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文献

阿玛蒂亚·森，2002，《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于真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贝弗里奇，1995，《贝弗里奇报告——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彼得·泰勒-顾柏，2010，《新风险 新福利：欧洲福利国家的转变》，马继森译，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丹尼尔·贝尔，1976，《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高铦、王宏周、魏章玲译，新华出版社。

邓锁，2014，《社会服务递送的网络逻辑与组织实践——基于美国社会组织的个案研究》，《社会科学》第6期。

顾建光，2006，《公共政策工具研究的意义、基础与层面》，《公共管理学报》第4期。

国家统计局，2016，《中国统计年鉴2016》，中国统计出版社。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司，2015，《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5年）》，中国人口出版社。

国家卫生计生委，2016，《中国家庭发展报告（2016年）》，中国人口出版社。

胡鞍钢，2017，《中国进入后工业时代》，《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第1期。

嵇绍乾，2011，《社会政策新范式：从规范性社会政策到发展性政策》，《社会工作》（学术版）第2期。

李迎生，2012，《国家、市场与社会政策：中国社会政策发展历程的反思与前瞻》，《社会科学》第9期。

理查德·蒂特马斯，2011，《社会政策十讲》，江绍康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陆学艺、景天魁，1994，《转型中的中国社会》，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罗红光，2014，《“公共服务社会化”的一项实验性研究——“自我”如何成为公共服务的主体？》，http：//www.cssn.cn/shx/shx_shflybz/201412/t20141204_1429457.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9年6月13日。

莫家豪，2008，《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政策范式的转变》，《中国公共政策评论》第2卷。

沈洁，2017，《浅论“生活型”社会政策》，《社会政策研究》第1期。

沈可、张元、鄢萍，2012，《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的新解释：家庭结构变迁的视角》，《人口研究》第5期。

王芝华，2016，《构建包容性社会政策价值取向的四个维度》，《求实》第9期。

乌尔里奇·贝克，1992，《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

吴忠民，2004，《从平均到公正：中国社会政策的演进》，《社会学研究》第1期。

严强，2007，《论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南京政治学院学报》第2期。

岳经纶，2010《建构社会中国：中国社会政策的发展与挑战》，《探索与争鸣》第10期。

岳经纶，2014，《社会政策与“社会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张斌，2014，《中国进入后工业社会》，《财经》第24期。

Cahill，M.1994.The New Social Policy.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Kitson，G.C.，Morgan，L.A.1990.“The Multiple Consequences of Divorce： A Decade Review.”Journal of Marriage ＆ Family 52（4）：913-924.

Lasswell，H.1951.“The Policy Orientation.”in The Policy Sciences： Recent Developments in Scope and Method， edited by D.Lerner and H.Lasswell.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3-43.

Zelinsky，W.1971.“The Hypothesis of the Mobility Transition.” Geographical Review 61（2）： 219-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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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我国育龄人口二孩生育意愿及其社会政策支持研究：基于工作-生活平衡的视角”（项目编号17XJC840004）、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西南交通大学青年教师百人计划”“新社会风险下的社会政策转型：西方理论与中国实践”（项目编号2682017WBR06）、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基础项目“我国人口二孩生育意愿与社会政策支持研究”（项目编号ZYGX2016J226）的阶段性成果。

[2]颜学勇，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与政法学院讲师，博士；周美多，电子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

[3]尽管“社会转型”一词被广泛使用，但学界对其内涵如何界定缺乏统一认识。陆学艺和景天魁（1994）的定义具有典型性，他们将“社会转型”定义为“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社会、从农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

[4]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统计数据，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

[5]政府甚至专门发文限制农民流入城市，以避免对城市管理和城市居民的福利造成不利影响。如1953年国务院发布的《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1956年发布的《防止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等。

[6]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统计数据，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

[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摘要）》，http：//cpc.people.com.cn/GB/64184/64186/66679/4493897.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9年6月13日。

[8]《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http：//www.china.com.cn/chinese/archive/131747.htm，最后访问日期：2019年6月13日。

[9]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统计数据，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

[10]在北京展览馆举行的2015金融街论坛暨第十一届北京国际金融博览会上，时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NCFR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厉以宁表示，当前第三产业已经占中国GDP的一半以上，中国进入后工业化阶段，这是当前“最大的新常态”，如果保持过去的中高速增长，继续扩大生产造成产能过剩，这对经济也是一种伤害。

[11]参见《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制造2025〉的通知》，http：//www.miit.gov.cn/n97 3401/n1234620/n1234622/c4409653/content.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9年6月13日。

[12]根据《2000年世界劳动报告》，1995年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为80.4%。

[13]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统计数据，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

[14]《2025年我国老龄人口将突破3亿》，http：//ex.cssn.cn/jjx/jjx_gdxw/201712/t20171204_3768847.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7年12月4日。

[15]《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发布》指出，我国从2000年到2010年的十年间，人口增长处于低生育水平阶段。

[16]泰勒-顾柏（2010）指出，当前欧洲福利国家面临着工作-生活失衡、青年和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老龄化社会下老年人的长期照顾问题以及福利紧缩背景下福利国家的改革等新社会风险。Cahill（1994）认为信息、交通、消费、无薪劳动、休闲等内容应当成为新的社会政策内容。

[17]大量留守家庭、空巢家庭的产生就是家庭功能弱化而社会政策尚未充分涉入的表现。