Hart, 1986）、阿罗（Arrow, 1985）分别给委托代理关系下了定义，表述上虽有所不同，但却揭示了委托代理关系的共性，即委托代理关系是基于委托人的委托授权而发生的代理关系，委托人的利益依赖于代理人的行为。

对于代理问题产生的原因，哈特（1986）认为有两个：信息不对称和契约不完备。阿罗（1985）认为不确定性是代理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哈特指出，在现代企业中，由于委托代理关系的存在，缔约各方的目标必须加以协调才能趋于一致，而这种协调由于契约的不完备和信息的不对称，不可能低成本进行。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设计针对代理人的激励约束机制、维护委托人的利益就十分重要。

普拉特和泽克豪泽（1985）认为，代理成本就是代理人实施代理行为而给委托人所造成的成本和利益损失。詹森和麦克林（1976）把代理成本概括为：委托人的监管支出、代理人的保证支出、剩余损失（residual loss）。阿尔钦和德姆塞茨（Alchian and Demsetz, 1972）在其团队生产理论中提及代理成本，认为企业是一种团队生产，成员易出现偷懒行为，因而就需要激励监督者去监督其团队成员的行为，这期间势必要发生相关成本。詹森和麦克林（1976）认为，代理人的行为决策与实现委托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决策之间会存在某些偏差，而这些偏差将使委托人的利益遭受货币损失。这种货币损失是代理关系产生的费用之一，被称为“剩余损失”。法玛（Fama, 1980）指出，大多数企业的决策过程是在职业经理人的控制下完成的，而他们的利益未必与股东的利益相一致，当职业经理人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时，必然会侵害股东的利益，因此产生代理成本。

从国内情况看，对委托代理问题的研究源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特征的国企改革。周小川等（1994）认为，国企改革的关键在于建立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就是要界定好所有者、董事会和总经理的关系。张维迎（1995）论证了资本雇佣劳动而不是劳动雇佣资本的必然性，从而对所有制问题以及国企占主导的经济中经理市场的形成提出了自己鲜明的观点。青木昌彦、钱颖一（1995）对内部人控制进行了探讨。张承耀（1995）、费方域（1996）则结合国企改革，深入研究了内部人控制现象，提出了解决内部人控制问题的一些措施。林毅夫（1995）指出，所谓的公司治理结构，是指所有者对一个企业的经营管理和绩效进行监督和控制的一整套安排。总体而言，西方学者研究委托代理问题的历史比国内长得多，研究范围和深度也要大于国内学者。

以上委托代理理论认为，委托代理关系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是以代理人全心全意为委托人服务为前提的。但委托代理关系中的天然缺陷，使得上述前提很难被满足：

第一，目标不一致。即委托人与代理人的目标函数不一致。委托人拥有剩余索取权，追求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而代理人的目标是多元而丰富的，除了追求更多的货币收益外（基本工资、奖金、津贴等），还尽可能追求更多的非货币收益（在职消费、职业安全、事业成就、社会声望和权力地位等）。如果没有合理的激励约束机制，代理人就可能偏离委托人的目标，从而导致委托人的利润最大化目标难以实现。如詹森和麦克林（1976）所指出的：“如果委托代理关系的双方当事人都是效用最大化者，就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代理人不会总以委托人的最大利益而行动。”

第二，责任不对称。代理人掌握企业的经营控制权，而对经营所产生的效果即盈亏并不承担最终责任。这种权力与责任的不对称，加大了企业经营风险，而对代理人制约的弱化，使得股东利益安全受到威胁。

第三，信息不对称。代理人在某些方面掌握着“私人信息”，主要表现在：代理人直接控制并经营企业，具备专业技能与业务经营上的优势，容易获取私人信息并采取私人行动。尽管委托人会拥有一些了解企业经营状况的途径和方法，但因知识、能力、时间等因素的限制，委托人对代理人不可能实施全面的有效监督。

第四，契约不完全。不完全契约（GHM）理论认为，委托代理关系是一种契约关系。这种契约关系因信息不对称、不确定性等客观因素的存在，因而不可能包罗万象、天衣无缝。而这种天然漏洞恰恰为代理人损害委托人利益的行为提供了机会。

由于委托代理关系存在上述天然缺陷，代理人有可能不完全按照委托人的意图行事，而出现以牺牲所有者目标利益去追求个人利益的“非效率现象”。具体表现为“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因此，委托人需要通过对代理人进行适当的激励约束，以引导和纠正代理人偏离股东目标的行为。但代理人追求的目标到底是什么？这是防范委托代理风险需要识别的最迫切问题和关键。

1.3.3 目标差异理论

代理理论的一个首要假设就是委托人和代理人的目标有冲突。经理可能更倾向于“利己主义”（Boatrigh, 1999），可能更专注于那些能够在短期内产生利润的项目和投资，而不是那些经长期经营使股东财富最大化的项目。德米拉和泰莱科特（Demira and Tylecote, 1992）、彭罗斯（Penrose, 1959）、加尔布雷思（Galbraith, 1967）、威廉森（1964）指出，管理者存在获取超额控制权收益的客观基础和动机。自伯利和米恩斯提出两权分离理论以来，相当多的学者注意到了委托代理条件下的委托人与代理人目标分歧问题。现代厂商理论中的经理型厂商理论和行为型厂商理论对此做了比较经典的阐述。

1.3.3.1 经理型厂商理论

经理型厂商理论把企业看成是股东、经理和工人的结合体，而结合体内各类人员的目标是相互冲突的。在这个结合体中，企业高层管理者的地位最重要，他们拥有企业经营活动的决策权，负责协调企业内相互冲突的目标，而股东实际拥有的权力很小。经理型厂商论者认为，企业高层管理者只要实现必要的利润水平，保证股东满意的股息和企业发展必需的投资，同时维持好的信誉，以便从银行获得贷款，保持股票价格不下降，避免被吞并的危险，那么企业高层管理者就可以自行永续了。但同时也使得他们有可能偏离最大利润目标，转而采取能使他们自己的效用最大化的目标和政策。

经理型厂商理论直接继承和发展了伯利和米恩斯的主张，更为明确地提出，现代公司本质上是个等级制机构，最高级的经理确定公司的目标，监督较低级别的经理和员工达到这样的目标。如果经理是自利的人，而且不是企业完全的所有者，他一定会最大化自己的效用，而不是公司整体的效用。经理目标既有财务上的目标，也有很多非财务目标，比如要加强他们的地位、特权和权力等等。经理总是在不特定的环境下寻求股东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权衡，他们不是完全不顾及股东的利益。相反，为了保住职位，他们也会努力保持一定数量的净利润和一定数量的分红，以获得股东对企业绩效的满意。这是因为，如果股东不满，无论是通过用手投票还是用脚投票，都会损害经理自己的利益。总之，经理型厂商理论都接受“经理只追求满意的利润水平”一说，但是，关于经理究竟会追求什么，大家众说纷纭。比较著名的经理型厂商理论有鲍莫尔的“销售额最大化”理论、马里斯的“增长最大化”理论和威廉森的“经理效用最大化”理论。

1．鲍莫尔的销售额最大化理论

鲍莫尔于1959年出版的《企业行为、价值和增长》一书提出“最大销售收益”假设作为“最大利润”的替代目标。其理由是：

（1）经理层报酬与销售额的相关度大于与利润额的相关度；

（2）银行等金融机构愿意贷款给销售额不断扩大的企业；

（3）员工的收入随销售额增加而增加，且免于人事解聘事项；

（4）首先实现利润最大化目标，容易引起股东的更高预期，所以经理人宁愿选择稳步实现令股东满意的利润；

（5）如果销量下降，市场份额降低，就会削弱自己的竞争地位以及和对手进行讨价还价的能力。

鲍莫尔的基本思想是把企业特征刻画成：经理在追求一定利润的前提下通常致力于企业销售收益的最大化。企业利润不能低于一定水平，这主要是为了保证股东满意，保证经理的工作安全。只要能达到一定的利润水平，经理就会把全部精力放在企业的销售额最大化方面。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只要销售额增加，企业规模就会增加：一方面会改善企业的竞争地位，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企业规模扩大了，经理的报酬、地位、声誉都会扩大。

那么，追求销售额最大化的企业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在结果上有什么不同呢？鲍莫尔认为，除了进行广告战和推出新产品等重大决策外，管理部门的一般决策都假定不考虑竞争对手的反应。在此基础上，鲍莫尔建立了他的静态和动态的最大销售收益模型，并得出：最大销售收益假设预测的成绩，比最大利润假设的成绩要好。

2．马里斯的增长最大化理论

马里斯在他1963年发表的《经理型企业模型》的论文和1964年出版的《经理型资本主义理论》一书中提出了增长最大化理论。马里斯认为，两权分离使得经理能够确定和股东不一致的目标，经理并不追求企业的绝对规模最大，而是使企业的增长率（即规模的变化）达到最大。他解释道，由于增长并不违背股东的利益，因此，最大增长率的目标是合理的。经理宁愿在企业的增长中提升自己，而不愿转移到大企业中。这是因为大企业的气氛可能对新来者不友好，或者了解内情需要较长时间。

该理论认为，经理目标和股东目标之间的差别不如其他经理型厂商论者所说的那么大。他认为，经理的目标在于获得使自己效用Um最大化的需求增长率gD，股东的目标则是获得使自身效用Uo最大化的资本供给增长率gc（而不是常规理论所说的利润率）。我们可以用表达式表示为：

马里斯和其他经理型厂商论者的分歧在于，马里斯认为经理目标和股东目标之间的差别不如后者所说的那样大。因为马里斯认为经理的效用函数和股东的效用函数中绝大多数的变量都与一个特定变量——厂商规模高度相关，经理的效用函数包括工资、地位、权力、产量和工作安全性等变量，股东的效用函数则包括利润、产量、资本、市场份额和公共形象等变量。其中，资本、产量、收益和市场份额等都是反映厂商规模的指标。在均衡状态下，经理追求的需求增长率gD和股东追求的资本供给增长率gc是相等的，经理是在保持必不可少的利润水平约束条件下追求最大的增长率。所以在马里斯看来，经理和股东之间并没有很大的目标差异。

3．威廉森的经理效用最大化理论

1963年，威廉森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的《经理决断和企业行为》一文中提出，经理并不寻求股东效用最大化的最大利润政策，他们执行的是自身效用最大化政策，此时经理具有自行决断的权力。但同时，利润是经理行为的约束条件，如果不能达到令股东满意的最低利润，经理的职位安全将受到挑战和威胁。在威廉森的模型中，经理的效用函数包括薪金、安全、权力、地位、威望和职业的优越性等变量。这其中除了薪金一项外，其他变量都需要转化成用货币计量的其他变量来表示。威廉森称这种变量为“费用偏好”（expense preference），其含义是“经理从某种方式的支出中所得到的满足，特别是从企业管理费用中所享用的津贴和能为经理自行支配的投资基金中所得到的满足（即效用）”。

威廉森将经理的效用函数表示为：

其中，U表示经理的效用；S表示包括经理和管理人员在内的薪金开支；M表示经理津贴；ID表示经理自行决定的投资。

威廉森认为，以上这些支出的变量是经理职位安全的保证，同时也是他们权力、地位、威望和职业成就的反映，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经理可以自行决断的。

上述三种经理型厂商理论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承认股东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但强调经理追求的是自身效用最大化。经理为了自己的地位、威望、经济利益和职位的安全而背离利润最大化原则，导致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目标差异。经理型厂商理论的基本特征是，认为最高管理层为了自身职位的安全，是在首先实现最低的利润约束条件下追求自身的效用最大。而以上三种理论的差别在于经理效用函数所包含的要素不一样，经理为实现其目标所使用的主要政策变量不一样，对模型的各种参数变化的结果所进行的预测不一样。经理型厂商论者的不足是，他们着重从厂商的内部条件分析经理实现其目标的途径，而忽视了外部环境对经理行为所施加的影响。

1.3.3.2 西尔特和马奇的行为型厂商理论

行为型厂商理论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西蒙（H.A.Simon, 1955）的《合理选择的行为模型》一文对行为模型进行了开创性研究。随后西尔特和马奇对其论点进行了深化和发展，在1963年出版的《行为型厂商理论》一书中建立了行为型厂商理论。它几乎在所有的方面都和传统的厂商理论不一样。他们的模型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1）厂商是目标相互冲突的群体之间的结合体。这个结合体中最重要的群体是和厂商关系最直接、最密切的经理、工人和股东三者，每一个群体都有自己的一套目标或需求。例如，工人要求高工资、完善的养老金制度和良好的工作条件；经理要求高薪金、权力和威望；股东要求高利润、资本增长和市场规模等。而厂商的目标最终将由最高管理部门来决定和批准。

（2）厂商目标主要有：生产目标、存货目标、销售目标、市场份额目标和利润目标。而厂商会根据确定的目标，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销售量最大化，而是努力去争取一个令人满意的总成绩，也就是西蒙提出的“令人满意”准则（satisficing criteria）。西蒙把厂商的这种行为称为“有限合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行为。

行为型厂商理论的特点是考察了目标的形成过程和厂商内部资源的配置，分析了劳动报酬对企业活动的稳定作用，这是传统理论所忽略的。在决策过程中，当选定目标不能实现时，允许降低标准。“令人满意”准则有其积极的意义，但也失去了客观评价厂商的标准。

总而言之，经理型和行为型厂商理论都是从厂商管理权和所有权分离这一情况出发，企图突破传统厂商理论的追求最大利润的单一目标，以经理谋求自我利益的某种目标建立理论体系。但共同的缺陷是无视市场上厂商的相互依存关系。但它们的一些论点，如行为理论中的决策过程和厂内资源的配置以及鲍莫尔模型的最大销售收益论等都有其现实意义。

1.3.4 文献回顾

基于以上委托人与代理人目标差异的相关理论，国内外许多学者对代理人的目标差异表现进行了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代理人存在侵占委托人财产和进行过度在职消费的倾向。在各种代理人损害委托人利益的形式中，直接侵占财产是常见且主要的。在法律环境较好的地方，代理人会通过争取更多控制权进而增加在职消费谋取私人利益。而在法律制度落后的地方，则侵吞行为较多。詹森和麦克林（1976）在论文《企业理论：经理行为、代理成本和所有权结构》中提出，管理层的在职消费是控制权收益的来源。

第二，代理人还存在建造个人帝国倾向。墨菲（Murphy, 2002）认为经理人存在使企业的发展超出理想规模的内在激励，通过不断地投资新项目，经理拥有更多可以控制的资源。舒尔茨（Schultz, 1961）以股权高度分散的公司为研究对象，发现经理有动机对负的净现值项目投资，这使得经理能够掌握更多的资源，获得更多的在职消费。绩效不佳的代理人会竭尽全力保卫自己的位子，其所缔造的个人帝国往往很难被打破，这使公司遭受巨大损失。约翰、马吉、纳加拉坚和纽曼（John, Magee, Nagarajan, Newmen, 1985）发现，当绩效较差公司的经理在飞机事故或因心脏病发作而突然死亡后，其所在公司的股价会提高。那些经理不将资金返还给投资者而是致力于建立起巨大帝国的主要大公司，其价格的增长非常巨大。

第三，代理人的投资决策有时并非有效率而纯属为了一己私利。由于代理人的任期有限，而且其货币收益与非货币收益通常与任期内的绩效有关，因而代理人的决策难免短视。纳拉亚南（Narayanan, 1985）认为，任职时间较短、能力尚未获得认可、风险规避型经理自然会偏好选择盈利较快的短期项目。同时，经理人任期越短，短视投资行为越严重。贝克（Baker,2000）指出，年轻的企业经营者会比有良好交易经验的年长的经营者更偏好追求提高短期绩效，从而更易发生非效率性投资行为。

第四，代理人可能会通过降低公司的债务比例来降低经营难度。菲利普·伯奇（Philip G.Berge, 1997）指出，经营者力求通过低债务融资来获取并维护更大的控制权。莫迪利安尼和米勒（Modigliani and Miller, 1958）认为，有时经营者会通过自夸公司债务低而掩盖自己的无能。而詹森（1986）揭示了经营者按照能否扩大控制权收益来确定公司融资结构的标准。威廉森（1988）认为控制权与融资方式有关，股票、负债既是可相互替代的控制权工具，又是可相互替代的融资工具。托马斯·H·诺埃（Thomas H.Noe, 1996）指出，经营者拥有控制权后会倾向于权益融资。艾伦（Alan,2002）认为，公司的代理成本可以通过选择有效的债务水平和保护机制而降低。埃尔温·莫雷莱克（Erwan Morellec,2004）指出，多数经营者在融资结构中更偏爱低债务水平。林峰国（2004）、耿建新（2001）认为，中国上市公司偏爱股权再融资是源于经营者追求控制权的动机。以上国内外研究表明，公司经营者倾向于低债务融资，其目的是为了追求自身控制权收益。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债务对代理人的行为具有约束功能。

第五，经理所作出的投资决定可能反映了他们的个人兴趣。施莱费尔和维什尼（Shleifer and Vishny, 1989）在其论文《管理者的离心离德：经理专用投资的案例》一文中建立了“经理专用投资”模型。该模型认为经理偏爱在那些与经理特定能力相关的领域进行投资，而不论这些项目是否对股东有利，因为这将增加他们巩固自己职位的机会，而这也常常是经理离心离德活动的重点。这类投资可以使经理对股东来讲更有价值，增加了经理与股东讨价还价的资本。实际上经理专用投资不一定是股东价值最大化的，经理在维护自己权力与地位的同时，会大大损害股东利益，浪费投资机会。即使在经理专用投资与其他投资创造相同价值的情况下，股东也会因经理索取高额报酬而遭到损失。在此基础上，诺埃和雷贝洛（Noe and Rebello, 1997）提出了敲竹杠损失理论。诺埃和雷贝洛认为任职时间较长的经理往往会选择长期投资项目，因为长期投资项目使经理的留任对于项目的成功更加重要，在项目的现金流量实现之前，长期投资项目使得经理的地位更加稳固，这是典型的敲竹杠行为，据此，经理获得专用性人力资本租金。所以，企业经理任职时间越长，其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价值越高，越有可能实施长期投资决策，即使这种投资决策对于股东来说并非价值最大化的。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职业经理人制度也开始出现并有所发展。然而，由于整个市场环境欠佳，我国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诸如国有资产流失、管理者堕落腐败等问题。针对企业经营者损害企业的行为，国内很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经营者目标差异表现进行了相关研究。

朱义坤（1999）总结了7个方面的经营者行为：化公为私；损害股东的利益；控制“独立专家”；控制或影响审计师；自行确定公开或上报利润；自行确定汇报绩效的方式；截留权力等。费方域（1998）对国有企业存在的内部人控制问题从8个方面进行了总结：过度的在职消费；信息披露不规范；短期行为；过度投资和耗用资产；个人收入和福利增长过快；转移国有资产；损害小股东的利益；不分红或少分红等。周其仁（2002）认为，公司经营者过分追求控制权收益，会引发公司资源浪费、交易费用增加等问题。狄煌（2001）研究发现，国有企业管理者的在职消费大约是名义工资的10倍，而西方国家的公司管理者的职务消费数额仅占他们收入的2%左右（陈佳贵，2001）。陈冬华、陈信元和万华林（2005）利用在职消费衡量经理人的代理成本，认为由于报酬管制的存在，在职消费成为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的替代性选择。曾庆生（2004）指出洞庭水殖股份有限公司的管理层利用大量关联交易，将上市公司的资产和资金转至管理层控制的公司名下，从而侵害中小股东的利益。刘志奇（2003）发现上市公司管理层收购之后存在大量的高派现行为，其派现是为了偿还管理人员为实现管理层收购而向银行的借款，损害了中小股东的利益，提高了代理成本，相应降低了公司的价值。童卫华（2005）认为，中国公司管理者获取高额控制权收益，损害了股东利益。范瑛（2005）认为，公司管理者由公司付账的信用卡消费、公费旅游等职务消费以及回扣、提成、红包等“灰色收入”不计其数。陈冬华、陈信元和万华林（2005）利用在职消费衡量经理人的代理成本，比较分析了在国有资产所有者缺位的情况下，国有上市公司和非国有上市公司之间的经理人代理成本问题，认为由于报酬管制的存在，在职消费成为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的替代性选择，说明在职消费内生于国有企业面临的报酬管制约束。戚聿东、钟涵（2008）认为企业家具有不同于股东的规模偏好目标，而这种规模偏好在一定程度上是以股东利益受损为代价的。

以上理论与文献研究成果表明，作为代理人的企业经营者，其行为常常偏离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目标。那么如何构建与完善激励约束机制，引导和纠正经营者的行为，使之向股东财富最大化目标努力便成为现代公司治理的核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